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人物的沉浮
高中華
1921年7月23日至8月5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參加會議的代表共13名，分別是: 上海代表李達、李漢俊，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湖南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陳潭秋，山東代表王盡美、鄧恩銘，廣州代表陳公博、包惠僧(他也是受陳獨秀的派遣出席一大的)，旅日代表周佛海。他們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有52人或53人兩種說法）。據李達回憶：“代表大會代表的產生，是以地區爲標準，不是以黨員人數爲標準的。七個地區，每個地區產生兩個代表，東京雖然只有兩個黨員，也產生兩個代表，但其中只有一人回國，所以只有一個代表出席。”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柯爾斯基也出席了會議，一共15人蔘加了會議。大會先後舉行了六次會議，起初大會在上海法租界召開，由於第六次會議進行時遭到法國巡捕的搜查，爲了安全，會議轉到浙江嘉興南湖一條遊船上舉行。中共一大確定黨的名稱爲“中國共產黨”。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爭結束”，“消滅資本傢俬有制”，以及聯合第三國際。大會討論了實際工作計劃，決定集中精力領導工人運動，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大會選舉產生了黨的領導機構,一致推選陳獨秀、李達、張國燾三人組成“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由陳獨秀任書記，李達、張國燾分別負責宣傳和組織工作。
這次大會是在反動統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舉行的。參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在一大後走過了不同的人生軌跡和革命道路：有的始終堅守無產階級革命信仰，爲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甚至革命未成身先死；有的背棄這一信仰，成爲無產階級陣營的叛徒；有的雖然一度脫離出黨，但最後仍回到黨的懷抱。中共一大代表的人生沉浮，有的是由於對黨的認識不同，有的是目標理想存在差異，所以他們的人生結局也不盡相同，大致可以分爲以下幾種類型。
一、自始至終領導中國革命，併成爲中國共產黨領袖的代表性人物：毛澤東和董必武
（一）毛澤東
毛澤東（1893～1976），字潤之（或潤芝、詠芝），筆名子任，出生在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今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市）一個富足的中農家庭。1911年春，到湖南長沙湘鄉駐省中學求學。1912年，考入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學校，次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該校後來併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 1918年4月，與蔡和森等人創建新民學會。1918年夏，卒業於湖南第一師範學校。1919年7月，他在長沙創刊並主編了《湘江評論》（後被軍閥張敬堯查封）。1920年在上海結識《新青年》主編陳獨秀，陳獨秀委託他在長沙銷售《新青年》雜誌，同時受到陳獨秀的影響,毛澤東開始傾向共產主義。1921年6月，他接到赴上海蔘加中共一大的通知，即於6月29日下午與湖南另一位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滬。他們到上海後，住在博文女校裡面。據一大代表包惠僧後來回憶：“當街的兩間中靠東的一間是張國燾、周佛海和我住的。張國燾也不常住在這裡，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鄧中夏到重慶參加暑假講習會路過上海，也在這間住了幾天。靠西的後面一間是王盡美、鄧恩銘住，毛澤東是住在靠西的一間。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個人住。……除了毛澤東睡在一個單人的板牀，是兩條長凳架起來的，我們都是一人一張席子睡在地板上，靠東一邊的幾間房屋當時是空着的。”毛澤東當時之所以受到“特殊照顧”，一是個子較高，二是睡覺時愛打呼嚕。
在中共一大上，毛澤東和劉仁靜一起擔任會議書記員。對於毛澤東參加一大時的表現，當時的代表有兩種回憶：一種說他比較活躍，善於思辨；另一種則說他比較沉穩，勤于思考。他的確沉穩，善於聽取大家意見，但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他頗具見解，勝過他人。1979年3月劉仁靜在答覆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者關於毛澤東在一大會議上發言的內容是什麼時說：“在‘一大’會議上，毛主席很少發言，但他十分注意聽取別人發言。毛主席在北大圖書館當辦事員時，就與我認識了，我當時覺得他對報紙很重視，無論什麼報紙他都看，不管是反動的或進步的報紙。” “在我的記憶中，毛澤東在一大上採取謹慎謙虛態度，不輕易發表意見，也沒有堅持什麼特殊主張，很難將他突出來作爲某種主張的代表。”
1921年8月，一大召開後毛澤東返回湖南。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書記。1922年5月，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成立，任書記。7月，赴上海蔘加黨的二大，因沒有找到會議地址，未能出席會議。他也沒有出席1925年的中共四大和1928年的中共六大。他在中共七大上講話時說：“有些同志未能當選爲代表，不能出席和旁聽，很着急，其實這沒什麼，就拿我來說，我是‘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逢雙的大會我都沒有參加。”在1923年廣州召開的黨的三大上，毛澤東被選入中央局，當選爲中央局五個委員之一，並擔任秘書，相當於中央秘書長的職務。在1924年1月廣州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被選爲中央候補執行委員。2月，到上海，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委員、組織部秘書等職。1925年1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四大上，毛澤東落選中央局委員。1925年9月，到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工作。1925年10月，毛澤東代理中國國民黨宣傳部部長。1926年1月，在國民黨二大上再次當選中央候補執行委員。1927年3月，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同鄧演達等創辦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
大革命失敗後，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一起探索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毛澤東是黨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者。不過在中央蘇區初期，他在黨內也幾經沉浮，先後被免去了中央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和前敵委員會書記等職務，被剝奪了對紅軍的指揮權。在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的正確思想開始得到認可，被選入三人軍事指揮小組。1943年3月20日，在延安舉行的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設立了中央政治局主席一職，並推選毛澤東擔任這一職務，同時由毛澤東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從而在組織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1942年2月，領導發動了延安整風運動。通過延安整風運動，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1945年中共七大上，設立了中央委員會主席一職，推選毛澤東擔任這一職務。他領導中國共產黨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國。
