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關於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若干問題
【編者按】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求是》2014年第9期上發表了《關於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若干問題》一文。文章認爲，要充分認識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深刻理解其科學內涵和本質要求，紮實有力地做好各項改革工作，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協同推進其他領域改革，形成強大的改革合力。文章共分八部分，本書收錄時節選了第四、八部分。
加快轉變政府職能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諸多問題都與政府職能和管理方式密切相關。政府職能不轉變，其他方面的改革就難以推動。政府是改革的組織者、推動者，也是改革的對象，必須對自身進行改革。如果政府安於現狀不想改、畏首畏尾不敢改、左右觀望等待改，自身就會成爲改革的障礙。2013年本屆政府開門辦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加快轉變職能，簡政放權、放管結合，這實質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今後要繼續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完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理順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逐步建立各級政府的權力清單制度，推動政府全面正確地履行職能，建設法治政府、創新政府、廉潔政府。
第一，繼續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本屆政府已經承諾，任期內把行政審批事項減少1/3以上，要確保完成。首先要把取消的文章做足、做到位，最大限度地放權給市場。對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要進行全面清理，該取消的一律取消；確需保留的，要依法調整爲行政許可，今後不再搞非行政許可審批。要全面推進工商登記制度改革，由先證後照改爲先照後證，將註冊資本由實繳登記制改爲認繳登記制，由企業年檢制度改爲年報公示制度，努力爲企業經營和公民投資創業提供便利。
第二，保留的審批事項一律向社會公開。政務公開是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助推器，是約束審批行爲的緊箍咒。各部門還在實施的審批事項，要儘快公佈目錄清單。除此之外，一律不得實施行政審批，更不得設立新的審批事項。這實際上是向負面清單管理方式轉變。政府以清單方式明確列出禁止和限制的範圍，清單之外，“法無禁止即可爲”，企業只要按法定程序註冊登記，即可開展投資和經營活動。
第三，加強和改進監管。簡政放權，絕不是一放了之，必須在放權的同時加強市場監管。要進一步強化事中事後監管、完善監管體系的具體措施。地方政府在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過程中，要把加強監管作爲重中之重，建立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監管網絡和科學有效的監管機制。現在往往是平時監管不及時、不到位，一出問題就搞“突擊”，搞“大檢查”，結果是雨過地皮溼，監管一定要制度化、規範化、常態化。要抓緊建立科學的抽查制度、責任追溯制度、經營異常名錄和黑名單制度，對違法違規者，要嚴厲懲處，以儆效尤。
注重依靠改革推進結構調整
我國已進入只有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才能持續發展的關鍵時期。推進結構調整，必須也只能依靠改革，從一定意義上說本身也是改革。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問題，癥結在於不合理的體制機制導致的資源配置扭曲和僵化。調整經濟結構，要從實施結構改革入手，改變不合理的體制機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才能釜底抽薪，真正收到成效。否則再用老辦法，主要運用行政手段，結果只能是調不動、調得慢、調不好，甚至出現反覆，這已經爲實踐所證明。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推進結構調整，要着力在推進市場化改革上下功夫，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創新體制機制，加強政策引導，推動發展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從國際產業分工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從城鄉區域不平衡向均衡協調邁進，實現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要在結構調整的各個領域、各個環節，推出有針對性的改革舉措和差別化促進政策，使結構調整更多依靠改革創新來驅動。
