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GDP增長對幸福社會建設的重要性
我國經濟不斷髮展，綜合國力不斷髮展，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與此同時我們的人民是否真的越來越幸福呢？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爲物質豐裕打下基礎，在物質豐裕的情況下，其他方面的發展纔有可能進行。我們應該明白，處在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的重要時期的中國，離婚率連續七年遞增，自殺率居高不下，這些都從反映了國民的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那麼，GDP增長與幸福社會建設究竟有着怎樣的關係呢？
（一）GDP是民衆幸福感的物質基礎保證
首先，物質條件是獲得幸福感的基礎，只有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才能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才能保證人民的正常生活水平。我國GDP的連續高速增長，爲人們提供了良好的經濟環境，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我國1978年城鎮居民恩格爾係數爲57.5%，是2011年的1.53倍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物質條件得到基本保障後，纔有可能去體驗自己的精神世界，去考慮更深層次的需求。在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人們有五種基本的需求，由低到高分別爲：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歸屬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實現的需求。而在其中我們可以看到物質本身所代表的的生理需求，作爲基礎存在。
其次，物質條件的富裕對人民有着其他的引申含義，如經濟上的富裕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人們以安全感，俗語“民以食爲天” 說明了中國作爲人口大國對糧食、食物的重視，物質條件的富足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人們對於食物、生命的安全感，滿足了人們的生理需要與心理安全感的需求。還有，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金錢成爲了一個很好的衡量標準，在此基礎上物質條件成爲社會地位的衡量標準，而人作爲羣體社會的一部分有被尊重、被肯定的需要。在當今社會中，無疑金錢、物質是滿足這一部分需求的條件之一。
最後，GDP增長從宏觀角度來講，代表的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我國GDP的不斷高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家綜合實力的不斷提高，經濟、軍事、科技不斷髮展，爲人們提供了一個更加穩定的經濟投資環境，更加安全的生存環境，更加現代的居住環境。使人們更加擁護和熱愛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夯實執政黨的羣衆基礎，激發廣大人民羣衆參與社會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使人民更加認同其所生活的環境，作爲國家主人翁更加幸福地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但是GDP增長，物質水平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就會不斷增強嗎？答案是否定的。
（二）GDP對民衆幸福感的作用機制複雜
第一，過度強調經濟增長，導致拜金主義、享樂主義、見利忘義、損公肥私等消極現象和社會公害的盛行，這對我國和諧社會建設是不利的。“八榮八恥”的社會主義榮辱觀中就提到“以艱苦奮鬥爲榮，以驕奢淫逸爲恥”，明確了我國社會當前基本的價值取向和行爲準則，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和改革開放的時代要求，具有很強的思想性和現實針對性。已有研究表明，物質財富增長到一定階段，幸福水平就不會再顯著提升，反而容易降低。過度崇尚金錢，是不符
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要求的，是不利於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我國應重視物質與精神世界的同步建設，這樣才能更好保持我國市場經濟秩序的穩定，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從而更有利於幸福社會建設。
第二，我國GDP增長是帶有一定盲目性的，比如我國部分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增長，不顧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從而影響地區長期發展及地方人民正常生活，甚至威脅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這樣一方面不利於該地區的長期戰略發展，影響城市建設，更重要的是對人們產生了不可彌補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傷害，侵犯了人民的合法權益。十八大提出“五個更多”的有關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更多依靠節約資源和循環經濟推動。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能源、資源環境代價過大，不僅單位產出資源、能源消耗居高不下，而且各種原因造成的浪費也相當嚴重”。“必須堅持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大力強化資源節約，推進循環經濟發展，力爭以最小的資源環境代價支撐經濟更可持續的發展。”要求我國儘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進一步提高對環境、資源的重視，形成綠色GDP的增長模式。同時地方政府要進一步提高思想覺悟，不斷學習新知識，以面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形勢、新局面。
