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風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盧毅
20世紀40年代的延安整風，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全黨範圍的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通過延安整風，中國共產黨提高了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不僅初步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破除了將蘇共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神聖化的教條主義，而且還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確定爲黨的指導思想，從而極大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一、毛澤東爲什麼要發動延安整風？
毛澤東之所以要發動延安整風，原因很複雜，但是歸根到底，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爲了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他曾經非常明確地告訴大家：“我黨近年的整風運動，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這些不好的東西，就正是爲了使中國共產黨更加民族化。”也就是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那麼，毛澤東爲什麼想通過整風來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呢？這是有着深刻歷史背景的，尤其是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曲折歷程有關。衆所周知，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但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馬克思主義只有同各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才能發揮其指導作用。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國進行革命，必然會遇到許多特殊的複雜問題，中國共產黨人不可能從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找到解決中國革命一系列基本問題的現成答案，也不能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或照搬外國經驗來解決中國的具體問題，而只能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以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爲中心，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結合起來，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然而正是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共產黨曾經走過一段曲折的歷程，經歷了許多慘痛的教訓。這就促使毛澤東思考如何創造一個有利於開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氛圍，而發動延安整風就是他的一項重大舉措。具體說來，延安整風的起因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一）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危害，必須從思想路線上加以徹底解決。
延安整風之前，中共黨內曾經先後發生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傾錯誤。其中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是理論形態最完備、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1931年1月17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秘密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在這個會上，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把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擔任副校長時的得意門生王明推上了臺。在此之前，王明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卻一下子進了政治局，成了政治局委員。這一年王明只有27歲，是政治局裡最年輕的一位，但卻在米夫的支持下掌握了中央實權。
六屆四中全會後不久，當時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經歷了一次嚴重危機，幾乎瀕臨滅頂之災，那就是顧順章被捕叛變。顧順章是中央特科負責人，掌握大量機密，特別是對上海中央領導人的住址和活動規律瞭如指掌，所以他的叛變危害極大，至今仍被稱作中共歷史上最危險的叛徒。此後，總書記向忠發也被捕變節。這一系列突發事件的發生，迫使上海中央採取緊急疏散措施，當時決定王明去莫斯科，周恩來去江西蘇區。臨走前，他們決定在上海成立一個臨時中央來維持工作，主要由那些剛剛從蘇聯留學回國、顧順章還不大認得的人組成，認爲這樣便於開展工作，顧順章對他們不熟悉，其中爲首的就是博古和張聞天。博古當時才24歲，從事實際工作經驗很少，也不是中央委員，卻一下子成了總負責，可以說是一步登天。而王明之所以選中博古，也主要是看中博古的思想跟他比較一致，能忠實貫徹共產國際路線。
後來，由於國民黨的白色恐怖越來越嚴重，這個臨時中央也很快在上海待不下去了，只好轉移到中央蘇區，從而使中央蘇區也開始直接受到“左”傾教條主義的危害。這種危害主要有兩點：一是在軍事上實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左”傾冒險主義，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與國民黨軍隊大打正規戰、陣地戰，提倡“短促突擊”，跟敵人拼消耗；二是在政治上實行共產國際的“左”傾關門主義，把所有的地主和資產階級都看成革命的敵人，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並拒絕與發動“福建事變”的十九路軍合作。這一系列“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直接導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南方各根據地相繼喪失，紅軍被迫長征，全國紅軍從30萬人減少到3萬人，黨員從30萬人減少到4萬人，白區的黨組織也幾乎損失殆盡。