第一，構建擴大內需長效機制。我們要實現持續發展，最大的潛力在內需。要堅持把擴大內需作爲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這也是重大的結構調整。要發揮好消費的基礎作用和投資的關鍵作用，不斷增強內需的拉動力。要把促進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作爲擴大內需的着力點，既要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多措並舉促進城鄉居民收入增長、解決沒錢花的問題，也要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解決有錢不敢花的問題，還要改善消費環境、培育新的消費增長點，解決有錢不願花、沒處花的問題，釋放有效需求。要大力促進服務消費發展，鼓勵社會力量辦醫辦學辦養老等，提供多樣化的產品和服務。要推進國內貿易流通體制改革，清除抑制消費的各種不合理規章制度，整頓和規範市場秩序、嚴厲打擊製售假冒僞劣商品行爲，建設法制化的營商環境。要支持發展網絡銷售等新業態，這方面潛力巨大。同時，要繼續創新投融資體制機制，推動投資主體多元化，加快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進一步釋放民間投資潛力，促進固定資產合理增長。
第二，統籌推進城鄉一體化改革。城鄉二元結構是不合理經濟結構的突出表現和重要根源。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必須建立城鄉一體化發展體制機制。爲此，要進一步放活農民，放手讓農民去闖市場，形成農業現代化和新型城鎮化相輔相成的局面。在推進現代農業制度建設方面，主要是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加快實施承包地確權登記頒證，鼓勵土地經營權流轉，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完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啓動大豆、棉花目標價格補貼試點；完善農業補貼等政策，促進農業集約化和可持續發展。在推進新型城鎮化體制機制建設方面，主要是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出臺差別化落戶政策；實施流動人口居住證制度，建立與居住年限相掛鉤的基本公共服務提供機制；圍繞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多元化可持續城鎮化的投融資機制等，組織開展新型城鎮化改革試點。
第三，探索建立區域均衡發展機制。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既是結構調整的重大任務，也是激發巨大發展潛力的重要途徑，關鍵要建立有效的促進機制。要在實施好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這一區域發展戰略部署的基礎上，謀劃區域發展大棋局，由東向西、由沿海向內地，依託大江大河和陸路交通幹線，培育新的區域經濟支撐帶，形成新的增長極，構建我國梯度發展新格局，促進區域均衡、協調發展。要依託長江建設經濟增長新支撐帶，同時加快其他新支撐帶建設的研究規劃。推進長三角地區經濟一體化，深化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加強環渤海及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爲此，要着力消除市場分割、地區封鎖和行政性壟斷，依靠市場力量和區域差別化政策引導，促進統一市場形成，開展公平競爭。建立多元的投融資機制，支持發展跨區域大交通、大流通，構建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新體系。要針對跨區域、次區域和經濟新支撐帶發展，提高區域差別化政策的精準性，促進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四，以創新驅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調整產業結構，原動力在創新。要依靠創新驅動，輔之以差別化產業政策引導，促進產業有進有退，由全球價值鏈中低端向中高端躍升。堅持通過市場競爭實現優勝劣汰，鼓勵企業兼併重組，強化環保、安全、能耗、用地等標準，清理各種優惠政策，促進落後、過剩產能退出，嚴控新上增量。推進企業加快技術改造，促進傳統產業升級。建設創新平臺，開展區域集聚試點，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服務業是我國產業結構中的“短板”，要依靠改革推動和開放倒逼加快發展，重點是將增值稅覆蓋至生產和服務的全部環節，推進金融、教育、文化、體育、醫療、養老等服務業領域有序開放，放寬外資准入限制。科技進步對產業發展和結構調整的支撐和引領作用日益凸顯，要建立有效機制，強化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調動科研人員積極性，使科技與產業緊密結合。堅持以不斷深化改革，推動轉方式調結構，促進中國經濟提質增效升級。
王一鳴：全面認識中國經濟新常態
