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1．牢固的信念。某些普遍信念不易改變/它們是文明的主流/根除它們十分困難/信念在哲學上的荒謬性不妨礙它的傳播。2．羣體意見的多變。不是來自普遍信念的意見極爲易變/近百年來觀念和信仰的多樣化/這種多樣化的真正界線/受到多樣化影響的事物/混亂的報業造成了意見的多變。
1．牢固的信念
生物的解剖學特徵和心理特徵有着密切的相似之處。在這些解剖學特徵中，會看到一些不易改變或只有輕微改變的因素，它們的改變需要以地質年代來計算。除了這些穩定的、不可摧毀的特徵之外，也可以看到一些極易變化的特徵，如利用畜牧和園藝技術很容易就能加以改變的特徵，有時它們甚至會使觀察者看不到那些基本特徵。
在道德特徵上也可以看到同樣的現象。一個種族除了有不可變的心理特徵外，也能看到它有一些可變因素。因此在研究一個民族的信仰和意見時，在一個牢固的基礎結構之上，總是可以觀察到有一些嫁接在上面的意見，其多變一如岩石上的流沙。
因此，羣體的意見和信念可以分成非常不同的兩類。一方面我們有重要而持久的信仰，它們能夠數百年保持不變，整個文明也許就是以它爲基礎。例如過去的封建主義、基督教和新教，在我們這個時代則有民族主義原則和當代的民主和社會主義觀念。其次是一些短暫而易變的意見，它們通常是每個時代生生滅滅的一些普遍學說的產物，這方面的例子有影響文學藝術的各種理論，例如那些產生了浪漫主義、自然主義或神秘主義的理論。這些意見通常都是表面的，就像時尚一樣多變。它們類似於一池深水的表面不斷出現和消失的漣漪。
偉大的普遍信仰數量十分有限。它們的興衰是每一個文明種族的歷史上令人矚目的事件。它們構成了文明的真正基礎。
用一時的意見影響羣衆的頭腦不難，想讓一種信仰在其中長久紮根卻極爲不易。不過，一旦這種信念得到確立，要想根除它也同樣困難。通常只有用暴力革命才能對它們進行革新。甚至當信念對人們的頭腦幾乎已完全失去控制力時，也要藉助於革命。在這種情況下，革命的作用是對幾乎已經被人拋棄的東西做最後的清理，因爲習慣勢力阻礙着人們完全放棄它們。一場革命的開始，其實就是一種信念的末日。
一種信念開始衰亡的確切時刻很容易辨認——這就是它的價值開始受到置疑的時刻。一切普遍信念不過是一種虛構，它唯一的生存條件就是它不能受到審察。
不過，即使當一種信念已經搖搖欲墜時，根據它建立起來的制度仍會保持其力量，消失得十分緩慢。最後，當信念的餘威盡失時，建立於其上的一切很快也會開始衰亡。迄今爲止，沒有哪個民族能夠在沒有下決心破壞其全部文明因素的情況下轉變它的信仰。這個民族會繼續這一轉變過程，直到停下腳步接受一種新的普遍信念爲止，在此之前它會一直處在一種無政府狀態中。普遍信念是文明不可缺少的柱石，它們決定着各種思想傾向。只有它們能夠激發信仰並形成責任意識。
各民族一直清楚獲得普遍信念的好處，它們本能地知道，這種信念的消失是它們衰敗的信號。使羅馬人能夠征服世界的信念，是他們對羅馬的狂熱崇拜；當這種信念壽終正寢時，羅馬也註定衰亡。至於那些毀滅了羅馬文明的野蠻人，只有當他們具備某種共同接受的信念，使他們取得了一定的團結，擺脫了無政府狀態時，才能做到這一點。
各民族在捍衛自己意見時，總是表現出不寬容的態度，這顯然事出有因。這種對哲學批判表現出來的不寬容態度，代表着一個民族生命中最必要的品質。在中世紀，正是爲了尋求或堅持普遍信仰，纔有那麼多發明創新者被送上火刑柱，即或他們逃脫了殉道，也難免死於絕望。也正是爲了捍衛這些信念，世界上才經常上演一幕幕最可怕的混亂，纔有成千上萬的人戰死沙場或將要死在那裡。