關於“左”傾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的危害，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期間曾寫了九篇筆記，有5萬多字，後來起了個總題目叫《駁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這九篇筆記中，毛澤東嚴厲批評了以臨時中央爲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他說：“臨時中央……凡事愛暴露，愛顯勁，愛逞英雄，愛在明天早上勝利，結果在三年多的時間內，在敵人統治區域把黨鬧個精光，一點羣衆力量也鬧個精光。”這是批評“左”傾教條主義者熱衷於搞公開鬥爭，凡事愛暴露，結果把白區都丟光了。毛澤東還說：“咳，我倒要叫老爺們聽訓了！你們一點什麼都不懂，根本脫離農民羣衆，硬把所謂‘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錯誤路線強迫推行於蘇區，……你們也知道嗎？地主不分田者，肉體上消滅地主之謂也，這是出於哪一條馬列主義的？……其結果，便是迫着他們去當綠色游擊隊，手執武器向蘇維埃拼命，這有什麼好處呢？”“這種革命，要對付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與整個中國地主資產階級政府，又把‘十九路軍一切官長’也當做敵人，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唯一無二或者至少是稀罕的傑作！”“於是小的被我們打得不亦樂乎，成羣地跑到大的那裡去，我們卻孤零零地遭受大的小的雙管齊下，把我們打得要死”，“所謂‘打倒一切’的學說，就是這批老爺們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中的傑出的‘創造’”。以上這些是批評“左”傾教條主義者不懂得搞統一戰線，實行“關門主義”，打倒一切地主和資產階級，結果把他們都趕到敵人那邊去了。
在這九篇筆記中，毛澤東還說過一段很尖銳的話：“我常覺得，馬克思主義這種東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國自從有那麼一批專門販賣馬克思的先生們出現以來，把個共產黨鬧得烏煙瘴氣，白區的共產黨爲之鬧光，蘇區與紅軍爲之鬧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馬克思主義太多的虧。這批人自封爲‘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家裡有成堆的馬克思主義出賣，裝潢美麗，自賣自誇，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認。……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鏡，才發現其寶號裡面盡是些假馬克思，或死馬克思，臭馬克思，連半個真馬克思、活馬克思、香馬克思都沒有，可是受騙的人已不知有幾千幾萬，其亦可謂慘也已矣！”這段話更是充分反映了毛澤東對教條主義者的痛恨，簡直是深惡痛絕。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長征途中召開了遵義會議。在這次會上，博古“左”傾中央的統治宣告結束，毛澤東重新參加了中央領導，從而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也是毛澤東個人命運的一次重大轉折。毛澤東後來就曾經回憶說：在此之前，“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個孤家寡人。我說，有一個菩薩，本來很靈，但被扔到茅坑裡去，搞得很臭。後來，在長征中間，我們舉行了一次會議，叫遵義會議，我這個臭的菩薩，纔開始香了起來。”但由於環境和條件的限制，遵義會議只是解決了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與組織問題，並未觸及思想上、政治上的問題。張聞天在代表中央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中仍然肯定地說：“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無疑義的是正確的。”此後，毛澤東雖曾努力解決這一問題，他在1940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便明確提出：遵義會議決議只是說是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說是路線上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但由於“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思想基礎依舊根深蒂固，一些同志不同意說蘇維埃後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因此會議沒有就此作出結論。這件事讓毛澤東認識到，只有在全黨範圍內開展一次整風運動，才能從根本上徹底解決思想路線問題，擺脫教條主義的思想束縛，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一定要整頓三風，來一個徹底的思想轉變”，“我們所要的是香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臭的馬克思主義；是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馬克思主義”。
（二）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錯誤一度引起黨內思想混亂，必須予以肅清。
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除了犯“左”的錯誤之外，還犯過右的錯誤。例如大革命後期的陳獨秀右傾錯誤，主張對國民黨妥協，結果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而近年來解密的蘇共和共產國際檔案則表明，陳獨秀之所以會犯右傾錯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爲服從了共產國際的指示。而在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在處理與國民黨的關係時，又犯了同樣的錯誤。
如前所述，王明最初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執行的是共產國際的“左”傾關門主義，拒絕與任何黨派開展合作。但隨着共產國際政策的調整，他的觀點也發生了轉變。他開始發表一系列文章，主張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35年8月1日，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名義起草了《爲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這個宣言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到包括國民黨內的愛國分子，這個政策的轉變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反響，促進和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所以在此問題上，王明是有功的，這個歷史功績是不容抹殺的。毛澤東後來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就曾評價說：“王明在黨的歷史上有大功，對統一戰線的提出有大的努力”。但是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王明所有這些主張都是建立在共產國際指示的基礎上，幾乎是亦步亦趨，完全沒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其實這也正是教條主義的表現。
