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帶我繞過街角，往南走過一個街區，來到第十大道一家讓人很難描述的酒館。我記不住它的名字，也無法肯定它確實有個名字。人們可以稱之爲“通往戒酒所的最後一站”。
吧檯前兩個身穿二手西服的老人在默默對飲。一個四十多歲的西班牙裔男人站在吧檯另一頭一邊看報，一邊呷着八盎司酒杯裡的紅酒。酒保瘦骨嶙峋，身着T恤和牛仔褲，正盯着一臺小黑白電視看，音量開得極小。
德金和我找了張桌子，我去吧檯拿我們的飲料。他的是雙份伏特加酒，我的是薑汁汽水。我把它們端回我們的桌子，他瞅瞅我的薑汁汽水沒作聲。這汽水看起來很像蘇格蘭威士忌加蘇打水，顏色差不多。
他喝了些伏特加酒，說：“哇，上帝，真管用。它確實管用。”
我沒吭聲。
“你之前問什麼來着。我們下一步做什麼？你自己回答不了這個問題嗎？”
“也許能。”
“我讓我姐新買一臺電視機和打字機，再在門上多加幾把鎖，不必費事去報警。達基嫩的案子我們下一步做什麼？我們什麼都不做。”
“我猜到了。”
“我們知道是誰殺了她。”
“錢斯嗎？”
他點點頭。
“我覺得他的不在場證據看上去無懈可擊。”
“哦，就像金邊證券一樣可靠，跟被海關扣存的酒一樣穩妥。那又怎樣？他仍有可能作案。給他提供不在場證明的那些人都能爲他撒謊。”
“你認爲他們在說謊？”
“那倒不是，但我也不敢保證他們沒說謊。不管怎樣，他還可以買兇殺人。我們談過這一點。”
“沒錯。”
“如果是他乾的，他已經脫罪了。因爲我們找不出他那些不在場證據的漏洞。如果他買兇殺人，我們也找不出他僱的那個人。除非我們走運。你知道，有時事情真會如此。運氣從天而降。有人在酒吧漏了口風，某個跟他結怨的人把話傳了出去，忽然之間，我們掌握了以前不知道的情況。可即便如此，離把案子整合起來去起訴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況且，我們也不打算在這個案子上花太多精力。”
聽他這麼說我並不驚奇，但不免心裡一沉。我拿起薑汁汽水，呆望着它。
他說：“我這一行一半是要看成功概率。只辦有機會成功的案子，其餘的放到一邊涼快去。你知道這座城裡謀殺率有多高嗎？”
“我知道越來越高。”
“這還用說嗎。逐年增長。各類案件都在逐年攀升，除非我們把一些不那麼嚴重的案件忽略不計，因爲人們懶得報案。就像我姐的入室盜竊案。有個無賴跑進你家，結果你只丟失一些錢財。哦，媽的，何必大驚小怪呢，是不是？你還活着就萬幸了。回家祈禱感恩去吧。”
“那金·達基嫩——”
“去他的金·達基嫩吧，”他說，“這麼個愚蠢的小**大老遠地跑一千五百英里來賣身，把錢交給黑鬼皮條客，誰在乎是否有人把她大卸八塊？我是說，她爲什麼不待在該死的明尼蘇達州？”
“是威斯康星州。”
“我是說威斯康星。但她們大部分都來自明尼蘇達州。”
“我知道。”
“謀殺案過去大約是一年一千起，每個區每天三起。那似乎已經很高了。”
“夠高的了。”
“可現在是那時的兩倍。”他身子前傾，“但那沒什麼，馬修。大部分謀殺案是夫妻間出了問題，或是兩個朋友一起喝酒，其中一個把另一個射死，第二天卻忘得一乾二淨。這種案子的比例一直沒變，跟以前一樣。有所改變的是謀殺陌生人的案件，兇手和被害者互不相識。那種案件的比率表明你的家居環境是否危險。如果只看謀殺陌生人的案件，把其他案件撇到一邊，把謀殺陌生人的案件畫出一個表格，那比例像火箭一樣往上直衝。”
