人們在埃及感受到的震盪來自世界的另一端。11世紀末，蒙古人是中國北部諸多草原部族中的一支，有人將他們描述爲“活得像動物，既不信宗教，也沒有法律，只知道四處遊牧，與那些吃草的野生動物沒什麼區別”。另外一位作者則說：“他們把搶劫、暴力、卑鄙和無恥視作是剛毅和出色。”他們的長相同樣令人厭惡，與4世紀的匈奴人一樣，身上穿的都是“狗皮和鼠皮”。這是當時外界人對草原遊牧部落最常見的描述。
蒙古人的生活看似混亂、野蠻、漂泊不定，但他們的崛起絕不是混亂無序的結果。果斷的決策制訂、簡潔的組織結構和清晰的戰略目標是他們成爲歷史上最大的陸上帝國的關鍵。蒙古人成功的背後有一個至關重要的領袖人物：鐵木真。他的另一些稱號更爲世人所熟知：“世界統治者”或“兇猛忍統治者”，“成吉思”或“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出身於一個部落聯盟首領的家庭，他的命運在他誕生時就已經註定：“生時，右手握着髀石般的一塊血”，據說是寓意將掌握天降的生殺大權。儘管他在後來的中世紀時代讓人聞風喪膽，但他早期奠定自己地位和權力的過程卻是非常緩慢的，他必須和其他部落的首領達成協議，並謹慎地挑選戰略同盟。他在選擇對手方面也特別講究，他總是能在最佳時機將對手幹掉。他用最忠實的隨從作爲貼身保鏢和戰士，組成最牢不可破的核心集團，並給予他們最大的信任。這是一個精英人才體制，本領和忠心遠比部落背景及他們和首領的親緣程度重要。作爲對忠誠效力的回報，首領會在貨物、戰利品和職位上給予獎賞——這些做法已經成爲了一種慣例，因爲成吉思汗的軍事天賦足以讓他慷慨解囊來保證部下的忠誠。
這些鉅額獎賞是以一系列成功的征服行動爲基礎的。他靠着武力或恐嚇連續征服了一個又一個部落，直到他在1206年成爲蒙古草原上無可爭議的真正霸主。隨後，他又將注意力轉向了其他族羣，如吉爾吉斯人（Kyrgyz）、斡亦剌惕人（Oirat）和居住在中國西部及中亞地區的回鶻人，這些人都曾發誓效忠蒙古帝國。1211年回鶻人的歸順極爲關鍵，在回鶻首領巴而述（Barchuq）宣佈願意成爲成吉思汗的第五個兒子後，蒙古首領立刻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巴而述。這一方面說明了回鶻人在塔里木盆地的重要地位，一方面也說明了回鶻人的語言和文字，對蒙古人來說顯得越來越重要。蒙古人將有文化的回鶻人收編爲文書和官員，其中就包括塔塔統阿（Tatar-Tonga），他後來擔任了成吉思汗兒子們的老師。
然後蒙古人將注意力轉向了更大的目標。從1211年開始，他們發動了一系列進攻，最後挺進到中國金朝的國土，奪取了中都，迫使金國皇帝出逃，並幾次向南方遷都，使入侵者可以毫無顧忌地掠奪。蒙古人朝其他方向擴張的時機也恰到好處。穆斯林政權在12世紀始終萎靡不振、難以統一，各個大小不一、強弱不均的地方勢力都渴望挑戰巴格達政權的至上地位。危機到來之時，花剌子模的統治者正忙於應對國內的對手，同時還用一隻眼睛覬覦着東方的中國。很顯然，只要蒙古人打敗了花剌子模——他們後來也確實做到了，花剌子模的統治者被逐入裡海的一個島上，不久便去世——就意味着通往中亞的大門會統統敞開，道路上將沒有任何障礙。
