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所說的辦學校，不是辦一般的那種私立收費學校，目前公司還不需要依靠辦學來謀利，即然要辦學校，就要辦免費的義務教育學校。這是一個前提”
司馬考慮了一下說到，顯然這個時候政府是不是太可能，將縣級義務教育的模範小學建到西北公司來。
如果想讓西北公司的職工子弟以及附近的居民享受義務教育，恐怕只有公司自己辦立義務教育學校。
當然辦立這樣的義務教育學校所需的經費也只能依靠公司貼補，想申請北方政府的補貼顯然不甚現實，這個時候連中央控制的華北幾省的縣級以上的模範小學的經費都很難保障，更何況自己這裡。
“你的意思是公司出錢貼補學校，對學生實行免費的義務教育？”
聽到司馬的話後，宋培雲有些失神的問到，原本宋培雲期望司馬投資辦立的學校，不過是公司出錢創建學校，像口內的私立學校那樣。
學校運營除依靠公司捐款之外，還有就是學生交納學費來維持學校運行。顯然沒有料到司馬所想地竟然是免除學費的義務教育。
要知道現在國內的義務教育，不過僅只是在一部分城市之中，建立的一所模範小學，依靠政府的補貼實行的並不算普及的義務教育罷了。
實際上中國義務教育制度的擬議和提出，起源於20世紀之洞1904年《奏定學堂章程》爲標誌。《奏定學堂章程》，史稱“癸學制”，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第一個正式頒佈且在全國普遍實行的學制。
1904年頒佈的癸卯學制，無論是學上都是從外國、特別是從日本模仿過來地。
既是學制制定者的一廂情願與一腔熱情。也是晚清政府迫於各方壓力實行所謂“新政”的敷衍塞責與無可奈何，更重要的是當年晚清政府財力不足，根本無法支撐全國義務教育的財政負擔。
民國成立後，中山立即強調在中國實行免費義務教育。民國教育部明確規定：“初小、師範、高等師範免收學費。”
同樣和晚清政府一樣，現在的北方政府受限於國力、財力，也僅只能在每地創建一所數或數所公立小學，對城市內的少數人實施免費的初小義務教育。
國內此時教育，大都仍然依賴國內士紳辦理，這些私立學校受限於創辦者的資本。顯然不可能實行免費的義務教育。
“是地，沒有教育，就沒有未來。公司現在的財力完全可以承擔爲公司職工子弟，以及附近的居民子女提供免費地義務教育，這是公司現在必須履行社會責任。”
司馬如是說到，一直以來在司馬的眼中，任何一個企業都需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雖然在後世很少有企業願意承擔這部分責任，可是現在。即然自己和公司有這個能力，那就應該承擔起來。
“司馬先生，如果西北公司真的這麼做的話，實在是在做一件受益幾代人的善事……”
宋培雲聽司馬這麼說，站起身來有些激動的說到，可話沒有說完就被司馬給打斷了。
“培雲，我之所以決定辦不要把辦這個學校當成是在做善事，辦這個學校實際上更多地是爲了公司，十多年後。接受到教育的公司子弟，最終將成爲公司所有財富的一部分。未來他們爲公司創造的價值遠非今天公司支付的學費所能相比。”
做善事？當然不是。辦學校是企業的社會責任的一部分。和做善事並無關係，更何況公司未來可以直接從這些學生身上受益。對雙方來說都是雙贏，那麼何樂而不爲呢？
“培雲，除了小學之外，我們還可以辦中學，將來還要辦大學，當然我們還要建技術學校，現在口外沒有一所高等學校，更沒有一所技術學校，所以我們要把這些全部建幾來，尤其是技術學校，可以向公司提供現在公司所需要技術人員。還有高等學校、大學，這些學校可以爲公司提供未來的，所需要工科專才，還有其它各類人才。這不是在公司在花錢辦學校，而是公司在辦一個人才的儲備中心……”
半閉着眼睛地司馬越說越覺得的激動，自己以後要辦大型綜合工業區，不是面臨人才不足地局面嗎？
那爲什麼自己不能夠自己建立學校培養，也許現在不能一下子找到一千名、甚至於幾千個專業技術人員，可是找到十幾名、幾十名就找不到嗎？
那麼就找他們過來當老師，那麼幾年之後自己不就有足夠地專業技術人員了，爲什麼之前就沒有想到這個行之有效的辦法。
如果自己現在辦這些專業學校，那麼二到三年後自己就會有第一批專業技術學生畢業，十年以後他們就可以獨擋一面，期間自己擴大公司規模地時候，還會面臨人才不足的局面嗎？
“這個……雖然司馬先生你的想法很不錯，可是恐怕口外這地方，應該沒有那麼多學員吧！”
雖說宋培雲對司馬大辦學校的想法很是贊同，可還是忍不住從現實的角度提醒到司馬，必竟想法是好的，可是現實是殘酷的。