“皇后區有一個拿弓箭的人，”我說，“隔壁的鄰居用點三八手槍把他射死。”
“我看到那條新聞了。跟一條選錯草坪屙屎的狗有關？”
“差不多是這樣。”
“哦，圖表上不會有它的。那兩個傢伙相互認識。”
“沒錯。”
“但都是一回事。人們總是相互殘殺。他們甚至都不停下來考慮考慮，就貿然動手。你離開警界多久了，兩三年？我跟你說，現在比那時要糟得多。”
“我相信。”
“我是說真的。外面簡直就是原始森林，所有的野獸都全副武裝。人人有槍。你知道外面走路的人裡有多少人帶槍嗎？那些誠實居民，他們現在必須帶槍防身，所以他們都買了一把，不知道哪一天就用它自殺，或殺死老婆、鄰居。”
“還有個傢伙用弓箭。”
“什麼都一樣。但誰會告訴他不要買槍呢？”
他拍拍肚子上插了一把左輪手槍的武裝帶。
“我必須帶這個，”他說，“這是規定。但我告訴你，我不會不帶槍就到處走動的，我會覺得像沒穿衣服。”
“我過去也跟你一樣。你慢慢會習慣的。”
“你什麼武器都不帶？”
“對。”
“一點都不害怕？”
我走到吧檯拿飲料，伏特加給他，薑汁汽水給自己。
我端着飲料回座位後，德金把酒一飲而盡，然後就像漏氣的輪胎一樣嘆氣。他攏起雙手，點燃一根香菸，深深吸了一口，然後又像急於擺脫它似的噴了出去。
“這個該死的城市，”他說。它無可救藥，他說，然後開始告訴我到底有多無可救藥。他歷數整個司法系統的變化，從警察到法庭再到監獄，說它們如何一無是處，如何日漸衰退。你無法逮捕犯人，無法給他定罪，最後也無法把那個狗孃養的關在牢裡。
“監獄滿員了，”他說，“所以法官不願判刑太久，假釋部門又提前放人。地區檢察官拿減刑作爲交換條件讓犯人認罪，然後辯護律師又把這些罪行辯成無罪。因爲法庭日程表排得過滿，而法律又小心翼翼地保護被告權益，就連你拿犯案者的照片讓人辨認都會被反咬一口，因爲你沒得到他的許可便使用了他的照片，侵犯了他的公民權。與此同時，警察也日漸減少。警界比十二年前少了一萬人。街上少了一萬名警察”
“我知道。”
“賊多了一倍，警力少了三分之一，你還會奇怪上街爲什麼這麼不安全嗎。你知道嗎？這個城市崩潰了。沒錢付給警察，沒錢讓地鐵繼續運營，沒錢做任何事。整個國家正在漏錢，錢都落在那些該死的阿拉伯人手裡。那些可惡的傢伙用石油換走了卡迪拉克，我們這個國家全毀了。”他站了起來，“輪到我買了。”
“不，我來買。我可以報帳。”
“對了，你有了一個客戶。”
他坐下來。我端着同樣的飲料回來，他問：“你到底喝的什麼東西？”
“薑汁汽水。”
“啊，我看也像。怎麼不來點真的？”
“最近我在戒酒。”
“哦，真的？”
聽到這句話，他的灰眼睛盯着我。他拿起杯子，喝掉了一半，砰地一聲把杯子放回到破舊的木桌上。
“你的主意不錯，”他說，我以爲他指的是薑汁汽水，哪知他的話題已轉，“辭職。退出。你知道我想怎樣？我只想再幹六年。”
“然後就幹滿二十年了？”
“然後就滿二十年了，”他說，“我就能拿到養老金了，然後我就他媽的一走了之。離開這個工作，離開這座該死的城市。佛羅里達，得克薩斯，新墨西哥，找個溫暖、乾燥、清潔的地方。噢，佛羅里達不行，我聽說那兒到處是該死的古巴人，那兒的犯罪率跟這兒不相上下。再說那兒又是毒品轉運站。還有那些瘋狂的哥倫比亞人。你知道他們吧？”
我想起了羅亞爾·沃爾登。
“我認識的一個傢伙說他們還好，”我說，“他說你不騙他們就行。”
“你肯定不敢騙他們。你看到長島那兩個女孩的新聞了嗎？應該是六個月、或八個月之前的事了。姐妹倆，一個十二歲，一個十四歲，人們在一家廢棄加油站的儲藏室裡發現了她們，雙手反綁，頭部各中兩槍，用的是小口徑手槍，我想是點二二口徑的，但誰在乎呢？”