大量的文獻資料生動地描繪了1219年蒙古人進攻花剌子模時的悽慘場景。入侵者“來了，打了仗，放了火，殺了人，搶了東西，然後離開了”，一位歷史學家這樣寫道。我寧願沒生在這世上，那樣就不必親歷如此殘酷的場景了，另一位作者說。穆斯林只求消滅他們的基督教敵人，但蒙古人不一樣，他們“誰都不放過，他們殺女人、殺男人、殺孩子，甚至將孕婦開膛破肚，殺死還未出生的胚胎”。
蒙古人是在有意製造這些恐怖景象，因爲事實上，成吉思汗使用暴力也是有選擇性的，也是經過精心考慮的。他洗劫一座城市的目的是想讓其他城市和平投降、快速投降，並用這些恐怖的屠殺昭示其他統治者，最好的做法是談判而不是抵抗。
你沙不兒（Nīshāpūr）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那裡成了重災區，所有的生物——從女人、孩子和老人，到牲畜，到家禽——都遭到了屠殺。因爲上邊下達了命令，連小狗小貓都不要放過。所有的屍體被堆成小山，警告着世人，如果和蒙古人作對將會是什麼下場。這足以讓其他城鎮放下武器、進行談判，否則只有死路一條。
有關殘忍屠殺的消息很快傳到了那些還在爲如何抉擇猶豫不決的地區。一則故事在當時廣爲流傳，有一位地方高官被命令面見一位新來的蒙古統治者，在這之前他的眼睛和耳朵裡都被灌入了熔金。據說這是一種正常的懲處，所有“行爲不軌，粗暴殘忍”的人都應受到這樣的刑罰。這也是對其他打算阻擋蒙古前進步伐的人的一種警告。順從屈服將得到獎賞，頑固抵抗將受到嚴懲。
成吉思汗有着高超的用兵能力，同時也具備過人的智慧謀略。長時間地圍攻某個據點是很費力費財的事情，在草原上長期屯集的大部隊將很快耗盡周圍地區的資源。因此，能夠幫助部隊快速取勝的軍事技術師就成了香餑餑。比如在1221年的你沙不兒戰役中，蒙古人共使用了3000張巨弩、3000架投石機以及700臺燃物發射器。後來，蒙古人又對西歐人發明使用的一些軍事技術產生了極大興趣，並抄襲了他們的石弩和十字軍攻城器械的設計，並在13世紀用它們來攻擊東亞的敵人。對絲綢之路的控制使蒙古統治者們得以接觸到大量的信息和思想，並將之複製、運用到千里之外的戰場上。
考慮到蒙古人的壞名聲，有人對13世紀初蒙古人在中國、中亞等地取得奇蹟般的勝利頗感好奇，並給出了一種解釋，說是因爲他們其實並未被一直視作壓迫者。花剌子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地人曾接到花剌子模政府的命令，需要預先支付一年的稅金，用以建設撒馬爾罕周圍的新據點、組建騎兵射手來防範蒙古軍隊。將如此沉重的負擔壓在百姓頭上顯然不得人心。相反，蒙古人卻將大筆資金用作被征服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一位中國道士在撒馬爾罕被征服後不久訪問該城，他驚奇地看到這裡竟有那麼多來自中國的工匠，有那麼多來自周邊地區的人在幫助照看荒置的田地和果園。
歷史似乎在重演：資金投向城鎮，以利於重建和再生，藝術、手工藝和生產力也重獲新生。從這些角度看，蒙古人所有的野蠻形象都不見了。這說明後來寫成的歷史過分強調了蒙古人帶來的毀滅和災難。這種偏見也爲我們提供了生動的一課，如果一個統治者想要流芳百世，那麼他就必須善待那些熱衷於記錄當時帝國曆史的歷史學家們——蒙古人顯然沒能做到這一點。