1937年11月，全面抗戰爆發後不久，王明回國了。這一次，他又教條地搬用共產國際指示，提出了“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口號，極力抹殺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原則分歧和本質區別，主張對國民黨讓步。在1937年12月和1938年3月的政治局會議上，他還一再反對洛川會議以來黨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路線、方針、政策，並不點名地批評了毛澤東。當時，毛澤東雖然贊成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但他認爲我們不能過分相信國民黨，必須時刻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靠自己的發展壯大來鞏固統一戰線，只有我們自己壯大了，國民黨纔不敢破壞統一戰線；同時也只有我們自己壯大了，也才能真正團結小資產階級，擴大統一戰線。從後來的事實來看，毛澤東的這種主張無疑是正確的，但在當時卻受到王明的批評。由於王明手握共產國際指示的尚方寶劍，因此他的這種右傾思想一度在黨內佔了上風。這就給全黨帶來了很大的思想混亂，一些黨的高級幹部也深受其影響，導致毛澤東的一些正確主張未能得到貫徹，他後來在延安整風時就說：1937年12月會議時，王明回國，進攻中央路線，“而我是孤立的”，“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
在實踐中，王明的這種右傾思想給中共在抗戰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一些不良影響，束縛了其發展壯大的手腳，使黨未能抓住時機在華中敵後廣泛地開展抗日遊擊戰爭和創建抗日根據地，影響了新四軍在大江南北的發展。而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正是因爲王明有共產國際指示這道聖旨，而黨內又瀰漫着濃厚的教條主義氣氛所造成的。所以，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克服右傾錯誤，就必須通過整風運動，肅清教條主義的影響，徹底打破對共產國際的盲目迷信。
（三）“皖南事變”的發生，促使毛澤東思考如何儘快改變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這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導火線。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新四軍遭到慘重損失。而在事變前，毛澤東就對國民黨存有戒心，曾經制訂過一個大膽的先發制人的計劃，打算派15萬精兵打到國民黨後方去，但是這個計劃被共產國際否定了。這件事深刻反映了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重大意見分歧，同時也強烈刺激了毛澤東。爲了避免重蹈覆轍，他決心儘快改變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從實質上擺脫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干預。“皖南事變”發生不久，毛澤東就提醒周恩來，今後對俄國人的話，“不可不聽，又不可盡聽”。但他認爲只向周恩來一個人交代還不夠，還必須在全黨範圍內開展整風，使全黨在思想根源上破除將共產國際指示神聖化和教條化的氛圍。毛澤東後來就解釋說：“整風實際上是整蘇聯的風，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錯誤。”
總之，在延安整風前，中國共產黨在處理中國革命問題時還不夠成熟，時常犯“左”傾或右傾錯誤，使革命屢屢遭到挫折。而無論是“左”還是右，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產國際指示的結果，都是教條主義的表現。這就說明中共還沒有完全擺脫對共產國際的迷信，還沒有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很好地結合起來。因此，如何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成爲擺在中共面前的一項重大任務。而延安整風，正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途徑。
二、毛澤東爲什麼能發動延安整風？
20世紀40年代初，抗戰已經進入相持階段，局勢相對平穩，特別是黨中央所在地陝甘寧邊區的形勢比較穩定，這就爲中央集中時間進行整風提供了客觀條件。與此同時，黨內在經歷了多次失敗和挫折之後，逐漸形成了一批在政治上比較成熟的領導骨幹。尤其是毛澤東在探索中國革命規律的過程中，創造性地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論，並在40年代初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從而標誌着毛澤東思想的正式形成。這一時期，毛澤東思想還經受了各種複雜鬥爭實踐的檢驗，日益顯現出高瞻遠矚的正確性，逐步贏得同志們的信任，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也因此得到進一步的確立和鞏固，並獲得共產國際的承認和支持。這些都爲延安整風提供了有利條件。其中至關重要的一點就是毛澤東在這一時期領袖地位的最終確立。
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重返中央領導層，但當時他的領袖地位並不十分穩固，至少中央名義上的一把手還是張聞天。尤其是王明回國後，更是不斷向他和中央發起挑戰，以至於毛澤東說他是孤立的、命令出不了窯洞。在這種情況下，他怎麼可能在全黨範圍內發動一場整風運動呢？但恰恰在這個時候，歷史選擇了毛澤東，爲他提供了發動整風的條件，那就是他在與王明鬥爭的過程中獲得了最終勝利，這主要包括兩個回合。
（一）1938年9月的六屆六中全會
六屆六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毛澤東在七大上就曾把六屆六中全會與遵義會議相提並論，並稱爲黨的歷史上“兩個重要關鍵的會議”，甚至強調“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他爲什麼會這麼突出六中全會呢？這是因爲正是在六中全會上，他獲得了與王明交鋒的第一個勝利。
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是爲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做準備的。會議第一天，剛從莫斯科回來的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承認毛澤東是中共領袖。季米特洛夫讓王稼祥轉告全黨：“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爲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在當時，王稼祥轉達季米特洛夫的這些話無疑是對毛澤東的最大支持，從根本上剝奪了王明以共產國際欽差大臣自居、不斷向毛澤東和中央挑戰的資本。李維漢晚年曾回憶：“季米特洛夫的話在會上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以後，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毛澤東也說：“六中全會的很好的條件就是王稼祥帶回了共產國際的指示。”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代表中央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並作了會議結論，全面總結了抗戰以來黨的政治路線，着重講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同時針對“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說：“如果是要求國民黨‘一切’都要‘經過’我們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們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國民黨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麼辦？
國民黨的方針是限制我們發展，我們提出這個口號，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會議最後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准了以毛澤東爲代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克服了王明右傾錯誤對黨的工作的干擾。毛澤東也由此取得與王明交鋒第一個回合的勝利。
