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雲路同志，應該說，希望工程爲我國社會的道德重建和現代公民意識的確立作出了獨到貢獻。希望工程使大家懂得，除了依靠政府和個人奮鬥之外，還有解決個人和社會問題的第三條道路。就是公民互助，自己動手解決自己的問題。在實施希望工程的過程中，潛藏在我國社會內部的、建立在自治基礎上的互助精神和互助行爲得到充分的發掘和弘揚。與希望工程相聯繫的一整套管理方式和組織體制還爲這種自治精神和互助行爲的實現提供了組織和制度基礎。”
柳俊徐徐說道。
陳雲路臉上詫異神色一閃即逝，恭謹地說道：“柳書記這個總結太正確了。正是這麼回事。希望工程的事實，喚起了很多人的良知和公德心！”
柳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微笑着說道：“雲路同志，青基會的工作做得很不錯。”
陳雲路忙即說道：“多謝柳書記表揚，我們做得還很不夠。”
柳俊擺了擺手，說道：“雲路同志，我不是在和你說客氣話。青基會在希望工程的操作上，有很多獨創的手法，非常成功。事實上，希望工程已經不僅僅只是一個公益事業了，對於鞏固國家青基會的地位，加強與省級青基會的互動聯繫，都有很大的幫助。將一個公益工程的作用發揮到這種地步，很不簡單。”
陳雲路便頗爲激動，但激動的同時，也暗暗心驚，都說柳衙內厲害，果然名不虛傳。上任才幾天，就對青基會的許多“手法”，有了十分深刻的認識。
基於國內的政治體制和行政體系，國家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是一個很獨特的機構。它有主管單位，有行政級別，但同時，又是一個面向社會的公募基金會。這就令得青基會有很多外部關係要協調處理。這些外部關係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與省級青基會的關係、與政府的關係、與媒體的關係以及與同類公募基金會的關係。其中最重要的是與省級青基會的關係。
嚴格地說，國家青基會與省級青基會的關係屬於“夥伴關係”，而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因爲從政策法規上，尚不允許國家青基會建立地域分支機構，故此各省級青基會是由團省委建立並受其管理的，中國青基會和省級青基會在體制地位、資源動員方式、管理理念等很多方面還存在着很大差異，省級青基會更依賴於行政體制。
現實情況是，在團省委所管的單位中，青基會機關化色彩最濃，自主權最小，事業化程度最低，社團的概念談之又淡。地方青基會的行政化傾向與國家青基會的自治化傾向所形成的反差勢必會影響中國青基會的長遠發展。
國家青基會充分利用希望工程的巨大影響力，有效地加強了對地方青基會的掌控。
譬如曾有某省級團委建立“希望工程”基金會不願納入全國青基會系統，經團中央調解仍無效果，國家青基會採取的辦法不是通過強制手段解決，而是在《人民日報》上刊登了全國“希望工程”合法募捐機構名單，這個名單中沒有該省團委。名單公佈以後，該省團委立刻陷入不利的公衆輿論之中，最後自願歸於國家青基會的管理之下。
柳俊笑着說道：“將希望工程進行服務性商標註冊，不愧是神來之筆！”
聽柳俊說起這個，陳雲路也笑了起來，臉上略略浮現起一絲矜持的神色。誠如柳俊所言，這個動作，確實是神來之筆，是最具革命性的突破。
九五年中，陳雲路就向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標局正式提出國家青基會“希望工程”服務商標的註冊申請。經過多次協商，於九六年底，國家工商局發佈《關於對在經營活動領域使用“希望工程”名義加強管理的通知》，使青基會對“希望工程”的所有權得到了行政保護。九七年，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向國家青基會頒發了“希望工程”服務商標註冊證，標誌着國家青基會對“希望工程”的所有權得到了法律保護。將一項公益性社會活動的名稱註冊爲服務商標，納入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在我國尚屬首創。這一舉措的重要意義在於，使得國家青基會通過法律手段得到了對各省級基金會的控制。在此之前，由於各級基金會與中國青基會是相互獨立的，雖然出於對國家青基會的信任，自覺接受國家青基會的領導，但是這種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是軟性的。而在此之後，國家青基會與各省級基金管理機構之間簽署的協議，具有了國家機器提供的法律約束力。