第三，GDP的增長帶來另一方面的消極影響爲收入差距，“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在促進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的同時，也導致我國居民收入水平上的巨大差異，不僅僅表現在城鄉居民之間，還表現在行業、性別、地區等等諸多方面。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一直以來就是備受關注的問題，國家統計局2013年公佈的2012年宏觀經濟數據顯示，儘管城鄉居民收入穩步增長，但2012年基尼係數仍爲0.474，表明當前國內居民貧富差距依然較大。數據顯示，如果把居民按收入水平劃分爲五等份，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爲10345元，而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爲51456元，差距近5倍；而農村居民低收入組人均純收入爲2316元，高收入組爲19009元，差距爲8倍左右。而國家統計局今年首次公佈的基尼係數也反映我國對於當前這一問題的重視。除此以外，國企與私營企業，金融業與公共管理及社會組織相比，收入差距也是十分巨大。而行業內部的收入差距也是比較大的，北京的某家大型網絡門戶網站，新入職的員工月薪2500元左右，高管年薪50萬元以上，收入差距將近20倍。而這只是諸多實例中的一則而已。收入差距過大，貧富分化加劇，對我國產生巨大的消極影響：第一，使社會心理扭曲，使傳統的基礎性階層產生相對剝奪感，引起人民羣衆的強烈不滿。沒有一個公正的社會收入的職業等級序列，使得部分人以非常規的途徑自發調節收入水平。間接導致社會治安形勢嚴峻，財產性犯罪加速增長。而富人爲富不仁引發的“仇富”心態，官員腐敗引發的“仇官”心態，在現實的貧富差距面前進一步被放大了，使得人們對政府的信任感降低，社會治安受到影響。第二，使經濟發展受到傷害，貧富差距過大使得我國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外貿依存度過高；同時由於非規範、非正常收入佔相當比重，人們對由此而來的收入差距拉大感到不滿，影響工作和生產效率，不利於鼓勵勤勞致富及社會財富的積累和合理分佈，使勞資
矛盾日益激化影響企業生產。第三，貧富差距對一個國家穩定和諧發展至關重要，差距過大會導致兩極分化，危害社會穩定。
第四，幸福感不僅僅由GDP的增長、經濟條件的優越決定，而是受到複雜因素的影響。分別在2000年、2006年和2010年對中國城鄉總人口進行的隨機抽樣調查結果顯示，總體上覺得自己幸福的人略有減少，從84.8%下降到83.0%。相應地，覺得自己不太幸福與很不幸福的人，則從2000年的15.2%上升到2010年的17.0%。由此可以推斷，中國人的幸福感並沒有隨着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而顯著地增加，反而有所降低。其中的社會文化作用，非常值得進一步探討。在該調查中，明顯表現出“越健康，越幸福”這一現象。在健康狀況很不好的人羣中，覺得自己幸福的人只佔38.4%；在健康狀況不太好的人羣中，佔61.9%；健康一般的人羣中佔80.3%；比較健康的人則是90.4%；而非常健康的人羣中更是高達92.4%。而其中令人注意的是，在21世紀的前10年中，中國人自我報告的健康狀況，在總體上呈現顯著的下降趨勢。在2000年的時候，認爲自己比較健康和非常健康的人佔到66.5%，可是到了2006年卻減少爲61.6%，到2010年再次降低到58.1%。同時，學歷也成爲影響人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羣中，覺得自己幸福的人只佔80.4%；初中文化程度增加到85.6%；高中文化程度再增加到86.7%；而在大專文化程度中則佔到88.2%；在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羣中更是高達89.4%。這表明，在中國社會文化高速發展的21世紀，那些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由於更加可能獲得各方面的資源與機會，因而各種煩惱也會更少，直接提高了他們的幸福感。
第五，影響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情感需求的滿足，人們的幸福感往往受事業、親情、友情及愛情四個因素的影響，而其中三項有關情感需求，首先是佔據人們生命最長部分的愛情及婚姻，無論是單身的人還是初次結婚的人，覺得自己幸福的比例在85.1%～85.6%之間；但是同居的人卻減少到81.8%；再婚的人降低到78.5%；喪偶的人再降低到72.1%；而離婚的人覺得幸福的則僅僅佔67.7%。古人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工作並不是個人生活的全部，婚姻愛情作爲人類情感需求的重要部分，對幸福感影響頗深。根據2012年，央視財經頻道在拉薩舉辦的“2012幸福城市市長論壇”中數據顯示，影響居民幸福感的諸多要素中婚姻或感情生活狀況位列第三——32.09%，前兩名分別爲收入水平（55.53%）及健康狀況（48.91%）。人際關係爲27.96%，現代社會中社會交往作爲人基本的生存能力之一，是居民生活的必需品，但同時過分注重禮尚往來的生活又帶給人們另一番壓力。筆者認爲，真正的社會交往，應該建立在對彼此的尊重、瞭解、支持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單純建立以經濟目的爲基礎的“關係網”。
由於社會的複雜性和人類情感的複雜性，我們可能沒有辦法一一列舉影響人類幸福感的因素。但是毋庸置疑的是，GDP對人類的幸福感意義重大，機制複雜。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