（二）1941年9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1938年王稼祥帶回了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擁護毛澤東當中共領袖，但季米特洛夫同時又強調中共要着重於抗戰中的實際問題，不應花太多時間去爭論過去十年內戰中的問題。關於總結十年經驗，共產國際認爲要特別慎重。所以，六屆六中全會只是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並沒有解決思想路線問題。對於這個結果，毛澤東是不大滿意的，他認爲必須從根本上解決思想路線問題，否則像王明這樣的教條主義者還有可能捲土重來。只是因爲共產國際剛剛有過這麼一條指示，所以他也不得不暫時忍耐下來，但一直都在等待時機。
時隔三年，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蘇聯開始衛國戰爭，已經顧不上中共內部事務了。這一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大家圍繞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的“左”傾錯誤和抗戰初期的右傾錯誤展開了熱烈討論。毛澤東首先嚴厲批評了長期以來在黨內佔統治地位的主觀主義思想路線。他說：“過去我們的黨很長時期爲主觀主義所統治，立三路線和蘇維埃運動後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都是主觀主義。蘇維埃運動後期的主觀主義表現更嚴重，它的形態更完備，統治時間更長久，結果更悲慘”，“過去的路線在遵義會議後，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觀主義的遺毒仍然存在”。他還指出：六中全會打擊了主觀主義，但仍沒有引起一般的注意。主觀主義已不佔統治的地位，但還相當地存在着。
毛澤東做完報告後，張聞天和博古這兩個臨時中央的負責人緊接着發言表態，對自己曾犯的錯誤作了誠懇和深刻的自我批評。張聞天說：我是最主要的負責者之一，應當承認錯誤，特別在宣傳錯誤政策上我應負更多的責任。過去國際把我們一批沒有做過實際工作的幹部，提到中央機關來，這給黨的事業帶來了很大損失。過去沒有做過實際工作，現在還要補課。博古也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錯誤，我是主要負責的一人。當時我們完全沒有實際經驗，……又搬運了一些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教條和西歐黨的經驗到中國來。過去許多黨的決議是照抄國際的。他還表示：現在我有勇氣公開研究自己過去的錯誤，希望在大家幫助下逐漸克服。
在這次會上，王明也作了發言，但他更多是推卸責任，爲自己辯解。他強調自己長期不在國內，所以跟蘇區的錯誤沒有關係，而博古則應該是這些錯誤最主要的負責者。他還在發言中談論了到會的與未到會的、擔任中央領導的和未擔任中央領導的、活着的和去世的約20人的這樣那樣的“錯誤”，唯獨沒有說自己有什麼政治性錯誤。鑑於王明沒有深刻地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毛澤東、王稼祥、任弼時一起多次找他交談，希望他能夠轉變態度認識錯誤。但王明卻利用季米特洛夫剛發來的一封質詢中共如何考慮改善國共關係的電報，轉而批評中央和毛澤東的方針政策太“左”了，過於強調獨立自主，嚇着了蔣介石。他認爲我們與蔣的關係應是大同小異，以國民黨爲主，我黨跟從之；黨的黃金時代是抗戰之初的武漢時期，1937年12月會議前和1938年10月六屆六中全會以後這兩頭的政策皆是錯誤的。他建議中央發表聲明，不實行新民主主義，與蔣介石設法妥協，並表示決心與毛澤東爭論到底，要到共產國際去打官司。王明這種拒絕承認錯誤的態度遭到與會者的一致批評。王稼祥、任弼時分別在會上向大家介紹了季米特洛夫對王明的負面評價。毛澤東接着批評說：王明在武漢時期有許多錯誤，我們等待他許久，最近我和他談過幾次，但還沒有談通。他認爲我們過去的方針是錯誤的，太“左”了。恰好相反，我們認爲他的觀點太右了，對大資產階級讓步太多了，只是讓步是弄不好的。
因爲王明在爭論中提出瞭如何看待目前時局這一嚴重的原則問題，毛澤東提議停止討論蘇維埃後期的錯誤問題，集中討論抗戰以來中央的政治路線。他希望王明把他的意見在政治局會議上加以說明。但王明卻突然稱病不再出席政治局會議，使會議未能舉行。至此，王明的最後一擊被徹底粉碎，毛澤東也獲得與王明鬥爭的最終勝利，爲他開展整風運動奠定了基礎。所以，這次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非常關鍵，毛澤東後來就曾說：“九月會議是關鍵，否則我是不敢到黨校去作報告的”，那樣，“整風也整不成”。
三、毛澤東是怎樣領導延安整風的？
在充分醞釀和準備的基礎上，延安整風於1942年正式在全黨範圍內拉開了帷幕，整個運動大體可劃分爲三個階段。
（一）思想動員階段（1942年2月至4月）
1942年2月1日、8日，毛澤東先後在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以及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聯合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作了《整頓學風黨風文風》（1953年收入《毛澤東選集》時改名爲《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的報告，全面系統地提出了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任務，同時闡明整風的宗旨和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這兩個報告實際上是發動全黨整風的動員報告。以這兩個報告爲標誌，延安整風在全黨範圍內正式開展起來。各單位均傳達了毛澤東的報告，並制訂了學習計劃和檢查工作計劃，普遍和充分地向黨員、幹部作了思想動員。
（二）整頓三風階段（1942年4月至1943年10月）
1942年4月3日，中宣部發出《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簡稱“四·三決定”）。6月8日，中宣部又發出《關於在全黨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指示》。這兩份指示進一步對整風運動的目的、要求、方法和步驟作出明確的規定，從此開始了以整頓三風爲中心內容的全黨整風。同時中共中央成立由毛澤東擔任主任的總學習委員會，領導全黨的整風運動。中央直屬機關、軍委直屬系統、陝甘寧邊區系統、文委系統和中央黨校都相繼建立了分區學習委員會。在學習委員會的領導下，延安的中央機關和陝甘寧邊區政府等各單位近萬名幹部參加整風學習。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的黨組織和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先後開展整風學習。
