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美國成爲中東地區的老大，它也開始進入一個全新的世界：一方面要維護國家利益，另一方面要支持那些令人討厭的政權和統治者。在推翻摩薩臺後的那幾周裡，國務院開始着手聯合美國的石油企業，以接管英伊石油公司的油井和基礎設施。但是很少有人熱衷於此事，人們更傾向於清除隨着伊朗國王的迴歸而給油井帶來的不確定性。事實上，爲了穩定局勢，後者正在考慮處決他的前首相，這可是個不祥的信號。
雖然其他地區的石油產量在增加，雖然一些新機會的出現能夠幫助人們賺取比諾克斯・達西多得多的財富，但這些都無濟於事。摩薩臺下臺前幾周，約翰・保羅・蓋蒂的一家公司在沙特阿拉伯與科威特之間的中立地區舉行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大罷工。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沒有任何一家公司願意捲入德黑蘭糟糕的政治局勢。但是接管事宜對美國來說是首要且必須的：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危機期間，伊朗幾乎停止了石油出口，如果不盡快恢復生產，該國的經濟就會崩潰，這將爲那些危險分子打開大門，並可能將該國推向蘇聯的懷抱。石油供應的枯竭和價格的升高同樣會給戰後正努力重建中的歐洲帶來不利影響。因此，美國國務院不得不鼓勵美國生產商組成財團收購英伊石油公司的股權。但這也意味着這些生產商在科威特、伊拉克和沙特的特許權將受到威脅，如果他們什麼也不做的話。
美國政府現在扮演的是馴獸師的角色，試圖誘導美國公司彼此合作。正如一位石油公司的高層所言，從嚴格的商業角度來講，“我們公司”對進入伊朗的石油工業“沒有太大興趣”，“但是我們十分清楚這將涉及到巨大的國家利益。因此我們準備在合理範圍內儘可能地”提供協助。另外一位石油商人說道，如果政府“不敲打我們腦袋”的話，我們永遠不會和伊朗扯上關係。
然而，這些充當美國外交政策工具的石油公司卻被指控違反了司法部的反壟斷法，這讓插足英伊石油公司的行動變得更加複雜。但正如宣揚民主的說辭能夠變通，美國的法律也能夠如此操作。應國家安全委員會要求，司法部長作出了表態：“針對石油公司組建財團一案，美國反壟斷法的實施應服從於美國的國家利益。”1954年春天，各家石油公司得到了被免予起訴的正式保證。掌控伊朗是如此重要，以至於美國政府連它的法律條文都可以丟到一邊了。
鼓勵美國石油公司參與收購，僅僅是扶植伊朗並使其免受蘇聯支配的更廣泛計劃中的一部分。發展伊朗社會也是美國人需要努力的目標，特別是在農村地區。伊朗大約有四分之三的人口是農民，他們沒有土地，收入微薄。在一個地主反對農業改革的國度裡，他們的機會十分有限：給予小農的借貸利率從30%到75%不等，這無疑會大大阻礙社會的流動性。
於是，大量的資金開始被投入到這些事務當中。美國最大的慈善組織福特基金會爲小地主制定了微金融方案。合作社的成立使得他們能夠走出當地低效的棉花交易市場，而將棉花銷售給歐洲的中間商。儘管效果有限，而且那些試圖說服伊朗高官重視農村的文盲和不平等現象的人也未成功，但伊朗國王和他的大臣們還是被迫接受了開發農村的理念。
美國政府的直接援助也出現顯著的增長，比摩薩臺倒臺前的年均2700萬美元增加了五倍。美國還提供貸款以資助卡拉傑河（Karaj）大型水壩的修建。該水壩位於德黑蘭東北大約40英里處，將極大地提升首都電力及水資源供應的能力，同時也是伊朗現代化和進步的象徵。
這些行動只是美國人中東策略中的組成部分，他們的最終目的是鞏固與本地區所有國家的關係。儘管伊朗的石油財富使得該國對於西方有着特殊的意義，但其鄰國的重要性同樣在日益提升，原因是它們都位於蘇聯的南部邊境，而此時的冷戰已經開始升溫。
在地中海和喜馬拉雅山之間，一條親西方的國家帶被成功地構建了起來。它們都得到了美國可觀的經濟、政治和軍事援助。不苟言笑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將這一國家帶命名爲“北線”（Northern Tier），主要有三個作用：充當阻止蘇聯勢力擴張的橋頭堡；保證能源豐富的海灣地區的安全，並使其繼續爲西方輸送石油，從而刺激歐洲經濟的復甦，同時爲本地區的穩定提供至關重要的財政收入；構成一連串的情報站以及軍事基地，以防備與蘇聯陣營的緊張關係升級爲公開衝突。
