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對克隆的一切期待和恐懼，其實都是對未來的認識。
80年代的克隆，或者2010年的克隆，既沒有什麼實際的應用價值，也沒有什麼恐懼的必要。
但是，如果將此作爲一個起點的話，到了2050年的時候，克隆就會變的非常有用，也非常可怕了。
從技術層面上來說，這主要是因爲克隆可以做的非常模塊化。
克隆的開發過程是很繁瑣的，但是，如果將繁瑣全部鎖到模塊裡面去，就非常簡單了。
以克隆羊爲例，先擼羊一號的細胞出來，取細胞核，這是第一個模塊。將羊一號的細胞核塞進羊二號的去核卵細胞中，這是第二個模塊。將卵細胞塞進羊三號的體內，由羊三號分娩出一隻小羊來，這是第三個模塊。
三個步驟，簡化一下，可以稱之爲取核，塞核，下崽。
三個模塊，如果都攻破了，全都可以採用自動化的技術了，就像是2010年以後的PCR儀那樣了，那隻要找個有電的山洞，或者隨便哪個熊孩子的臥室，就可以開始操作克隆了。
想象一下，如此方便的技術用於農業、醫療和畜牧業，將是何等的舒服，就是中醫都將受益無窮，您想要犀牛角磨粉，沒問題，給您克隆一隻犀牛，或者乾脆克隆一個犀牛角出來，都不是難事兒——新的風口將是藥房場景，讓顧客看着你當場克隆一隻犀牛出來，還可以騎着耍一會再割角，用戶體驗殘暴而有趣。
若是將方便用於侵犯他人的權利的話，大約也能侵犯出花來。不扯恐怖組織等等高端犯罪，當任何一個人，有一整套設備，就能克隆一隻和牛出來的時候，日本人的心情大約是不會太快樂的。事實上，當克隆技術被證實以後，美利奴羊毛就被要求滅活出口了，但羊毛能滅活，牛肉的滅活方案就有些強人所難了。
然而，方便的技術都是發展出來的。
站在1988年的中國的土地上，楊銳面對的首先是重重困難。
克隆羊的第一道關口就是超數排卵。
是的，與牛的胚胎移植所需要的超數排卵，是同一個技術。
楊銳當日會同意丁十一等人的方案，組建海淀區遺傳工程實驗室，也是因爲牛胚胎移植的許多技術都能用在克隆上。
但是，一點腦筋都不動，就想直接移植，也是做不到的。
別說一個是牛的超數排卵，一個是羊的超數排卵了，就算同樣是牛，不同品種的要求還不一樣呢。
對試驗場地都沒建好的楊銳遺傳工程實驗室來說，任務就更復雜了。因爲他們面對的不是將技術從牛轉移到羊身上的問題，而是將技術從牛，轉移到34種羊的身上。
楊銳也不確定最終會採取哪個品種的羊，來取代多莉的地位，所以，實驗室裡，只能貼出一張大大的白紙，將34種羊的名字全部寫上去，並且分組嘗試。
使用激素的，不使用激素的，中性環境下的，輕酸性環境下的，輕鹼性環境下的……
要是排列組合所有可能性的話，將楊銳遺傳工程實驗室再擴大十倍都不夠用。
所以，楊銳也只是劃一條線，一旦一種羊能測試出一種合用的組合，就算是通過，最後實在無法通過的，就算是首輪淘汰了。
有人也許會說，超數排卵和克隆羊有什麼卵的關係呢？
實際上，依舊是成本和時間的關係。
因爲第二個步驟裡，將羊一的細胞核，放入羊二的未受精的卵細胞中，會遇到無數次的失敗的。
羊一的細胞核可以從各種體細胞中選取，原料無限，卵細胞的數量就有限了。
如果不採用超數排卵的話，那需要的羊可就多了。
幾千只都不一定夠用。
韓國的國民科學家黃禹錫爲什麼聲名掃地？他就是在做克隆的時候，因爲社會捐助的卵細胞不夠用，強迫實驗室裡的女研究員和女學生提供卵細胞，惡劣的一塌糊塗，基本已經踩在了邪惡科學家的區域。
克隆羊雖然不涉及這樣的問題，但是，一頭羊能提供的卵細胞是很有限的，所以，超數排卵效率低的品種的羊，基本是不可使用的。
一個克隆羊，要做幾年的時間，不是沒有原因的。