1942年4月至8月初，重點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這是延安整風的中心內容。黨內的主觀主義表現爲兩種形態：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多年來，黨的工作主要是受到教條主義的危害。因此，毛澤東着重指出，決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當作死的教條，那些“言必稱希臘”，只知背誦馬克思主義書本上的個別結論和個別原理，而不能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來研究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不能從理論上來思考中國革命實踐的人，是不能妄稱爲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他還進一步提出，只有從客觀實際中概括出來而又在客觀實際中得到證明的理論，才稱得上是真正的理論；而犯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把馬克思主義書本上的個別詞句看成是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結果就阻礙了理論的發展，害了自己，也害了革命。在批評教條主義錯誤的同時，毛澤東還強調，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雖然有很可寶貴的經驗，但如果把局部經驗誤認爲普遍真理，那也很危險；這種經驗主義是難以把革命事業做好的，而且很容易爲教條主義所俘虜。所以，爲了反對主觀主義，就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緊密結合起來，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1942年8月至12月中旬，重點是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毛澤東認爲，宗派主義是主觀主義在組織關係上的一種表現，它妨礙了黨內的統一和團結，也妨礙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宗派主義在黨內關係上的表現，是隻顧局部利益，不顧全體利益，背離黨的民主集中制，以至向黨鬧獨立性。鬧這種獨立性的人，實際上常常抱着個人第一主義，而把黨放在第二位。同時我們在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老幹部和新干部的關係上，以及幾部分軍隊之間、幾個地方和幾個工作部門之間的關係上，也要反對和防止宗派主義傾向。宗派主義在黨外關係上的表現，是實行關門主義，對黨外人士妄自尊大，看不起人家，藐視人家。這種傾向也是完全錯誤的。毛澤東強調，共產黨員和黨外人士相比，無論何時都佔少數。共產黨員應團結黨外一切願意和我們合作和可能同我們合作的人，只有同他們合作的義務，而絕無排斥他們的權利。
1942年12月中旬到1943年3月中旬，重點是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毛澤東指出，黨八股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宣傳工具和表現形式，那些教條主義者不論作報告、寫文章、髮指示，總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裝腔作勢、藉以嚇人、無的放矢、不看對象，這“不但不便於表現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因此，必須反對黨八股，才能使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無藏身之地，實事求是的、生動活潑的創造精神才能發揚，馬克思主義才能得到廣泛的傳播和發展。
1943年3月中旬至10月，是審幹運動階段，各單位都開展了審查幹部的運動。在此階段，延安整風出現了一些偏差，即審幹運動擴大化。3月16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提出：整風既要整小資產階級思想，同時也要整反革命；過去我們招兵、招生、招黨，招了很多人，難於識別；抗戰以來，國民黨對我黨實行特務政策，在社會部和中央黨校都發現了許多特務，現在我們要學會識別特務與賢才。3月20日，康生向中央彙報說：抗戰以來，國民黨普遍實行奸細政策，最近從審查幹部中才發現這一政策的陰謀。他提出在1943年的工作中，要把審幹工作當作重要的一項。根據康生的這一彙報，劉少奇當天即致電華中局陳毅、饒漱石，發出了《關於警惕國民黨特務政策問題》的指示：“最近延安在整風及全面清查幹部思想歷史的過程中，發現大批國民黨特務與日本特務，……今天國民黨向我們鬥爭的主要方式是特務鬥爭。”此後，他又向華中局強調：“國民黨的特務政策已經是非常精明、非常廣泛使用的政策，是國民黨目前反對我們的主要鬥爭方式。大後方的黨幾乎全部被國民黨破壞，並還有成千的特務與自首分子派進各根據地來。如果我們不能現在學會反對國民黨特務及日本特務的全部藝術，我們一定失敗無疑。我們要把反特務鬥爭看成和軍事、政治、經濟鬥爭一樣的重要。”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即第二個“四三決定”），指出：“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與我黨大量發展黨員以來，日寇與國民黨大規模地施行其特務政策，我黨各地黨政軍民學機關中，已被他們打入了一大批的內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數量至足驚人。”因此，中央決定從1943年4月到1944年4月，繼續開展整風運動，“整風的主要鬥爭目標，是糾正幹部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封建階級思想，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與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種是革命隊伍中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後一種是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由此，整風運動轉入全黨性的審查幹部、清理隊伍階段，“不僅要審查幹部的思想，又要審查幹部的歷史和政治面目，發現和清洗隱藏的奸細，這是整風的一個主要目標”。爲加強領導，中央於4月28日成立反內奸鬥爭專門委員會，劉少奇爲主任，康生、彭真、高崗爲副主任，日常工作由康生負責。遵照中央這一部署，審幹工作在延安全面展開，並迅速發展成爲大規模的審幹運動。
歷史地看來，在當時黨的隊伍迅速擴大、國民黨加緊特務活動的情況下，開展審幹是必要的。但是，在審幹過程中對敵情作了過分的估計，一個時期，似乎“特務如麻，到處皆有”，把一些幹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點和錯誤，或者歷史上未交代清楚的問題，都輕易懷疑成政治問題甚至反革命問題，並採用“逼、供、信”的錯誤方法，這就出現了嚴重偏差。特別是在1943年7月15日，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在延安中直機關幹部大會上作深入進行審幹的動員報告，提出開展“搶救失足者運動”以後，混淆敵我界限的錯誤進一步擴大，造成了大批冤、假、錯案。在短短十幾天中，延安就挖出所謂特嫌分子1400多人，在幹部和羣衆中產生了惡劣的影響，使審幹工作大大偏離了正確的軌道。
在此之前，中央曾經發現審幹工作存在“左”的錯誤，已通過制定工作條例和講明正確路線試圖予以糾正。在發現錯誤仍在擴大時，毛澤東在7月30日再次強調了防奸工作的正確路線，並明確指示停止“搶救失足者運動”。8月15日，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重申審查幹部的九條方針，糾正反特擴大化和逼、供、信錯誤，指出：“只有少捉不殺，或少捉少殺，纔可保證最後不犯錯誤”，“如果是冤枉的或被弄錯的，必須予以平反，逮捕的宣佈無罪釋放，未逮捕的宣佈最後結論，恢復其名譽”。10月9日，毛澤東又指示要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原則。經過許多努力，才使搶救運動中的錯誤得到制止。後來中共中央於1944年春領導有關部門開始對錯案進行甄別平反，並對受到冤屈的人員賠禮道歉。毛澤東也一再主動承擔責任，並進行自我批評。他曾多次向中央黨校的學員道歉說：在審幹運動中，“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誰負責？我負責，因爲發號施令是我。別的地方搞錯了，誰負責？也是我負責，因爲發號施令的也是我。……黨校也搞錯了一些同志，如果在座的有這樣的同志，我賠一個不是。”
