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軍權力的取得，代表着地方勢力的崛起，但滿漢有別的觀念、三藩之亂的教訓時時縈繞在清朝統治者的心頭。
於是太平天國起義被鎮壓後，清廷立即着手裁撤湘軍，收回湘軍集團手中的權力。據說太平天國首都天京被攻破後，曾國藩得到的爵賞已被打了折扣，清廷還迫不及待地利用天京窖藏金銀與幼天王下落問題繼續打壓曾國藩。
不獨湘軍受到朝廷打壓，鄉勇隊跟吳可也沒落到啥好處。
別看吳可跟京城一干滿族大佬關係還不錯，可一旦朝廷真的決定對鄉勇隊動手，他們將毫不猶豫在吳可身後捅刀子。
所幸吳可乃鄉勇隊唯一領袖，不需要考慮手下複雜的派系問題，只需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就算暫時吃虧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再者他出身清軍系統，在滿清一貫文貴武賤的環境裡，吸引火力的能力遠不及文人出身，在湘軍建立之前已是堂堂二品兵部侍郎的曾國藩顯眼。
而且鄉勇隊行事也沒湘軍那般高調，除了特定的幾個省份以及兩次援京之外，名頭雖響卻沒將勢力向外擴張的意思，這就給了朝廷很好的印象。
再說戰功方面，別看湘軍收復金陵立下赫赫奇功，可在京城一干大佬心中地位究竟有多高，就連曾國藩都不敢保證壓得過兩廣總督吳可。
吳可的表現讓京中一干大佬想沒有好感都難，兩次京畿危機都不用朝廷徵召，他便帶領手下精銳將士第一時間趕到救援。
單單就態度而言，吳可比曾國藩要端正得太多。
第一次京畿危機還好說，英法聯軍被堵在天津沒法真正威脅京城安全，可是第二次京畿危機就不同了。
英法聯軍此次來勢洶洶，並且輕而易舉便突破了天津防線，直接威脅到了京城安全，沒見連咸豐帝爲了不做俘虜連夜跑路了麼？
在此之時，地方督撫除了時任兩江總督的吳可一在上書進京救駕，其餘人等卻是冷眼旁觀無動於衷。之後又是吳可力挽狂瀾與英法聯軍連連血戰，最終逼得聯軍不得不與朝廷握手求和。
儘管咸豐帝很不待見吳可這位首功之臣，可吳可救援京畿期間與京中大佬們結下的交情可不是開玩笑的，儘管回去之後他便失去了兩江總督之位，可調任兩廣之後他的地位依舊穩固異常。
別的不說，在吳可率軍救援京畿期間，太平軍突然發動再破江南大營，甚至一度威脅到了蘇南精華地帶的安全，可最後怎麼樣？
朝廷連提都沒提這茬，好象江南大營不是兩江地盤上似的。要是放在往常，江南大營出了這樣的漏子，朝廷的問責旨意早就下來了，哪還容得了吳可平調兩廣無波無瀾？
在向朝廷積極靠攏的態度上，湘軍和曾國發跡內的表現就要差得多。
第二次京畿危機之時，湘軍主力正在圍攻安慶，雖說朝廷表示湘軍對付太平軍正急，可以不必進京救援，曾國藩真就這麼做了。
沒有比較的話無所謂，一旦有了比較要說一干飽受驚嚇的朝堂大佬沒點怨氣怎麼可能。太平天國是朝廷的心腹大患不假，但比起切身的威脅來說，朝堂大佬們的選擇可想而知。
可就是如此，吳可執掌兩廣幾年時間，也能時時感受到來自朝廷的壓制，更不要說此時風光無限實力強橫的湘軍集團了。
前問說過鄉勇隊勢力一直以收縮爲主，基本上吳可在哪任職鄉勇隊全部或者主力就會跟去哪兒，儘管戰鬥力驚人但在官場勢力方面確實一般，無論在兩江還是兩廣期間鄉勇隊都沒撈過界。
湘軍就張揚多了，以兩江爲核心周圍生分一大票督撫都是湘軍中人，朝廷要是不忌憚防備那才叫見鬼。如今湘軍的聲勢達到鼎盛，既爲兩廣的鄉勇隊吸引了火力，又成功的將朝廷對其的忌憚勾引至頂點。
所以，曾國藩和湘軍能做的選擇真心不多。
曾國藩到了金陵之後，他的很多心腹，包括彭玉麟、趙烈文等人，以及著名的研究“帝王之學”的學者王闓運等，都先後來探曾國藩的底。他們一開始說話時都很隱晦，有的藉機發發牢騷，抱怨朝廷獎勵不公，有的替曾國藩抱屈，因爲咸豐帝臨死之時有遺言，許諾“克復金陵者王”。
可等到曾氏兄弟攻克了金陵，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只慳吝地給了曾國藩一個“一等毅勇侯”，“王”與“侯”，相差十萬八千里啊！