【編者按】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秘書長王一鳴在《求是》2014年第22期上發表《全面認識中國經濟新常態》一文。文章共分四部分，認爲全面認識中國經濟新常態，把握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以改革創新重塑發展新動力，對在新常態下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實現由高速增長向更高效率、更高效益的高效增長躍升具有重要意義。本書收錄時節選了第一、四部分。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符合經濟規律
新常態是近年來國際社會描述國際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與金融狀況的一個常用說法。我們這裡講的新常態是刻畫近年來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進入中高速增長後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從國際經驗看，高速增長經濟體在進入中高收入階段後，都經歷過經濟明顯減速和換擋的過程。以同樣經歷過高速增長的日本和韓國爲例，日本1969年經濟增速出現拐點性變化，在經歷1973年石油危機衝擊後，經濟增速進一步下滑，終結了高速增長階段。以1969年爲界，日本經濟之前10年的平均增速爲10.4%，之後10年的平均增速爲6.3%，下降4.1個百分點。韓國1988年經濟增速出現拐點，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基本結束高速增長。同樣，平均增速從拐點前10年的10%放緩至後10年的7.6%，下降2.4個百分點。由此可見，高速增長經濟體在經歷一個時期高速增長後，都會出現減速換擋，經濟發展也會出現新的階段性特徵，這符合一般變化規律。
從中國發展看，從高速增長進入中高速增長新常態，是外部因素和內在條件相互作用的結果，也是符合經濟發展內在邏輯的變化過程。
外部壓力：國際金融危機持續釋放負面影響。外部環境的劇變往往是經濟增長階段性變化的“導火索”。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引發了二戰以來世界經濟最嚴重的衰退，外部需求急劇收縮造成我國出口下滑，工業生產大幅回落。爲應對危機衝擊，我國出臺了一攬子計劃和政策措施，避免了經濟出現斷崖式下滑，但在外部衝擊和內在條件變化的交互作用下，經濟增速仍從2007年的14.2%放緩至2008年的9.6%和2009年的9.2%。之後，我國經濟增速進一步回落，2012年和2013年增速都爲7.7%，均比2007年回落6.5個百分點。若按季度增長率計算，從2007年2季度14.8%回落到今年2季度的7.5%，增速大致下降一半。
內部變化：支持經濟增長的條件出現新特點。從根本上說，經濟增長階段性轉換是由內生條
件決定的。與過去30多年的情景不同，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發展條件發生了重大變化，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開始減少，人口撫養比逐步提高，儲蓄率和投資率趨於下降，加之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從農業部門向非農部門轉移放緩，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降低，而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提升還不足以替代生產要素跨部門轉移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趨於下降。根據國內外多數學者的測算結果，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正從過去10%左右下降到“十二五”時期的7%—8%左右。
轉型預期：從高速增長向高效增長躍升。從舊常態進入新常態，雖表現爲經濟減速換擋，但本質上是發展方式轉變的過程。進入新常態，產能出現相對過剩，勞動力成本上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接近極限，依靠高強度投入鋪攤子的空間越來越小，支撐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已經由生產能力大規模擴張轉向提高生產效率。因此，提高效率和效益成爲未來中國經濟的主旋律。從這個意義上講，新常態就是從高速增長向高效增長階段躍升的過程，是中國經濟由大變強的必經歷程。
以改革創新重塑發展新動力
深化改革是適應新常態、重塑新動力的根本途徑。改革要堅持問題導向，從制約經濟發展的突出領域入手，形成改革和發展的良性互動。
圍繞簡政放權深化改革。隨着改革的深化，政府職能轉變取得初步成效，但仍要看到，政府資源配置範圍仍過寬，市場監管仍薄弱，公共服務供給還不足。要繼續下好簡政放權“先手棋”，加快建立和完善政府權力清單制度，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爲”。實行寬進嚴管，促進政府管理重心從事前審批向事中事後監管轉移。制定市場準入負面清單，明確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資的行業、領域和業務等，清單以外的，各類市場主體皆可依法平等進入，做到“法無禁止即可爲”。繼續推進工商註冊制度便利化，降低市場準入門檻，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圍繞產業轉型升級深化改革。從以往的案例看，政府有意扶持的行業，往往“有心栽花花不開”，而沒有扶持的行業，卻收穫了“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成果。這說明，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遠比給某些行業特定扶持更爲重要。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必須加快土地、資金、技術等市場化改革，使生產要素更加順暢地流動起來。推動以市場爲導向的企業兼併重組，促進生產要素由低效率企業向高效率企業流動。深化壟斷行業改革，放開自然壟斷行業競爭性業務。在公共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領域實行特許經營等方式，引入競爭機制。