建立普遍信念的道路可謂困難重重，不過一旦它站穩了腳跟，它便會長期具有不可征服的力量，無論從哲學上看它多麼荒謬，它都會進入最清醒的頭腦。在長達一千五百年的時間裡，歐洲各民族不是一直認爲，那些像莫洛克神一樣野蠻的宗教神話是不容爭議的嗎？有個上帝因爲他自己創造出來的動物不聽話，便進行自我報復，讓其兒子承受可怕的酷刑，在十多個世紀裡，居然一直沒人認識到這種神話荒謬至極。有過人天賦者，如伽利略、如牛頓、如萊布尼茨，一刻也沒有想到過這種說教的真實性值得懷疑。普遍信仰有催眠作用，沒有任何事情比這個事實更典型，也沒有任何事情能更確切地表明，我們的理智有着令人汗顏的侷限性。
新的教條一旦在羣體的頭腦中生根，就會成爲鼓舞人心的源泉，它由此會發展出各種制度、藝術和生活方式。在這種環境之下，它對人們實行着絕對的控制。實幹家一心要讓這種普遍接受的信仰變成現實，立法者一心想把它付諸實行，哲學家、藝術家和文人全都醉心於如何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現它，除此之外再無他想。
從基本信念中可以派生出一些短暫的觀念，然而它們總是具有那些信念賦予它們的印記。埃及文明，中世紀的歐洲文明，阿拉伯地區的穆斯林文明，都是寥寥幾種宗教信仰的產物，這些文明中即使最微不足道的事物，
也都留下了它們一眼就能辨認出來的印記。
因此，幸虧有這些普遍信念，每個時代的人都是在一個由相似的傳統、意見和習慣組成的基本環境中成長，他們不能擺脫這些東西的桎梏。人的行爲首先是受他們的信念支配，也受由這些信念所形成的習慣支配。這些信念調整着我們生活中最無足輕重的行動，最具獨立性的精神也擺脫不了它們的影響。在不知不覺中支配着人們頭腦的暴政，是唯一真正的暴政，因爲你無法同它作戰。不錯，提比略、成吉思汗和拿破崙都是可怕的暴君，但是躺在墳墓深處的摩西、佛祖、耶穌和穆哈默德，對人類實行着更深刻的專制統治。利用密謀可以推翻一個暴君，而反對牢固的信念又有什麼可資利用？在同羅馬天主教的暴力對抗中，最終屈服的是法國大革命，儘管羣體的同情顯然是在它這一邊，儘管它採用了像宗教法庭一樣無情的破壞手段。人類所知道的唯一真正的暴君，歷來就是他們對死人的懷念或他們爲自己編織出來的幻覺。
普遍的信念從哲學上說往往十分荒謬，但這從來不會成爲它們獲勝的障礙。當然，如果這些信念缺少了提供某種神奇的荒謬性這一條件，它們也不可能獲勝。因此，今天的社會主義信念雖有明顯的破綻，這並沒有阻止它們贏得羣衆。這種思考得出的唯一結論是，和所有宗教信仰相比，其實它只能算是等而下之的信仰，因爲前者所提供的幸福理想只能實現於來世，因此也無法反駁它，而社會主義的幸福理想是要在現世得到落實，因而只要有人想努力實現這種理想，它的許諾的空洞無物立刻就會暴露無遺，從而使這種新信仰身敗名裂。因此，它的力量的增長也只能到它獲得勝利，開始實現自身的那天爲止。由於這個原因，這種新宗教雖然像過去所有的宗教一樣，也是以產生破壞性影響爲起點，但是將來它並不能發揮創造性的作用。
2．羣衆意見的多變
以上我們闡述了牢固信念的力量，不過在這個基礎的表面，還會生長出一些不斷生生滅滅的意見、觀念和思想。其中一些也許朝生暮死，較重要的也不會比一代人的壽命更長。我們已經指出，這種意見的變化有時不過是些表面現象，它們總是受到某些種族意識的影響。例如在評價法國政治制度時我們說明，各政黨表面上看極爲不同——保皇派、激進派、帝國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等等，但是它們都有着一個絕對一致的理想，並且這個理想完全是由法蘭西民族的精神結構決定的，因爲在另一些民族中，在相同的名稱下會看到一些完全相反的理想。無論是給那些意見所起的名稱，還是其騙人的用法，都不會改變事物的本質。大革命時代的人飽受拉丁文學的薰陶，他們的眼睛只盯着羅馬共和國，採用它的法律、它的權標、它的法袍，但他們並沒有變成羅馬人，因爲後者是處在一個有着強大的歷史意義的帝國的統治之下。哲學家的任務，就是研究古代的信念在其表面變化背後有什麼東西支撐着它們，在不斷變化的意見中找出受普遍信念和種族特性決定的成份。