例如在1949年，一份就南亞問題提交給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報告就提出，巴基斯坦“可以充當空襲蘇聯腹地的軍事基地，以及防禦或進攻中東油田的軍事集結地”。同時該報告還指出，該國無疑是一個對蘇聯進行諜報行動的前沿陣地。因此，向巴基斯坦及其他“北線”國家提供援助是至關重要的，否則這些地區就有可能對西方保持中立，“或者更糟糕的，落入蘇聯的勢力範圍”。
這一擔憂影響了二戰後美國和西方對亞洲大部分地區的政策。1955年，在一個西起土耳其、經伊拉克和伊朗直至東方巴基斯坦的區域內，各國簽署了一份單項條約，以取代之前在相互之間或與英國達成的聯盟協議，建立了爲人熟知的《巴格達條約》組織。儘管該條約的宗旨在表面上是爲了“維護中東地區的和平與安全”並在此目標下進行共同防禦，但實際上，它的目的是使西方能夠對這一具有關鍵戰略及經濟意義的地區施加影響。
儘管美國人在費盡心思地確保該地區對自己有利，但是華盛頓所犯的錯誤還是讓莫斯科有了可乘之機。例如在1954年底，阿富汗的領導人曾經小心翼翼地向美國提出援助和裝備請求，但卻被國務院拒絕了。阿富汗首相的兄弟納伊姆（Naim）親王被告知，阿富汗應該把注意力放在家門口，例如解決與巴基斯坦的邊界糾紛，而不是尋求武器援助。這一拙劣的回覆是爲了展現對巴基斯坦卡拉奇政權的支持，前不久一位國防官員還稱該政權“具有全球性的戰略意義”。
這一消息傳回喀布爾沒多久，蘇聯人就介入了，他們表示願意提供軍事裝備及發展資金。這一提議迅速被阿富汗接受了。蘇聯人的首筆撥款就高達1000萬美元，隨後又提供了其他方面的支援，以幫助阿富汗修建橋樑、升級通信設施和擴建公路系統，包括坎大哈與赫拉特之間的公路。來自莫斯科的資金和專家還被用於建設了1.7英里長的薩朗隧道（Salang Tunnel），該隧道所在的公路向北一直通到蘇聯治下的中亞地區。這條象徵着蘇阿友誼的道路在20世紀80年代蘇聯入侵阿富汗時成爲了蘇軍最重要的補給線。諷刺的是，它同樣也是21世紀初將美國及其盟國車隊帶入阿富汗的關鍵運輸路線。這條原本是爲了增強阿富汗實力以對抗西方而修建的公路，後來卻成了幫助西方根據自身利益重塑阿富汗的核心要道。
這無疑是一次冰冷的教訓。然而幾個月後，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而且更富戲劇性。1955年底，曾經在美國中情局的幫助下推翻了埃及國王法魯克統治的革命者迦瑪爾・阿卜杜爾・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也想向莫斯科尋求軍事援助。這讓美國人大吃一驚，立即表示願意與英國和世界銀行一起爲阿斯旺（Aswan）大壩的修建提供資金。華盛頓與倫敦進行了數次高層磋商，討論如何繼續安撫納賽爾。討論的結果是承諾向埃及提供武器，並且向以色列施壓，迫使其同意與埃及簽訂條約，希望以此改善兩國之間日趨緊張的關係。
其實，惹惱納賽爾的是《巴格達條約》。他認爲該條約阻礙了阿拉伯世界的聯合，並且爲西方人維護其在本地區的地位提供了工具。如果西方的資金和援助能夠馬上到位，他也許不會那麼暴躁，至少在短期內如此。但是，由於美國議員擔心大壩的修建將使得埃及棉花的產量激增，從而導致價格下跌，影響美國農民的利益，因此資助的承諾最終又被取消了。這一私心是致命的，它成了壓垮美國同埃及關係的最後一根稻草。
納賽爾是一名玩弄政治冒險的高手，英國首相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曾經說他一心想要“成爲阿拉伯的拿破崙”。現在，他決定讓事態升級。英國外務大臣在1956年春天傲慢地評論說：蘇伊士運河是中東石油體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且對英國的利益來說至關重要。對此，納賽爾尖銳地反駁道：如果是這樣的話，埃及就該分享運河的利潤，就像石油輸出國分享石油的收入一樣。他十分清楚，西方人爲了維護其資產會不擇手段，但是從長遠角度看，將運河國有化必定會給埃及帶來巨大的利益。