早在六年前，陳雲路就有如此遠見，可見也是很難得的人才，頗具創造性思維。
“雲路同志，青基會和希望工程，爲我們國家的公益事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我很想知道，你和青基會的同志們，對下一步工作的安排和籌劃。”
柳俊對青基會的工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陳雲路忙即說道：“因爲國家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全國各地的中小學生上學的權利，得到了很大的保障和提高，所以，希望工程也應該隨之進行轉型，即由對貧困地區失學兒童的普遍救助轉移到對‘希望工程‘優秀受助生的跟蹤培養和對希望小學校的後續扶持上來。青基會不再直接接受救助失學兒童的捐款。希望小學由硬件建設爲主轉向以教師培訓、現代化教學設施配置等軟件建設爲主。上世紀九十年代，正是我國政府致力於扶貧攻堅和實現普九目標的十年。政府扶貧的力度不斷加大，通過財政撥款用於資助失學兒童和貧困地區教育的專款數額已遠遠超過我們所籌集的資金；‘春蕾計劃’、‘燭光工程’等公益項目和社會上自發性的捐資助學、助教活動廣泛出現；貧困地區經濟、教育水平和人民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希望工程’籌集資金救助的效用和地位已經弱化，繼續把‘救助因貧失學兒童’作爲全局性的工作目標也已不合時宜。很顯然，‘希望工程’已經渡過了它的鼎盛期，如果繼續一味去追求籌資資助規模，不能增添新的光彩，而只會不可避免地面對管理成本的加大而邊際效應遞減的現實。更爲嚴懲的是，由於隊伍疲憊而出現的管理懈怠，捐款‘體外循環’，管理不善而使‘希望工程’蒙辱，加上如香港某些雜誌的惡意誹謗和凱覦，這些都是懸在我們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劍。直到今天，‘希望工程’在人們心中還是比較完美社聖的事物，在社會對‘希望工程’管理質量的要求近乎苛刻的背景下，任何一個局部的惡性事故的出現，都可能使‘希望工程’的崇高聲譽毀於一旦，萬劫不復！假如真像一些媒體渲染的那樣，‘希望工程’成了‘豆腐渣’，那時候，我們就不再是成就了一項光輝事業的功臣，而是毀滅了一種神聖的罪人……”
陳雲路說着，神情嚴肅起來，也很有一些感慨。
柳俊點了點頭，臉上的笑容也逐漸斂去，說道：“雲路同志，你和同志們對希望工程的考慮，是很全面的。我對你們提出希望工程戰略轉型的方式，表示認同。不過，我也有些建議……”
陳雲路挺了挺身子，鄭重地說道：“請柳書記指示！”
“指示不敢當，就是相互探討吧。”
柳俊擺了擺手，說道。經過這番談話，他對陳雲路有了一個大致的全面認識，這是一個正直的人，道德修養很高。雖然身在體制之內，不可避免的要沾染一些“官氣”，但總體來說，是一個有思想有追求的正人君子。柳俊對這樣的人，歷來十分敬重。
“我認爲，資金籌集還是要繼續進行，雖然國家實施了普九教育，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在一些極度貧困的地區，還是有很多孩子，上不起學。他們不是交不起學費，是交不起住校的生活費。一些貧困地區的孩子，上一個初中，要跑到數十里以外的學校的住宿。怎樣保障這些孩子能夠正常上學，並且有足夠的營養來完成學業，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因此，我建議，我們應該籌集更多的資金，用於對這些極度貧苦地區的孩子進行一對一的資助。我們以前一直在推行的一對一，結對子的資助活動，不能停下來，要繼續下去。”
柳俊緩緩說道。
“另外，團中央提出來的，‘保護母親河——綠色希望工程’項目，也開展的很好，在社會上造成了廣泛的影響。這個項目，要堅持做下去，也需要大筆的資金。”
事實上，“保護母親河——綠色希望工程”正是由現任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章辰文親自提出來的。
陳雲路興奮地點了點頭，說道：“柳書記，您的這個思路，我完全贊同。我自己，也正是這麼想的。”
“呵呵，那就很好啊，大家一起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