和口內諸省不同。這口外地人口太少，上過中學的學生也是屈指可數，辦高等教育，顯然不太現實，宋培雲之所以提意辦學，也無非是爲了公司職工子弟罷了。
“沒事，辦這西北公司時不是也沒有工人嗎？咱們口外沒有中學生，可是口內各省都有，我們可以辦免費的高等教育，還有專業技術教育。公司拿錢在口內的報紙上打廣告，只要願意來我們這裡上學，學生不僅可以免除學雜費，而且還免每天的餐食費，我們還可以向學生提供免費的服裝，如果學生上學仍然有困難還可以申請助學救濟金，以及在公司或學校勤工儉學的機會。甚至於我們可以向他們提供來這裡上學的路費。”
司馬有些憧憬着未來的學校教育說到，其實這並不是什麼新鮮的招數，在後世時不是因爲技術工人不足，以至於一些企業自己拿錢在各地打廣告。招學員去上技術學校，當然相應地條件，就是學員需要和公司簽定合同。
學成以後需要爲企業服務幾年。
“啊！這……這……”
看着司馬在神情激動的，甚至於有些狂熱的，表述着自己的辦學大計時，宋培雲已經被司馬的這些大計給驚的有些目瞪口呆。
“還有，不僅大學、專業學校提供免費的食宿，中小
以提供免費的午餐，現在因爲大多民衆生活困難。司內部的職工家庭，很多家長一直都忽視這些正處在發育期的兒童營養。那麼我們就在學校裡頭建立一套供餐制度，以保證學生地身體發育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營養和熱量。而且是還可以通過在一起吃飯地形式，培養了學生的集體主義意識，強化了個人與他人、與集體的連帶關係，同時蘊育了一種民族凝聚力。還有如果我們提供免費的午餐，相信會有很多家庭，就是衝着這份午餐也會把子女送來上學。”
實際上司馬所說這種供餐制度。是司馬在伺一位朋友的談話時從朋友口中得知，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日本政府把有限的一點糧食集中起來，首先儘量保證小學地孩子們一天中能夠在學校吃上一頓飽飯。
這就是日本中小學“供餐制度”的初衷。隨着境況的逐漸好轉。日本政府在1954年又制定了《學校供餐:爲學生免費供應午餐，同時詳細制定了兒童的營養標準和食堂面積的標準。
1945年末，目睹日本戰敗後的慘狀+;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日本很難再次成爲工業國，日本的未來大概將恢復爲一個自給自足地小國。”這篇文章代表了當時西方國家對日本未來的普遍看法。
很顯然，這位記者低估了日本人。事實上，日本人並沒有絕望，也沒有隻圖眼前暫時地利益和個人地溫飽，而是勒緊褲帶，勻出自己的一口，讓小學生們先吃飽，把重振日本地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
在整個國民經濟幾近崩潰、財政全面枯竭的情況下，日本政府卻立即着手實施教育改革，於1947年3公佈了《教育基本法》和《學校教育法》，並將國民義務教育由戰前的六年延長到九年。
政府的這些措施得到了日本國民的廣泛支持，他們清理家園，埋頭苦幹，迅速醫治好戰爭的創傷，草棚學校、露天學堂，又響起了朗朗的讀書聲。
既然二戰後的日本人可以這麼做，那麼自己現在完全也可以去做，用免費的午餐來保障這些青少年的成長髮育期所需要的營養，同時還可以用免費供餐來儘可能多吸引來大量的青少年來上學，如此一來到也是兩全齊美。
更何況以後公司的農場收穫以後，有這些農場的收成在那裡，就是提供免費的食物對公司也不會有任何影響。要知道那些土豆的畝產量可以一畝幾噸。
按照現在公司農場的規模在幾個月以後，就會收穫數以十萬計的土豆，就是幾十萬人一年也吃不完。現在只不過是保障學校裡的學生們所需要食物罷了。
有公司農場在那，司馬就完全可以提供數量足夠。同時價格也較爲低廉地食品，以供滿足學校學生需求，以及工廠的工人生活需求。
這一次，司馬倒有一些佩服自己的先知先覺了，如果不是有產量龐大的公司農場在那裡，恐怕司馬也沒有底氣在這個糧食產量不足的口外，作出向在學校就讀的學生提供免費的食物的決定。
相比於後世而言，恐怕後世之對教育重視，尚不及共和時代的大多有識之士，原因無他。自甲午後“師法東洋”是國內的主流觀點，自然日本重教育之事，也成爲了國內學習地一個方向。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政府實行全面開放的政策，爲了學習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科學技術，選派了大批優秀青年和官員赴西方留學，同時加大對教育的投入。