我們站在今天來看，審幹運動之所以犯了擴大化錯誤，從原來整風的和風細雨變成了後來搶救的暴風驟雨。這一方面是因爲過分誇大了敵情而引起的，但更深入一層來看，審幹運動擴大化或許還有另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這種採用大規模的羣衆運動方式本身就是不妥當的，容易造成過激行爲，而且容易失控。在所謂“高度的羣衆運動”“發揚羣衆的火力”等思想支配下，審幹運動將召開大規模的轟轟烈烈的羣衆鬥爭大會作爲一種主要手段，試圖通過羣衆鬥爭去發現暗藏的敵人，結果在一次又一次的羣衆鬥爭大會上，“所謂依靠羣衆的力量，事實上成了依靠羣衆的喉嚨，依靠羣衆的拳頭，依靠羣衆聲勢洶洶的態度，依靠羣衆來做打氣加油的拉拉隊！……這種完全沉浸在羣衆狂熱情緒下面的鬥爭大會，相反的結果只是使得大家的頭腦愈來愈偏激反常，視線愈來愈模糊混亂，事態也愈來愈擴大化”。後來中央也承認：“任何地方只要羣衆反奸運動坦白運動開展起來，逼供信的‘左’的毛病，就會隨之而來。”何況，“坦白運動中的羣衆壓力，是一種極嚴重的神經戰，在某種意義上對某些人來講，甚至比任何刑法還厲害。在羣衆威力下，即使不打不罵不逼不鬥，都可能使青年人在沉重的神經刺激下，自己戴上帽子”。這裡面的一些教訓是值得我們今天深刻吸取的。
（三）總結歷史經驗階段（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高級幹部進一步研究和討論黨的歷史問題，延安整風由此轉入第三階段。這一階段整風的主要任務是在全黨整頓三風的基礎上，對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黨的歷史上幾次大的路線錯誤進行全面、系統的總結並作出結論。
從遵義會議到六屆六中全會，黨批判並糾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的“左”傾錯誤和抗戰初期的右傾錯誤。但是，由於沒有來得及在全黨範圍內對黨的歷史經驗進行系統總結，特別是沒有從思想路線的高度對產生歷次“左”傾和右傾錯誤的根源進行深刻的總結，所以全黨在指導思想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這種分歧在一定時期內，在局部地區和某些方面繼續給革命事業帶來損失。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認爲有必要組織黨的高級領導幹部對黨的歷史經驗和路線問題進行認真學習討論。他在中央學習組專門作了《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報告，明確提出：“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道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這當然不是說要把歷史上每一件事統統搞清楚了纔可以辦事，而是要把黨的路線政
策和歷史發展搞清楚。這對研究今天的路線政策，加強黨內教育，推進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們要研究哪些是過去的成功和勝利，哪些是失敗，前車之覆，後車之鑑。這個工作我們過去沒有做過，現在正在開始做。”
這一階段，黨的高級領導幹部圍繞《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等黨史文件彙編，展開了熱烈的學習和討論，同時還先後召開了多次座談會，如湘鄂贛邊區、湘贛邊區、鄂豫皖邊區、閩粵邊區、贛東北地區、閩西地區、潮梅地區黨史座談會，以及紅七軍、紅五軍團歷史座談會、華北座談會等。毛澤東也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針對同志們存在的一些疑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這次處理歷史問題，不應着重於一些個別人的責任方面，而應着重於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藉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對於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標誌之一。”毛澤東的這個講話，爲正確分析黨的歷史問題指明瞭方向。
通過這些學習和討論，廣大幹部普遍提高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端正了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線，並且從親身經歷中深刻總結了經驗教訓，更好地認識黨史上的重大路線是非問題，從而使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爲奪取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和中國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在充分討論和反覆修改的基礎上，1945年4月20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系統總結了黨在各個歷史時期的經驗教訓，對黨史上的若干重大問題作出結論，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傑出貢獻。至此，延安整風運動勝利結束。
四、延安整風的深遠影響
延安整風歷時三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對後來的歷史發展尤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以下擬從幾個方面對整風前後的不同狀況來做一番比較。
（一）破除了對共產國際指示的迷信，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延安整風前，教條主義在黨內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礎，許多人把蘇共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奉爲金科玉律予以照搬照抄，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民族利益。當然，這種情況的出現是有歷史原因的。特別是在革命初期，中國共產黨沒有經驗，只有蘇聯一個榜樣，而且黨的經費幾乎都是靠共產國際提供的，自然也就不得不受制於人。當時，共產國際不僅在經費上援助中共，而且它的有些指示也是對的，比如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以及季米特洛夫對毛澤東的支持，所以也不能完全否定共產國際。毛澤東後來就總結說：“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總的來說是功大過小，猶如玉皇大帝經常下雨，偶爾不下雨還是功大過小。沒有共產國際的成立和幫助，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是不能有今天的。”
但是不可否認，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在很大程度上是與蘇聯的對華政策聯繫在一起的，取決於蘇聯能從中獲得多少利益。另外它的很多指示也是不正確的，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甚至單純從蘇聯利益出發，而不考慮中共的利益。這就導致中國共產黨在相當長一個時期不是犯“左”的錯誤，就是犯右的錯誤。例如在1929年的“中東路事件”中，蘇聯從自身利益出發，要求中共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而從當時全國的輿論來看，中共提出這個“左”傾口號是非常不明智的，把自己搞得很被動。又如抗戰初期，斯大林出於對蘇聯安全的考慮，希望中國拖住日本，使日本騰不出手來進攻蘇聯。他同時又認爲，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太弱小，只有蔣介石纔有實力拖住日本，所以要求中共一再忍讓，不要得罪蔣介石，以免對蘇聯造成不利的影響。這實際上也就是王明在抗戰初期所犯右傾錯誤的國際背景。顯而易見，這一系列“左”和右的錯誤，從根本上說都是源於蘇聯和共產國際的瞎指揮。
