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近代工業水平的標誌是鋼鐵和煤炭產量。到1919年初，東北分別佔全國總產量的85％和82％，是同期日本國的10％和15％，分別比東北新政前增加28％和35％。
這些數字是動態並且正向增加的，因爲據日本關東軍情報總部傳來的消息，在黑龍江又有幾個千萬噸級的鐵礦及煤礦正被發現----其實這個數據並不可靠，張漢卿明智地選擇了壓低這些數字。
經過近1年半的努力，平齊線竣工並於1919年初正式通車，北滿鐵路的一條新拓支線自哈爾濱向東北方向沿松花江延至佳木斯也在驗收中。至此，吉林東北部以及黑龍江全省交通幹線四通八達，極大地提升了松花江流域經濟的發展。
之所以能夠在財力明顯不足的時候完成這個大動作，鐵路沿線的百姓們出力甚多。張漢卿爲解決資金嚴重不足的問題，發行了鐵路券。這個券除滿足日常生活必需外，其餘部分約定三年之後兌現，極大地節約了現金流。貧苦無着的老百姓起先對這個券不是太感冒，但是在人民黨派出的工作組下鄉入村宣傳後，因爲分得土地從而對政|府產生信任的農民們寧願相信這是真的。
另外在能夠減少一個勞力口糧的吸引下，在農閒時間，可以看到上百萬人的務工人員忙乎在鐵路線上。當時交通條件極端落後，所有修建鐵路用的枕木、鐵軌，甚至基石，都是用極原始的手推車從泥濘難行的原野里拉過來的，用張漢卿的感慨說：“平齊線的竣工，是東北老百姓推出來的。”
因這些地方不在日本的傳統勢力範圍，張氏父子放心大膽地動工興建基礎設施，反倒是奉天省的建設落後于吉、黑兩省。隨着蘇俄勢力的漸漸下降，張作霖在實際上得到了比正史上同期遠多得多的實力。
隨着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哈爾濱異軍突起，已經顯示出了作爲省會城市和中東路重要節點的巨大輻射力和影響力。正史上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哈爾濱已經是亞洲第二大國際大都市，僅次於東京，遠強於上海。這裡有34家外資銀行開設分支機構，與巴黎、紐約等國際金融中心直接業務往來，哈端口的金融動態左右遠東的金融形勢；在哈爾濱的外國商業機構一度達1809個。
經過張漢卿親自主抓的“東三省計劃委員會”的努力，東三省的國民經濟運行、交通、實業建設，比正史上又不知強過多少倍。種種反饋表明，奉系政|府的努力，加速了東北的發展。
政治上，以張漢卿爲主席的人民黨高歌猛進，如雨後春筍般在各地建立了黨部，並在張作霖等的支持下控制了東北三省的議會，成爲一支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而人民黨的依靠，正式變成三會：農會、商會、議會。農會，以“東北土改委員會”爲框架；商會，以張作霖、於翱舟等官商資本爲基礎，於翱舟甚至已經成爲東北的首富；議會，完全由人民黨掌控，因爲議員的提名權落在由各級商會、農會、政|府手裡。
雖然信奉“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張作霖起初並未真正理解這些“秀才”的能力及作用，但是當“皿煮領袖”、“開明統帥”的桂冠完整地戴到他的頭上時，他卻比任何時候對人民黨的支持要來得更強烈。相較於他原先政|府基礎：軍人和紳士聯合的政|府形態，人民黨提出的政治管理模式更能有效地撇除軍人專政----軍人根本不在政治管理範疇內，而是服從於政治，這是一種健康的行政。
他一度是作爲一種姿態擔任的人民黨的名譽主席，現在又堂而皇之地遙身一變成爲黨的中常委。一手握槍的他，也能夠在公開場合大講特講皿煮的好處了：凡是他想做的事情，都以議會的名義去實施；凡是不滿意中|央的決策，他也可以名言正順地用“有違東三省民意”的理由堂而皇之地將政令擋回去。他真真切切地嚐到了黨派政治的好處，這軟刀子要比武力反對的吃相好看得多了。
當然，人民黨依然沒能實現黨管政|府的期望，不過那只是在形式上。現在人民黨的觸角已經滲透到東三省的每一個角落，三成以上的政|府官員，特別是高層官員，都加入了人民黨。兩個督軍：張作霖、孫烈臣，成爲新的中常委。
由於兵工廠的建立，奉軍成爲當時中國唯一一支擁有自主生產火炮和炮彈的軍隊，由於火炮生產的自主，使得奉軍的火炮數量多，火力猛，炮彈充足，成爲一支相較於其它軍閥部隊的優勢兵種。
