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於一凡女兒家的心事，張漢卿更在意是天津大學學生們對於舊傳統的摒棄和新文化的全盤推崇，這事關中國文化能否一脈相承，在於中國人能否在心理上戰勝強敵，關係到國家能否成爲一流強國。
後世的美國爲什麼發達？除了強大的政治、軍事能力，它的文化也是很強大的：自由女神像、芭比娃娃、《美國哥特式》、野牛鎳幣、山姆大叔是它的象徵。
因爲是移民國家，在他們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也沒有封建社會這一階段，貴族、賤民、等級、王室等歐洲大陸盛行的一套東西，在美國沒有或者沒有實際意義，人們對家庭、地位、身份並不看重：更重要的是當事人本身的成就。
他們用自由女神像來表達對新到達的移民美國夢的許諾；芭比娃娃所代表的是“源於美國、生於美國、長於美國”的“美麗佳人”，她應稱作是“美國的驕傲”；《美國哥特式》則體現了美國農民莊重式的自豪感；
而野牛鎳幣是對西部開發的犧牲品野牛和印第安人的紀念，表達了美國對歷史的反思；至於山姆大叔，則被美國人認爲是誠實可靠、吃苦耐勞以及愛國主義的精神，視爲自己民族的驕傲和共有的品質。
不管真假，至少他們有信仰，那就是宗教。
中國很久之前有信仰，後來基本消失了，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封建思想的流毒、閉關自守的落敗、滿清對中國文化的篡改與一批無恥文人的自我閹割。
中國的信仰叫儒學。有了它，中國人不需要宗教。
英國人羅伯特•道格拉斯對於這種現象給出了自己的解釋：其實中國人認爲儒學就是一種哲學倫理體系，是可以代替宗教對人類社會和文明產生影響和教化作用的。
事實上，儒學的偉大之處就在於非宗教化，但是它卻可以代替宗教發揮作用，它可以讓人在沒有宗教的時候做任何事情。
在一位中國“文化怪才”辜鴻鳴的眼中，是孔子用自己的思想學說構建起了調和哲學和信仰的衝突的社會秩序和文明的基礎，老莊試圖摧毀這個基礎，但並沒有成功。
儒學和基督教、佛教的區別就在於後者是人的宗教或者稱他們爲教堂的宗教，而前者是社會的宗教或國家宗教。儒學其實不能稱爲宗教，而是一種做人的君子之道。
從這個意義上講，儒學有它的生命力，可以批判地繼承，不能全盤否定。
清末民初，當中西方文明發生衝突，幾乎所有的中國先進分子都主張全盤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毫無保留地吸收西方文明。
但在一水之隔的日本全盤西化後煥發出強壯的肌肉後，一些人便把中國的落後歸咎於文化的落後，然後一批又一批官派學生出西洋、東洋，去尋找適合於中國的道路。他們在見到工業化的發達，比照國內傳統農業社會的落後，自然就產生出改造甚至摒充舊文化的念頭。
這其中有名的人物還不少，甚至一些文字改革家還產生出漢字漢語不行了、要對其全面改革的想法，如錢玄同就主張廢除漢字等。
到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過程中也瀰漫着一種浮躁、潰散、不講原則、不負責任的氣氛。由於全方位的落後，優秀的知識分子總是想追趕上世界的步伐，在肯定和追隨西方科技、政治、文化的同時，也會簡單地把落後歸結於文化傳統上的滯後，粗暴而非理性地否定中國傳統中的東西。
就像主張白話文的同時，提出“砸爛孔家店”之類的口號。他們不知道，文化和傳統是無形的，抽刀斷水水更流，是斷不了的，就像樹的新生，新枝芽肯定是從老枝上發出來的。
文|革時期，是中國傳統文化割裂最嚴重的時期，“破四舊”，知識分子獨立精神和風骨被徹底摧毀，傳統的道德規範：忠孝禮義廉恥信勇統統不見了，幾千年來的文化傳承在大陸斷代。
張漢卿覺得，穿越給他帶來的好處，是有機會改變中國命運的同時，也給子孫後代留下一個輝煌的文化氛圍：讓他們以中國的優良傳統爲榮，以崇洋媚外爲恥；讓中華文化包羅萬相、包容兼蓄的傳統延續下去；讓東方文明照耀這個星球、讓漢語漢字成爲世界人民心中的尊寵。
這個辦法就是用強大的中國重新煥發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優越性，這是個長期的過程。在短期，他準備用一種非教條式的宣傳來強調傳統文化的與時俱進。
因爲他是一位政治界的名人，又在文化界有一定的影響，他準備讓國人看到，改變思路的傳統文化，一樣可以舊瓶裝新酒，重新煥發新的活力。