他把餘下的酒喝光：“嗯，案子很離奇。沒有**，什麼都沒有。像是私刑，但誰會處決兩個十來歲的姐妹呢？嗯，結果案子不查自明，因爲一個星期之後，有人闖進她們家殺死她倆的媽媽。我們在廚房發現她，晚餐還在爐子上呢。知道嗎，這一家是哥倫比亞人，父親從事毒品買賣，那是當地除走私翡翠以外最主要的營生了——”
“我還以爲他們種了很多咖啡呢。”
“那也許只是幌子而已。我說到哪兒了？關鍵是，一個月之後，那個父親死在哥倫比亞的首都。他騙了某人後逃之夭夭，最後他們在哥倫比亞逮到他，但他們先殺了他的老婆孩子。瞧，哥倫比亞人，他們另有一套規則。你耍他們，他們殺的不只是你。他們滅你滿門。孩子，無論幾歲，都難逃一死。就連你養的小貓、小狗，熱帶魚也不放過。”
“上帝。”
“黑手黨一向顧及家人。殺掉你時，他們甚至精心安排以確保不讓你的家人看到慘狀。現在，我們的這些罪犯專殺全家。不錯吧？”
“上帝呀。”
他雙手撐着桌子站了起來。
“這一輪我付錢，”他宣佈，“我不用皮條客的錢給我買酒。”
回來後，他說：“他是你的客戶，對吧？錢斯？”
我沒答話，他說：“嗯，媽的，你昨晚見了他。他想要見你，而你現在有了一個客戶，你不想說出他的名字。二加二等於四，對不對？”
“我不能告訴你怎麼去加。”
“假設我是對的，他就是你的客戶。這只是爲了便於討論。你也不算透露內情。”
“好吧。”
他探着身子。
“他殺了她，”他說，“那他爲什麼還要僱你調查呢？”
“也許他沒殺她。”
“噢，肯定是他乾的。”
他擺擺手，揮掉了錢斯無辜的可能性。
“她說她要離開他，他說可以，第二天她就死了。算了吧，馬修。那是確定無疑的。”
“那我們回到你的問題上來。他爲什麼僱我？”
“也許是靠這個脫罪。”
“怎麼脫罪？”
“也許他認爲如果僱了你，我們就會認爲他肯定是無辜的。”
“但你根本沒那麼認爲。”
“沒錯。”
“你認爲他真會那麼想？”
“我怎麼知道某個吸毒的黑鬼皮條客想些什麼？”
“你認爲他吸毒？”
“他總得把錢花在什麼上吧，是不是？他不會用來去付鄉村俱樂部的會費，或是在慈善舞會上買個專席吧。我來問你點問題。”
“問吧。”
“你真以爲他有可能沒殺她？沒陷害她或僱人殺她？”
“我覺得有這個可能。”
“爲什麼？”
“首先，他僱了我。而那不會讓他脫罪，因爲我們又能給他定什麼罪呢？你已經說過，根本無法給他定罪。你正準備把這個案子擱置起來，去辦別的案子。”
“他不一定知道這些。”
這一點我暫且不談。
“從另一個角度看，”我提議，“假設我從沒給你打電話呢。”
“什麼時候的電話？”
“我打的第一個電話。假設你不知道她要跟她的皮條客決裂。”
“如果沒從你那兒獲得這個消息，我們也會從別處得到。”
“從哪兒？金死了，錢斯不會主動提供信息。我敢肯定世上沒有其他人知道。”
除了伊萊恩，但我不打算把她牽扯進來。
“我認爲你不會知道這個信息的。不管怎樣，不會馬上知道。”
“那又怎樣？”
“那樣的話，你會怎麼看待這樁謀殺案呢？”
他沒有馬上回答，低頭看着他快空了的酒杯，兩條垂直的紋路弄皺了他的前額。
他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會怎麼定位這樁謀殺案呢？”
“就像你打電話前我們下的結論。精神病乾的，你知道嗎？我們不許再這麼稱呼他們了。大約一年前上頭下的令。今後我們不能稱他們爲精神病。我們得稱之爲EDP。”
“什麼是EDP？”