1949年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選舉毛澤東爲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選舉毛澤東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主席。1959年，這一職務由劉少奇接任。此後，毛澤東一直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國共產黨中央軍委主席。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
關於毛澤東的歷史評價。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概括了毛澤東的功績：“毛澤東同志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勳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敗以後，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鬥。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麼誇張。”
1981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作出全面、公正、實事求是的科學結論，認爲，“他爲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爲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勳。他爲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1993年12月26日，江澤民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00週年紀念大會上高度評價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功勳，他說：“毛澤東同志最偉大的歷史功績，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領導我們黨和人民，找到了一條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結束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接着，他又從中國實際出發，開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2003年12月26日，胡錦濤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10週年紀念大會上講話，高度評價了毛澤東的豐功偉績：“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他不僅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重要的物質技術基礎，而且積累了在中國這樣的社會生產力水平十分落後的東方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爲古老的中國趕上時代發展潮流、闊步走向繁榮昌盛創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同樣，毛澤東的歷史功勳也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後，許多國家領導人紛紛發來唁電，歐洲共同體主席奧托利稱毛澤東主席“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英國首相卡拉漢說：“中國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對他的無與倫比的紀念。”英國保守黨領袖、前首相希思說：“歷史將說，從他的人格和成就而言，他是現代最卓絕的人物之一。”法國總統德斯坦說：“由於毛澤東的去世，人類思想的一座燈塔熄滅了。”瑞士聯邦主席格內吉說：“他是一位舉世無雙的人物。”等等。
（二）董必武
董必武（1886～1975），原名賢琮，又名用威，字潔畬，號璧伍，出生在湖北黃安縣（今紅安縣）一個清貧的教師家中。1903年考取秀才。1905年考入湖北文普通學堂，1910年畢業，獲清朝學部授予的拔貢學銜。後在黃州任教員。1911年參加了辛亥革命，同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14年考入日本東京私立日本大學學習法律，在日本加入孫中山創建的中華革命黨，也是國民黨的元老，在黨內有很高威望。1915年6月回國從事反袁活動，兩次被捕入獄。1916年出獄後再度赴日本。1918年回國，參加護法運動。1919年在上海蔘加了五四運動，後創辦武漢中學，教授國文。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下，董必武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他總結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教訓，對比俄中兩國革命成敗的經驗，認識到中國的獨立，如果繼續走孫中山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須走列寧的道路，他逐步實現了由激進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重大思想轉變。1920年夏天，董必武接到李漢俊從上海的來信，告知上海已成立共產主義小組，請他在武漢成立類似的地方組織。9月，董必武等人在武漢建立中國共產黨湖北支部，並負責湖北黨支部的工作。
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來信，要求推選兩名代表，出席即將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一大。他與武漢小組另一負責人陳潭秋被大家公舉赴會。董必武曾自述參加中共一大的情況：“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1年7月在上海舉行。(建立了支部的)每一省派兩名代表參加，……湖北省派陳潭秋和我……這第一次大會的全部歷史資料，都已失去了。我們決定了一個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宣言，可是現在我們連黨的這個最重要文件的抄本也沒有。那時候，武漢中學是湖北省的共產主義中心。我們五個人成立了黨支部，不久，在我的最進步的學生中，有十人組織了社會主義青年團支部。在黨支部的五位發起人中，有三人後來脫離了黨。一個成了自由主義者，一個現在在南京，還有一個在漢口當律師。只有陳潭秋和我保持着信仰。我不曉得陳潭秋現在下落如何，但我相信他仍在人世。沒多時，武漢就成爲一個重要的共產主義據點了。我們計劃開辦一所外語學校，作爲一個開展宣傳工作的中心，一位名叫馬馬耶夫的俄國共產黨員和他妻子到武漢來教外語，但這個計劃沒法實現，所以他們回上海去了。1921年，黨擴展到工業中去。”
中共一大召開後，董必武歷任中共武漢區委委員、湖北民運部部長、湖北省委委員。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領導籌建了國民黨湖北省黨部，並擔任湖北省國民黨工作委員會主任。在國民黨二大上，董必武當選爲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大革命失敗後，他先到日本，1928年赴莫斯科，在中山大學、列寧學院學習。1932年，董必武回國後來到瑞金，擔任紅軍學校的政治指導員。後來，他負責辦中共中央黨校，出任教務長、副校長。1934年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當選爲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最高法院院長，並出任工農檢察委員會副主任。1934年10月，隨同紅一方面軍參加長征。到達陝北後，他先後出任中央黨校校長、陝甘寧邊區政府代理主席。1938年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上，增補爲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抗戰時期及抗戰勝利後，董必武在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率領下，同國民黨先後在重慶、南京進行了長期的談判。1945年，他代表解放區參加舊金山聯合國的制憲會議，並在《聯合憲章》上簽字。