對於這種情況，毛澤東很早就有所警醒。他在1930年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就告誡全黨：“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瞭解中國情況。”但他當時地位還不高，人微言輕，所以他的這種認識並沒有成爲全黨的共識。到了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這時他已經成爲黨實際上的領袖，於是他立即不失時機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他說：“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爲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這是毛澤東也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但因爲當時全黨還沒有經過整風，仍然籠罩在迷信共產國際的氛圍中，所以毛澤東的這些話並沒有引起大家的重視，甚至還有人反對。王明就說：“不要怕說教條，教條就教條，……如果一學就怕教條，一條也記不住，哪裡談得到運用？把理論運用於實際是對的，但是先有了理論才能運用，一條也沒有哪兒去運用？”很明顯，他不贊同毛澤東的觀點。他還對毛澤東說：“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口號是錯誤的。這樣提出問題，本身就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的馬克思主義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這些情況都說明在延安整風前，雖然毛澤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但是在黨內遇到了很大阻力。
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逐漸認識到，要想破除這種阻力，要想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必須首先打破人們對共產國際的迷信。最後通過整風學習，毛澤東達到了這個目的，全黨來了一次思想大解放，使廣大黨員和幹部逐漸從教條主義的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從根本上端正了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初步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徹底打破了對共產國際的迷信，克服了在20年代後期和30年代前期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指示神聖化和絕對化的錯誤傾向，掃清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障礙，極大地推動了它的歷史進程。對此，美國著名學者施拉姆曾經對毛澤東有過這樣一番評價：“毋庸置疑，自1942—1944年整風運動結束時，他已經成功地使他的同志們養成了從中國的具體情況出發觀察政治問題的習慣。他也確立了自己離開莫斯科而獨立的領導地位。”
（二）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
在延安整風前，儘管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已經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但是由於教條主義的干擾，其理論家地位並沒有被人們普遍認可，毛澤東思想也沒有成爲全黨的指導思想。而正是在延安整風運動的過程中，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得以正式確立，“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最初也是在延安整風中提出來的。
1941年3月，張如心在《共產黨人》雜誌上發表《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一文，首次使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提法，並且說它是“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典型的結晶體”。1942年2月18日、19日，他在《解放日報》發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一文，又使用了“毛澤東同志的理論”這一提法，並且說：“毛澤東同志的理論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1942年7月1日，鄧拓在《晉察冀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爲《全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主義》的社論，提出了“毛澤東主義”的概念，並且說：“馬列主義的中國化就是毛澤東主義。”
黨內最先正式提出“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的是王稼祥。1943年7月8日，他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正式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他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塞維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經驗相結合的結果”。
對毛澤東思想作出最權威解釋的是劉少奇。1943年7月6日，他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一文。文章提出：“一切幹部，一切黨員，應該用心研究22年來中國黨的歷史經驗，應該用心研究與學習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學說，應該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來武裝自己，並以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去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1945年七大上，劉少奇在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時又強調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歷史、社會與中國革命的理論與政策”，“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我們黨的唯一正確的指導思想，唯一正確的總路線”。至此，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得到正式確立，寫進了黨章。這對中國共產黨統一全黨思想，奪取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起到了積極作用。
不過，延安整風在確立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過程中，也開始出現了個人崇拜的萌芽。這主要表現在對毛澤東個人的過分吹捧和擡高，認爲他一貫正確，而且也將永遠正確，不論是過去還是將來，凡是按毛澤東的指示辦革命就能勝利，否則就會失敗。這種帶有個人崇拜色彩的觀點，對後來黨內民主生活產生了消極的影響。所幸的是，毛澤東當時面對這種歌頌和讚美，保持了非常清醒的頭腦。1943年，中宣部代理部長凱豐準備借毛主席50歲生日搞一個慶祝活動，宣傳一下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就表示：“生日決定不做。做生的太多了，會生出不良影響。……我的思想自覺沒有成熟，還是學習時候，不是鼓吹時候”。1945年，他在討論《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又說：“決議把許多好事掛在我的賬上，我不反對，但這並不否認我有缺點錯誤，只是因爲考慮到黨的利益纔沒有寫在上面，這是大家要認識清楚的，首先是我。”他還說：“孔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歲相信一定也還是會逾矩的。”“人家喊萬歲，我說我五十二歲。當然不可能也不應該有什麼萬歲”。這說明毛澤東當時還是非常清醒和謙虛謹慎的。同時也正是這種清醒和謙虛謹慎，使他領導中國共產黨取得了革命的勝利。