對於部下與幕僚們的試探，曾國藩絲毫不動聲色，他什麼也沒有表示，後來，爲了避免越來越多的麻煩，曾國藩乾脆親筆寫下了一副對聯：“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掛在金陵住地的中堂上。這樣，所有來曾府試探風向的人，從這副對聯中，就已經明白曾國藩的心跡了。
實際上對曾國藩來說，他不是沒有考慮，而是考慮得已經非常徹底了。曾國藩清楚地明白目前的形勢：擺在自己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是“進”——擁兵造反，推翻清廷，自立爲帝；二是“退”——自剪羽毛，釋清疑忌，以求自保。
對於曾國藩來說，他顯然不想繼續打仗，多年的戰爭已讓他徹底厭倦，更何況自己的身體和精力每況愈下，繼續爭權奪利，對於他來說，已沒有太大的興趣。
曾國藩自那一次不告而辭回鄉之後，人生的態度已親近黃老哲學，幾乎沒有攀登頂峰的野心。水滿則溢，月滿則缺，曾國藩深得三昧。因此他寧願自己的福分和運氣不要太好，所以他把自己住的地方，命名爲“求缺齋”，也是這個意思。
不僅如此，曾國藩越來越迫切想退隱歸田頤養天年，在往後的歲月中，盡情地享受生活，讀讀書寫寫文章。
既然沒有前進的路，那麼身心疲憊的曾國藩就不得不尋求退路了。
他知道在這種情形下，只有迅速表明自己的態度，才能安全度過危險。那段時間曾國藩無論在公開場合，還是在私下的日記中；無論是在給朝廷及同僚友朋的奏章和信函裡，還是在給兄弟兒子的家書中，都用不同的語言和口氣表達一個共同的意思：勝利得力於別人，自己無功可居。
並且，一向行動遲重的曾國藩變得迅猛異常，一是果斷地殺了李秀成，二是給朝廷上了一本《粗籌善後事宜折》。
在奏摺中，曾國藩對朝廷有兩點建言：一是在兩江範圍內，全面恢復科舉；二是請求裁減湘軍。
很快，朝廷同意了曾國藩的意見。他立即以兩江總督名義大告兩江：當年11月份將在兩江地區恢復科舉，進行甲子科鄉試。
與此同時曾國藩還壓下了兩江總督衙門、江寧布政司、江寧知府等官衙的興建計劃，將經費用在兩項建設上：一是重修滿城；一是恢復江南貢院。
修復滿城，完全是出於政治原因，曾國藩是想以這樣的姿態，消除朝廷對於自己擁兵自重的懷疑，他就是要讓朝廷知道，自己身爲一個地方漢族大員，對於清朝天子是極度尊重的。
曾國藩清楚地明白一個弱小民族的心理，也明白孤兒寡母統治的恐慌。至於恢復科舉倒是出自他的真心。
作爲一個曾經的讀書人，曾國藩一直想爲天下的學子做點什麼，而且恢復江南貢院，明顯地可以籠絡江南士子的心，起到穩定局勢的作用。
後來事情果然如曾國藩所料，科舉的恢復使得社會一下子變得有序起來，兩江一帶的年輕後生因爲有了出路，又開始專心求學，變得安分守己了。
在裁減湘軍方面，曾國藩可謂是計劃周密，他向朝廷建議經過這麼多年的戰爭，湘軍已“無昔日之生氣”，奏請裁汰遣散想馬上裁三四萬人。
還沒等朝廷答覆，曾國藩就擅自做主，在沒有經曾國荃同意的情況下，以曾國荃有病爲由，上奏朝廷請朝廷不要安排曾國荃擔任浙江巡撫，讓他回老家養病。
曾國藩擔心的是，毫無城府的曾國荃因爲沉不住氣而壞事，並且曾國荃因爲攻城之後的大肆屠殺，以及太平天國銀庫大量金銀失蹤事件，得罪了不少人，若不暫時避一避，很可能首先遭殃的就是他。
曾國藩的請求正中朝廷下懷，朝廷很快同意了曾國藩的意見，並且在上諭中很是慰問了曾國荃一番。慈禧還特意讓欽差送來一支六兩的大人蔘以示龍恩。
直到此時，曾國荃才知曉了事情的前因後果。曾國荃很不高興，以爲兄長有意排斥自己。不久在湘軍將領秦淮河的一次聚會上，曾國荃藉着酒興，大發牢騷搞得曾國藩一時下不了臺十分尷尬。
不管怎麼說，在曾國藩的強硬手段下，湘軍開始了轟轟烈烈的自我裁撤，一時震驚了整個大清官場，各地督撫都懷着莫名心情看着兩江發生的變故，一時間湘軍再次成爲全國矚目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