新中國成立後，董必武長期擔任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職務，他先後擔任過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政務院副總理、政務院政法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主席等職務。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爲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同年4月2日在北京病逝，終年90歲。
作爲一位忠厚長者，董必武終生信仰馬列主義。1986年３月５日，在北京舉行了紀念董必武同志誕辰一百週年座談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同志到會並講話，稱讚董必武：“從一個清末的秀才，成長爲一個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者，又成長爲一個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這中間走過的道路是很不平坦的。他親眼看到過舊中國幾個朝代統治的黑暗和民族災難的深重，經歷過幾個時期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風雨。他對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狀況有深切的瞭解，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鬥爭生活有豐富的經驗。他沒有被舊的歷史文化知識所束縛，沒有被局部經驗所限制，而是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指導下，把這些知識、經驗提煉、昇華爲正確的思想原則，指導自己的革命行動。他不斷從毛澤東思想中吸取精神營養。他的一些獨創性的思想成果，也充實和豐富了毛澤東思想的寶庫。正是由於具有這種思想基礎，他才能夠在極其複雜的革命鬥爭中，在一些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正確掌握並堅決執行黨的綱領和政策。他在黨內政治生活中總是立場堅定，是非分明，表現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度的黨性。這是特別值得稱道的。” 這些評價是極爲中肯、恰當的。
二、在革命道路中爲黨犧牲的代表性人物：何叔衡、鄧恩銘和陳潭秋
（一）何叔衡
何叔衡（1876～1935），譜名啓璇，學名瞻岵，出身在湖南寧鄉縣一個農民家庭。1902年考中秀才。1911年，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何叔衡與毛澤東相識，成爲終生摯友。1918年4月，他與毛澤東等發起成立新民學會，傳播革命理論，任執行委員長。1920年與毛澤東等發起組織俄羅斯研究會。同年，兩人共同發起成立長沙的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1年7月，何叔衡與毛澤東赴上海一起出席了中共一大，當時他45歲，是參加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年長的。中共一大召開後，何叔衡與毛澤東着手籌建湖南黨組織，10月，中共湖南地方黨組織成立，毛澤東任支部書記，何叔衡任支部委員。蕭三在《毛澤東同志青少年時代和初期革命活動》一文中追述：“一個秋涼的日子，在長沙城郊協操坪旁邊的一個小叢林裡，有幾個人在散步。他們一時沉默地站在樹叢和石碑中間，一時在叢林的小路上走動。彼此熱烈地談論着。在腳步緩重的毛澤東的身旁，走着矮矮身材的何叔衡，此外還有彭平之、陳子博、易禮容等。這幾個人這一天在這裡討論建立湖南黨支部的問題。這一天是民國10年10月10日，因此湖南黨組織正式成立日，曾被戲稱爲三十節。”
1922 年5 月，與毛澤東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共湘區執委會，毛澤東任書記，何叔衡任委員。爲加強黨團員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學習，培養革命幹部，他支持毛澤東提出的利用“船山學社”創辦自修大學的主張，利用捐資辦起了湖南自修大學，培養黨的幹部。這期間毛澤東推薦何叔衡到湖南第一師範學校附小接任他的主事的職務，何叔衡一面教書，一面培養髮展黨員，他介紹他的好友姜夢周、謝覺哉等人入黨，這時的何叔衡被稱爲湖南建黨的“老母雞”。毛澤東對何叔衡十分尊重，對他的辦事熱忱特別欣賞，稱“何鬍子是一條牛，是一堆感情”，“叔翁辦事，可當大局”。何叔衡也常向人介紹說：“毛潤之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1927年5月，長沙發生“馬日事變”後，正在寧鄉指導農運工作的何叔衡爲了尋找黨組織，毅然趕往長沙，不幸被捕，但他很快機智逃脫，到上海爲黨創辦地下印刷廠，積極開展黨的地下工作。經組織安排，於1928年與徐特立等人一起赴蘇聯，出席了中共六大。不久，與徐特立、吳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編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特別班學習。據徐特立回憶，在莫斯科，我們幾個老同志，政治上是跟叔衡同志走的。
1930年7月，從蘇聯返回上海，被組織分配到全國互濟總會擔任總會主任，主要是負責組織營救被捕同志，把暴露身份的同志轉移到中央蘇區。這期間，他的兩個女兒、兩個女婿先後被捕，其中大女婿被殺害於長沙。1931年11月，何叔衡奉命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同月，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任臨時中央政府工農檢察人民委員、內務人民委員部代部長和臨時最高法庭主席等職，在政府的9個部中兼任了3個部的部長職務。他堅持原則，注重調查研究，實事求是處理每一個案件，獲得廣大軍民的讚譽。
1933年冬到1934年夏，他受到當時“左”傾路線的排斥，曾在中央政府機關的黨總支召開的會議上受到批判，蘇區中央局機關刊物《鬥爭》也發表文章集中批判他爲“右傾機會主義”，並被撤銷全部領導職務。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後，他未獲準隨軍轉移，留在中央根據地
堅持游擊戰爭。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鄧子恢等一批中央領導人從江西轉移香港途中，經過福建長汀縣，不幸被地方武裝民團發現包圍。何叔衡在生死關頭，起初不願拖累別人突圍，準備跳崖以身殉黨，身負重傷後仍奮力與敵人搏鬥，最後壯烈犧牲，時年60歲，實踐了自己“爲蘇維埃流最後一滴血”的誓言。
何叔衡犧牲後，謝覺哉深情懷念，曾賦詩追悼：“叔衡才調質且華，獨闢蹊徑無纖瑕；臨危一劍不返顧，衣冠何日葬梅花。” 謝覺哉曾說，何叔衡同志“很篤實，又很剛介”，有“‘見危不亂’的果決精神”。他“以能斷自負，每在危疑震撼、人們猶豫的時候，他能不顧人家反對，不要人家贊助，毅然走自己的路。”真正是臨難不苟，至死不屈的革命志士。
（二）鄧恩銘
鄧恩銘（1901～1931），原名鄧恩明，字仲堯，化名黃伯雲、丁友民、佑民、又銘等，出身於貴州荔波縣一個水族家庭。1918年，鄧恩銘考入濟南省立第一中學。1921年，山東共產主義小組秘密誕生，鄧恩銘和王盡美爲負責人。同年，鄧恩銘接到中共一大召開的通知後，即從青島赴滬。一大後，他回到山東，積極開展建黨和工人運動，歷任山東區委、中共青島支部書記等職。1922年1月，他和王盡美一起作爲中國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同年7月，赴上海蔘加了中共二大。
1925年，鄧恩銘組織領導了膠濟鐵路工人大罷工和青島紗廠工人大罷工，成爲“五卅運動”的先導。他還參與領導了四方機廠的工人大罷工和青島全市工人大罷工，組織成立青島市各界聯合會和市總工會。同年11月，鄧恩銘被捕入獄，後通過黨組織託人保外就醫。1927年4月，他出席了中共五大。此後，出任了中共山東省執行委員會書記。1928年底，鄧恩銘在濟南進行革命活動時，由於叛徒告密，被捕入獄。1931年4月5日黎明，鄧恩銘英勇就義，時年30歲。
（三）陳潭秋