當美國人開始計算關閉運河將給石油價格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時，英國的領導層卻已陷入了一片悲觀失望的氣氛當中。“真相是，我們進退兩難。”頗受好評、人緣極佳的英國財政大臣哈羅德・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寫道，“如果我們對埃及採取強硬手段從而導致運河被關閉、通向黎凡特的輸油管被切斷、波斯灣造反、石油生產停滯，那麼，英國和西歐就沒指望了。”但是反過來，如果西方人什麼都不做，納賽爾將不費吹灰之力地贏得勝利，而且還會在別的地方造成災難性的後果：所有中東國家都將有樣學樣地將他們的石油工業國有化。
納賽爾繼承了摩薩臺的衣鉢，並在他倒下的地方重新出發。西方的外交官、政治家和情報人員們開始考慮聯手行動，以應對這些與西方利益作對的領導人。沒過多久，英國就開始尋找“推翻該政權的方法和途徑”：倫敦的一位高級外交官指出，“我們必須要除掉納賽爾”；首相安東尼・艾登則認爲，不僅要推翻納賽爾，還要把他弄死。在幾輪外交商討無果之後，英國和法國認爲，有必要展示一下西方的力量，以便讓中東地區的領導人牢記，任何膽敢對抗西方旨意的人都將遭到直接的打擊。
1956年10月底，一場針對埃及的軍事行動拉開了序幕。英國和法國的軍隊前往保護運河區，同時他們的以色列盟軍發動了深入西奈半島的打擊，以協助對蘇伊士運河的保護並給納賽爾施加最大的壓力。不過，此次侵略很快遭到了徹底的失敗。在埃及將輪船、駁船和維修船沉入航道，並將伊斯梅利亞（Ismaila）北部富阿德港（El Fridan）的可移動鐵路橋炸斷掉入水中後，蘇伊士運河被徹底堵塞。類似的障礙物約有49個，其影響比關閉運河要嚴重得多。當時有報告稱：“這使得正常的商品流通出現了嚴重的斷層。”運往西歐的石油數量急劇減少。
後果遠不止這些，據中情局判斷：“世界貿易中許多基本商品”的價格必將上漲，那些在經濟上依賴於蘇伊士運河的自由世界，很可能會“出現相當高的失業率”。蘇聯人也會感到壓力，由於蘇伊士運河的關閉，他們與遠東進行貿易的船隻不得不繞着非洲航行7000英里才能回到他們在黑海的母港。美國人注意到，莫斯科開始將基本必需品轉由橫跨亞洲的鐵路線來運輸，使得這些鐵路的重要性迅速增加。
儘管認識到埃及的局勢正日益緊張，但是軍事行動的爆發還是讓艾森豪威爾政府大吃一驚，因爲這一入侵計劃並沒有徵求美國的意見。總統對此感到十分憤
怒，並在私下裡不留情面地指責了英國首相。在運河區使用武力對於自詡爲“自由世界”捍衛者的國家而言無疑是一場輿論災難，這與蘇聯當年坦克駛過布達佩斯的街道以鎮壓匈牙利大規模起義的行爲毫無二致。不過，蘇伊士行動最終還是帶來了一個與衆不同的結果：美國在20世紀時繼承了西方列強的地位，如今它不得不在西方和中東的石油國之間作出選擇——美國人的答案是後者。
艾森豪威爾總統解釋道：“我們不能讓阿拉伯人生我們的氣。”如果他們生氣了，中東地區的石油供應量將出現整體下降，因爲運河會被關閉，石油生產也可能被停止，那些對受到肆無忌憚恐嚇的埃及抱有天然同情的本地區其他國家也會實行石油禁運。“只要中東地區拒絕向英國提供石油一至兩年，我們的黃金儲備就將不復存在。如果沒有了黃金儲備，英鎊區（sterling area）就會分崩離析。一旦英鎊區崩潰而我們又沒有任何儲備……我很懷疑我們是否還能負擔得起最低限度的國防開支。而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國防，那它也就走到了盡頭”。這是不可避免的糟糕結局。“即便如此”，艾森豪威爾本人在私下承認道，“對於西歐面臨的燃料及金融的困境”，我們還是“無法袖手旁觀”。然而，正如他在給北約（NATO）首任秘書長伊斯梅勳爵（Lord Ismay）的信中所說的，做任何事都“不要激怒阿拉伯世界”。