這些振興教育的舉措，使日本在短短几十年內便由一個落後的封建農業國躋身西方帝國主義列強之中，成爲一個強大的軍事帝國。
有這麼一個近鄰在身邊，以振興教育爲基。進而富國強兵的例子擺在那裡，由不得不讓國內的有識之士重視，辦好教育就成了國內的一個主流觀點。而受限於財力，國內地大多數的有識之士也只能望學興嘆了。
和這個時代的人相同，司馬之所以如此看重教育，實際上也是受後世地日本、德國影響，必竟經歷了那場影響到整個民族的未來的抗戰之後，任何明智的國人都不會忽視對日本這個近鄰的的重視。
明治時代因致力於教育而得到的好處使日本人難以忘懷，就是二戰結束後地日本百廢待興。但他們首先撿起的就是教育這個法寶。
由重建日本到經濟高速發展，完全可以看作是明治歷史的又一次重演。關於戰後日本經濟的騰飛，早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有人從外部環境來考察，認爲幸運的日本人一次次地得到了歷史給予的機會。
這種觀點自有其道理，但從根本上說，日本的經濟奇蹟，是日本人重視教育、豁出血本拼出來的。
日本中小學“供餐制度”地始末，便是一個極好的佐證。美國著名學者賴肖爾在《當代日本人》中就一再強調：“現代日本成功地最根本原因是日本人地教育制度。”
可是在這裡歷史和現在。卻和國人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共和時期地國內受限於國力不能實現教育強國之夢。只能儘可能的在自己能力範圍以內建全教育製造以及普及教育。
那怕就是在國家面臨生死存亡時。也末曾剋扣過教育經費，反而加大對教育的投資。而在後世卻因爲人們的普遍不重視，後來大家重視了，可是卻走了一個岔路，認爲辦好教育就是辦好大學，而辦好大學就是建好大樓也，這種思緒甚至於在後世都成爲一種主流。
於是興國上下都在那大興土木，興建富麗堂皇的大學，以著顯證績，以著顯對教育之重視，雖然大家都知道這是走了彎路，可是又有什麼呢？建一千所小學，恐怕沒有建一所大學更能吸引人的眼球。
“……像我們過去招工一樣，把現在已經開到河北、山東、河南、山西、安徽、江蘇這幾省的招工辦利用起來，然後再在大中城市多開幾個辦事處，一來可以推銷公司生產的機械設備，二來可以招攬當地的小學或中學畢業的學生過來上技校，當然還可以舉辦大學的入學考試。”
自從兩日前和宋培雲深談之後，再接過宋培雲的拿的辦學計劃，司馬就覺得這個宋培雲末免有些太過於小家子氣，所想僅只是辦一所小學教育一下公司的職工子弟，給公司的職工子弟一個上學的地方罷了。
顯然這麼小家子氣的、非常保守的辦學計劃，在司馬這裡根本不可能被通過，即然要辦，就要辦最好的、最大的，這也許是後世國人好大喜功的一種通病，在司馬身上當然也少不了這種毛病，像現在辦學上就是一個體現。
“一所包括中小學在內的綜合學校，一所可容
以上的技術學校，一所綜合高等大學。按照這份計模的三所學校，公司至少需要出資三百萬元，而且和現行地私立學校不同。這三所學校實行的是全免兩補，以後教師薪金、學生書本費、餐食費也大都依靠公司補助，這同樣是一筆非常龐大的開支，我個人不反對辦學校，但是如此辦學，即不符合經濟原則，恐怕也有些本末倒置之閒了，不知道你在制定如此“偉大”的辦學計劃時，是否想過這個問題。”
看完了司馬的辦學的計劃書，再聽過司馬的講述。穆藕初合上計劃書，直截了當的說到，如此不符合公司利益的事，說實話，穆藕初還真的是第一次見到，當然會開口反對。
“湘玥（穆藕初字），雖說這筆開支異常龐大，但是做爲個人我想我還出得起，辦教育是利國利民地好事。
更何況，想來湘玥現在也瞭解。雖說我一直是想將公司辦成中國最大的、甚至是整個亞洲最大的工業托拉斯。
可是如果我們在建這樣的托拉斯企業，就需要有大量的、數以千計的技術人員以及技術專家，而受限於公司所處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國內技術人員以前專家嚴重不足。
如果我們想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就需要自己去辦學校，以補充技術人員的不足，可是偏偏我們公司地處在口外，這地方連識字的都沒多，更何況是能上得了大學地中學生，想要解決生源不足的問題。我們就必須要從口內招攬學員。