陳潭秋（1896～1943），名澄，字雲先，號潭秋，湖北黃岡縣（今黃州區）陳策樓人。1914年進入武昌中華大學補習，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武漢大學前身）英語部。1919年，他積極參與五四運動，並被推選爲武漢學生代表之一到上海聯絡各地學聯。經董必武介紹，他在思想上接受了共產主義。1920年秋，董必武在武昌撫院街寓所裡秘密召集陳潭秋等人，發起成立了共產主義研究組，隨後又建立了半公開的社會主義青年團（S.Y.），並創辦了《武漢星期評論》等刊物。
1921年7月，陳潭秋同董必武一起去上海蔘加中共一大。據陳潭秋回憶：“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樓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來了九個臨時寓客。樓下女學校，因爲暑假休假，學生教員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靜得很，只有廚役一人，弄飯兼看門。他受熟人的委託，每天做飯給樓上的客人吃，並照管門戶。不許閒人到書房裡去，如果沒有他那位熟人介紹的話。他也不知道樓上住的客人是什麼人，言語也不十分聽得懂，因爲他們都不會說上海話，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還有的說北方話……”這“九個臨時寓客”就是：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劉仁靜、包惠僧。
陳潭秋從建黨直至犧牲，歷任華中、東南、華北、東北、華南和西北黨的負責人。中共一大後，陳潭秋先後任中共武漢地委、安源地委、湖北區委主要負責人。1923年京漢鐵路發生了“二七”大罷工，陳潭秋是組織者之一，事後遭軍閥通緝，轉赴安源從事職工教育。1924年秋回到武漢，組建中共武漢地委並擔任領導。中共五大上，當選爲中央候補委員。1927年7月汪精衛在武漢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陳潭秋因身份暴露被迫離開武漢，轉赴江西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秘密配合南昌起義。1930年，出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不幸被捕入獄，經組織營救，於1932年7月出獄。
1933年春，陳潭秋與謝覺哉裝扮成商人，秘密進入中央蘇區，出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執行委員、糧食人民委員，在反“圍剿”鬥爭中，爲保證部隊供給作出了突出貢獻，後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糧食部長。中央紅軍長征後，陳潭秋奉命留任中央蘇區，領導開展游擊戰爭，他在一次突圍中被子彈打中右耳，幾乎犧牲。1935年7月，陳潭秋被送到上海治療。病癒後，奉命與陳雲等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會後，他作爲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留在莫斯科開展工作。
1939年5月，陳潭秋奉命回國，中央電示他化名徐傑，留在新疆接替鄧發任中共中央駐新疆辦事處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負責人，擔任與新疆軍閥盛世才建立統一戰線的重要任務。1942年，新疆局勢日趨嚴峻，國民黨掀起反共**，蔣介石的代表到新疆活動，盛世才與蔣介石的勾結公開化。陳潭秋致電中央，請求撤出中共在新疆的全體同志。8月8日，中央指示除留高登榜等4人外，其餘136人包括陳潭秋均撤回延安。陳潭秋不顧個人安危，要求所有人員分三批先撤到蘇聯，自己留在最後一批。1943年９月，他被盛世才逮捕。9月27日，他和毛澤民、林基路等同志被秘密殺害於新疆迪化（即烏魯木齊），時年47歲。當時，中央還不知陳潭秋被害的消息，1945年6月9日召開的中共七大上仍推選他爲中央委員。
三、積勞成疾而最早離世的一大代表：王盡美
王盡美(1898～1925)，原名瑞俊，又名燼美、燼梅，字灼齋，山東諸城枳溝鎮大北杏村人，山東黨組織最早的組織者和領導者。1919年，他參加五四愛國運動，被推選爲山東學生聯合會負責人之一。1920年3月，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後，他被髮展爲外埠會員。同年冬，與鄧恩銘等人發起成立勵新學會，出版《勵新》半月刊。1921年春，他發起創建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6月，他接到中共一大召開的通知後，即赴上海蔘加會議。
中共一大後，歷任中共山東區支部書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山東分部主任、山東地委書記等職。他積極發展黨組織，開展工人運動。1922年1月，他與瞿秋白、鄧恩銘等一起代表中共參加了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並受到列寧的接見。7月，赴上海出席了中共二大。會後他被留在中央負責領導工人運動，並參與制訂《勞動法大綱》。王盡美積極組織罷工運動，協助羅章龍組織了京奉鐵路、開灤煤礦等地大罷工，擔任過開灤五礦總同盟罷工指揮部的成員，並親自指導了山海關鐵路工人大罷工。同年11月，他在山海關領導建立了黨的組織。1923年2月，被反動當局逮捕。經工人營救獲釋，他重回山東，負責主持山東黨組織的工作，積極發展黨組織，辦報寫文章，組織民衆演講。1924年1月，參加了在廣州舉行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1月，任中共山東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1925年1月，王盡美帶病赴上海蔘加中共四大，2月，他抱病組織了青島國民會議促成會，參與領導了膠濟鐵路工人大罷工。王盡美因長期積勞成疾，於1925年8月19日在青島逝世，時年27歲。
四、雖然脫黨，但終不放棄信仰的代表性人物：李漢俊和李達
（一）李達
李達（1890～1966），湖南零陵(今永州市冷水灘區)人。1909年中學畢業考入北平京師優級師範學堂。1913年以優異成績考上留日官費生，在日本留學期間開始撰寫介紹科學社會主義與歐洲工人運動的文章。1919年五四運動後，他致力於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1920 年8月與陳獨秀等人發起成立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不久，陳獨秀應陳炯明之邀赴廣州擔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一職。隨後，李漢俊和李達先後代理黨組織書記，並共同擔負起中共一大的發起與組織工作。
據《包惠僧回憶錄》所述：“一九二一年六月間，第三國際派馬林爲代表，赤色職工國際也派李克諾斯基爲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負責人張國燾同馬林等到上海與臨時中央負責人李漢俊、李達等商談發展黨的工作問題，並決定在上海召集全國代表會議。”後來，李達對此事也有回憶，據《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記載：“六月初旬，馬林(荷蘭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國際派到上海來，和我們接談了以後，他們建議我們應當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於是由我發信給各地黨小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開會，大會決定於七月一日開幕。”張國燾在回憶錄中稱，李達“是一個學者氣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勁，與人談話一言不合，往往會睜大雙目注視對方，似乎是怒不可遏的樣子。他的簡短言辭，有時堅硬得像鋼鐵一樣。”
中共一大後，李達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局宣傳主任，並創辦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1922年中共二大召開，李達由於受到張國燾的排擠，未能選進中央，他表示不再擔任中央局宣傳主任。同年11月，他應毛澤東之邀到長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學校長。1923年醞釀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李達反對國共黨內合作，主張黨外合作，與陳獨秀意見不合，他稱自己“不願意做國民黨員”，遂於當年秋宣佈脫黨。毛澤東說，這是李達犯下一生“最大的錯誤”。
