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傅太太說完了自己的悲慘遭遇之後，接下來開口的是一位姓李的黃包車伕，自稱當過某位司令的副官，靠着狐假虎威的權勢和各種說不清來源的灰色收入，原本小日子一度過得還挺滋潤。
只可惜這天下沒有常勝不敗的將軍，在中原大戰之後，他那位司令的兵馬被蔣委員長收編，安了個番號就派往江西“剿匪”，結果跟所有的雜牌軍一樣，都成了後孃養的，在薪餉、供給和待遇上飽受冷遇——大批官兵出征一年都還沒見過軍餉是啥模樣，伙食服裝更是比紅軍還要差，於是氣得集體投共了！
集體叛逃事件之後，那位管不住部隊的司令，自然是上了軍事法庭，還被扣上了“通匪”的罪名。
而跟着這位倒黴司令打拼了半輩子的李副官，也一下子沒了東家，上面把他這樣的傢伙視若空氣，既不發遣散費也不給安排復員，連拖欠的軍餉都賴掉了。李副官想要跳槽繼續在軍隊裡吃糧，一時間又沒有可靠的人脈關係，更拉不下面子再從大頭兵做起……萬般無奈之下，他只好流落到上海的花花世界來謀生。
然而，這位李副官很小就被抓了壯丁，之前已經打了半輩子的仗，基本上除了開槍殺人和伺候上司之外，對於其它的一切謀生手段和人情世故，幾乎統統是一竅不通，而且他也不是那種頭腦很聰明的傢伙。
結果，他在上海灘做小生意，差不多是做一次賠一次，種地也競爭不過那些莊稼把式，進工廠同樣笨手笨腳砸了活計，最後，李副官身邊的積蓄統統用盡，只好去拉黃包車——可黃包車也不是那麼好拉的！
在這年頭的上海，光是從車行租一輛上過牌的黃包車，每月一般得交25塊大洋的份子錢，這就意味着車伕辛辛苦苦一個月，一多半收入都是給車行掙的。而且，若是沒有關係和人脈的話，還根本租不到！再扣掉給幫會混混、巡捕警察的例行孝敬，以及交通違章的罰款——算上後來增加的日租界，這年代的上海居然有四套交通法規，比如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就是一個右行一個左行，對於基本是文盲的黃包車伕來說，想要完全不犯錯可真是太難了——因此上海黃包車伕的平均月收入只有九塊大洋，窮得連飯都吃不飽。
因爲租不到車行裡上過牌的黃包車，李副官只好偷偷去拉沒牌照的黑車，結果既被交警查扣，又被車行的打手毒打……在最倒黴的時候，他甚至差一點去跳黃浦江。虧得在自殺之前，李副官跑到了胡總政委的教堂裡祈禱告解了一番，從而被胡總政委忽悠上了賊船，否則眼下還有沒有他這個人都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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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前面這兩個人的悽慘遭遇，還可以歸結爲個人的命運之不幸，那麼接下來幾個工人的敘述，則充分體現了民國時代中外資本家的剝削之殘酷，甚至就連“抗日愛國”都成了剝削壓榨工人的藉口。
在閒聊中，一位紗廠的工人嘆息說，原本通過大革命和五卅運動，上海工人的待遇已經有所改善。但是自從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以來，各種好不容易爭取到的勞工保障條款，就基本成了空文。
再往後，隨着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爆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陷入了可怕的大蕭條之中，當歐美工人尚且紛紛餓死或自殺的時候，作爲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上海工人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自然也是一落千丈。到了1932年，上海棉織企業乾脆聯名向國民政府請願，以減少成本、增加出口，提高與外商的競爭力爲名，公開要求大幅度降低工人的工資——“……面對這場經濟危機，紗廠的資方將損失統統轉嫁到工人頭上。前年的工資打了八折，今年的工資更是要打七折！每天的工資只有四角錢！中午的半個小時吃飯時間沒有了，每個月的休假也沒有了，請假一天就要扣一塊錢！請假三天就要捲鋪蓋滾蛋！在大革命時被廢止的超時工作制，如今也在‘服從民族鬥爭需要’的口號中被恢復了，一天要上十六個小時的工！也就是說除了睡覺吃飯之外，其餘時間都得工作——就是牲口也不能這麼使喚啊！”
