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選民羣體的一般特點/說服他們的辦法/候選人應當具備的素質/名望的必要性/工人農民爲何很少選舉自己的同行/詞語和套語對選民的影響/競選演說的一般特點/選民的意見是如何形成的/政治委員會的權力/它們代表着最可怕的專制/大革命時期的委員會/普選權雖有缺陷，但不能廢除/爲何即使限制選舉權也不會改變選舉結果。
選民羣體，也就是說，有權選出某人擔任官職的集體，屬於異質性羣體，但是由於他們的行爲僅限於一件規定十分明確的事情，即在不同的候選人中做出選擇，因此他們只具有前面講到過的少數特徵。在羣體特有的特徵中，他們表現出極少的推理能力，他們沒有批判精神、輕信、易怒並且頭腦簡單。此外，從他們的決定中也可以找到羣衆領袖的影響，和我們列舉過的那些因素——斷言、重複和傳染——的作用。
讓我們來看一下說服選民羣體的辦法。從最成功的辦法中，可以很容易發現他們的心理。首先，非常重要的是，候選人應當享有名望。能夠取代個人名望的只有財富。才幹甚至天才，都不是非常重要的成功要素。
極爲重要的另一點是，享有名望的候選人必須能夠迫使選民不經討論就接受自己。選民中的多數都是工人或農民，他們很少選出自己的同伍來代表自己，原因就在於這種人在他們中間沒有名望。當他們偶然選出一個和自己相同的人時，一般也是由於一些次要原因，例如爲了向某個大人物或有權勢的僱主——選民平常要依靠他——泄憤，或是因爲通過這種方式他能夠一時產生成爲其主人的幻覺。
候選人若想保證自己取得成功，只有名望是不夠的。選民特別在意他表現出貪婪和虛榮。他必須用最離譜的哄騙手段才能征服選民，要毫不猶豫地向他們做出最令人異想天開的許諾。
如果選民是工人，那就侮辱和中傷僱主，再多也不過分。對於競選對手，必須利用斷言法、重複法和傳染法，竭力讓人確信他是個十足的無賴，他惡行不斷是人盡皆知的事實。爲任何表面證據而費心是沒有用處的。對手如果不瞭解羣體心理，他會用各種論證爲自己辯護，而不是把自己限制在只用斷言來對付斷言，如此一來，他也就沒有任何獲勝的機會了。
候選人寫成文字的綱領不可過於絕對，不然他的對手將來會用它來對付自己。但是在口頭綱領中，再誇誇其談也不過分。可以毫無懼色地承諾最重要的改革。做出這些誇張能夠產生巨大的效果，但它們對未來並沒有約束力，因爲這需要不斷地進行觀察，而選民絕對不想爲這事操心，他並不想知道自己支持的候選人在實行他所贊成的競選綱領上走了多遠，雖然他以爲正是這個綱領使他的選擇有了保證。
在以上這種事情中，能夠看到我們前面討論過的所有說服的因素。我們在各種口號和套話——我們已經談到過這些東西神奇的控制力——所發揮的作用中還會看到它們。一個明白如何利用這些說服手段的演說家，他能夠用刀劍成就的事情，用這種辦法照樣可以辦到。像不義之財、卑鄙的剝削者、可敬的勞工、財富的社會化之類的說法，永遠會產生同樣的效果，儘管它們已經被用得有些陳腐。此外，如果候選人滿嘴新詞，其含義又極其貧乏，因而能夠迎合極不相同的各種願望，他也必能大獲全勝。西班牙1873年那場血腥的革命，就是由這種含義複雜、因而每個人都可以自己做出解釋的奇妙說法引起的。當時的一位作者描述了這種說法的出現，值得引用於此：
激進派已經發現集權制的共和國其實是巧裝打扮的君主國，於是爲了遷就他們，議會全體一致宣告建立一個‘聯邦共和國’，雖然投票者中誰也解釋不清楚自己投票贊成的是什麼。然而這個說法卻讓人皆大歡喜。人們無比高興並陶醉於其中。美德與幸福的王國就要在地球上揭幕。共和主義者如果被對手拒絕授予聯邦主義者名稱，會認爲自己受到了致命的侮辱。人們在大街上以這樣的話互致問候：‘聯邦共和國萬歲！’然後便響起一片讚美之聲，對軍隊沒有紀律這種奇怪的美德以及士兵自治大唱讚歌。人們對‘聯邦共和國’是如何理解的呢？有些人認爲它是指各省的解放，即同美國和行政分權制相似的制度；還有些人則認爲它意味着消滅一切權力