而免學費、包食宿一是吸引這些學生來這個求學的辦法，二來是爲了擴大招生面，要知道口內很多人並沒有錢上大學，可是卻不見得這些人地水平就比別人的差。
還有如果他們願意接受公司提供學費、生活費，那麼未來他們畢業後就需要爲公司服務多年，這樣做我們一來解決了學校的生源，二來我們公司未來所需的技術人員就得到了保障。這對於我們公司的發展來說，將會大有助益。”
司馬冷靜的向穆藕初解釋到，那怕就是在後世。如果有私人辦免學費、書本費以及補貼生費的兩免一補地學校，恐怕也很難得到其它人的理解。雖然大家都知道這是好事。
“這些好處我當然明白。在計劃書裡列寫的很是詳細，可是這麼一筆龐大的開支。顯然不利於公司的發展，以後每年公司都需要負擔數十萬元的經費，而且以後學校名聲日響後，來求學的學生更多，中國什麼時候都不乏寒門求學之士，只怕到時公司很難負擔，這麼一筆只會越來越龐大的教育開支。”
雖然穆藕初明知辦學對公司的好處，但是像司馬辦學地這種辦法，顯然不符合穆藕初心中的經濟至上地基準線，穆藕初仍然堅持着自己地反對意見。
“湘玥，我知道你是爲了公司着想，也是爲了我着想，你所設想的情況也是未來一定會出現地，這也是我個人考慮不周，這樣我們可以給來求學的學生兩種選擇，一是接受公司提供的兩免一補，但是畢業後需要爲公司服務一定期限，二是接受以公司或以銀行名義提供的助學救濟金，由學生畢業工作後歸還，如果這樣，湘玥你覺得如何。”
聽到穆藕初的話後，司馬也覺得有一定的道理，於是考慮了一下，覺得還是有必要直用助學救濟金幫助一部分學生。
“助學救濟金？學生工作後歸還？可是我們拿什麼保證這些學生一定會歸還上學期間所欠學費、生活費，沒的抵押他們會自願償還嗎？難道只是靠一廂情願的保證？更何況會有那個銀行願意提供這種貸款，不要說讓維新的金城銀行提供，恐怕就是維新願意董事會中，除你之外的其它薰事也不會同意。”
凡事都有最壞角度考慮的穆藕初，顯然有些不認同司馬說的這種助學救濟金的方式，其實最主要的還是，擔心那些沒有抵押的學生是否會自願償還。
“湘玥，既然如此，願意和公司簽定合同的學生，由公司提供兩免一補，不願意籤合同的，由我個人出資提供助學救濟金，這樣公司不會吃虧，我個人也不缺那些錢，其它的不要再說了，無論你怎麼說我都不會改變主意的，我們錯過了太多，再也錯不起了。”
司馬考慮了一下說到，司馬知道那怕就是在後世，銀行也面臨着助學貸款難以追討的局面，更何況是在這個時代，如果那些學員畢業後不願意歸還學費，恐怕司馬也沒有任何辦法追討。
但是歷史上中國已經錯過太多，現在既然自己來了，就不能任由這麼錯過，如果中國不是在抗戰中的大後方培育十多萬名大學生，而是在20年代前就培育出如此數量的大學生，那麼對於中國的經濟業會起到什麼樣的促進作用？
“兩位，我想恐怕兩位都想的太多了，爲什麼我們不能朝好處去想呢？司馬想辦學校，開支是大，湘玥兄之所以反對也是爲了公司好，雖說辦學校開支是大，可是公司也不是負擔不起，至於以後運營，誰知道以後我們能不能拉到其它的士紳、富豪捐助學校呢？現在國內外很多私立大學的運營，大都是依靠社會捐贈，尤其是校友捐贈來維持運營，那怕到時畢業的學員裡，十之有一願意爲母樣募捐，那也是一筆非常龐大的數字。甚至學校也可以以自身經營以及學校地產出租謀利來維持學校運營。學生學費所佔比例相當有限。再則湘玥兄，司馬這麼有錢，咱們就給他個機會讓他做做好事，花花錢又如何。”
之前一直在一旁仔細看着計劃書，並聽着兩人對話的劉季元這時出面打起了圓場，無論是從個人的角度或是公司的角度出發，劉季元都不會反對司馬的辦學計劃。
未來能從這個兩免一補的辦學計劃裡受益的遠非只有公司自身，可以試想這兩免一補的高等大學推出以後，會有多少寒門學生受益。
在他們畢業投身社會後，無論是對於社會的貢獻，還是出於感恩的心思，在以後的工作中會有意可無意的頃向於公司，這些未來的潛在回報都遠非是能用金錢所衡量。
更何況，最重要的一點是，司馬有錢，穆藕初之所以反對是不知道他有多少錢，可是劉季元可是從老高那知道，上個月僅只是那近千噸化工原料的出售，司馬估計就進賬幾十萬，既然他有錢，又想花，而且還是花在利國利民的教育上面。
旁人有什麼理由應該反對司馬花自己的錢辦他認爲正確的事呢？。
每個人都有自己堅持認爲正確的事情，就像司馬現在這樣，司馬就認爲自己辦這樣的免費的義務教育再正確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