李達脫離了中國共產黨，有着多種主觀和客觀因素。據李達自述，原因有三：一、當時黨內的人多注重實際，不注重研究，並有“要求馬克思那樣的實行家，不要求馬克思那樣的理論家”的警句。李達自認爲對革命實際工作不夠積極，但爲革命做理論研究與傳播，即是對黨的貢獻。二、對中國共產黨三大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以求建立各民主階級統一戰線的方針“想不通”，“不願意做國民黨員”。三、不堪忍受陳獨秀的家長制作風。李達脫離中國共產黨，是他一生中的憾事。不過，他脫離中國共產黨的原因，與陳公博、周佛海截然不同。
李達脫離中國共產黨之後，先後在湖南大學等擔任教授，主講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和唯物主義哲學，成爲一名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1926年出版《現代社會學》，1937年出版《社會學大綱》，被毛澤東譽爲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1926年，他出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代理政治總教官、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編審委員會主席。1927年3月，他接受毛澤東聘請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任教。大革命失敗後，他曾在北平等多所大學任教，從事馬克思主義的著述工作，發表了《社會學大綱》等著作，該書被毛澤東譽爲“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並號召黨的高級幹部學習此書。
1949年，李達參加並策動了湖南和平起義。5月，回到北平。12月，經劉少奇介紹，由毛澤東、李維漢等人作爲歷史證明人，經中國共產黨中央批准，李達重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後，他歷任湖南大學、武漢大學校長，並擔任中國哲學會會長，從事黨的理論研究，寫出了《（實踐論)解說》和《(矛盾論)解說》兩書，宣傳毛澤東思想。李達是在毛澤東晚年少有的幾個能夠與之理論對話的人，毛澤東稱他是一個“真正的人”。“**”開始後，1966年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8月24日在武漢去世,終年76歲。
（二）李漢俊
李漢俊（1890～1927），原名書詩，又名人傑，出身於湖北潛江縣沱埠垸袁橋村一個清貧的知識分子家庭。1902年赴日本留學，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在日本開始鑽研馬克思主義。1918年回國後，在上海從事寫作、翻譯工作。五四運動後，李漢俊在《民國日報》《新青年》《建設》《勞動界》《共產黨》《小說月刊》等報刊上發表了60多篇譯文和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作出了傑出貢獻。
李漢俊是上海共產黨組織的早期發起人之一。1920年5月，他與陳獨秀等發起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同年8月，與陳獨秀等發起組建了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一說共產黨上海發起組），任代理書記。1921年初，與李達等組織籌劃中共一大。7月下旬，中共一大在他的兄長李書城的寓所召開，即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在會議上，他闡述了大量建黨主張。據張國燾回憶，李漢俊是“一位學者型的人物，可說是我們中的理論家，對於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研究特別有興趣。他不輕易附和人家，愛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見解，但態度雍容，喜怒不形於色。”
中共一大後，陳獨秀從廣州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局工作。李漢俊因與陳獨秀、張國燾政見不一，經常發生矛盾，就漸漸脫離了黨的活動，實際上脫離了黨中央工作崗位，回到武漢。黨的二大召開前夕，李漢俊曾向中央寫過一份意見書，反對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主張黨的組織原則採用蘇維埃聯邦憲法，不贊成民主集中制。李漢俊沒有參加中共二大，中共二大仍推選他爲五名候補委員之一。直至1924年，黨中央鑑於他主動脫黨，正式將其正式開除。據蔡和森回憶，當時大部分同志認爲李漢俊等退黨是陳獨秀同志的專橫使漢俊等消極，同時他的被開除與張國燾的打擊也不無關係。
1925年，李漢俊徹底脫離中國共產黨。1926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927年任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執行委員、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省黨部青年部長。他雖然不在黨組織中活動，但並沒有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敗後，他利用合法身份，掩護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進步人士，爲革命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漢俊被桂系軍閥胡宗鐸抓走，當晚被槍決。1952年8月，毛澤東爲其家屬簽發了《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證》，上面寫着：“李漢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榮犧牲，豐功偉績永垂不朽。”
五、歷經曲折，迷途知返的代表性人物：劉仁靜和包惠僧
（一）劉仁靜
劉仁靜（1902～1987），字養初，又名亦宇、敬雲，出身在湖北應城一個小資產階級家庭。他先後到武昌博文書院高等科和武昌私立中華大學附中就讀。1917年，參加了惲代英創辦的互助社。1918年夏，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預科。1919年，他參加了五四運動，被北洋政府逮捕。張國燾在回憶錄中寫道：“那位書呆子劉仁靜在六三被捕時，曾因愛國狂熱與軍警大鬧。”爲迫使中國政府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劉仁靜用心思考，拿起筆寫文章，爲鬥爭爭理。惲代英在日記中寫道：“夜接養初（劉仁靜——引者注）信，論不簽字，快極透極，益長進矣。亟錄之，以塞《學生》篇幅。”劉仁靜參加了少年中國學會，併成爲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最早成員之一。
1921年6月，劉仁靜被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推選爲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劉仁靜晚年曾回憶：“1921年夏天，我們在北京西城爲考大學的青年辦了一個文化補習學校，由鄧中夏教國文，張國燾教數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們接到上海通知，要我們選派兩個代表赴滬參加建黨會議，於是我們就在這個補習學校開了一個選舉代表的會。”“我依稀記得，那一天李大釗沒有出席。當時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開會，但並沒有誰想到是去出席一個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也沒有誰想爭當代表。”“我記得選舉的實際情況是：首先大家一致選張國燾當代表，在選第二個代表時，曾提出過鄧中夏和羅章龍，然而他們十分謙讓，以工作忙不克分身爲由辭謝，這樣最後才確定我當代表。”劉仁靜參加中共一大時，只有19歲，是最年輕的會議代表。
在中共一大上，劉仁靜爲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維經斯基做翻譯，並參與起草大會文件的工作。劉仁靜主張武裝革命、無產階級專政、資本公有制和聯合第三國際等4條原則，極力反對西歐社會黨的議會政策以及改良派思想，主張中國共產黨應積極從事工人運動，爲共產革命做準備。他的這些主張得到多數代表的認可，並被寫入了大會文件。中共一大後，劉仁靜奉命留在上海協助李達工作，主要是籌辦人民出版社、出版馬列著作，從事理論宣傳工作。