英法兩國陷入了困境。儘管華盛頓設計了從美國向西歐運輸石油的計劃，但是爲了解決埃及問題，該計劃被故意擱置了。由於預見到英國經濟會崩潰、英鎊將大幅貶值，倫敦被迫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尋求財政援助——僅僅過了40年，英國就從世界的霸主淪落到了伸出帽子向人乞討的境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斷然拒絕了英國人的請求，更丟人的是，爲了爭奪蘇伊士運河這顆西歐最珍貴的寶石而向埃及派出的部隊，現在沒有完成任務就被撤回了。全球媒體都在關注英國部隊的這次撤退，這標誌着世界已然發生了改變：印度被放棄了，伊朗的油田也脫離了英國的控制，現在又輪到了蘇伊士運河。1957年首相安東尼・艾登的辭職僅僅是帝國衰落尾聲中的又一插曲。
另一方面，當美國進入亞洲屋脊之後，它深切地意識到了自己的新責任。它不得不小心翼翼，蘇伊士運河危機就是前車之鑑。英國的威望和影響力一蹶不振，預示着阻擋蘇聯向南擴張的計劃很可能“因共產主義在中東地區的滲透和成功而徹底失敗”，艾森豪威爾總統在1956年底這樣寫道。
而且，軍事行動的流產還在整個中東地區重新喚起了一股反西方情緒。納賽爾鼓起勇氣並最終戰勝西方軍事壓力的消息，極大地鼓舞了該地區的民族主義煽動者。隨着埃及領導人地位的大幅提升，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想開始萌發，將所有阿拉伯人統一成一個國家的想法也隨之擴散。這種團結一致的聲音將使他們在西方集團和蘇聯陣營之間取得平衡。
其實早在納賽爾的冒險政策取得成功之前，一些精明的觀察者就已經預見到了這樣的結果。美國駐德黑蘭大使洛伊・亨德森（Loy Henderson）比其他任何美國人都瞭解這一地區，他認爲民族主義的聲音必將變得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強烈。他在1953年寫道：“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未來的中東國家……將聚在一起共同商討政策。”納賽爾正是這一趨勢的帶頭人。
這些情況促使美國的立場發生了重大改變，即衆所周知的艾森豪威爾主義。美國總統敏銳地意識到蘇聯正在中東尋找機會，他告訴國會：“美國應該趕在蘇聯之前填補中東的權力真空”，這不僅對於美國的利益而言至關重要，也是“世界和平”的關鍵所在。於是，國會批准了一項耗資巨大的預算，用以對該地區進行經濟和軍事援助，除此之外還授權爲受到武裝侵略威脅的國家提供保護。美國人必須搶在蘇聯前面先發制人，同時也爲這些國家提供一個比納賽爾更好的選擇，一個能讓他們從華盛頓獲得大量撥款的選擇。
美國的新立場並沒有獲得所有人的贊成。以色列人對美國改善與阿拉伯人關係的努力就很不以爲然，他們不願意相信美國人的保證，即美國地位和影響力的提升也將使以色列受益。以色列人的擔心是可以理解的，因爲他們正在被憤怒的敵人所包圍，特別是在蘇伊士干涉行動失敗之後的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雖然以色列軍隊爲支援英法兩國而進行的協同作戰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但關鍵問題在於，該國正在迅速成爲西方干涉本地區事務的象徵，以及這種干涉的受益人。因此，以色列與阿拉伯人的矛盾讓美國援助的計劃受到了不少質疑。
以色列現在成了阿拉伯民族主義者關注的重點。正如幾百年前十字軍在聖地所遇到的情況一樣，以色列這個由外來戶建立的國家，其本身就是讓阿拉伯人摒棄分歧團結一致的原因。以色列人扮演了一個尷尬的角色，爲原本四分五裂的敵人們提供了一個共同目標。
敘利亞領導人大力支持納賽爾及其統一阿拉伯世界的構想，他的反以言論尤其強烈。1958年初，敘利亞與埃及正式合併成爲一個新的國家——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這是統一阿拉伯人的第一步。華盛頓緊張地關注着事態的進展。亨德森大使警告說，阿拉伯的團結一致將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美國全力應對着可能出現的局勢變化，國務院當中充滿了爭議，很多人相當悲觀。一份近東、南亞和非洲事務局的文件焦慮地指出，納賽爾提出的激進民族主義很有可能席捲該地區，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資產”已經因埃及領導人在蘇伊士運河的成功以及與敘利亞的合併而被削減。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的哥哥、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認爲：納賽爾的成功將不可避免地爲共產主義鋪平道路；是時候下定決心採取行動了，“在我們必須要保護的地方壘起沙袋”。
