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對於我纔有一種背水一戰的悲壯，是一種既苦澀又甜蜜的說不出來的滋味
我讀小學在20世紀60年代初。小學期間，我是班上年齡最小、個子最高的一個，且又屬於智力晚熟類型，身體和大腦的發育不能同步，五年小學也不知道是怎麼糊里糊塗混過來的，印象中似乎90分很少跟我沾邊。
1966年夏天，我小學畢業升初中。那時候正是“**”運動要起未起之際，升學考試尚未破除，我硬了頭皮去考縣中。早晨起牀，吃了母親頭天特意買回來的米糕和糉子，取“高中”之意。而後母親送考，將我押到做考場的教室門口，便回去給她的學生上課了。
我至今清楚地記得語文考試的作文題目：在隊旗下成長。1966年剛滿11歲的我，居然就有了很敏銳的政治嗅覺，知道什麼樣的作文內容能拿高分。我編造了一段如何與我的地主奶奶劃清界限的故事。回家父親盤問我考試的內容，我怕父親生氣，謊說我寫的是關於熱愛勞動的故事。父親嘆口氣，說我選的題材太平凡了，怕是難拿高分。我不吭氣，心裡卻暗自得意。
考完試我回如皋外婆家過暑假。此時“**”運動已經風起雲涌，我在外婆家遭遇了破四舊和抄家等一系列大事，使我短時間內很快地長大和成熟起來。一天我接到父母拍來的電報，寥寥五個字：“蓓考上縣中”。當時我並不很吃驚，有那篇作文墊底，我對自己很是自信。直到去年，有一次和父母聊天，談及我們生活了很多年的縣城裡的熟人，父母才漏出來，原來那年我並沒有能考上縣中，是一位管文教的好心的副縣長說情，又因父母都曾在縣中執教，這才得以破例。此事父母瞞了我將近30年。如今想來，若是當時知道自己分數不夠而進了縣中，幼小稚嫩的心靈是否會早早背上一個恥辱的包袱呢？
我的初中時代從1968年始，至1970年終。那幾乎是我一生中最擡不起頭來的日子。我父親被下放到蘇北黃橋中學任教，全家跟隨遷去。三年中我總是爲同一件事情困擾：如何應付那一次又一次憶苦思甜的班會和作文。家庭出身不好是我心中時時在流血的傷疤，我躲閃着遮掩着盡力不讓我的同學知道。但是我不敢謊報出身，說自己的祖輩如何苦大仇深，如何吃了上頓沒下頓。我總讓自己的言詞模棱兩可，在剝削與非剝削的邊緣之間滑來滑去。那幾乎是一場出色的智力遊戲，我不能不贏。我在那其間日益聰明起來，並且打下了日後當作家寫小說編故事的基礎。
初中畢業，正逢上山下鄉運動有一個暫時的停歇，全班除我以外，全部放棄高中，參加工作分配。那時父親被關在縣裡的一個學習班上，讓我繼續升學的決定是母親幾夜不眠之後獨自做出的。沒經歷過上山下鄉運動的人，想象不出我母親當年做出這個決定的艱難：不升學能夠進工廠，升了學很可能兩年後畢業下鄉。這是關係到女兒一生命運的選擇，我母親的焦慮和徘徊，想來不亞於中世紀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
感謝母親當年的決定。母親是教師，在教師的心目中，大概再沒有比讀書更要緊的事情了吧？
我升高中沒有考試。**期間沒有升學考試這一說法。
高中一年級，我一次次打報告要求入團，一次次被拒絕。眼淚嚥進肚裡，化作一種不屈的自尊，使我憋足勁兒在班上拿學習第一。到高中畢業考試，語文、數學、外語、政治、物理、化學，總共六門功課，我拿了平均98分的成績。那時候考試是我最愉快的日子，因爲我只有通過考試才能證明自身的價值。我清楚知道畢業之後的出路便是下鄉，惟其如此，學習對於我纔有一種背水一戰的悲壯，是一種既苦澀又甜蜜的說不出來的滋味。