1921年12月，劉仁靜回到北京。他和鄧中夏一起創辦並主編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先驅》。1922年11月，他與陳獨秀等一起赴莫斯科參加少共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在大會上，他介紹了在青年學生中工作開展的情況和中國革命的情況。1923年在中共三大上，劉仁靜贊同共產國際提出的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提議。同年，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爲團中央書記。
1926年，受黨中央派遣，劉仁靜赴莫斯科國際馬列學院學習與研究馬克思主義，學會了俄語，同時開始受到托洛茨基的影響。據劉仁靜回憶：“1927—1928年，我在馬列學院學習時，看過托洛茨基的文章，我同意他的觀點。”1929年，劉仁靜在蘇聯學習結束在回國途中，突然轉道土耳其，拜見了托洛茨基。由於受託派思想影響，劉仁靜回國後，參加了托洛茨基派的活動，成立託派組織“十月社” ，並自命爲“中國託派天字第一號”人物和“特等理論家”。1929年被開除出黨。爲生活所迫，劉仁靜先後在國民黨的《民主與統一》等報刊當主筆。《民主與統一》停辦後，又輾轉於國民黨各個機關。1948年他投靠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陶希聖，在其授意下發表包括《評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反共文章。
新中國成立後，劉仁靜重新回到黨和人民的懷抱，他被安排到北京師範大學任教。1951年下半年，組織上安排他到人民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直至退休。1987年8月5日清晨，劉仁靜因車禍在北京去世，時年85歲，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後一位離世的代表。
（二）包惠僧
包惠僧（1894～1979），又名晦生，別名鮑一德、包生，號棲梧老人，出身在湖北黃岡一個農民家庭。 1920年參加武漢共產主義小組。一大召開前夕，上海黨組織負責人李漢俊委託包惠僧前往廣州請陳獨秀回上海主持工作，陳獨秀不同意，並把包惠僧留在廣州工作。而後，李漢俊來信說要各地派代表來滬參加一大，陳獨秀因事不能赴滬，就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兩人出席會議，並由包惠僧負責向他彙報會議情況。中共一大後，包惠僧在上海蔘加編輯《勞動界週刊》。從1922年起，他歷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江支部主任、中國共產黨北京區委員會委員兼秘書、中共武漢區委員會委員長。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歷任國民黨中央黨部黨
員訓練班委員兼任廣東大學師範部教員、鐵甲車總隊政治教官、滇軍幹部學校政治部主任、黃埔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黃埔軍校第三團黨代表，參加了第二次東征，之後調任黃埔軍校教導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武漢新聞檢查委員會主席、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籌備主任。1926年1月，他被選爲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獨立第十四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包惠僧回到上海，決定退出中國共產黨。他在《包惠僧回憶錄》中，自述了脫黨經過：“我約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前後，奉共產黨中央軍委周恩來同志之命，到南昌待命，並準備接江西省軍委工作。我先到南昌，周恩來同志後到，他告訴我：‘不必在江西作長久之打算，要隨軍南征。’派我任《前敵日報》主編。《前敵日報》沒來得及成立，南昌宣佈起義。事有湊巧，我又病了，周恩來同志叫我在南昌暫時潛伏，如趕不上隊伍，即到武昌去找組織。他給我寫了介紹信，我在南昌一個表親家裡住了一個多月，才化裝逃出南昌，到九江搭船回了我的故鄉黃岡。當時白色恐怖遍地皆是，在鄉下也住不下去，遂到武昌，也沒有找到組織。武漢也待不下去，即帶着妻子逃到江蘇高郵(妻家)暫行避難。在高郵住了兩個多月，風聲不好，才逃往上海。我會見了李達(他此時已脫黨多年)、施存統、馬哲民等。上海的情況很混亂，我遂和這些人一起走了失敗主義的道路，消極脫黨。”八一南昌起義後，包惠僧與中共脫離組織關係。1930年，他恢復國民黨黨籍，1931年任國民黨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謀，九一八事變後任軍事委員會秘書兼任中央軍校政治教官，1936年轉任國民黨政府內政部參事，1944年任內政部戶政司司長，1947年改任內政部人口局局長。
1949年，包惠僧舉家遷往澳門。9月上旬，他下定決心給周恩來發去一封電報，表明自己想留在大陸的願望：“北京人民政府周總理恩來兄鑑：兄等以廿餘年之艱苦奮鬥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勝利爭取和平，以和平與民更始，弔民伐罪，天下歸仁也。南天引頸，曷勝欽遲，一有便船，當來晤教。弟包惠僧叩。”後來，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約一個星期，接到中國共產黨覆電，叫我回來；我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回到北京。回北京第二天，董老請我吃飯。他對我說：‘你回來是黨中央作出的決定。’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周總理請我到中南海吃飯。他同我見面之後，對我還是以老朋友相待，我們作了長談。周總理給我的禮遇和溫暖，我幾乎感激得流出淚來。一九五○年，我在革大(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引者注)政治研究院學習一年，十二月初畢業後即分配到內務部研究室任研究員。”最初，他說：“我除了學習以外，什麼事也不敢做。謝覺哉部長常鼓勵我寫點‘社會觀感’‘人口問題’之類的文章，其他領導同志也鼓勵我寫有關革命歷史的故事，我都不敢寫……”1957年4月，他被任命爲國務院參事室參事。從此之後，他筆耕不止，寫下大量歷史回憶，最後結集成《包惠僧回憶錄》，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病久治無效去世，時年85歲。
六、叛黨投敵的代表性人物：陳公博、周佛海和張國燾
（一）陳公博
陳公博(1890～1946)，原籍福建上杭，出身於廣東南海一個官宦之家，其父是原廣西提督陳志美。1917年就讀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20年畢業後回廣州和譚平山、譚植棠一同創辦《羣報》，任總編輯。作爲廣州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一大第六次大會召開之時，遭到法國巡捕搜查和盤問，當夜他所住的大東旅館又發生了一起“情殺”案，陳公博受到驚嚇，第二天便攜妻子返回了廣州，沒有參加在南湖舉行的會議。陳公博是一大代表中唯一一位沒有參加全程會議的代表。他回到廣州後，公開支持陳炯明叛亂，他在廣州黨組織會議上明確宣佈：不再履行黨的義務，成爲一大代表中最先脫黨的代表。1923年陳公博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他遂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
1925年，陳公博畢業回國後，加入了中國國民黨，結識了廖仲愷，爲廖所器重，從此官運亨通。他歷任國民黨廣東省黨部書記長、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長和北伐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務局長。廖仲愷被刺殺後，陳公博又爲汪精衛看重。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蔣汪再次聯合，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後，陳公博出任國民黨中央民衆訓練部部長、行政院實業部部長。