但也不要誤解，蒙古人的武力的確讓對手毛骨悚然。蒙古鐵騎一邊席捲西進一邊追擊那些準備抵抗或出逃的人，他們的威力讓敵人聞風喪膽。1221年，成吉思汗的兩個兒子統帥部隊以閃電般的速度橫掃阿富汗和波斯，可謂所向披靡。你沙不兒、赫拉特和巴爾克被攻破；梅爾夫被夷爲平地，所有百姓均遭屠殺，據一位波斯歷史學家說，只留下400名工匠被帶回到東方的蒙古宮廷服役。土地被死者的鮮血染成了紅色，據少數倖存者統計，遇難人數超過了130萬。其他地區有關死亡人數的報道同樣令人窒息，有些當代學者更認爲這無疑是種族滅絕式的屠殺，大屠殺的比例超過了人口總數的90%。
我們很難精確統計戰爭中人員死亡的規模，但值得注意的是，許多（甚至可能是全部）在進攻中被摧毀的城市都很快得到重建，這說明那些後世的波斯歷史學家或許過度誇張了蒙古人進攻的負面影響。然而儘管如此，來自東方的暴力之風都毫無疑問地帶來了災難性的破壞。
蒙古人並未停下腳步。他們很快攻破了中亞的重要城市，征服了高加索山脈地區，隨後出現在了俄羅斯南部。他們還追討部落勁敵奇普恰克人（Qıpchāq）或庫曼人（Cuman），這些部落不願降服，必須給予教訓。成吉思汗大約在1227年去世，但他的繼承者毫不遜色，同樣取得了輝煌的成功。
13世紀30年代末，窩闊臺在父親死後成爲大可汗，即最高首領，他率軍在中亞取得了非凡的勝利。此後不久，蒙古人發起了歷史上最大的攻勢之一，在速度上和規模上甚至超過了亞歷山大大帝的東征。已經跨越草原挺進到俄羅斯疆土的蒙古大軍“數不勝數，如同蝗蟲一樣”，一個諾夫哥羅德的僧侶如是說，“我們不知道他們來自哪裡、去往何處。只有上帝知道，因爲是他們上帝派來懲罰我們罪惡的。”教科書上的說法是，蒙古人殺來的時候，要求各個國家進貢，並威脅若不服從將被全部消滅。一座座城池遭到攻陷，梁贊（Ryazan）、特維爾（Tver），最後是基輔，統統被收入囊中。在弗拉基米爾，大公和他的家人，連同城裡的主教和權貴一同躲到聖母大教堂避難。蒙古人放火燒了教堂，裡面的人都被活活燒死。某位繼任主教寫道，教堂被毀，“聖器慘遭玷污，聖物被肆意踐踏，神職人員死於劍下”。此情此景如同兇狠的野獸在吞噬強者的肌肉、渴飲貴族的鮮血。這不是來自東方祭司王約翰的拯救，而是蒙古人帶來的世界末日。
蒙古人帶
來的恐懼反映在後來人們給他們起的一個名字上：韃靼人（Tatar），暗指“塔耳塔洛斯”（Tartarus），古神話中地獄的代名詞。據說他們前進的足跡遠抵蘇格蘭，導致不列顛東海岸港口的鯡魚都賣不出去了，因爲原先從波羅的海來的商人們現在都不敢出門了。
1241年，蒙古人直插歐洲的心臟，兵分兩路，一路攻打波蘭，另一路挺進匈牙利平原。整個歐洲大陸一片恐慌，特別是在波蘭國王和西里西亞公爵率領的大軍被擊敗之後。公爵的頭顱被插在標槍上示衆，死者的耳朵裝滿了九個麻袋。蒙古大軍繼續向西進發，匈牙利國王貝拉四世（Béla IV）逃往達爾馬提亞的特羅吉爾城避難。這時教士們站出來了，他們祈禱災難遠去，並帶領教徒們列隊等待上帝的援助。教皇格列高裡九世（Gregory IX）宣佈，任何能夠解救匈牙利的人都將得到與十字軍騎士同等的待遇。他的許諾並未得到熱情的響應：德國皇帝和威尼斯總督都清楚地知道，即便他們出手相救，最終還是會以失敗告終。如果蒙古人繼續西進，如某當代學者所說，“也許不會遇到任何協作抵抗”。歐洲遭受報應的時刻到了。
然而當時有一些歷史學家卻以令人欽佩的膽識宣稱，蒙古人確實遭到過勇敢軍隊的抵抗，甚至還在某些戰役中吃了敗仗。久而久之，也有人相信這些話。事實上，蒙古人對西歐根本不感興趣，至少在當時是這樣。他們攻打匈牙利主要是爲了警告貝拉對庫曼人提供保護甚至拒絕將庫曼人交出來的行爲：這種抵抗必遭懲罰，不惜一切代價。