但美國人卻懊惱地發現，事態正在繼續惡化，並且開始向東蔓延。首先是伊拉克。埃及與敘利亞的合併引發了巴格達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們之間的熱烈討論，對他們來說，作爲美蘇之外第三條道路的泛阿拉伯主義正變得越加誘人。不過隨着人們對納賽爾支持的日趨狂熱、當地反西方情緒的持續發酵，以及對以色列言辭的愈發激進，局面在1958年夏天的巴格達突然失控了。7月14日，由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Abdul Karim Qasim，20年前與他一起在英國受訓的同學送給他“耍蛇者”的外號）領導的伊拉克高級軍官們發動了政變。
政變軍官衝入王宮，抓獲了王室成員，其中包括國王費薩爾二世（Faisal II），並在王宮前面的草坪上將其處決。王儲阿卜杜勒・伊拉（Abd al-Ilha，一個沉着嚴肅的人）的屍體被“像狗一樣拖到大街上”，然後遭到分屍和焚燒。第二天，曾親眼見證了中東變革的老牌政治家、伊拉克首相、化裝成老婦人出逃的努裡・賽義德（Nuri al-Said）被人發現，並當場處決。人們興高采烈地拖着他那殘缺的屍體在全城遊行示衆。
這些事件讓蘇聯的擴張步伐更加堅定。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在1961年的首腦會晤中告訴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蘇聯很快就會像摘熟果子那樣把伊朗收入囊中。這並不是虛張聲勢，伊朗秘密警察的頭目已經在密謀推翻伊朗國王。在一次暗殺行動失敗之後，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它還有一個更爲人熟知的名字：克格勃）開始着手在伊朗全境佈置着陸點和軍火庫，爲煽動民衆起義並推翻君主統治作準備。
伊拉克的情況似乎更加糟糕，美國一位高級幕僚寫道：“它幾乎註定會被共產主義者接管。”局勢的惡化導致了西方與納賽爾的再次結盟，後者開始被認爲是“兩個魔鬼當中相對較好的那一個”。美國急於與這個喜怒無常的埃及領導人建立聯繫。納賽爾本人也意識到，隨着“共產主義在中東的進一步滲透”，阿拉伯民族主義很可能會與之妥協。伊拉克的新領導層決定自己規劃未來方向，從而脫離納賽爾及泛阿拉伯主義，這恰好促使華盛頓與開羅走到一起，並且進一步加深了雙方對“蘇聯幽靈”的擔憂。
針對巴格達的局面，美國組建了一個委員會來制訂阻止“共產主義者控制伊拉克”的“公開或秘密的手段”。由於原始資料尚未公開，我們很難知道中情局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這次1959年下半年推翻卡塞姆（這位民族主義總理廢除了伊拉克的君主體制）的陰謀。我們只知道有一位參與者在混亂中擦破了小腿，但他後來將自己在這場行動中的作用宣揚得近乎神話，以顯示他的決心和勇氣。他的名字叫作薩達姆・侯賽因。
在這一事件中，中情局是否幫助了陰謀分子尚不能確定，儘管有記錄顯示美國情報機構在政變發生前就知道它會失敗。一些精心策劃的、針對關鍵掌權人物的暗殺行動——比如一位伊拉克上校收到了一塊印有字母的、已經失效的毒手帕——也表明有人試圖確保巴格達不投入蘇聯陣營。卡塞姆最終在1963年被推翻也許並不是個巧合，美國人對他的下臺一點兒也不意外，並在後來稱“中情局已經詳細地預測到了這個結果”。
美國之所以深度干涉伊拉克事務，主要是爲了讓蘇聯遠離這個位於其南部邊境的國家：與絲綢之路沿途國家建立聯繫是政治地位的一種體現，美國無法忍受讓一個與自己世界觀迥異的對手贏得這一地區。不過這並不是唯一的原因。