“情緒失常者。中央大街某個混蛋閒得沒事想出來的。這個城市擠滿了瘋子，而我們首先要考慮的倒是如何稱呼他們。我們不想傷害他們的自尊心。不，我認爲是精神病乾的，開膛手傑克的現代版。打個電話招來*，然後把她剁碎。”
“如果真是精神病乾的呢？”
“你應該很清楚。你希望自己能有足夠的運氣獲得實質性證據。在這個案子中，指紋沒多大幫助，那是個人來人往的旅館房間，有上百萬個模糊指紋，你無從查起。要是有一個大血指印就好了，你知道那非兇手莫屬，但我們沒這個運氣。”
“就算你們運氣好——”
“就算我們運氣好，只有一個指紋也無濟於事。除非你手頭有個嫌疑犯。你無法單憑一個指紋就讓華盛頓通緝全國的。他們會說你總會蒐集到足夠證據，但是——”
“多年來他們一直這麼說的。”
“永遠不可能。就算可能，到時我也幹滿餘下的六年，到亞利桑納州養老去了。如果沒有可以順藤摸瓜的實質性線索，我想我們就得等那個瘋子再次作案了。再做幾個作案手法相同的案子，他總會出現紕漏，你就能逮到他，然後把他跟銀河旅館的一些指紋相對照，然後就可以結案了。”
他把酒喝乾：“然後他討價還價，認個過失殺人罪，最多三年就出來了，繼續作案，但我不想重來一次。我向上帝發誓再也不想重來一次了。”
下一輪是我請。起初他覺得用皮條客的錢喝酒有失體面，但正是這些酒似乎又使他忘卻了這一點。他已現醉態，但你得會看才能看得出來。他眼光呆滯，與之相配，舉止也顯遲鈍。他談話的方式是典型的醉鬼模式，像是兩個醉鬼在禮貌對話，而實際上是在自言自語。
如果跟他喝得一樣多，我是不會注意到這些的。但我是清醒的，酒在他身上一起作用，我就覺得我們之間的鴻溝急遽擴大。我盡力把話題鎖定在金·達基嫩身上，但總是辦不到。他想要談論紐約所有的弊端。
“你知道問題出在哪兒嗎？”
他身子前傾，壓低嗓音，好像此時酒吧裡並非只有我們兩個顧客似的，其實只剩我們和酒保了。
“我告訴你問題出在哪裡。是黑鬼。”
我沒吭聲。
“還有拉丁美洲雜種。是黑人跟拉丁美洲人。”
我提到警察也有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他馬上反駁。
“聽着，別跟我說這些，”他說，“以前跟我搭檔很久的一個傢伙，他叫拉里·海恩斯，也許你認識他——”
我不認識。
“——他人很好，我能把命交到他手上。媽的，我確實曾經把命交到他手上。他黑得像煤炭一樣，無論警局內外，我都沒碰到過比他更好的人。但這跟我說的毫不相干。”他用手背抹抹嘴，“瞧，”他說，“你乘過地鐵嗎？”
“迫不得已的時候。”
“嗯，媽的，如果有其他選擇的話，誰都不會乘地鐵的。地鐵是整個城市的縮影，設備動不動就壞，車廂裡到處都是骯髒的噴漆，一股尿騷味。警察對那兒的犯罪無能爲力，但我要說的是，媽的，我上地鐵四處一看，你知道我到了哪裡嗎？我到了他媽的國外。”
“什麼意思？”
“我是說他們不是黑人就是西班牙人。或是東方人，我們現在又多了好些中國移民，還有韓國人。韓國人現在可是傑出市民了，在城裡開起一家家出色的蔬菜市場，他們一天干二十個小時，把孩子送進大學，但那全是陰謀。”
“什麼陰謀？”
“噢，媽的，聽上去很無知、很偏執，但我就是忍不住這麼想。以前這是白人的城市，現在我總覺得自己是這裡最後的白人。”
長時間的沉默。
然後，他又說：“他們現在在地鐵裡吸菸。你注意到了嗎？”
“我注意到了。”
“過去從沒有過。以前就算有人拿斧子砍死父母，他也不敢在地鐵裡點菸。現在，咱們的中產階級也在地鐵裡點菸，然後噴雲吐霧。就是最近幾個月的事情。你知道是怎麼開始的嗎？”
“怎麼開始的？”