“我知道你是一個有錢有勢的君主，”某位蒙古首領在寫給貝拉國王的信上這樣說，“你擁有無數士兵，而你本人還統治着一個偉大的王國。”對任何一個職業敲詐者來說，這些話語都很熟悉，也很直白。他繼續寫道：“對你來說，自願向我臣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爲了你未來的日子，你最好還是儘快這樣做。”在大草原世界，羞辱一個強大的對手如同向之宣戰。蒙古人認爲有必要教訓一下貝拉。於是匈牙利國王逃到了達爾馬提亞，儘管他還有其他的逃路。蒙古人一路瘋狂蹂躪，他們洗劫了一座城池，據一本當地的編年史記載，城裡連一個“對着牆撒尿的人”都沒有留下。
然而就在這時，幸運女神拯救了貝拉國王以及全歐洲的命運：蒙古大可汗窩闊臺突然去世。虔誠的人堅信這一定是他們的祈禱靈驗了。而對蒙古族高層來說，當務之急是挑選一位新領袖。蒙古人沒有長子繼承權位之說，汗位的繼承權取決於誰能在一個機密高層會議中證明自己是最好的。支持誰來繼任將決定一個將軍的事業和生命：如果他所支持的人最終成爲最高領袖，那麼作爲回報的獎賞將是無比豐厚的。因此，現在可不是追捕巴爾幹地區各國王的時候，而是應該回到家鄉、靜觀局勢發展。於是，蒙古人決定從基督教歐洲的咽喉之地暫時撤離。
儘管成吉思汗的名字和在亞洲及其他地域的征服行動緊密相連，但這位蒙古首領在1227年就已經去世，當時還在創建中國和中亞帝國的初期階段。那時蒙古人還沒有向俄羅斯和中亞發動大規模的進攻，也未涉足歐洲並使其屈服。目睹蒙古帝國的擴張和強勢統治的是他的兒子窩闊臺。窩闊臺策劃了從朝鮮半島、西藏、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一直到西方歐洲的所有戰役，他是蒙古所有成就的最大功臣，但同時也是導致蒙古停下征伐腳步的最大責任人：1241年他的去世爲蒙古的對手們提供了關鍵的喘息機會。
整個世界都在觀望誰將會是蒙古帝國的下一任統治者。歐洲、高加索和亞洲分別派出一批批特使，想弄清楚這些掠奪者究竟是什麼人、他們來自哪裡、他們的習俗是什麼，由此來加深對他們的瞭解。兩個使團帶着書信，以上帝的名義乞求蒙古人不要向基督徒發起進攻，並接受基督教信仰。1243年到1253年期間，教皇英諾森四世（Innocent IV）派出了四個外交使團，法國國王路易九世（Louis IX）也派出了一個由佛蘭德傳教士盧布魯克（Rubruck）帶領的外交代表團。他們返回後寫出了內容新鮮、圖文並茂的出使報告，同9世紀、10世紀穆斯林旅行者前往大草原後寫的報告一樣。歐洲人對此感到癡迷和驚歎。盧布魯克寫道，儘管蒙古人無比強大，但這些亞洲的新主人並不定居在城裡，除了首都哈喇和林（Karakorum）——那是他謁見大汗的地方，那裡有一座巨大的蒙古包，“帳內的裝飾全是黃金織品”。這裡的人羣都充滿異國情調，他們的行爲舉止和生活習俗令人難以理解：不吃蔬菜，喝發酵的馬奶；在公衆場合完全不管談話對象，只顧低頭猛吃，即便客人和他們都近在咫尺。