張漢卿極力改善同英美等國的聯繫，在張作霖英籍顧問伊雅格、自己的外國友人普萊德、盟兄顧維鈞等的聯繫下，與美國駐北京公使埃德溫•康格表達了善意，並期望美國能在機械製造、輪胎、造船、化工等優勢方面積極投資，以牽制日本在東北經濟實力過大的局面。
不知是受張漢卿東北改革的啓發，還是世界形勢已經向着黨派政治演變，1919年的日本關東軍改革也有大幅度變化：撤銷關東都督府，改設權限較小的關東廳，成立關東軍，也把軍政分開。
關東軍的首任司令爲立花小一郎中將，司令部設在旅順，統帥駐紮在中國東北的日軍各部，其下轄1個陸軍師、6個獨|立守備營、旅順重炮營和憲兵隊等，還有一支規模龐大的護路部隊，人數約爲4萬，直接隸屬於天皇。比較張作霖的力量，日軍關東軍無疑差了好多，這也是日本人無法有效控制東北自治政|府改革動作的原因之一。
當然，有交集就會有矛盾，有矛盾就會有衝突，而整體上弱勢的奉系免不了吃虧，這是國力決定的。然而在張作霖父子的嚴防死守下，日本也很難在滲入奉天地盤上有較大的突破，這在當時的條件下是很難想象的。
張漢卿熟知歷史，深知這段時間其實是中國近代走向末路的重要原因：直皖戰爭、兩次直奉戰爭以及後來的北伐、中原大戰，耗盡了中國殘存的一點實力。歷史上中原大戰甫過，尚未喘息，九﹒一八事變，又輕鬆將當時全中國工業最好的東北佔了去。
（作者按：正史載，20年代末東北工業化水平已超過長江流域，張氏父子的新政使東北的民族工商業成爲日本滿/鐵附屬地經濟的威脅，這成爲9.18事變的經濟誘因。1931年滿洲----即東三省城市化水平爲11.5%，1942年達到23.8%，而全中國城市化水平在1990年才達到18.96%，經過約15年的建設----主要是東北的工業底子及資源，滿洲於1945年在工業規模上超過日本，成爲亞洲最大的工業體。
只是日本戰敗後蘇軍將東北搶掠一空，留給新中國的不足一成----蘇軍把東北的工廠、礦山、電站等物資絕大多數拆運回國，甚至連大連工廠裡的辦公椅都不放過，自1945年9月起7個月裡運輸設備、物資的火車日夜不停。即使如此，東北依然是新中國“工業的搖籃”！----摘錄至曲曉範先生的《近代東北城市的歷史變遷》）
如果能夠把工業能力換成軍事能力，並充實地武裝起來，是否就能徹底地讓日本死了進攻中國的心思？答案是肯定的。
因爲直到這個世紀的二十年代，中國的綜合國力都要遠強於日本，日本對中國還是有“感覺”的。日本之所以派遣了那麼多的“中國通”，處心積慮地收集全方位的情報，就是因爲這時候，他們雖然有“北進”的想法，卻不敢相信自己的實力。
就連大名鼎鼎、策劃了“滿洲事變”（日本人對“九﹒一八事變”的稱呼）、建立了滿洲國、拉開了“十五年戰爭”序幕的日本最有名的兵家石原莞爾自己都一再強調：“如果進入戰爭狀態，就一定是長期持久戰，那種‘懲罰中國，數月間國民黨政權就會崩潰，所以只需要短期決戰，這是極大的錯誤’。一直到明治維新爲止，中國作爲亞洲的先進國家而令人感到害怕，日本人則從甲午戰爭戰勝了中國以後，就認爲中國是一個老衰的國家而看不起它。中國有自古以來的高度文明，而物質生活又極爲原始，各個地方有高度的自給自足的可能，這些都成爲對持久戰的極爲有利的條件。如果開戰，有可能逼迫中國進行決戰，但是會不會變成持久戰則主要取決於中國的意圖。”因而力主以滿洲爲基地的關東大移民。
張漢卿一直懷疑，如果九﹒一八日本不是很輕鬆拿下東北，他是否有膽量、有能力全面進攻中國還是個未知數。他一直認爲，一旦日本在東北碰到硬釘子，哪怕是處在僵持狀態，歷史是不是就會沿着另一個方向前進呢？而這個結尾的可能性，在發生在正史上的“諾門坎戰役”上可見一斑。
1939年德國進攻蘇聯前夕，日本嘗試了在遠東的軍事佔領，但是遭到以朱可夫大將的迎頭痛擊。自此直到二戰結束，即使在蘇聯西方戰線最困難、最危急的時候，日本也沒敢在東方戰線再起戰端，雖然日本與德國締結了同盟條約。
所以日本是一隻惡狼，在碰到綿羊時，它當然要大快朵頤。如果中國是一頭犀牛，那狼勢必要避開它的兩隻鋒角。而中國如果是一隻雄獅，以日本的國民性，雖然會有所不甘，卻也只有夾着尾巴裝狗----正史上日本人對戰勝國美國的作法足以證明一切。
只是以現在的狀況，張氏父子的奉系有這個能力將日本這匹狼打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