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唐天成三年（公元928年）七月，契丹主耶律德光不甘心他對中原的“處子戰”如此收場，再派梯裡已（又稱惕隱，系契丹官名，掌皇室政教）涅裡袞等人率七千輕騎前去救援。
王晏球聞知消息，先丟下困獸王都，帶兵在唐河（今河北定縣附近）迎擊契丹騎兵，契丹兵沒有防備，被唐軍狂殺一通，死傷慘重，腿長的調頭就跑，王晏球一直追到易州（今河北易縣）。唐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再次招待遠來的契丹客人，出兵絕了涅裡袞的後路，生擒涅裡袞以下五十多人。因連降大雨，淶水（拒馬河）暴漲，契丹兵又溺死了一部分。剩下的還想北逃，被幽州村民發現，各持大棒來招待契丹人，打死了數百，最終有幸逃回契丹的人不過幾十人。耶律德見援軍敗的如此之慘，氣的直跺腳，沒想到李嗣源這麼不好惹，但他沒有甘心失敗，畢竟中原的富饒對於他這個遊獵皇帝來說具有不可抵抗的誘惑力，他一直在尋找機會。
打退了契丹援軍，王都困守孤城，實在熬不下去了。後唐天成四年（公元929年）二月，王都和鐵刺準備突圍逃往契丹，還沒收拾好金銀細軟呢，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就打開城門，放唐軍進城。王都知道沒戲了，只得舉族自f，鐵刺被俘，押到洛陽處斬。
平定朱守殷和王都叛亂以後，各地藩鎮都老實了一陣子，不敢在這個時候冒尖，李嗣源在軍民中的威望已經超過了李存勖，想反也沒機會。李嗣源好不容易迎來了相對和平的時期，開始偃武修文。
李嗣源雖然是行武出身，但骨子裡他並不是一個兇狠好鬥之人，這點和後來的趙匡胤比較相似，“爲人純質，寬仁愛人。”說到趙匡胤，倒想起一個非常著名的故事來，就是唐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公元926年）的某一天晚上，f香祭天，說：“我無才無德，讓我做天下之主實在勉爲其難，天下大亂已經上百年了，希望上天能憐憫蒼生，早日出一個聖人，救黎庶於水火。”
果然，當天夜裡，在洛陽夾馬營中降生一個男嬰，就是後來實現局部統一的宋太祖趙匡胤。這個故事源出北宋名臣王禹偁所著的《五代史闕文》明宗條，並不是很可靠，可能是宋朝人爲了美化趙匡胤而捏造出來的。
李嗣源曾經和翰林學士趙鳳談及君臣關係，李嗣源很感慨的對趙鳳說：“先帝爲了褒獎功臣，曾經賜給我和郭崇韜、李繼麟免死鐵券，可結果郭李二人皆被滅族，朕也差一點成先帝刀下之鬼。”趙鳳的回答很有道德力量：“皇帝把仁愛放在心中、行於事中就足夠了，沒有必要搞什麼形式主義。”
趙鳳不愧是個儒中君子，和那些溜鬚拍馬順杆子爬的犬儒們在人品上不知好多少。以前莊宗劉皇后想認張全義做乾爹，趙鳳就力言不可，後來任圜被賜死，也是趙鳳爲任圜極力爭取，雖然兩件事都沒有成功，但至少說明趙鳳是個光明磊落的人。
而同時和趙鳳進入翰林院的馮道此時已經榮升宰相，一直覺得五代十國人物如過江之鯽，但真正可以稱之爲頂尖人物的只有三人：柴榮、李煜、馮道。柴榮雄才大略冠絕五代，李煜開宋詞之先，都是毫無爭議的。唯獨這個馮道，後世爭議極大。馮道一生共侍奉過五個朝代十一位皇帝（還不包括劉守光），而且都是位極人臣、名望隆重。象馮道這樣“虎狼叢中也立身”的人物，放眼今古，絕無僅有。
雖然馮道“忍恥以偷生”的做人原則遭到了後世史家的批判，但馮道之所以能數十年屹立不倒，絕不是靠諂媚得寵，那也是有真本事的。李嗣源早就聽說過馮道的才華，登基後便把馮道找來，備加信任。
李嗣源渴望做一個有道明君，身邊沒有直言敢諫之士不行，馮道就對李嗣源說過：“現在天下無事，四海清平，但陛下不能因爲形勢稍好一些就貪圖安逸、縱慾聲色，只有兢兢業業纔能有守住基業。”
李嗣源點頭稱是，問馮道：“現在天下太平，老百姓的日子過的怎麼樣？”馮道說：“士農工商四業中，農民活的最辛苦。遇上災年農民就要捱餓，即使年歲豐收，農民還要爲糧食價格低發愁，陛下應該多體恤民情。”