另一位特使——方濟各會（Franciscan）修士約翰・卡皮尼（John of Plano Carpini），成爲當時歐洲衆所周知的名人。他同樣在報告中描繪了一個骯髒、墮落、稀奇古怪的世界，一個把狗、狼、狐狸和蝨子都當成食物的地方。他還根據傳言說，蒙古大地上存在這樣的生物，人可以長着動物的蹄子或狗的腦袋。卡皮尼還帶回了一個不祥的消息，即將繼位的下一任大汗是孛兒只斤・貴由。從承認蒙古統治的各地區和各部落權貴名單上可以看出，蒙古帝國當時的規模大得令人震驚：俄羅斯、格魯吉亞、亞美尼亞、西伯利亞大草原、中國和朝鮮的首要人物全部在列，還有不下十位蘇丹以及上千位來自伊斯蘭國家的特使。
大汗還讓卡皮尼帶了封信回到羅馬。整個世界都已被蒙古人征服，信上說，“你要親自前來，帶着所有的君主爲我們效勞”。這是對教皇提出的要求。大汗警告說，如果不願服從，“我將視你爲敵”。至於讓蒙古統治者皈依基督教的請求，大汗給了強硬的回覆：“你怎麼知道上帝將赦免誰、寬恕誰？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都是我的領土。”他繼續炫耀着並未再提到教皇所說的上帝。這封信加蓋了象徵着大汗權力和騰格里（傳統草原遊牧部落信仰中的至上天神）的封印。前景看起來仍然不妙。
然而蒙古人並未確定繼續進攻中歐和北歐的計劃。他們有更爲遠大的目標，那就是統治全球。征服歐洲只不過是成吉思汗後代爲這一目標所邁出的合理步驟而已。
對蒙古人的恐懼還在歐洲掀起了一波宗教領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亞美尼亞教會與希臘東正教教會進行商討，希望相互結成聯盟，以共同抵禦未來的攻擊。亞美尼亞人還和羅馬人會談，表示他們願意公開同意教皇關於聖靈的解釋——這在以往可是一個引起主要爭端的關鍵問題。拜占庭也在做同樣的事情，它派遣了一個特使團到羅馬，提議結束自11世紀以來將基督教派一分爲二的爭端，指出十字軍東征並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是加深了這種衝突。過去歐洲的教士和君主們沒能完成的事業，最後反倒靠着蒙古人成功了：同從前一樣，只有來自東方的進攻，才能使基督教會走到一起。
正當宗教和諧似乎已成定局的時候，散落的沙子開始朝分散的方向漂移。大汗貴由在1248年突然死去，蒙古內部展開了激烈而漫長的王位爭奪戰。隨着局勢發生變化，亞美尼亞和拜占庭得到確切消息，他們暫時不會受到攻擊。根據盧布魯克的記述，蒙古人不攻擊拜占庭還另有原因：蒙古大使拿了拜占庭太多的賄賂，因而出面干預過進攻計劃。的確，拜占庭人爲轉移蒙古人的注意力想盡了辦法，以避免遭受蹂躪。例如在13世紀50年代，一個來自哈拉和林的外交使團被故意帶到小亞細亞的一處窮山惡水，陪同那裡的拜占庭皇帝一起檢閱帝國軍隊。這是極力想讓蒙古人相信，帝國根本不值得他們武力奪取，或就算進攻的話，帝國軍隊也是有備無患。
事實上，蒙古人決定暫不發起進攻還有別的原因：安納托利亞和歐洲都不是他們的主要目標，在別的地方還有更鮮美的肥肉。在13世紀末中國被完全征服之前，遠征軍的主力一直都在那裡。當時蒙古帝國已經以“元”爲名號，並在古城中都上建立了新城。這裡成了蒙古人的新首都，以炫耀征服從太平洋到地中海之間所有地域的輝煌成就。自那時起，這座新城便獲得了延續至今的重要地位，它就是北京。
世界其他主要城市也同樣受到重視。新可汗蒙哥將蒙古大軍瞄準在伊斯蘭世界的珍珠財寶上。大軍一路西征，摧毀了一座又一座城市。1258年，他們攻到了巴格達城下，稍加圍攻後便徹底攻陷。他們掃蕩着這座城市，“如同飢鷹捕鴿、餓狼逐羊”，一位作者在此後不久寫道，城中的平民像玩具一樣被拖着穿過大街小巷，“人人都成了玩弄的對象”。哈里發穆斯塔西姆（al-Mustaʿṣim）被蒙古大軍生擒，全身裹着破布被亂馬踩死。此時的情景充分說明，誰纔是這個世界的真正主宰。