（三）開創了以整風進行黨的思想建設的方法，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
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曾經多次開展過反對“左”傾、右傾的黨內鬥爭，但由於方法不妥當，“一方面，沒有使幹部在思想上徹底瞭解當時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此種錯誤的詳細辦法，以致後來又可能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另一方面，太看重了個人的責任，未能團結更多的人共同工作”。特別是“左”傾錯誤佔統治地位的時候，黨內鬥爭主要照搬蘇共經驗，採取的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辦法，甚至肉體消滅，這在實踐中就造成了很大的傷害，比如說蘇區的肅反就錯殺了很多人。關於蘇區的肅反，毛澤東後來在七大上反思說：“內戰時期，在肅反問題上，我們走過了一段痛苦的彎路，搞錯了很多人。”而正是在吸取這些教訓的基礎上，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了通過開展整風來解決黨內矛盾的辦法，這是對黨的建設學說的新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
爲了正確處理黨內矛盾，克服錯誤傾向，保證整風運動的健康發展，毛澤東深刻總結了黨在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明確提出延安整風的宗旨和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他指出：“對待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毛病，決不能採用魯莽的態度，必須採用‘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態度，纔是正確有效的方法。”所謂“懲前毖後”，就是“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評過去的壞東西，以便使後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所謂“治病救人”，就是“我們揭發錯誤，批評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爲了救人，而不是爲了把人整死”。毛澤東還多次講過，我們要“打倒兩個主義，把人留下來。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把犯了錯誤的幹部健全地保留下來”。這與過去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相比，顯然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方法。實踐證明，延安整風的這一方針是完全正確和行之有效的，不僅在當時使全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而且至今仍然具有指導意義。
正是在這種“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方針的指導下，延安整風成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觀念深入人心，很多人後來都回憶延安整風讓自己終身受益。李維漢就說：“經過整風學習我的世界觀得到根本性的轉變。”楊尚昆也說：“整風對我來說確實有很大收穫，那是從來沒有經歷過的。”鄧小平更是強調：“沒有那次整風，打敗日本侵略者，打敗蔣介石，是不可能的。”甚至連蔣介石也從延安整風中得到啓發。1947年9月9日，國民黨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暨黨團聯席會議。這次會議居然印發了延安整風的3篇文件作爲學習材料，即《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對此，蔣介石特別解釋說：“這次大會曾經印發給各位三個共產黨的文件，內中一個特別重要的是中共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從這個文件中可以看出他們調查研究的工作何等實在，何等徹底，……大家要知道：調查工作是作戰的基礎，沒有調查，得不到確實的情報就不能作戰。共產黨常常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可見他們對調查是何等的重視。我們平日卻一點也不注意，有時雖然做了一些，也是臨時的片斷的，而不是系統的，持久不斷的。……只憑運氣去作戰，當然沒有制勝的把握。”他還專門談到延安整風：“譬如共產黨的‘整風運動’，就是所謂整頓三風——學風、黨風、文風——的運動，自從民國三十一年二月開始發動以來，迄今已有五年多的時間，現在還在繼續進行，……現在‘共匪’力量增強，其力量大半是由於他這個整風運動而發生的。今後我們各級幹部，必須把他們這一運動的內容和辦法作爲研究‘共匪’內容的中心資料，用他們的方法再加以切實的整理來制訂比他們更高明更正確的方案，同他們鬥爭，這樣才能消滅敵人。所以這次四中全會印發給你們的共產黨的《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和《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等三個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大家要特別注意研究，看看他們是如何增強黨性，加強全黨的統一，如何調查敵情，研究敵情，如何教育幹部，改造學習的風氣。如果他們黨的紀律、黨的組織、黨的調查、黨的學習，是這樣認真這樣嚴密，而我們則鬆懈散漫，毫無教育毫無計劃，如過去一樣，你們看究竟還能與共匪鬥爭麼？”這一大段話非常清晰地表明蔣介石此時已充分認識到延安整風對中共的重要意義，並極力主張加以仿效來改變國民黨的面貌。
此後，蔣介石還多次提到延安整風。1948年1月4日，他在戡亂建國訓練班開學典禮上便痛心疾首地表示：“共匪在延安的山谷之中，從民國三十二年發動所謂‘整風運動’起，便逐漸擴張，今天竟發動全面的叛變，由此可見他們的訓練是有目的，他們的訓練方法也非常成功，遠勝於我們的訓練。……現在我們要恢復本黨的力量，消滅共匪，必須根本上改革本黨的精神，造成新的革命風氣，變頹唐委靡爲蓬勃奮發，變自私自利爲勇敢犧牲。”幾天後，他又在一次軍事訓練會議上提出：“共匪的幹部對於科學的方法並不是生而知之，乃是由於訓練而發生的效果。尤其是民國三十二年他們發起所謂‘整風運動’，逐漸打破其過去空疏迂闊的形式主義，使一般幹部養成了注重客觀、實事求是的精神。這可以說是共匪訓練最大的成功，大家不可不切實注意。”由此可見，蔣介石這一時期迫於國共力量的此消彼長，亟欲借鑑中共的經驗來重振士氣，故而連續多次提到延安整風。對他的這種急切心理，美國學者易勞逸曾分析：“蔣介石承認，共產黨的特點就是堅持‘科學的方法’。在他看來，這種方法是通過延安整風運動慢慢教育培養的。因此，他殷切期望他的部下仿照這一運動，以加強國民黨的組織性，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後來蔣介石敗退到臺灣後更是痛定思痛，在國民黨內搞了一個改造運動，其中很多做法都借鑑了延安整風，有的甚至直接搬用了中共的整風術語。這無疑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延安整風的深遠影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