圍繞創新驅動發展深化改革。當前，以信息網絡、新能源、生物、納米等技術羣體性突破和廣泛應用爲標誌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風起雲涌，對構建激勵創新的體制機制提出了緊迫要求。要以增量倒逼存量改革，在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電動汽車等新興領域組建一批新型研發機構，努力取得一批原創性科研成果。建立技術創新的市場導向機制，引導資金、人才、技術等創新要素按市場導向優化配置。強化企業的創新主體作用，建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技術成果向企業轉移機制。
圍繞推進城鎮化深化改革。城鎮化是我國最大的內需潛力所在。要以解決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爲重點，以提高城鎮集聚效應和生產效率爲核心，推動土地、戶籍、投融資體制改革，使潛在的需求釋放出來。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依法維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房屋財產權等合法財產權益，健全農村土地流轉市場，完善徵地補償制度，爲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創造體制條件。分類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建立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構建多元化可持續的城市建設投融資機制，允許地方政府通過發債等多種方式拓寬城市建設融資渠道，鼓勵社會資本通過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和運營。
圍繞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深化改革。加入世貿組織的經驗表明，擴大開放所形成的外部壓力和“倒逼”機制，有效地推動了改革深化和經濟發展。要改革涉外投資審批體制，探索對外商投資實現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方式，放寬外商投資市場準入，進一步擴大服務業開放，放開一般製造業，建立以備案製爲主的境外投資管理體制。鼓勵企業“走出去”開展綠地投資、併購投資、聯合投資等，將國際研發、人才等高端生產要素與國內產業鏈有機銜接起來，提高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謀求更高水平地融入全球分工體系。只有越來越多的企業“走出去”，到國際市場中搏擊風浪，才能形成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和跨國公司。
劉世錦：新常態下應樹立提高發展質量導向
【編者按】《人民日報》2014年12月9日刊登了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劉世錦撰寫的《新常態下應樹立提高發展質量導向》一文。文章共分三部分，深刻論述瞭如何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爲中心，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本書收錄時節選了第三部分。
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已經講了多年，之所以落實不到位，一個重要原因是以往的高速度容易掩蓋發展質量方面的問題。當增長速度放緩後，再不重視發展質量，即使中高速增長也將難以爲繼。因此，新常態下必須旗幟鮮明地樹立提高發展質量的導向。這實際上是新形勢下的發展觀問題。我們講科學發展，最重要的是遵循發展規律，在轉入中高速增長期後，切實以提高發展質量爲中心，謀劃和帶動經濟工作全局。
以發展質量指標倒推速度指標。新常態下仍然需要保持一個適當高的增長速度，但僅就速度論速度是無意義的。以往存在“以速度論英雄”的傾向，先定速度指標，再安排其他指標，往往扭曲了速度和質量之間的關係。在經濟增長更多依靠生產率提升的新形勢下，只有重視並切實抓好發展質量，纔有可能爭取一個較高的增長速度。打不好發展質量的底子，要麼速度上不去，要麼上去了也難以維持。質量指標優先，以發展質量倒推速度，才能擺正經濟發展中的諸多關係，實現充分利用增長潛力且具可持續性的增長。爲此，應精心研究和確定反映新常態下發展質量的指標，例如按照“就業可充分、企業可盈利、財政可增收、民生可改善、風險可控制、資源環境可持續”的要求，形成若干有利於提高發展質量、切實可行的指標。然後，以質量指標倒推或確定速度指標。也就是說，適應提高發展質量要求的速度纔是合適的、好的速度。