征服行動帶來了無數的戰利品和無窮的財富。據高加索地區蒙古同盟軍中的某人記載，勝利者被“掩埋在黃金、白銀、寶石、珍珠、綢緞、衣物、金盤和銀罐當中，因爲他們只搶奪這兩種最貴的金屬，只搶奪寶石和珍珠，只搶奪綢緞和衣服”。對紡織品的掠取行爲具有特殊意義。當過去匈奴人如日中天的時候，絲綢和奢侈品就在部落權力等級劃分的過程中扮演過重要的角色，因此被極爲珍視。蒙古人也不例外，他們常常對貢品有特殊的要求，一定要是金線織品、紫色薄紗、珍
貴衣料或絲綢；偶爾還規定，貢品可以用披掛着綢緞、金絲和珍貴寶石的牲畜來替代。進貢的“金、銀和棉織品”在質量和數量上都有嚴格的要求，一位該領域的頂尖學者將這些要求列成單子，發現制定者“既苛刻又見多識廣”。
人們還未從巴格達陷落的消息中緩過神，蒙古人再一次出現在了歐洲。1259年，他們進入波蘭，奪取了克拉科夫（Kraków），然後派人出使巴黎，要求法蘭西投降。與此同時，另一支大軍從巴格達向西挺近，直取敘利亞並進入巴勒斯坦。這一舉動給居住在東方的拉丁人帶來巨大的恐慌——13世紀中葉，基督教在聖城的地位已經靠着十字軍得到了鞏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以及後來的路易九世已經基本上將耶路撒冷奪回到基督教手中。沒人相信安條克、阿卡和其他城市會存在任何危機，直到蒙古人的出現。
而且這場危機似乎是來自於一個已經在埃及得勢的、野心勃勃的新政權。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埃及的新君主與蒙古人同根同枝，也是來自草原的遊牧部落。正如巴格達的阿拔斯哈里發最後被他那些從草原上招募的突厥僱傭兵擊敗一樣，同樣的命運也於1250年降臨到開羅的哈里發身上。埃及的新君主名叫馬穆魯克（Mamlūk），他的祖先原是黑海以北的遊牧部落，後來被當作奴隸從克里米亞和高加索的港口交易到埃及軍隊中服役。這支奴隸軍中也包括一些蒙古人，以及一些所謂的“新來的人”（wāfidīyah），即在草原常見的內部混戰中戰敗、爲尋求避難最終來到開羅服役的人。
中世紀的歐洲一般被人看作是十字軍東征時代、騎士時代和羅馬教皇掌權的時代，但如果和遠東的巨大戰役相比，則所有的這些都基本上只能算是串場表演。蒙古人差點就征服了全世界，他們統治的地域幾乎涵蓋了整個亞洲。歐洲和北非也已是門戶大開，但令人吃驚的是，蒙古統治者聚焦的不是前者，而是後者。換句話說，歐洲已經算不上最大的獵物。阻擋蒙古人控制尼羅河、控制埃及肥沃農耕土地以及四通八達貿易通道的，居然是同樣來自草原的遊牧民族。這已不僅僅是一場地區霸主之戰，而是一場基於政治、文化和社會體系上的勝利。中世紀的戰役將在中亞和東亞的兩個遊牧民族之間打響。
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對蒙古人的進攻深感恐慌。他們先是放棄了十字軍的掌上明珠安條克，同時阿卡的守軍也在權衡之下與蒙古人達成了妥協。他們近乎絕望地向英格蘭和法蘭西乞求軍事援助。但是最終拯救西方人的，居然是他們不共戴天的敵人——埃及的馬穆魯克人，此時正在向北挺進，去對付那些橫掃巴勒斯坦的蒙古軍隊。
