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星在研究中國的現代化的時候，曾經非常關注蘇聯的工業化。他認爲蘇聯的工業化可定對中國的現代化有借鑑意義。既然有機會來俄羅斯，他就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於是，他和一些俄羅斯學着進行了交流。經過交流，他得到了很多有益的知識和啓示。
俄羅斯學着介紹了蘇聯工業化的背景：十月革命前，俄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工業產品只佔國家全部產品的l/3，農業產品則佔國家全部產品的2/3。1914年沙俄的工業產品只佔世界工業產量的2.46%。如果按人口平均計算，當時俄國的工業產品產量和落後的西班牙不相上下。俄國不僅在經濟技術上要依賴於工業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而且還要從國外輸入大量的機械設備等。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接踵而來的外國武裝干涉及國內反革命叛亂，使已屬落後的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反革命叛亂給蘇維埃國民經濟帶來的損失，總數達390億金盧布，超過戰前整個國家財富的1/4。1920年，工業產品只有戰前的14%，農業狀況更加嚴重，其產量只及戰前的60%。
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直接影響人民羣衆的生活。工廠停產和糧食奇缺，引起了失業和饑荒。1920—1921年，全國就約有3300萬人面臨飢餓和死亡。
顯而易見，在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國內反革命叛亂被粉碎後，蘇維埃俄國黨和政府所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恢復被破壞了的國民經濟。
然而恢復國民經濟，只意味着要達到1913年的水平，達到一個仍然是落後國家的水平。要使新生的蘇維埃俄國徹底“擺脫資本桎梏的整個解放事業的成功和社會主義的勝利”就必須“大大提高社會生產力”，實現工業化和農業機械化。
列寧曾指出：“要挽救俄國，單靠農民經濟收成豐盛還不夠，而且單靠供給農民消費品的輕工業情況興旺也還不夠，——我們還要有重工業……不挽救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根本不能維持我們成爲獨立國家的地位……”。要挽救俄國”就要“挽救”和“恢復”重工業，這是列寧從分析蘇俄的國情，分析蘇俄所處的歷史條件所得出的結論。
有些中國學者總是對蘇聯的工業化持有片面的看法。有的甚至認爲這是不管農民的死活的做法。龍星則認爲：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國情，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歷史發展條件。如果離開了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開始時的國情，離開蘇聯當時的特定歷史條件來談這個問題，就不能正確評價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
俄國是一個資本主義未能發展起來的落後的農業國，工業特別是重工業非常落後。1928年重工業只及輕工業一半的比重，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仍然大於工業。按照列寧的“要挽救俄國”就要“挽救重工業”否則“就根本不能維持我們成爲獨立國家的地位”的思想，重工業的發展顯然是不適應要求的。況且，恢復起來的工業，基礎薄弱，經濟技術落後，它阻礙着輕工業的進一步發展，當然更談不到能使小生產佔優勢的農業得到改造和進一步發展。只有迅速地在國民經濟中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才能使蘇維埃國家從落後的狀態中，走上工業現代化的軌道。而重工業，就是這種基礎的實質。沒有它，要想對整個國民經濟包括農業在內，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不可能的，沒有它，要想把落後的俄國國民經濟部門裝備起來也是不可能的。同時，只有把重工業優先發展起來，在經濟上纔不至於依賴外國，才能夠保持蘇維埃國家政治上的獨立性，捍衛住蘇維埃制度。否則就會帶來相反的後果，因爲經濟上的依賴必然導致政治上的依賴。“資本主義國家既供給了我們裝備和機器，那它們就能向我們提出放棄蘇維埃制度基本柱石”的要求。蘇聯在社會主義工業化中，堅持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還是和它所處的國際環境有密切關係的。
當時的蘇維埃國家是處於敵對的資本主義包圍之中。在粉碎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國內反革命叛亂後，資本主義世界在對待蘇維埃國家的態度上出現了兩種傾向：一種主張繼續實行公開的武裝干涉政策，“不認承”蘇維埃國家；另一種主張同蘇維埃國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和經濟關係。但是，不論前者或後者，它們的目的都是一個，那就是顛覆蘇維埃政權。
事實上，帝國主義大國首腦和壟斷巨頭們，每時每刻都在打蘇維埃國家的算盤。在用外交和經濟手段向蘇維埃國家進攻的同時，隨時都準備着用戰爭的手段來搞垮它。只要他們認爲有了這種機會和可能，就會不顧一切地撲向與其勢不兩立的蘇維埃國家。只有迅速地建立起強大的重工業，只有蘇聯自己擁有極爲堅實的物質基礎，才能夠擊敗帝國主義外交和經濟上的進攻，才能夠隨時擊敗帝國主義的武裝進攻，才能夠在敵對的資本主義包圍之中，保持自己的獨立和自主的發展，才能把國防力量增強到足以捍衛偉大革命成果的水平。正如列寧所說的：“……或是滅亡，或是在經濟方面也趕上並且超過先進國家”。“或是滅亡，或是開足馬力奮勇向前，歷史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
列寧在《論糧食稅》這一著作和他的合作社計劃中，在闡明建設社會主義的計劃時，都強調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
1921年6月，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談到社會主義物質基礎和俄羅斯電氣化計劃時，一開頭就指出，“社會主義的唯一物質基礎，就是同時也能改造農業的大機器工業”，一併要求“必須把這一原理具體化”應用到蘇維埃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去。
但是，國內戰爭結束後，蘇聯國民經濟的恢復並不是從工業化開始的，而是從農業開始的。因爲在當時，蘇聯尚不具備實現國家工業化的必備條件，即在已被戰爭破壞的百孔千瘡的俄國，還沒有廣大的國內市場；在農業上還沒有較爲發達的原料生產；在農村尚不能分出必要數量的農產品來供給工業和工人。