抗戰時期，陳公博追隨汪精衛叛國投敵。1940年3月20日，汪僞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陳公博就任汪僞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立法院院長、上海市長等要職，成爲第二號大漢奸。1944年11月10日，汪精衛病死在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附屬醫院後，陳公博繼任爲僞國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長，由漢奸中的二號人物升爲一號魁首。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陳公博出逃日本。隨後，國內掀起懲罰漢奸的浪潮，在國民政府的要求下被引渡回國，送回南京。
1946年4月5日，江蘇高等法院公開審理陳公博。據《法庭聽審記詳》一文描述：“二時正，公案上已放好尺許高的卷宗，紅封面，用粉紅色的包袱束着，頗引人注目。二時二十三分，旁聽席上起了一陣**，陳逆已經從候審室傳到庭上來，他身穿夾長袍，白色西裝褲，黑皮鞋，從他身上簡直找不出曾顯赫一時的痕跡，臉部有幾條深痕，痕縫裡有汗珠擠出，大家注視他的臉部，他的目光就茫然地避開，當他走近被告席附近時，先是背手而立，繼又把雙手放到胸前，侷促之狀畢露。有時，還用手去撫摸放在‘自白書’上的一隻美國式氈帽。”
首席法官韓燾在起訴書中列舉了陳公博的十大罪狀，即締結密約，辱國喪權；搜索物資，供給敵人；發行僞幣，擾亂金融；認賊作父，宣言參戰；抽集壯丁，爲敵服役；公賣鴉片，毒化人民；改編教材，實施奴才教育；託詞清鄉，殘害志士；官吏貪污，政以賄成；收編僞軍，禍國殃民。經過公審，法院判處陳公博死刑。陳公博之妻李勵莊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請復判狀》。不久，其上訴被最高法院駁回。6月3日上午，在蘇州獅子口監獄對陳公博執行槍決。行刑之前，陳公博執筆給蔣介石寫信，信中寫道：“懸懸放不下的還是一個共產黨問題，因爲這個問題，關係到國家前途，關係到黨的前途，更關係到先生的前途，……”臨死之際，這位參加中共建黨的一大代表竟念念不忘反共，完全放棄了最初革命信念，走到了革命的對立面。
（二）周佛海
周佛海（1897～1948），出身於湖南沅陵一個偏僻山村的沒落官宦家庭。1917年初夏，赴日留學，進入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學習。通過閱讀大量社會主義書籍，開始信仰共產主義。他在其《扶桑笈影溯當年》一文中，追憶了自己最初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動機：“我爲什麼贊成組織共產黨，而且率先參加？第一，兩年來看到共產主義和俄國革命的書籍很多，對於共產主義的理想，不覺信仰起來，……這是公的。第二，就是個人動機，我決不說假話，……當時所謂個人的動機，就是政治的野心，就是political Ambition。在一高的時候，正是巴黎和會前後，各國外交家都大出風頭，所以當時對於凡爾賽，非常神往，抱着一種紅心，將來想做一個折衝樽俎，馳騁於國際舞臺，爲國家爭光榮的大外交家。後來研究俄國革命史，又抱着一種野心，想做領導廣大民衆，推翻支配階級，樹立革命政權的革命領導者。列寧、托洛茨基等人物的形象，時入腦際，輾轉反側，夙興夜寐，都想成爲這樣的人物。……懷着這種野心的青年，又值中國政治腐敗，世界革命怒潮高漲的時候，那得不本着創造的精神，去組織一個新興的革命黨！這便是我參加發起中國共產黨的原因。”
1921年，周佛海作爲旅學日本的海外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一大後，他奉命參加和領導上海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11月初，他又返回日本，進入京都大學深造。從此，他與共產主義背道而馳。1924年5月他畢業回國，受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戴季陶之邀去當了秘書，併兼任廣東大學教授。9月，周佛海給中共廣州執委寫信要求脫離共產黨。周佛海一脫黨，便踏上反共道路，發表一系列反共文章，公開表明與中國共產黨決裂。1927年，他擔任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總教官、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1931年，他當選爲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並歷任國民黨中央黨部訓練部部長、宣傳部代理部長等職。
九一八事變後，周佛海與汪精衛共謀所謂的“和平”。抗戰爆發後，他積極組織“低調俱樂部”，鼓吹“戰必敗，和未必大亂”的投降主義言論。1938年12月，周佛海以視察宣傳爲名，逃離重慶，先期到達昆明等待汪精衛等人逃往越南河內。周佛海是汪精衛集團叛國投敵的主要策劃者，此事最後取得成功，他立了頭功。繼而，周佛海出謀劃策，建議汪精衛開展“和平運動”，建立和平政府。1939年5月，隨汪精衛等前往日本同平沼內閣會談，討論汪僞政府的成立問題。周佛海歷任汪僞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汪僞政府警政部部長、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上海市長、代行政院長之職。汪精衛死後，周佛海出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後，周佛海故伎重演，他迅速給蔣介石發電，利用他擔任上海市市長一職表示將滬完整交給國民黨中央。8月20日，蔣介石任命周佛海爲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總隊長，搖身一變，成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1946年3月，蔣介石迫於全國壓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之罪判處其死刑。周佛海的夫人楊淑慧以公佈蔣、周往來密電爲由，要挾蔣介石特赦周佛海。1947年3月26日，蔣介石以國民政府主席的身份下令特赦周佛海爲無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臟病發作死於南京老虎橋監獄中，終年51歲。
（三）張國燾
張國燾（1897～1979)，又名特立、凱蔭，出身於江西萍鄉市上栗縣一個官僚地主家庭。1916年入北京大學讀書。五四運動期間，張國燾參加示威遊行，被推舉爲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1920年後，在李大釗的影響下，張國燾開始閱讀一些馬克思主義書籍，轉向社會主義，並參加了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發起和組織工作。1921年7月，張國燾和劉仁靜作爲北京黨組織的代表到上海蔘加中共一大。由於陳獨秀沒有出席會議，張國燾被代表推選主持這次會議。會上，他當選爲中共中央局成員，負責組織工作。據劉仁靜回憶：“張國燾是個精明能幹的人，也是喜歡出風頭的人，凡是出頭露面的機會，他一般不肯錯過。在北京時他總搶着與李大釗聯繫，與蘇俄人打交道。到上海開會他更積極，主持會議，研究議程，樣樣少不了他。應該承認，他掌握會議確實很機敏，包打聽來窺測會場時，他當機立斷，佈置大家退場。所以，在我印象裡，他是一大最活躍的人物。”
中共一大後，爲了發展全國工人運動，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張國燾擔任主任，創辦《勞動週刊》，開始發動和領導全國的工人運動。1922年1月，張國燾以中共代表團團長的身份赴莫斯科出席了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受到列寧的接見。同年7月，他參加了黨的二大，並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23年1月，張國燾代表中共中央前往鄭州，指導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他是京漢鐵路大罷工的主要領導者之一。1923年6月，張國燾參加中共三大，反對國共合作的政策。1924年1月，他在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當選爲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1924年5月21日，張國燾及夫人楊子烈被北洋軍閥政府逮捕，由於大量文件落入敵手，張國燾被迫變節自首。被黨組織營救出獄後，張國燾隱瞞變節行爲。