這種潛移默化的東西，需要大家的努力。對新文化的宏揚與對優良舊文化的保護，需要一大批有影響的人大聲疾呼，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引導全盤西化給未來一代人帶來精神上的迷思。
他以他的辦法做。
北大校園裡，頗有幾個合得來的有交情的教師，文化界他也有一些有類似想法的宿耆，特別是辜鴻鳴，他要把他捧起來，讓他成爲中國文化的代言人，就像前生後世所宣揚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他的巨大威望已經可以在人民黨內說一不二，因爲黨的皿煮化還需要一定的進程，這是壞事，又似乎是好事。
在他的指令下，人民黨宣傳部門和國統會的教育總廳開展了關於辜鴻鳴思想的大討論，提出了“宏揚中國優良傳統，吸收借鑑外來文化”的號召，並把辜的《中國人的精神》奉爲皋圭，要讓中國人知道，中國傳統文化不是落後、反動的代名詞。在新時代時，一樣有堅持優良文化傳統的必要。
教育是中國的未來。教育總廳秉承張漢卿的要求，在中小學生中開展“五講四美三熱愛”的宣傳；在文化界，要求各條戰線上的文化工作者用批判繼承的原則對待傳統文化，並堅持“儒家爲體，法家爲用”的態度，讓傳統文化重煥光芒。
當然，廢除舊的宗法制度、婦女解放、破除封建迷信是打碎人們對封建社會的詬病之重。幾乎所有關於“萬惡”的舊社會的描述，基本上都離不開這三樣，這是要被大批而特批的。
人民黨以其佔有優勢的地位，努力地扭轉國人的一些極端的價值傾向，給中國國民的衝擊是很大的，幾乎各地都在進行着新舊兩種文化的大碰撞，很多地方也在進行這種大討論。
張漢卿並有希望用政治的力量推翻所謂的舊傳統，他想要的，是已經開化的民衆能有自己的思索，從而得出自己的選擇，這纔是歷史的進步，是皿煮化的開端。
每個場合，張漢卿都在宣揚中國文明曾是、將來也必然仍然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文明：“它曾經百家爭鳴、思想茂盛，但是被一個叫贏政的男人毅然割斷了中華文化的紐帶，其給我們留下最壞的遺產是：把思想的對錯交給權力評判。
自那以後，中國再沒出現過最偉大的思想家，至明清時情況更爲惡化。”
他說的很符合國人的心態。
龔自珍用‘萬馬齊喑’來形容明清之際的社會再貼切不過了，他還說：‘今日中國，朝廷中見不到有才華的官員、街頭看不到不才華的小偷、民間連有才華的大盜都沒有’。
中國人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千載以後，無論他們的身體呈現何種狀態，靈魂都永遠跪着。他們只會匍匐，無論在皇族面前，還是在外國侵略者面前。這一狀況在甲午戰爭時達到了高|潮。
日軍進攻遼東，清軍有5萬人，日軍比清軍少，但不到10天，遼東全線潰敗；旅順要塞，固若金湯，清軍只守了一天，日俄戰爭中俄軍守了近一年。日本軍醫在戰後檢查傷口後提交的報告中寫道：‘從清兵的創傷來看，射入口大抵在背後，自前面中彈者極少’。
中國人目前最大的問題在於，沒有信仰正是有些人的信仰。
反而在日本，他們對中國的文化有巨大的熱衷。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中說‘如果中國徹底覆亡，東方各國也就沒有了希望。如果中國能夠勃興，東方各國救助有望。嗚呼！中國問題實乃東方之大問題。’
精神一變天地寬。中華文明浩瀚如海，一旦撥亂反正，它的大氣魄和大氣象就顯現無疑。中國是日本的文化母國，就連最著名的右翼反華分子石原慎太郎也不得不承認，“一翻開唐詩宋詞，心裡就涌起一縷鄉愁。”
這是一縷文化的鄉愁。中日雖然語言不通，但藉助筆談可以溝通，而我們與很多少數民族就不行。這說明，日本在文化上是中國的下游。
所以張漢卿除了謀求經濟上的繁榮、軍事上的強大，他還認爲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強盛的標誌之一，用他的話說“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讓中國人從精神上解脫奴役，比獲得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更加重要和有挑戰。
他對於中國文化的推崇以及爲此作出不朽的努力，讓文化界爲之一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