過去六十年的大多數時間裡，蒙古人所向披靡，如今他們卻要面臨首次大敗。1260年9月，蒙古人在巴勒斯坦北部的艾因賈魯（ʿAynJālūt）遭遇慘敗。儘管忽都斯蘇丹（Sultan Quṭuz）在內部權力爭奪中被暗殺，但馬穆魯克人的進攻步伐幾乎未受影響。與此同時，他們還發現蒙古人幫了他們很大的忙：蒙古爲粉碎當地人的抵抗勢力，已經將城鎮連爲一片。正如中亞的整合爲成吉思汗在13世紀的進攻提供方便一樣，此時的蒙古人也不經意地將敘利亞、阿勒頗和大馬士革等重要城市拱手送給了對手。馬穆魯克人最後進城的時候，幾乎沒有遭到任何抵抗。
聖地上的基督徒，連同歐洲的基督徒在內，都在驚恐地觀察着這一切，他們不知道事情會怎樣發展，他們的結局又會是什麼。但沒過多久，人們對蒙古人的態度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基督教歐洲漸漸開始理解，儘管這些遊牧騎兵從黑海北部長驅直入橫掃匈牙利平原，儘管他們遭受了無數的苦難，但蒙古人可能真的如最初他們謠傳的那樣，是歐洲人的救世主。
在1260年以後的幾十年間，歐洲和聖地派遣了多個使團，試圖與蒙古人結成聯盟，一同抵抗馬穆魯克人。身居亞洲的蒙古首領旭烈兀以及他的兒子阿八哈（Abaqa）也在派遣的外交使臣前往西方，他願意談判主要是因爲他們希望利用西方人的海上力量攻擊埃及，以及埃及人新近征服的巴勒斯坦和敘利亞地區。但是合作遠非那麼簡單，因爲蒙古人內部已經開始出現分裂的跡象。
到了13世紀下半葉，蒙古人的疆域已經非常遼闊——從太平洋到黑海，從大草原到印度北部再到波斯灣。於是，分裂在所難免。帝國被劃分爲四個主要分支，這些分支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嚴重。最重要的一支仍是以中國爲中心；中亞則由察合臺統治，一位波斯作者曾將之描述爲“屠夫和暴君”，一個萬人痛罵的“殘忍的吸血鬼”，一個徹頭徹尾的惡魔；在西部，佔領了俄羅斯至中歐草原地帶的蒙古人建立了“金帳汗國”（Golden Horde）；而大伊朗地區的統治者則被稱爲“伊利汗”（Īlkhānid），源自Īl-Khān一詞，就是蒙古帝國分支的意思。
馬穆魯克人玩起了巧妙的政治手段，最後成功地和“金帳汗國”的首領別兒哥聯手——之前別兒哥和伊利汗的衝突已經公開化。這種聯手無疑將促使基督教歐洲和伊利汗之間達成合作協議。最具實質效果的協議之一出現在13世紀80年代末，伊利汗派遣來自中國的回紇人主教拉班・掃馬（Rabban Sauma）率領使團造訪西歐的主要首腦們，就軍事聯盟的有關條款進行商議。選擇拉班・掃馬出使是一個正確的決策，此人溫文爾雅、聰穎智慧，而且還是個基督徒。蒙古人雖然以野蠻著稱，但他們在鑑別外國人才方面還是非常在行的。
沒有人比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Edward I）在聽說聯合行動計劃後更加興奮了。愛德華是一個十字軍東征的狂熱分子，曾在1271年親自造訪過聖地，對他的所見所聞深感失望。他總結說，這真是糟透了，基督徒似乎將大量的時間消耗在窩裡鬥，而不是去進攻穆斯林。但真正使他感到震驚的是威尼斯人：他們不僅和“異教徒”做生意，而且還給他們提供物質援助，幫他們製造圍城機器，這些機器最後都被用來攻擊基督教城鎮和港口。