1955年，莫斯科認爲大草原爲建造一系列制導天線提供了一個完美的環境，讓人們可以毫無阻礙地監控導彈的飛行，同時那裡也足夠偏僻，不會威脅到現有的城市，因此決定在今天哈薩克斯坦境內的秋拉塔姆（Tyuratam）修建一座大型的遠程導彈測試基地——這就是後來的拜科努爾（Baikonur）航天發射基地，是蘇聯重要的彈道導彈研發和測試基地。在該航天中心完工前，蘇聯就已經發射了射程超過600英里、能夠運載核彈頭的R-5導彈。1957年，它的下一代、射程爲5000英里的R-7（它在北約的代號更爲知名：SS6“警棍”）開始生產，極大地提升了蘇聯對西方的威脅程度。
全世界第一顆人造衛星“伴侶號”（Sputnik）的發射，以及Tu-95“熊”和米亞西舍夫（Myasishchev）3M“野牛”遠程戰略轟炸機的投入使用，使得美國軍方更加焦頭爛額。美國人必須能夠監視導彈測試，密切關注蘇聯在彈道導彈上的進展以及不懷好意的發射活動。一提到冷戰，人們通常會想起柏林牆，以及作爲兩個超級大國主要競技場的東歐。然而，冷戰的真正戰場其實是位於蘇聯下腹部的那一長條地帶。
美國很早就意識到了蘇聯南部邊境諸國的戰略意義。如今它們變得更加重要。巴基斯坦境內的空軍基地、監聽站和通信網絡成爲美國國防戰略的關鍵部分。隨着蘇聯的導彈技術發展到洲際階段，巴基斯坦北部的白沙瓦機場承擔着重要的情報蒐集任務。U-2偵察機從這裡起飛，負責對拜科努爾航天發射基地以及車里雅賓斯克（Chelyabinsk）的鈈加工廠等主要軍事設施進行偵察。1
960年，加里・鮑爾斯（Gary Powers）就是從白沙瓦起飛並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附近的蘇聯領空被擊落，這是冷戰中最引人關注的事件之一。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雖然美國人聲稱其政治和軍事目標是爲了捍衛自由世界和民主生活，但他們的所作所爲卻是背道而馳。爲了鞏固在該地區的地位，美國藉助了多個鐵腕人物的力量，這些人都有着反民主的天性，而且爲了權力不擇手段。在巴基斯坦，阿尤布・汗（Ayub Khan）於1958年領導了一場政變，並狡猾地稱之爲“擺脫共產主義的革命”，以獲得美國的支持。美國很樂意和他打交道。他的西方朋友不會因他實施戒嚴令而譴責他，反而稱他“打擊的對象只是那些破壞巴基斯坦道德制度的人”。“恢復憲政”不過是一句空話，每個人都清楚軍事獨裁會長期存在，特別是在阿尤布宣佈它將持續“數十年”，直到教育水平提高到可以放手讓民衆投票選出他們的領導人之後。美國非常願意向這個立場可疑的盟友提供大量的武器：響尾蛇導彈、噴氣式戰鬥機和B-57戰術轟炸機不過是艾森豪威爾總統批准出售的衆多武器中的一部分。
這進一步提升了軍隊在巴基斯坦的地位，導致該國國家預算的65%以上都花在了軍事開支上。這似乎是美國人爲了保持友誼所必須付出的代價：相較於推進社會改革，與獨裁者合作似乎更爲快速有效，即便這樣做會扼殺民主制度，會種下根深蒂固的惡果。
同樣受到重視的還有阿富汗。例如，阿富汗總理穆罕默德・達烏德（Muḥammad Dāwud）在20世紀50年代末應邀對美國進行了爲期兩週的訪問。爲了表示重視，他在停機坪受到了美國副總統尼克松和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熱烈歡迎，之後又受到了總統艾森豪威爾的熱情招待，後者竭力提醒阿富汗總理穆斯林所面臨的共產主義威脅。美國在阿富汗推行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發展計劃，如赫爾曼德河的大規模灌溉系統，以及大刀闊斧的教育體制改革。如今美國承諾給予阿富汗更進一步的援助，以免落後於蘇聯人——後者爲阿富汗送去了大量貸款，一些援建的基礎設施也已投入使用。
當然，相關國家的領導人很快就意識到，他們可以從這兩超級大國的競爭中獲取漁翁之利。當艾森豪威爾總統在50年代末以私人身份訪問喀布爾時，他甚至被直接要求給予阿富汗同莫斯科提供的一樣多的援助。拒絕的後果是嚴重的，然而答應的結果也好不到哪裡去。