1977年，我在農村插隊，一天從廣播喇叭裡聽到關於恢復高考制度的消息。時間好像是在春末夏初，而考試定在冬天舉行，其間有半年左右的複習期。
父親給我寄來複習課本，囑我不能放棄機會。我自然也明白此一搏對我的重要。
因爲是**後的第一次高考，採用了推薦和考試兩結合的辦法。但是人們已經普遍明白，這一次的推薦只是過程而已。記得那天隊長召集農工們開會決定我的命運，我提心吊膽地徘徊在門外，渾身冷一陣熱一陣哆嗦不止。
通過了推薦關，接着是預考。四鄉八鎮的知青太多，沒法集中到縣城，便在各個公社開設考場。那是一個悽風苦雨的深秋天氣，我們穿着破舊的高統膠靴，在又粘又滑的江堤上跋涉了好幾里路，趕到公社中心小學。一屋子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縮肩駝背坐在窄矮的小學生課桌前，邊答題，邊哈手。凌厲的江風從破敗的蘆葦屋頂和殘缺不齊的窗戶裡尖叫着擠進來，其場景悲壯而又肅穆。
正式考試挪到了縣城。也因爲人太多，城裡幾所中學安排不下，一部分考場還是設在小學裡。做我考場的那所小學，當年我曾在那裡代過短時間的課，想起來也是一種緣分吧。
我父親那年被抽調到揚州地區參加語文閱卷。事先他來信囑我，每日考試完畢，將所答內容詳盡記下，寄往揚州他的住處，他可請各科老師給我估分。
考試進行了兩天，兩天中我的精神高度亢奮。早晨起牀，與我相依爲命的老外婆還在睡着，我便捅開爐火給自己熱一碗稀粥，就着鹹菜吃了，然後揣着鋼筆和准考證匆匆趕往考場。兩個小時交了卷子，幾乎飛奔着回家，不忙吃飯，先在紙上把剛纔的答題回憶出來。人到關鍵時刻，潛能總能得到超常發揮，當我回憶考卷時，我的腦子便成了一臺高清晰度的複印機，連考卷上的每一個標點符號、每一處小心的塗抹都精確重現了。我依照回憶把考卷複寫一遍之後，塞進信封，貼好郵票，三兩口地扒下一碗飯，又匆匆出門，先去郵局投了信，再赴考場。下午和第二天，重複這一套程序。
考試過後第三天還是第四天，我接到父親的來信，他給我估出了一個相當精確的分數。除了埋怨我的作文沒有發揮到最好之外，父親認爲我這個分數錄取是絕無問題。
必須說明，在此之前我以非常現實的態度填寫了錄取志願表。我心中最嚮往的是北大中文系和復旦新聞系，可我在信中與父親反覆磋商之後，只填了南師大中文系。做知青的要求不高，有個大學上，將來能分配工作，已經是十分奢侈了。
我心情愉快地與老外婆告別，回農場等錄取通知。我對老外婆說：放心，不出一個月我就會回來。到了農場我決定不下地幹活了，我手頭正給父親織一件毛衣，必須在這一個月之內將它織完。我的同伴們對此表示了驚訝和不屑，也許還有暗地裡的嘲笑。我卻沉默着什麼也不解釋。
一天下午，我坐在宿舍里正飛針走線的時候，門外喧譁起來，有人高叫着我的名字，說我考上了北京大學。我一驚，站起來，針紮了我的手，很疼。然後同伴們鬧哄哄地涌進來，爲首的手裡舉着印有“北京大學”的信封。我伸手去接，手顫動得厲害，半天撕不開封口。無數次從小說中讀到的人激動時手哆嗦，那一回我有了生平第一次的體驗。
三天之後，我把鋪蓋卷好，把所有的衣物書本日用品塞進一口大木箱，離開農場，獨自登上了北上的列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