1925年1月，參加黨的四大，並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中央局委員，併兼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主任。1927年4月，參加黨的五大，並當選爲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務委員。同年7月底，他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並擔任革命委員會委員兼農工委員會主席。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嚴肅批評了張國燾阻撓南昌起義的錯誤。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張國燾在莫斯科參加了中共六大。會後，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留在莫斯科工作了兩年半。1931年1月，張國燾被共產國際派遣回國。他回到上海後不久，就取得了王明的信任。4月，他以中央代表身份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任中共鄂豫皖分局書記和軍分會主席。在此期間，他積極推行王明的“左”傾路線，在黨內、軍內進行大規模的“肅反”，逮捕殺害了數以千計的革命者，給革命事業造成嚴重損失。紅四方面軍主力轉戰到川、陝地區以後，逐步建立了川陝革命根據地。
1935年6月，紅一、紅四方面軍在四川省懋功會師。中共中央任命張國燾擔任紅軍總政委一職。張國燾繼而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要官要位，並發展到對抗中央路線，對中央北上的決議拒不執行，反對北上，並擅自率紅四方面軍南下川、康邊境地區，另立黨的“中央”，並自封“主席”。在黨中央的堅決鬥爭下，張國燾最後取消了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
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清算了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錯誤。張國燾在《我的錯誤》中也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經過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許多同志對於我的錯誤的徹底揭發，使我對自己的錯誤，有更深刻的瞭解。的確我的錯誤是整個路線的錯誤，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退卻路線和軍閥主義最壞的表現，是反黨反中央的錯誤，這個錯誤路線，不僅在各方面表現它的惡果，使中國革命受到損失，而且形成極大的罪惡，客觀上幫助了反革命。
中央政治局關於我的錯誤的決議，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對於我自己是最大的教育，我應當根據這個決議，來徹底改正自己的錯誤，與自己的錯誤作堅決的鬥爭。
我應當申明，我已經瞭解黨中央的路線是一貫的正確，並堅決擁護黨中央現在的路線，如果不去了解我自己過去的錯誤路線，就不會深刻了解黨目前領導民族革命運動的策略路線，因此，對於我自己過去錯誤更徹底的瞭解，也就使我對黨的路線，有更深刻的認識和堅決的擁護。
我而且應當說到，在我與中央會合以後，是我瞭解和改正自己錯誤的過程，沒有繼續和加深自己的錯誤。但是在過去一時期中，沒有更深刻的瞭解自己的錯誤，就沒有能夠與自己的錯誤作堅決鬥爭，對於那些對我的錯誤缺乏瞭解的同志，沒有能夠起積極的幫助作用。
我的錯誤是非常嚴重的，但是我與那些背叛共產國際的“左”右叛徒基本不同之點，就是我始終擁護共產國際。雖然這樣嚴重的路線錯誤，實質上是與共產國際和黨中央路線是不相容的，可是因爲我對共產國際的領導具有堅強信心，因此，我自信這是我能夠改正錯誤最重要的保證。
由於我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夠了解，又是自高自大的惡習，墮入了狹隘經驗論和機械論的泥坑，做了落後意識的尾巴，在蘇維埃運動緊急關頭和民族革命運動新**發展過程中，對於時局有了右傾機會主義的根本錯誤的估計。對於無產階級領導作用估計不夠，反而做了農民落後意識、流氓破壞意識和軍閥意識形態的俘虜，沒有能夠徹底克服過去大革命時代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在蘇維埃運動緊急關頭，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又重新表現出來。因此，要徹底克服錯誤，我自己必須加深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
我並且要求全黨同志，特別是曾經和我在四方面軍一塊工作過的同志，應當在黨中央路線領導下，堅決與我的錯誤作鬥爭。我自己宣佈我的錯誤路線已完全破產，每個同志與我的錯誤作毫不留情的鬥爭，是黨的布爾什維克化最重要的一個保障。
爲了挽救張國燾，中共中央仍任命他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不過，此時的張國燾已有叛黨之意。1938年4月，他利用到黃帝陵祭祖的機會，隻身逃離陝甘寧邊區，在國民黨特務的保護下經西安叛逃到武漢，最後投靠了國民黨。4月18日，中共中央決定開除其黨籍。張國燾被安排在軍統特務戴笠手下從事反共活動，他在上海辦過宣傳反共的《創進》報，並在軍統主持的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任研究員，成了國民黨反共活動的謀士。抗戰勝利後，他出任國民黨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1945年5月，他在國民黨六大上當選爲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1948年冬，在國民黨政權即將分崩離析之際，此時的張國燾也成了驚弓之鳥，他全家逃往臺北，但被國民黨政權冷落一旁。無奈之下，他又於1949年舉家移居香港。爲維持生計，曾辦過《中國之聲》雜誌。1961年，他接受美國堪薩斯大學之約，撰寫回憶錄《我的回憶》。1968年，他移居加拿大生活。1976年，因中風，轉入加拿大多倫多一家老人病院治療。1979年12月3日凌晨，張國燾因病去世於這家異國他鄉的醫院，時年82歲。
當年參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走過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經歷了不同的人生洗禮，大浪淘沙，正如魯迅先生所講：“每一革命部隊的突起，戰士大抵不過是反抗現狀這一種意思，大略相同，終極目的是極爲歧異的。或者爲社會，或者爲小集團，或者爲一個愛人，或者爲自己，或者簡直爲了自殺。然而革命軍仍然能夠前行。因爲在進軍的途中，對於敵人，個人主義所發的子彈，和集團主義者所發的子彈是一樣地能夠制其死命，任何戰士死傷之際，便要減少些軍中的戰鬥力，也兩者相等的。但自然，因爲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於進行，則愈到後來，這隊伍就愈成爲純粹，精銳的隊伍了。”這是魯迅先生對革命歷史的深刻概括，也極富哲理性。
中共一大的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它的成立，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從此，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誕生了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主義爲行動指南的、統一的和唯一的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開天闢地”的大事件，一個新的革命火種點燃起來。正如李達所講：“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規模雖然不大，所代表的黨員人數雖然不多，所討論的也不夠廣泛，但是它有着極爲重大的歷史意義，就是在第三國際的代表直接參加領導之下，正式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爲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提供了領導核心。這一次大會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是中國億萬勞苦大衆改變自己命運的開端。”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