伊朗的動搖也開始讓美國的政策制訂者深感不安。國王禮薩・巴列維（Reza Pahlavi）在50年代末表現出與莫斯科改善關係的傾向。在那之前，蘇聯資助的一個電臺曾經展開了一場指責伊朗國王的宣傳攻勢，毫不留情地稱這位伊朗統治者是西方國家的傀儡，並號召工人揭竿而起推翻他的殘暴統治。這足以讓國王開始考慮改變伊朗與蘇聯之間所謂的“完全敵對”的關係，並開啓更多的溝通與合作渠道。
這給華盛頓敲響了警鐘，美國的戰略家們認定，伊朗是蘇聯南部邊境地區一枚重要的棋子。一份報告指出，從60年代初開始，該國“在蘇聯與波斯灣之間的戰略位置以及豐富的石油儲量，使得伊朗的友誼、獨立和領土完整”對美國而言十分關鍵。爲支援伊朗的經濟和軍事，爲了幫助國王鞏固對該國的統治，美國人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資源。
取悅於伊朗國王是如此重要，以至於美國對其排除異己、大規模腐敗以及不可避免會導致經濟停滯的行爲統統視而不見。沒有人對宗教迫害——如50年代巴哈伊教徒（Baha’i）的悲慘境遇——說三道四。同時，伊朗的石油收入劇增（在1954年至1960年間增長了七倍多）幾乎沒有給社會帶來任何變化。國王的親戚和相關利益集團在伊朗被稱爲“一千個家族”，他們牢牢控制着伊朗的出口貿易，像從前那樣爲自己謀取財富。華盛頓發放的低息貸款僅僅充實了極少數人的腰包，而代價則由窮人遭受：他們發現自己的收入很難趕上飛漲的生活成本，特別是在1959到1960年嚴重的糧食歉收之後。
美國製定的一些刺激農業經濟發展的計劃並沒有起到任何作用。用現代化雜交種子取代傳統種子的做法導致了一場災難：新的物種無法適應當地的地理條件，並且無法抵抗病害和蟲害的襲擊。由於飼養方法不當加上缺乏防疫措施，一項將美國雞引入伊朗以幫助伊朗和美國家禽飼養者的計劃也慘遭失敗。對伊朗地下水位的不瞭解導致了地下水儲備被水井耗盡，讓該國的許多農場難以爲繼。
顯然，這些事與願違的項目很難讓人們相信伊朗與西方特別是與美國的密切合作取得了富有成效的成果。它們爲批評者提供了充足的彈藥。沒有人比什葉派學者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Ruhollah Moosavi Khomeini）更擅長此道了，他抓住了民衆對低工資、經濟停滯和顯而易見的社會不公日益不滿的情緒。“國王先生，讓我給您一條建議，”在60年代初的一場言辭激烈的演講中，這位阿亞圖拉（Ayatollah）宣告道，“您這個可憐蟲難道不該反思一下，這些合作將會把您帶向何方嗎？……國王先生，難道您想讓我說您不信伊斯蘭教並把您踢出伊朗嗎？”說出這些話的霍梅尼毫無疑問地被捕入獄。德黑蘭的市中心因此爆發了一場騷亂，人羣高喊：“選擇霍梅尼或者選擇死亡！”中情局情報人員的報告中稱，甚至連一些政府僱員都參加了反對國王統治的遊行示威。
伊朗國王沒有聽從警告，反而進一步激怒了批評者。他在訪問聖城庫姆時魯莽地宣稱，伊朗的神職人員“愚昧無知、頑固腐朽，他們的腦袋幾個世紀以來都沒有清醒過”。政府的精力沒有放在與反對者達成妥協或是全心全意促進改革上，而是用於加大管控力度。霍梅尼被迫逃亡，並在鄰國伊拉克的納傑夫（Najaf）居住了十多年。在那裡，他對伊朗國王的激烈指責不僅大受歡迎，而且還得到了支持和鼓勵。
伊朗秘密警察機構薩瓦克（Savak）被組建起來，並且很快變得臭名昭著。大量批判國王的人及其親友不經審判就被監禁，並遭到折磨和殺害；在一些罕見的情況下，那些擁有較高聲望的反對派人士——如霍梅尼——無法被秘密處理，他們會被軟禁，或者被驅逐出境。當蘇聯使用這些手段時，遭到了美國的強烈批評，指責其爲民主的對立面和極權主義的工具；而在伊朗，它們被默許了。
爲了確保伊朗國王的支持率、鞏固他的統治地位，華盛頓繼續向伊朗傾注大量的資金，並幫助他們建造了一條連接波斯灣和裡海、全長1500英里的公路網，協助修建了阿巴斯的大型深水港口，擴建和升級了電網，甚至爲伊朗國家航空公司這樣的面子項目提供資助。對許多美國觀察家而言，伊朗代表着美國外交實實在在的勝利。1968年爲約翰遜總統準備的一份報告中說道：美國在中東地區最忠誠的朋友之一伊朗，其經濟一路高歌猛進；伊朗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如此迅猛，乃是當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成功奇蹟之一”。甚至在四年後，美國人依然強調這一成果。美國大使指出，隨着二戰的結束，美國不得不在伊朗孤注一擲，按照自己的規劃改造這個國家。“這一冒險收到了巨大的回報，可能超過其他任何接受美國類似贊助的發展中國家”。該報告充滿信心地預測：伊朗已經上了正軌，馬上將成爲僅次於日本的亞洲最富裕的國家，甚至還會超過許多歐洲國家。