這位骨瘦如柴的紗廠工人一邊絮絮叨叨地如是抱怨說，同時繪聲繪色地模仿起了老闆訓誡他們的口吻：“……你們不是痛恨日本人嗎？不是要反日愛國嗎？日本人正要打倒華紗，使得你們沒有工做呢！現在你們幫助廠方減低出品成本，就是表示我們中-國‘勞資合作’的團結精神，也就是抵日貨、救中-國的愛國行動！萬一各位工友不肯幫忙，那末我們無法維持，只有關廠！而你們這幫懶鬼則個個都是漢奸賣國賊！”
說到這裡，他不由得攤了攤手，“……話都已經說到了這一步了，我們還能怎麼辦呢？多費點力氣總比失業好……可是每天十六小時工作之後，那感覺真是彷彿大病初癒。更別提在有些時候，還要加班到每天十八個小時！當真是連走出車間的力氣都沒有了！而工錢卻只給十二小時的！甚至還要打折，還要遲發！
我有個曾經一起扛槍的好兄弟，乃是一條身強力壯的山東大漢，一個人打五個不成問題。誰知淪落到紗廠裡幹了才一年，一身疙瘩肉就掉光了，手腳像蘆柴棒一般的瘦，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慘，走起路來好像踩高蹺，整天咳嗽流冷汗，還是硬撐着做工，最後活活累死——死的時候只剩了不到六十斤重啊！
哎，在工廠裡活活累死，都還不是最慘的。有些工友累出了渾身的重病，站都站不起來，實在是幹不動活，卻又一時死不了，結果就被老闆一腳踢出廠門……可憐他們已經是連爬都爬不動，想要當乞丐都沒有力氣開口討飯，只能就這麼蜷縮在牆角，等着什麼時候被餓死凍死，沒有餵了野狗就算是運氣……”
接下來，一位香菸廠的員工也抱怨說，他們的工廠最近改用了流水線作業，生產速度大大加快，工人數量卻並不增反減，以至於一個人要負責好幾道工序，還要連續工作至少十幾個小時，一刻都不得休息。因此每個禮拜都有人忙中-出錯，被絞住頭髮或削掉手指頭……而這年頭上海灘的工人們，可是既沒有工傷待遇，也沒有意外傷害保險，即使在工廠裡成了殘廢，東家最多也就是給幾塊錢，然後丟出去自生自滅……
像這樣在工廠中被榨乾血肉的過勞死，聽上去已經夠可怕了，然而更可怕的是，在付出瞭如此損害健康的勞動之後，有很多工人依然拿不到應得的工錢——“……從去年開始，廠裡的工資就只發一半的現錢，另一半發賣不出去的本廠產品（絲綢），讓工人自己想辦法賣掉來換錢，可身邊的朋友們都窮得沒飯吃，哪裡買得起綢子呢？如今市面上的絲綢又嚴重滯銷，連當鋪都不肯收！沒有辦法，我只得抱着綢子哭！”
一位臉色憔悴的絲綢廠女工捧着茶杯，泣不成聲地哭訴說，而王秋則很憐憫地表示，自己願意出錢收購她的綢子，並且考慮是不是要下個單子，把她們廠裡積壓的絲綢買來——反正自己手裡就數鈔票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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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了這些上海工人的悲慘敘述，看着他們廋骨嶙峋、未老先衰、百病叢生的身體，王秋同學深受震撼。
事實上，且不說那些在故事中被活活累死、被老闆踢出工廠凍死餓死的工人，就是眼前這幾個暫時總算還在人世間掙扎的傢伙，在王秋的眼裡，貌似也都是一副垂垂待斃、行屍走肉的撲街模樣——平均不過是二三十歲的年紀，卻衰老得好像是四五十歲的人；無論是男是女，看起來全都身材傴僂、反應遲鈍，走路踉踉蹌蹌，體質極爲虛弱；並且每個人多半患有肺炎、肺結核、支氣管炎和哮喘病，以及消化不良症、肝病、腎病和風溼症這些常見的職業病。卻根本沒有錢去治療，也沒有假期去調養，只能過一天算一天地熬日子……就連古埃及那些在尼羅河畔種田的農奴，貌似也比這些資本主義的“自由人”更加健康得多！
對於這些民國時代的無產階級勞動者來說，工廠的鐵門恐怕就像是吃人怪獸的大嘴，上工的汽笛就是吃人的咀嚼聲，吞進去一條條鮮活健康的生命，吐出來一具具垂死的行屍走肉……這簡直是太駭人聽聞了！
怪不得馬-克-思會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像這樣原始版本的資本主義，果然是一套吃人的制度！不是誇張，不是藝術化的修辭，是真的在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