適應提高發展質量要求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與發展質量相對應的速度有一個合理區間，速度過高或過低都會對發展質量產生不利影響。在目前情況下，速度過高會加長槓桿，加大一些領域本已較爲嚴重的金融財政風險或產能過剩；過低則會降低企業效益和財政收入，進而影響就業增長。保持與發展質量相適應的速度區間並不容易，對宏觀調控提出了新的更具挑戰性的要求。當增速出現快速下滑苗頭時，適度的刺激政策仍是必要的。但要明確，刺激政策只有助於恢復短期平衡，並不能解決中長期結構問題。轉型期推出刺激措施的目的是“託底”，防止經濟增速嚴重偏離潛在增長率，損害發展質量，而非“推高”，重返高增長軌道。
提高發展質量必須把防控金融財政風險放到重要位置。過去長時間的高增長，一定程度上掩蓋或推後了金融財政風險。在增長階段轉換過程中，隨着增長環境和機制的改變，房地產、產能嚴重過剩產業、影子銀行、地方融資平臺等領域的風險有可能累積或顯露。我們強調增長速度要與提高發展質量相適應，很大程度上是爲了與防控金融財政風險的要求相適應。從國際經驗看，無論老牌發達國家還是後起的追趕型經濟體，在經歷了較長時間的高速增長後，大都曾出現不同類型的金融危機，有的很多年經濟都難以恢復。因此，在增長階段轉換期，必須把防控金融財政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只要我們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全局性風險的底線，平穩轉入中高速增長期，即使其他指標短期內差一點，從大局和長遠看也是值得的。從國際上說，我們將創造現代經濟發展中有價值的新鮮經驗。
提高發展質量歸根結底要靠全面深化改革。有種觀點認爲，我國仍然具有高增長的潛力，只是體制障礙制約了潛力的發揮。換言之，只要改革到位了，仍然可以重回以往的高增長軌道。這種對改革與增長關係的理解並不準確。改革與增長的關係相當複雜，有些改革如放寬市場準入，確實能釋放增長潛能；有些改革如反腐敗，則可能短期內限制一些浪費性的消費。但兩者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有利於提高效率。放寬准入“放”進來一些有活力的投資者，可以帶來投資增量，而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投資效率。減少浪費性消費，把資金用於扶貧、改善民生等領域，大大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由此說來，發展質量狀況應當成爲改革是否深入、是否取得成效最重要的尺度之一。切實推進關鍵領域的改革，進而打牢提高發展質量的基礎，我國經濟才能在新常態下爭取到實實在在、沒有水分同時相對較高的增長速度，開闢健康穩定可持續的發展新局面。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中國宏觀經濟步入新常態攻堅期
【編者按】《經濟日報》2014年12月8日刊登了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劉元春、閆衍執筆撰寫的《中國宏觀經濟步入新常態攻堅期》一文。文章認爲，2015年將是中國大改革與大調整全面展開的一年，中國宏觀經濟將面臨6大挑戰和變化。這決定了2015年中國宏觀經濟必須在全面推進改革與調整的同時，加大底線管理的力度。文章共分四部分，本書收錄時節選了第三、四部分。
2015年，經濟轉型承上啓下關鍵年
2015年至2017年將是宏觀經濟運行的艱難期和下階段經濟增長點的培育期，2015年房地產調整的幅度依然在可控區間之中，中國外部不平衡的調整觸底回升，地方投資將面臨更大的下行壓力，部分國有企業、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以及小微企業將面臨盈利能力下滑幅度超過其承受能力的衝擊，金融改革將與“強監管”一起來推動中國“去槓桿化”，中國整體性通貨緊縮的壓力加大，“強監管”+“定向寬鬆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常態化的微刺激”將在2015年進一步實施
2015年將是中國大改革與大調整全面推進的關鍵年，也是中國經濟新常態全面步入“攻堅期”的一年。新常態的4個典型特徵將進一步持續，2014年出現的4大新因素還將進一步擴張，宏觀經濟將面臨更大的衝擊，各類參數可能出現更多的變異和超預期的變化。增速的持續下滑、結構的持續調整、房地產進一步的週期調整以及改革力度的全面提升，決定了201
5年不僅是中國經濟轉型承上啓下的關鍵年，也是新常態中最艱難的一年。
1．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的引領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將按照時間表全面展開經濟領域的大改革，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將對傳統的資源配置和經濟增長模式帶來深度衝擊。2015年至2017年是宏觀經濟運行的艱難期和下階段經濟增長點的培育期。
2．房地產將在政策常態化之後步入全面調整期，其調整的路徑和幅度將成爲2015年宏觀經濟景氣的焦點。但由於房地產參數沒有全面惡化，房地產政策的調整空間依然較大，2015年房地產調整的幅度依然在可控區間之中。
3．“新平庸（New Mediocre）”與“大停滯（New Secular Stagnation）”的世界經濟格局將有輕度改善，從而成爲中國經濟增速穩定的基礎，並使中國外部不平衡的調整觸底回升。但相對低迷的出口增速依然將對內部不平衡的調整帶來持續壓力。