只有極少數人對此表示懷疑，其中就包括年輕的學者威廉・波爾克（William Polk），他被肯尼迪政府找來爲外交政策提供建議。他警告說，如果伊朗國王不進行政治改革，伊朗將會出現暴動甚至革命；而一旦爆發動亂，警察早晚會向抗議人羣開火。反對國王的人現在正團結在“伊朗強有力的伊斯蘭組織”之下。
波爾克的看法完全正確。然而在當時，更重要的似乎是繼續支持這一反共盟友，而不是強迫他放下權力。隨着伊朗國王推出越來越多勞民傷財的計劃，事態變得愈加嚴重。鉅額資金被投入到軍備上：在不到15年的時間裡，伊朗的軍備開支從1963年的2.93億美元增加到73億美元，結果使得伊朗躋身世界上空軍和陸軍力量最強大的國家之列。伊朗軍力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不可思議的提升，部分要歸功於美國的軍事援助和低息貸款（這是有利可圖的，因爲大部分裝備都購自美國的軍火承包商）。此外，石油收入也是伊朗發展軍備的主要資金來源：全球主要石油生產商形成了壟斷聯盟，以此確保收益最大化。
爲了統一協調石油生產國在公開市場上的供應量，1960年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宣佈成立。該組織允許創始成員國——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委內瑞拉——通過控制產量進而操縱價格，達到整合各國利益、提高石油收入的目的。這是諸石油國十分明智的一步棋，它們一方面試圖奪取西方公司的權力，一方面又能迫使西方政府向它們提供更多的政治和資金支援。
OPEC通過深思熟慮的策略有效地削弱了西方的影響力。後者希望爲國內市場提供廉價充足的能源供應，這與那些擁有豐富石油和天然氣儲備、渴望獲得最大收入的國家完全不同。然而，OPEC的背後似乎可能是桀驁不馴的領袖摩薩臺、民粹主義煽動家納賽爾和卡塞姆的擁護者，以及在伊朗以霍梅尼爲代表的逐漸增多的反西方人士。這些人共同的目標是使他們的國家擺脫強大的外部干涉。OPEC不是一個政治團體，但它卻聯合了衆多國家，使它們行動一致，這是將政治權力從歐洲和美國手中奪回來的關鍵步驟。
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龐大的石油儲量，加上不斷增長的全球需求，使得該地區的東西方力量在20世紀中葉又一次恢復了平衡。這種改變是如此徹底，以至於當納賽爾在1967年把軍隊開進至邊境並準備發動進攻時，以色列人着實吃了一驚。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科威特在北非的阿爾及利亞和利比亞兩國的支持下，停止了向英國和美國的石油運輸，因爲英美兩國與以色列的友誼是衆所周知的。隨着精煉廠和輸油管的關閉，噩夢開始籠罩在西方人頭上：能源緊缺、油價飛漲，全球經濟受到威脅——一切都在預料之中。
不過，事情其實並沒有想象中那樣糟糕，因爲以色列的空襲讓納賽爾的進攻計劃胎死腹中。阿拉伯軍隊在這場還未開始就已經結束的 “六天戰爭”中遭遇了一場迅速而徹底的慘敗，將納賽爾從他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美夢中拉回到現實。有着西方技術和政治支持的以色列，被證明是一個強大的敵手。看來，無論是西方國家本身，還是他們在中東地區安插的傀儡國，都沒有到束手就擒的地步。
兩個世紀以來，歐洲列強一直在爭奪控制這片位於地中海和中國印度之間的地區。到了20世紀，西歐喪失了它們的地位，並把接力棒交到了美國人手中。從某種程度上講，是英國、法國和西班牙之間的競爭促成了美國的獨立，如今這個國家將擔負起繼續控制這一世界中心的任務。這將是一場艱鉅的挑戰，一場新的大博弈即將展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