於是，國王非常高興地接待了來自東方的主教，並清楚表明，他的主要目標是看到耶路撒冷重新崛起。“除此之外我們沒有別的祈求。”英格蘭君主在邀請他的貴客加入他和隨從舉辦的聖餐之前，對主教這樣說。他對主教尊崇有加，在舉辦慶賀未來勝利的宴會後還向主教贈送了豐厚的禮物和錢財。合作協議最終敲定，目的是幫助基督教王國一次性收復聖地。這是基督教世界期盼已久的勝利，羅馬的部隊甚至爲即將打敗穆斯林歡呼慶祝。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歐洲人心目中的蒙古人從救世主變成惡魔，又從惡魔變回爲救世主。人們相信，即將到來的並非世界末日，而是新的開始。
宏偉的計劃最終沒有取得任何成果。正如十字軍多次東征並未實現諾言一樣，由於聯盟跨越幾千英里，並且牽涉到全球宗教的利益，所有美好的承諾最終都不了了之。而對愛德華一世來說，本國面臨的危機纔是最重要的事情。英格蘭國王沒有和蒙古人結成反伊斯蘭埃及同盟，而是被迫向蘇格蘭發動進攻，去平息威廉・華萊士（William Wallace）領導的叛亂。其他歐洲君主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聖地基督徒的命運最終走到了盡頭：在十字軍騎士首次奪取耶路撒冷的兩個世紀後，他們被迫放棄了最後的立足地。1291年，西頓（Sidon）、提爾、貝魯特（Beirut）和阿卡紛紛落入馬穆魯克人手中。結果證明，良好意願和作戰熱情並沒有什麼用，並不能挽救和堅守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地域。
一段時間內，人們一直心存幻想。1299年冬季，蒙古人終於實現了他們一代人尋求的夢想：徹底打敗馬穆魯克。他們取得的勝利輝煌而巨大，以至於歐洲的傳言說，東方基督教徒和蒙古族同盟一同攻克了耶路撒冷。傳言還說，伊利汗首領轉信了基督教，成爲了聖城的新的保衛者。某些報道甚至發佈了更好的消息：蒙古人並不滿足於將馬穆魯克逐出敘利亞和巴勒斯坦，而且還衝破防線拿下了埃及。這些消息太好，讓人難以置信。蒙古人的確在戰場上取得了重大勝利，但那些激奮人心的故事不過是誤解、傳言和美好願望。基督教聖城其實已永不復存。
中世紀西方的發展過程中，十字軍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教皇層次的權力和地位發生了變化：羅馬教皇本人不僅是宗教權威人士，而且是一個具有軍事能力和政治能力的人物；精英階層的職責轉向了服役、奉獻和虔誠；基督教作爲歐洲大陸共同基礎的思想已經生根。從理論上講，奪取並佔據耶路撒冷是一個美妙的想法，但從事實上講，很難、很貴、很危險。所以在歐洲人的意識中存留了兩個世紀之後，聖地已開始逐漸消失。正如英格蘭詩人威廉・布萊克在19世紀所寫，重建耶路撒冷絕對可以選一個更容易和更方便的地方——比如在“英格蘭青青快樂的土地之上”。
十字軍最終還是失敗了：想要在基督教王國最重要城市建立殖民的企圖並未獲得成功。不過，也不能說意大利城邦受到稱讚的基督教騎士都是失敗。虔誠的騎士殺向疆場，海洋城邦及時調整，深入到亞洲腹地。他們不可能放棄自己的目標。相反，在失去聖地之後，他們沒有放棄努力，而是決定繼續前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