4．地方政府在新《預算法》實施、財稅體制改革全面啓動、地方融資平臺調整和剝離、土地市場低迷以及考評體系進一步改革等因素的作用下將面臨進一步的財政壓力，地方投資將面臨更大的下行壓力。
5．部分國有企業、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以及小微企業將面臨盈利能力下滑幅度超過其承受能力的衝擊，傳統意義上的“國有企業困境”、“銀行呆壞賬上升”、“失業問題顯化”以及“第三產業景氣狀況的下滑”將在新常態的新階段出現。
6．金融改革將與“強監管”一起來推動我國經濟“去槓桿化”，資本市場的改革和利率市場化的全面推進，不僅對於宏觀經濟景氣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同時也是我國經濟“去槓桿化”得以推進的關鍵。
7．投資下滑幅度的加大、消費的持續疲軟、去槓桿和去產能的進一步實施，以及輸入性通貨緊縮的壓力進一步強化，不僅將導致2015年GDP增速的回落，同時使中國整體性通貨緊縮的壓力加大。
8．“強監管”+“定向寬鬆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常態化的微刺激”將在2015年進一步實施。改革的順序對於宏觀經濟的短期運行依然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在2014年GDP持續回落的基礎上，2015年GDP增速將進一步下滑。預計2014年GDP增速爲7.41%，2015年GDP增速爲7.18%，經濟回落幅度達到0.23個百分點，較2014年的0.26個百分點有所收窄。
政策建議
2015年將延續2014年新常態的運行邏輯，但“大改革”與“大調整”的全面展開，將使2015年面臨新的挑戰和變化。因此，宏觀經濟政策一方面要配合改革方案的全面實施，不宜採取強刺激；但另一方面也需要針對一些風險點和變異點，採取相應政策預案，強化底線管理，適度調整宏觀政策的定位。
第一，宏觀經濟政策依然應當採取“均衡取向”，而不宜採取“唯增長”或“唯改革”的取向。2015年政府的目標應當是在堅守底線管理的同時，全力推進2014年已經開啓的“大改革”與“大調整”，同時對於可能出現的挑戰和變異點作出充分的政策預案。
第二，積極破除各種“數字教條”，一方面不宜過分看重傳統宏觀經濟目標的設定，另一方面也不宜過度大幅度調整宏觀經濟政策目標，而應當在不斷試探底線的過程中來逐步修正各種政策變量。
第三，要防止把“均衡取向”等同於“中庸取向”，尤其要防止利用“穩增長”的藉口使改革和調整流於形式。“均衡取向”的本質是在強調底線管理基礎上的“改革取向”。
第四，“改革取向”在底線管理約束下還必須強調改革的邏輯。不同改革的順序和組合所帶來的宏觀經濟效應是不同的，對於底線管理的衝擊是不同的，所需要的宏觀經濟政策配合也是不一樣的。
第五，爲配合財稅體制改革，積極的政策取向是2015年財政政策的定位。加快推廣PPP（公私合作）和市政債等公共基礎設施融資模式，通過引入社會資本，在利益共享和風險共擔的基礎上，緩解城鎮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增加與債務高企所引起的融資能力下降間的矛盾。
第六，“穩投資”在2015年宏觀經濟政策定位中十分重要。一方面要關注房地產投資和製造業投資下滑的情況，並適度加強以基礎設施爲主的公共投資的力度，但另一方面必須轉化投資的主體和投資的領域。一是應當進一步出臺促進民間投資的各類政策；二是公共投資應當強化在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
第七，爲了防止消費下滑，進一步出臺各類新促進消費的政策十分必要。通過補貼和轉移支付等方式保證低收入人羣的收入水平相對穩定，通過提高公務員工資來推動中國居民收入佔比同等重要。
第八，通過“社會政策託底”，從根本上提高社會對經濟增速下滑的容忍度、降低社會對刺激政策的依賴。
高培勇：經濟增長新常態下的財稅體制改革
【編者按】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在《求是》2014年第24期上發表了《經濟增長新常態下的財稅體制改革》一文。文章共分四部分，認爲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呈現出的新特點、新變化，標誌着中國財稅體制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完整準確地把握這些新特點、新變化，對於正確領會此輪財稅體制改革的精神實質，運用新思維和新辦法做好相關工作，完成改革的決策部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書收錄時節選了第一、四部分。
財稅體制改革要適應經濟增長“新常態”
我國以往的財稅體制改革，包括1994年的以及其他幾次影響較大的財稅改革，都與經濟的高速增長相伴隨，依託經濟和財政收入的高速增長以及交互作用所提供的巨大空間，財稅體制改革得以在一個相對寬鬆的條件下展開，可以通過“增量調整”的方式逼近或實現改革目標。
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是在中國經濟增長髮生轉折性變化、步入“新常態”的背景下啓動的。在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後，中國經濟轉入中高速增長平臺，在以化解過剩產能爲核心的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企業的兼併重組甚至退出市場成爲不得不付出的代價。2008年以來刺激政策所形成的累積和溢出效應仍在持續，宏觀政策的選擇和調控空間有所縮小。在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新形勢下，財稅體制改革面臨着與之前大不相同的新課題和新挑戰。