，迅速着手於偉大的社會變革。巴塞羅那和安達路西亞的社會主義者贊成公社權力至上，他們建議在西班牙設立一萬個獨立的自治區，根據它們自己的要求制定法律，在建立這些自治區的同時禁止警察和軍隊的存在。在南部各省，叛亂很快便開始從一座城市向另一座城市、一個村莊向另一個村莊蔓延。有個發表了宣言的村莊，它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破壞了電報線和鐵路，以便切斷與相鄰地區和馬德里的一切關係。處境最可憐的村莊註定只能寄人籬下。聯邦制給各立門戶大開方便之門，到處都在殺人放火，人們無惡不作。這片土地上充斥着血腥的狂歡。
至於理性對選民的頭腦可能產生的影響，要想對這個問題不生任何疑心，千萬別去讀那些有關選民集會的報道。在這種集會上，言之鑿鑿、痛罵對手、有時甚至拳腳相加此起彼伏，但絕對聽不到論證。即使有片刻安靜的時候，也是因爲有個享有“粗漢”名聲的人在場，宣稱自己要用一些讓聽衆開心的麻煩問題難倒候選人。然而反對派的滿足是短命的，因爲提問者的聲音很快就會被對手的叫喊壓倒。從報紙的上千個類似事例中選出來的關於公衆集會的以下報道，可以作爲這方面的典型：
會議的組織之一請大會選出一名主席，騷亂立刻席捲全場。無政府主義者跳上講臺，粗暴地佔領會議桌。社會主義者極力反抗；人們相互扭打，每一派都指責對方是拿了政府佣金的奸細。等等……一個眼睛被打青了的公民離開了會場。
會議總算在喧鬧中各就各位，說話的權利轉移給了X同志。
這位演講人開始激烈抨擊社會主義者，他們則用‘白癡、無賴、流氓！’等等的叫罵聲打斷他。X同志則針對這些髒話提出一種理論，根據這種理論，社會主義者是“白癡”或“可笑的傢伙”。
昨晚，爲五一節工人慶祝會的預演，阿勒曼派在福伯格宮大街的商會大廳組織了一次大會。會議的口號是“沉着冷靜！”。
G同志——暗指社會主義者是“白癡”和“騙子”。
所有這些惡言惡語都會引起相互攻奸，演講者和聽衆甚至會大打出手。椅子、桌子、板凳，全都變成了武器。
等等，不一而足。
千萬不要以爲，這種描述只適用於固執的選民羣體，並且取決於他們的社會地位。在不管是什麼樣的無名稱的集會中，即使參與者全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會上的爭論也沒什麼兩樣。我已經說過，當人們聚集成一個羣體時，一種降低他們智力水平的機制就會發生作用，在所有的場合都可以找到這方面的證明。例如，下面是我從1895年2月13日的《時報》上摘錄的有關一次集會的報道：
那個晚上，隨着時間的流逝，喧囂聲有增無減。我不相信有哪個演講者能夠說上兩句話而不被人打斷。每時每刻都有人從這裡或那裡大聲叫喊，或者是喊聲四起。掌聲中加雜着噓聲，聽衆中的個別成員也在不斷地相互激烈爭吵。一些人可怕地揮舞着木棒，另一些人不停地擊打地板。打斷演說的人引來一片呼喊：“把他轟下去！”或“讓他說！”
C先生滿嘴都是白癡、懦夫、惡棍、卑鄙無恥、唯利是圖、打擊報復之類的用語，他宣稱要把這些東西統統消滅。
等等，等等。
人們也許會問，處在這種環境裡的選民怎麼能夠形成意見呢？提出這樣的問題，等於是在集體享有自由的程度這件事上掩蓋一個奇怪的謬見。羣體持有別人賦予他們的意見，但是他們絕不能誇口自己持有合乎理性的意見。在這裡所談論的事情上，選民的意見和選票是操在選舉委員會的手裡，而它的領袖人物通常都是些政客，他們向工人許諾好處，因此在這些人中間很有影響。謝樂先生是今天最勇敢的民主鬥士之一，他說：“你可知道什麼是選舉委員會？它不多不少，是我們各項制度的基石，是政治機器的一件傑作。今日法國就是受着長期選舉委員會的統治。”
只要候選人能夠被羣體所接受，並擁有一定的財源，對羣體產生影響並不困難。根據捐款人的招認，300萬法郎就足以保證布朗熱將軍重新當選。
選民羣體的心理學就是如此。它和其他羣體一樣：既不更好也不更差。
因此，我從以上所言並沒有得出反對普選的結論。