楊銳即使早就做了諸多的安排和準備，僅僅是第二個模塊的第一步，就做到了楊銳遺傳工程實驗室建成，差不多用去了三個月時間。
而這段時間，第一個模塊的第一步，摘取細胞核還遙遙無期呢！
剛剛成立的8811項目，如此沉默，實在是令人有些失望，以至於楊銳遺傳工程實驗室的成立，幾乎沒有什麼大操大辦的跡象，媒體記者雖然來的很不少，但是與楊銳獲得諾貝爾獎之時的規模比，卻是遠遠不足。
身爲官方代表的胡池，很擔心楊銳胡思亂想，見到楊銳，就道：“大家都知道，科學研究是需要時間的，沒有人指望你兩三個月的時間就出成績，媒體都是追逐熱點的，這次能來這麼多人，其實已經聽不容易了。”
“可不是，北大清華和科學院一起出面了，玩科技板塊的，不能不給面子。”楊銳調笑着，表面看不出什麼來。
胡池更擔心了，道：“這不是大家給面子，是對你的信心。你放心，就我所知，領導現在還是很信任你的，你只要認真做研究就可以了。再說了，你的實驗室纔剛剛落成，算時間的話，纔是起步階段呢。”
胡池所知道的領導裡面，自然是包括喬公了，甚至就是專指喬公的。
楊銳立即迴應道：“感謝領導關心，不過，我們已經起步了，進步方面不會有太大問題。”
“你可不要追進度，影響了自己的節奏。”胡池是非常替楊銳着想了。
他是有聯繫科學界的經驗的，知道科學研究的很多步驟，其實是可以變化的，但是，最快的步驟不一定是最優的方式，而前期出成績的模式，也不一定有利於後期的研究。
對於現在的楊銳來說，研究做的快，小成果出的多，除了有一點宣傳上的優勢之外，毫無必要。
國內媒體的報道有什麼價值呢？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話，宣傳陣線上的所有媒體都要一致口徑，胡池很擔心楊銳看不到這一點，而選擇了錯誤的表現方式。
當然，對關係一般的科學家，胡池根本不會這樣提醒。
楊銳不禁笑一笑，道：“我都是按照自己的節奏來做的，你放心吧，我沒理由追進度的。”
“我就怕你關注媒體太多。”胡池的憂心不能說是空穴來風。媒體的力量是很強大的，連篇的讚譽很容易讓人飄飄然，小小的罵聲也可以令人鬱悶。
楊銳是在鮮花中成長起來的，掌聲少了都有可能不開心，更不要說最近沒有成果，容易遭罵呢。
大筆的資金和政策投入進來，結果三個月了，就只有一個新實驗室落成的新聞，胡池已經可以想象到媒體的義正言辭的嚴肅臉了。
楊銳卻是笑笑，道：“媒體關注不關注，如果不能影響經費的話，啥都算不得。”
他說着眨眨眼，令胡池錯愕不已。
這與他熟悉的科學家完全不同。
只能說，這是兩個時代的認識的偏差了。
21世紀的學者，最重視的永遠是經費，其次就是實驗條件，有了這兩項，能做出成績的上天入地無所不能，做不出成績的，也能蹭點實惠。
但在80年代，學者們的關注點是截然不同的。因爲學者不能自由流動，除了講科學還要講政治，甚至連榮譽的評判都不一定以成果爲主，這就讓大家非常注重輿論，不僅注意領導的看法，還要注意羣衆的呼聲。
21世紀就沒有那麼多的麻煩事了，學者做出了成績不僅能跳槽，甚至能出國，所以，大家雖然在乎領導的看法，對羣衆卻沒什麼畏懼感了，社會媒體更不是第一要務。
楊銳做研究生的時候，經費已然成爲了學者的生命線，有了經費纔有資格談其他的。當然，文科學者主要還是要講政治，畢竟，他們做的都是主觀題。
在比平時少，但數量依舊很多的媒體的注視下，楊銳完成了剪綵和發言的步驟，宣佈8811項目正式進入到了實驗階段。
而對簿耿鑫等人來說，這也意味着保密要求飛昇了兩級。
“院子裡的任何活物，哪怕是一隻羊，也得是身家清白的。”簿耿鑫在保密科的閉門會議上神情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