首先，不僅財政收入增速隨着經濟增速的換擋而放緩，而且財政支出壓力也在隨着經濟結構調整的進行而增大，財稅體制改革不得不在一個財政收支形勢相對嚴峻的條件下進行，“增量調整”的傳統改革路徑由此變窄。
其次，不僅財稅體制改革需要消化前期刺激政策產生的諸多不利因素，而且要爲當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新的改革“紅利”，財稅體制改革不得不在一個宏觀經濟形勢相對偏緊的狀態下進行，突破既得利益等改革障礙變得愈加困難。
再次，我們不僅對財稅體制在經濟增長髮生轉折性變化背景下的運行規律尚未充分掌握，而且亟須探索新的與經濟增長“新常態”相適應的宏觀調控機制和方式，財稅體制改革不得不在一個改革壓力相對偏大的情勢下進行，漸進完成改革任務、從容實現改革目標的傳統格局難以再現。
因此，適應經濟增長“新常態”，在一個與過去30多年大不相同的經濟增長結構的基礎上構建起與之相適應的財稅體制新格局，是此輪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着力點。
財稅體制改革要以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爲方向
我國以往的財稅體制改革，多着眼於財稅體制的屬性特徵，比如1998年之後，財稅體制改革進入整體機制構建的階段，我們以“構建公共財政體制基本框架”來標識改革方向，是因爲當時認爲只有公共財政性質的財稅體制而非其他別的什麼性質的財稅體制，纔是可以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
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則站在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從全面認知現代財政文明的高度，破天荒的第一次以“建立現代財政制度”作爲改革的基本取向。做這樣的選擇，顯然有着深刻的思考。
首先，經過30多年的發展進程，中國已經躍升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成爲經濟大國的背景下，如何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個方面取得長足進步，從而以現代化國家的形象和境界立足於當今世界，不能不作爲一種新的發展目標和追求而進入我們的視野。
其次，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已初步建立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公共財政體制基本框架。在此基礎上，如何進一步強化其時代屬性，符合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打造現代國家財政制度的一般形態，不能不作爲一個新的改革目標和追求而擺在我們的面前。
再次，在我國有關改革的話語體系內，迄今爲止，以“現代”二字作爲前綴定義某一領域的制度安排，只有“現代企業制度”一個先例。正如當年國有企業制度改革需要以現代化的企業制度作爲參照系一樣，當下的財稅體制改革同樣需要以現代化的財政制度爲參照系，同樣需要借鑑成熟市場經濟國家財稅體制的一般規則和做法。可以說，以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爲基本取向的財稅體制改革的深化，必將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與成熟，爲我國經濟社會健康與可持續發展提供堅實的財力保障。
最後，衡量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除了生產力發展水平、國民道德素養狀況、社會和諧穩定程度等指標外，包括財政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在內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更是一個重要考量。因此，適應國家現代化的總進程，從建立現代化財政制度入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建構現代文明國家形象、提升中國國際地位的重要舉措。
回過頭來，我們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相對接，可以理出一個清晰的邏輯線索：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在於推進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礎和重要支柱是堅實而強大的國家財政，構築堅實而強大的財政基礎和財政支柱要依託於科學的財稅體制，科學的財稅體制又要建立在現代財政制度的基礎之上。
也就是說，“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科學的財稅體制”→“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這就是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明確而清晰的“路線圖”。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