爲了發展工業，必須創造這些條件。而要辦到這一點只有先從農業着手；斯大林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指出：“……要建立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要擴展工業，就必須從農業開始”。“因爲整個國民經濟底發展是依靠農業的”。3基於此，蘇聯是到了國民經濟恢復的末期，到了農業已經爲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創造出了一定的條件後，纔開始把重心轉移到了工業方面。可見，蘇維埃俄國是在農業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才把工業化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1925年12月，在蘇聯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代表黨中央提出了必須把國家變爲經濟上不依賴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國的迫切任務。他強調指出：“把我國從農業國變成能自力生產必需的裝備的工業國，——這就是我們總路線的實質和基礎”。第十四次黨的代表大會，批准了党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方針。
蘇聯工業化模式，是優先發展重工業，是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針。這一方針的確定，不僅對蘇聯，而且對一些東歐以及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也產生較深遠的影響。
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實現，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以及考慮到戰爭威脅的增長而在蘇聯東部地區大規模地擴建基地，都保證了強大的軍事和經濟潛力的創造。1940年，蘇聯的生鐵已達到1500萬噸，鋼達到1830萬噸，煤達到1億6千萬噸，石油達到3100萬噸，商品穀物達到3830萬噸，棉花則爲270萬噸。這就是偉大衛國戰爭前，蘇聯所擁有的物質基礎。
在衛國戰爭中，如果沒有工業化，如果沒有重工業，怎麼能夠設想在希特勒突然襲擊的打擊下，處於極爲不利地位的蘇聯人民，能在短時間內變失利爲主動終於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呢了須知，正是由於重視了重工業的發展，有了雄厚的經濟技術基礎，正是蘇聯黨和政府考慮到帝國主義戰爭威脅的增長。
蘇聯工業大發展實在20實際20年代至30年代，斯大林的2個5年計劃大力發展重工業，形成了著名的“斯大林模式”使蘇聯工業一度躍居歐洲第一，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二戰結束後，蘇聯工業在此得到空前的發展，利用大量從納粹德國手中接管的技術和設備，再一次大力發展了重工業。由於與美國冷戰的需要，蘇聯不得不集中發展軍工業，但由於長期忽視其他工業以及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是蘇聯的經濟模式畸形化，最終加快了蘇聯的解體。
在衛國戰爭中，如果沒有工業化，如果沒有重工業，怎麼能夠設想在希特勒突然襲擊的打擊下，處於極爲不利地位的蘇聯人民，能在短時間內變失利爲主動終於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呢了須知，正是由於重視了重工業的發展，有了雄厚的經濟技術基礎，正是蘇聯黨和政府考慮到帝國主義戰爭威脅的增長，而重視和加速了對東部地區工業基地的建設(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東部地區得到國民經濟中全部投資的33%，得到重工業中全部投資的37%)，蘇聯才能在衛國戰爭期間，每年製造出4萬架飛機，3萬輛坦克，12萬門大炮和15萬挺機槍。同樣的道理是，處於資本主義包圍之中的唯一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是不能用一般速度來實現工業化的。“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後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們應當在十年以內跑完這一段距離。或者我們能做到這一點，或者我們被人打倒”。9這是斯大林在《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的演說中談到的。在這同一次演說中，斯大林在追述舊俄羅斯“常因落後而捱打”的歷史時，強調決不能“延緩速度”“延緩速度，就是落後。而落後者是要捱打的”。斯大林的這篇演說是發表在1931年的2月。從演說發表的時間和論點，都不難看出，蘇聯黨和政府確定高速發展工業方針的目的是明確的，是不容置疑的。
當然，在蘇聯實行工業化的過程中，也產生過嚴重錯誤。
由於指導思想上過分強調發展重工業，在實踐中就造成了輕工業與重工業比例的嚴重失調，對於由此帶來的嚴重後果，斯大林以及蘇聯黨和政府是有所察覺的，並曾在實踐中採取過相應的措施，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沒有收到應有的成效，以至使其長期扭轉不過來，在重工業內部，首先安排的，當然也是爲重工業服務的生產資料的生產，未能注意和保證爲輕工業，以至爲農業服務的生產資料的生產，於是直接影響了輕工業以及農業的發展。從重工業開始的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是高速度並靠內部積累資金。靠廣大人民羣衆，說到底主要是靠農民，於是農民負擔過重，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挫傷，農業發展一直很緩慢。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蘇聯人民特別是農民是付出了極大的代價的。
至於把根據蘇聯當時的國情和所處的歷史條件制定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方針，視爲一條“普遍規律”那顯然更是錯誤的。
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實行過程中所產生的嚴重錯誤，不僅對蘇聯，而且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都產生過不良的影響，都是值得認真總結教訓的。但是，無論如何不能因爲有了這些錯誤就全面否定蘇聯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爲方針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歷史性作用。至於由此而對斯大林實行這一方針的主觀動機都產生懷疑，那就更是不能被接受的。
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個重要課題。當時，處於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的蘇聯，在制定和實行這一方針時，是無例可循的。今天，我們回顧蘇聯所走過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歷史的、全面的研究和探討一下它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是很有意義的。中國在新中國建立的時候，工業基礎非常薄弱，比蘇聯進行工業化的時候都要落後許多。所以中國在工業化的過程中，也讓農民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在改革開放中，中國的現代化顯然避免了蘇聯曾經犯過的錯誤。龍星感慨：國家的危機感會加速國家的發展速度。蘇聯是如此，中國也是如此。一個人的夢想比起一個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來說顯得微不足道。但是，當很多人都懷着同樣的夢想並付諸行動的話，將產生無窮的力量。這種力量足以改變世界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