如果不做這種哲學上的檢驗，人們會以爲羣衆會經常隨意改變他們的政治或宗教信念。一切歷史，無論是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文學的歷史，似乎都證明了事情就是如此。作爲例證，讓我們來看看法國曆史上非常短暫的一個時期，即1790到1820年這三十年的時間，這也正好是一代人的時間。在這段時間，我們看到，最初是保皇派的羣體變得十分革命，然後成爲極端的帝國主義者，最後又變成了君主制的支持者。在宗教問題上，他們在這段時間從天主教倒向無神論，然後倒向自然神論，最後又回到了最堅定的天主教立場。這些變化不只發生在羣衆中，而且發生在他們的領導者中。我們吃驚地發現，國民公會中的一些要人，國王的死敵、既不信上帝也不信主子的人，竟會變成拿破崙恭順的奴僕，在路易十八統治下，又手持蠟燭虔誠地走在宗教隊伍中間。
在以後的七十年裡，羣衆的意見又發生了無數次變化。本世紀初“背信棄義的英國佬”在拿破崙的繼承者統治時期，成了法國的盟友。兩度受到法國入侵的俄國，以滿意的心情看着法國倒退，也變成了它的朋友。
在文學、藝術和哲學中，接下來的意見變化更爲迅速。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和神秘主義等等，輪番登場，生生滅滅。昨天還受着吹捧的藝術家和作家，明天就會被人痛加責罵。
但是，當我們深入分析所有這些表面的變化時，我們發現了什麼？一切與民族的普遍信念和情感相悖的東西，都沒有持久力，逆流不久便又回到了主河道。與種族的任何普遍信念或情感全無關係、從而不可能具有穩定性的意見，只能聽任機遇的擺佈，或者——假如其說法還有可取之處——會根據周圍的環境而發生變化。它們只能是在暗示和傳染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種暫時現象。它們匆匆成熟，又匆匆消失，就像海邊沙灘上被風吹成的沙丘。
目前，羣體中易變的意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這有三個不同的原因。
首先，昔日的信仰正在日甚一日地失去影響力，因此它們也不再像過去那樣，能夠形成當時的短暫意見。普遍信仰的衰落，爲一大堆既無歷史也無未來的偶然意見提供了場所。
第二個原因是羣衆的勢力在不斷增長，這種勢力越來越沒有制衡力量。我們已有所瞭解的羣體觀念的亟其多變這一特點，得以無拘無束地表現出來。
最後，第三個原因是報業最近的發展，它們不斷把十分對立的意見帶到羣衆面前。每一種個別的意見所產生的暗示作用，很快就會受到對立意見的暗示作用的破壞。結果是任何意見都難以普及，它們全都成了過眼煙雲。今天，一種意見還來不及被足夠多的人接受，從而成爲普遍意見，便已壽終正寢。
這些不同的原因造成一種世界史上的全新現象，它是這個時代最顯著的特點。我這裡是指政府在領導輿論上的無能。
過去，就在不久以前，政府的措施、少數作家和寥寥幾家報紙的影響，就是公衆輿論真正的反映者，而今天作家已經沒有任何影響力，報紙則只反映意見。對於政客來說，他們莫說是引導各種意見，追趕意見還怕來不及。他們害怕意見，有時甚至變成了恐懼，這使他們採取了極不穩定的行動路線。
於是，羣體的意見越來越傾向於變成政治的最高指導原則。它已經發展到了這種地步，竟然能夠迫使國家之間結盟，例如最近的法俄同盟，就幾乎完全是一場大衆運動的產物。目前一種奇怪的病症是，人們看到教皇、國王和皇帝們也在同意接受採訪，彷彿他們也願意把自己在某個問題上的看法交給羣衆評判。在政治事務上不可感情用事，過去這樣說也許還算正確，但是當政治越來越受到多變的羣衆衝動的支配，而他們又不受理性的影響，只受情緒支配時，還能再這樣說嗎？