馮道把唐懿宗時進士聶夷中所作的《傷田家》一詩背給李嗣源聽：“‘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谷，醫得眼下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遍照逃亡屋。’詩寫的雖然很淺顯，但道理卻很深刻。”
要說李嗣源也確實是塊明君的材料，要換成李存勖，早就聽了不耐煩了，找戲子們耍樂去了。李嗣源聽後，大爲讚賞，說道“這詩寫的真好！”便讓侍臣抄下這首詩，經常讓人念給他聽，做爲警句。
後來李嗣源得到了一塊玉杯，上面刻着幾個字：“傳國寶萬歲杯”，李嗣源很喜歡，並讓馮道也欣賞欣賞。可馮道卻說：“是寶貝，但只是有形有價的。而無形無價的寶貝卻是仁義，只有實行仁政，才能無敵天下。”李嗣源更加高興。當然這並不是馮道在拍馬屁，說的確實這樣，仁者無敵，古今皆然。
唐太宗李世民是歷史公認的明君，從諫如流，用賢去惡，他和魏徵近乎完美的配合是君權和相權相互制約、有機合作的典範。李世民之所以稱爲明君，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以魏徵爲代表的大唐賢臣的功勞。李嗣源也是如此，雖然他和馮道遠遠比不上李世民和魏徵，但僅憑他們的這些才能已經可以在重武輕文的五代十國時鶴立雞羣了。
馮道的直言敢諫對李嗣源產生了很大的正面影響，李嗣源在戰亂年代力所能及的恢復農業生產、促進社會穩定和諧上所做的努力是值得歷史肯定的。天成五年（公元930年）二月，李嗣源把年號改爲長興元年，大赦天下，除了“十惡五逆、屠牛、放火劫舍、合造毒藥”等重罪外，赦免其他罪行。牛是小農經濟時代生產的頭號主力，沒有牛“無言的付出”，恢復生產只能是一句空談。
農業生產僅靠耕牛是不夠的，還需要農具，但當時出於戰爭的考慮，統治者多嚴禁民間私造農具，而由官府製造然後賣給農民。對於這個弊端，李嗣源也考慮到了，他下詔開放鐵禁，允許農民自已打造農具和其他生產用品。
自唐懿宗以來天下大亂，戰爭頻煩，底層人民苦難深重，直到遇上了這位小一號的“唐太宗”李嗣源。象李嗣源這樣的人物，在五代中屬於“稀有動物”，老百姓自然驚喜交加：可碰上好皇帝了。
封建時代的明君賢臣在本質上還是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但歷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就註定了在歷史漸進過程中出現的歷史人物不可能沒有歷史侷限性。
歷史的侷限性並不能成爲否定一個歷史人物的藉口，歷史總是向前進的，只要歷史人物的所做所爲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那麼就應該給予充分的肯定。
自從任圜被李嗣源給罷免之後，安重誨少了一個對頭，從此大權獨攬。安重誨藉機在政治上大搞近親繁殖，把自己的親屬安排在軍事重鎮當一把手，卻又不允許其他人進入決策圈，這樣安重誨就可以安心的做他的二號皇帝。
少了任圜這一極，政治格局的平衡被打破，第一個感覺不對勁的就是李嗣源。面對安重誨咄咄逼人的態勢，李嗣源有些後悔，但他做事比較穩當，所以還沒怎麼發作，要找一個合適的機會。
這時在民間忽然流傳一個小道消息，說有術士看過安重誨的面相，說他“日後必將大貴”。並說安重誨不久就要率軍討伐淮南，要統一天下云云。有人把這事報告給了李嗣源，李嗣源一聽怒不可遏，便把安重誨叫去，責問道：“聽說你私建軍隊，要攻打淮南，這事朕怎麼不知道？”
安重誨被李嗣源罵的一頭霧水，醒過神來後才大聲呼冤：“興兵討伐是國家大事，這應該由皇帝做出決定，臣哪敢如此僭越？一定是有人在中傷臣。”李嗣源“哦”了一聲，又找來指揮使安從進等人，商議如何處理這件事。安從進和安重誨關係不錯，拿自家老小做保安重誨必無反心，李嗣源這才作罷，但對安重誨的疑心越來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