“記得一年前嗎？一個傢伙在PATH線地鐵裡抽菸，那兒的一個警察讓他把煙熄掉，那傢伙拔槍就把他打死？記得嗎？”
“記得。”
“就從那兒開始的。只要看過那條新聞，不管是誰，警察還是平民，都不會貿然告訴過道對面的傢伙熄掉他那該死的煙。於是，有些人就開始抽菸，無人敢管。然後更多的人開始抽菸，連發生入室盜竊這樣的大案都無需浪費時間報案，誰還會去管在地鐵裡抽菸的事兒？執法不嚴，人們就不再尊重法律了。”他皺皺眉，“但想想PATH線地鐵的那位警察。你願意像他那樣去死嗎？叫別人熄掉煙，然後砰的一聲，就一命嗚呼了。”
我發現自己開始跟他講起盧·魯登科的母親，由於她的朋友給她撿回一臺不該撿的電視機而被炸死。
於是，我們開始輪流講起恐怖故事來。他提到一個社工人員被騙上一棟公寓的頂樓遭**多次後，被推下樓摔死。
我記起一條新聞，說一個十四歲的男孩被另一個同齡男孩槍殺。他們彼此並不相識，兇手聲稱被害人嘲笑了他。
德金談到好幾起虐待兒童致死的案件，還有一個男人悶死他女朋友的女嬰，因爲他厭倦了每次跟女友去看電影都得出錢僱人看孩子。
我提到格雷森區的那個女人，她在衣櫃那兒掛衣服時被流彈打死。
我們的對話頗有點比拼的味道。
他說：“市場自認爲找到了解決辦法。死刑，重新啓用黑色大電椅。”
“你認爲這行得通嗎？”
“無疑，公衆需要它。它至少有一個功效是你無法否認的。電死一個混蛋，你至少知道他以後不會再犯。媽的，我就投票贊成。把電椅拿出來，用電視轉播他媽的行刑過程，插些廣告，賺幾個錢，多僱幾個警察。你想知道一件事嗎？”
“什麼事？”
“我們有過死刑，但處決的不是殺人犯，而是普通人。普通人被殺的概率比殺人犯上電椅的概率還大。我們一天有五、六、七次死刑呢。”
他提高了嗓門，現在酒保也在聽我們的談話。我們已經把他從他的電視節目上吸引過來了。
德金說：“我喜歡那個電視機爆炸的故事。不知我怎麼會錯過那條新聞的。你覺得自己什麼都聽說過了，但總有新的出現，是不是？”
“我猜是吧。”
“光這個城市就有八百萬個故事，”他拉長聲音說，“你記得那個節目嗎？幾年前電視上播過。”
“我記得。”
“每次節目結束時他們都說那句臺詞，‘在這個城市裡有八百萬個故事。這只是其中之一’。”
“我記得。”
“八百萬個故事，”他說，“你知道這城裡有什麼嗎，這個他媽的城市的大糞池裡有什麼？有八百萬種死法。”
我把他弄出酒吧。在外面夜晚清涼的空氣中，他陷入了沉默。我們繞過兩個街區，最後來到離警察局不遠的路口。他的車是一部水星車，已有些年頭。車角有點坑坑窪窪。車牌前頭的字母明示他是警察，該車是用來辦案的，不要開罰單。一些經驗豐富的混混也能認出這是警車。我問他能否駕車。他不太喜歡這個問題。
他說：“你是誰，警察嗎？”
然後想到這句話實在荒謬，便又笑了起來。他靠在打開的車門上保持平衡，笑得前仰後合。
“你是誰，警察嗎？”他說，吃吃笑個不停，“你是誰，警察嗎？”
那種情緒像電影裡的快鏡頭一樣一閃而過。有一刻，他嚴肅冷靜，眼睛眯着，下巴翹起來像牛頭犬。
“聽着，”他說，聲音低沉而生硬，“別這麼高人一等，你明白嗎？”
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說什麼。
“你這個自命清高的混蛋。你比我好不到哪兒去，你這個狗孃養的。”
他把車倒出開走。就我目光所及，他似乎開得還不錯。我希望他無需開得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