至於過去引導意見的報業，就像政府一樣，它在羣衆勢力面前也變得屈尊附就。當然，它仍然有相當大的影響，然而這不過是因爲它只一味反映羣衆的意見及其不斷的變化。報業既然成了僅僅提供信息的部門，它便放棄了讓人接受某種觀念或學說的努力。它在公衆思想的變化中隨波逐流，出於競爭的必要，它也只能這樣做，因爲它害怕失去自己的讀者。過去那些穩健而有影響力的報紙，如《憲法報》、《論壇報》或《世紀報》，被上一代人當作智慧的傳播者，如今它們不是已經消失，就是變成了典型的現代報紙，最有價值的新聞被夾在各種輕鬆話題、社會見聞和金融謊言之間。如今，沒有哪家報紙富裕到能夠讓它的撰稿人傳播自己的意見，因爲對於那些只想得到消息，對經過深思熟慮後做出的所有斷言一概表示懷疑的讀者，這種意見的價值微乎其微。甚至評論家也不再能有把握地說一本書或一臺戲獲得了成功。他們能夠惡語中傷，但不能提供服務。報館十分清楚，在形成批評或個人意見上沒有任何有用的東西，於是它們便採取壓制批評的立場，只限於提一下書名，再添上兩三句“捧場的話”。在20年的時間裡，同樣的命運也許會降臨到戲劇評論的頭上。
今天，密切關注各種意見，已經成爲報社和政府的第一要務。它們需要在沒有任何中間環節的情況下知道一個事件、一項法案或一次演說造成的效果。這可不是件輕鬆的任務，因爲沒有任何事情比羣衆的想法更爲多變，今天，也沒有任何事情，能夠像羣衆對他們昨天還讚揚的事情今天便給予痛罵的做法更爲常見。
不存在任何引導意見的力量，再加上普遍信仰的毀滅，其最終結果就是對一切秩序都存在着極端分歧的信念，並且使羣衆對於一切不明確觸及他們直接利益的事情，越來越不關心。對社會主義之類的信條的探究，只在很沒有文化的階層如礦山和工廠工人中間，能夠找到信誓旦旦的擁護者。中產階級的下層成員以及受過一些教育的工人，不是變成了徹底的懷疑論者，就是抱着極不穩定的意見。
過去25年裡朝着這個方向的演變是驚人的。在這之前的那個時期，雖然與我們相距不算太遠，人們的意見還仍然大致存在着一般趨勢，它們的產生是因爲接受了一些基本的信仰。只根據某人是個君主制的擁護者這一事實，即可斷定他持有某些明確的歷史觀和科學觀；只根據某人是共和主義者，便可以說他有着完全相反的觀點。擁護君主制的人十分清楚，人不是從猴子變過來的，而共和主義者同樣十分清楚，人類的祖先就是猴子。擁護君主制的人有責任爲王室說話，共和主義者則必須懷着對大革命的崇敬發言。凡是提到一些人名，如羅伯斯庇爾和馬拉，語氣中必須含有宗教式的虔誠，還有一些人名，如愷撒、奧古斯都或拿破崙，也萬萬不可在提到時不予以猛烈的痛斥。甚至在法蘭西的索邦，也普遍存在着這種理解歷史的幼稚方式。
目前，由於討論和分析的緣故，一切意見都失去了名望；它們的特徵很快褪化，持續的時間之短很難喚起我們的熱情。現代人日益變得麻木不仁。
對於意見的衰退不必過於悲傷。無可爭辯，這是一個民族生命衰敗的徵兆。當然，偉大的人、具備超凡眼光的人、使徒和民衆領袖——總之，那些真誠的、有強烈信念的人——與專事否定、批判的人或麻木不仁的人相比，能夠發揮更大的影響，不過我們切莫忘記，由於目前羣衆擁有龐大的勢力，因此，如果有一種意見贏得了足夠的名望，使自己能夠得到普遍接受，那麼它很快便會擁有強大的專制權力，使一切事情全要屈服於它，自由討論的時代便會長久地消失。羣衆偶爾是個步態悠閒的主人，就像赫利奧加巴勒和梯比留斯一樣，但他們也是狂暴而反覆無常的。當一種文明讓羣衆佔了上風時，它便幾乎沒有多少機會再延續下去了。如果說還有什麼事情能夠推遲自身的毀滅的話，那就是極不穩定的羣衆意見，以及他們對一切普遍信仰的麻木不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