我明白了它的命運，因此出於一些實際的原因，我願意保留這種辦法。事實上，我們是通過對羣體心理的調查歸納出了這些原因，基於這些考慮，我要對它們做進一步的闡述。
不必懷疑，普選的弱點十分突出，所以人們很難視而不見。無可否認，文明是少數智力超常的人的產物，他們構成了一個金字塔的頂點。隨着這個金字塔各個層次的加寬，智力相應地也越來越少，它們就是一個民族中的羣衆。一種文明的偉大，如果依靠僅僅以人多勢衆自誇的低劣成員的選票，是無法讓人放心的。另一件無須懷疑的事情是，羣衆投下的選票往往十分危險。它們已經讓我們付出了若干次遭受侵略的代價，我們眼看着羣體正在爲其鋪設道路的社會主義就要大獲全勝，異想天開的人民主權論，十有八九會讓我們付出更慘重的代價。
然而，這些不同意見雖然從理論上說頗令人信服，在實踐中卻毫無勢力。只要還記得觀念變成教條後有着不可征服的力量，我們就會承認這一點。從哲學觀點看，羣體權力至上的教條就像中世紀的宗教教條一樣不堪一駁，但是如今它卻擁有和昔日教條一樣強大的絕對權力，因此它就像過去我們的宗教觀念一樣不可戰勝。不妨設想有個現代自由思想家被送回了中世紀。難道你會認爲，當他發現盛行於當時的宗教觀念有着至高無上的權力後，會對它們進行攻擊嗎？一旦落入一個能夠把他送上火刑柱的法官之手，指控他與魔鬼有約或參與了女巫的饗宴，他還會對存在着魔鬼或女巫提出置疑嗎？用討論的方式與颶風作對，這比羣衆的信念明智不了多少。普選的教條今天就有着過去宗教的所具有的威力。演說家和作家在提到它時表現出的恭敬與媚態，即使路易十四也無緣享受。因此對於它必須採取和對待宗教教條一樣的立場。只有時間能夠對它發生影響。
此外，破壞這種教條的努力更是無用，因爲它具有一種對自己有利的外表。托克維爾正確地指出，“在平等的時代，人們互不信任，因爲他們全都一樣，但是這種比喻卻使他們幾乎毫無節制地信賴公衆的判斷力，其原因就在於，所有的人同樣開明似乎是不太可能的，真理並不會與人數上的優勢攜手同行。”
對選舉權加以限制，如果必要的話，把這種權利限制在聰明人中間，如此便可認爲，這樣做會改進羣衆投票的結果嗎？我永遠也無法承認會出現這種情況，這是基於我已經說過的理由，即一切集體，不管其成員如何，全都患有智力低下症。在羣體中，人們總是傾向於變得智力平平，在一般性問題上，四十名院士的投票不會比四十個賣水人所投的票更高明。我一點都不相信，如果只讓有教養的和受過教育的人成爲選民，受到譴責的普選的投票結果就會大爲不同。一個人不會因爲通曉希臘語或數學，因爲是個建築師、獸醫、醫生或大律師，便掌握了特殊的智力或社會問題。我們的政治經濟學家全都受過高等教育，他們大都是教授或學者，然而他們何曾就哪個普遍性問題——貿易保護、雙本位制等等——取得過一致意見？原因就在於，他們的學問不過是我們的普遍無知的一種十分弱化了形式。在社會問題上，由於未知的因素數量衆多，從本質上說人們的無知沒有什麼兩樣。
因此，完全由掌握各種學問的人組成的選民，他們的投票結果不會比現在的情況好多少。他們將仍然主要受自己的感情和黨派精神的支配。對於那些我們現在必須對付的困難，我們還是一個也解決不了，而且我們肯定會受到身份團體暴政的壓迫。
羣衆的選舉權不管是受到限制還是普遍給予，不管是在共和制還是君主制之下行使這種權利，不管是在法國、比利時、德國、葡萄牙或西班牙，都是一樣的；說一千道一萬，它所表達的不過是一個種族無意識的嚮往和需要。在每個國家，當選者的一般意見都反映着種族的稟性，而我們看到，這種稟性從一代人到下一代人，不會有顯著的變化。
由此可見，我們一再遇到種族這個基本概念。我們經常遇到它，由此會產生另一種認識，即各種制度和政府對一個民族的生活只能產生很小的影響。民族主要是受其種族的稟性支配，也就是說，是受着某些品質的遺傳殘餘的支配，而所謂稟性，正是這些品質的總和。種族和我們日常之需的枷鎖，是決定着我們命運的神秘主因。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