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海雄：以開放促改革，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編者按】新華社副社長慎海雄在《瞭望》2014年第50期上發表了《以開放促改革，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一文。文章認爲，經濟全球化新趨勢下應該全面深化改革，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贏得國際競爭的主動。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適應經濟全球化新趨勢、準確判斷國際形勢新變化、深刻把握國內改革發展新要求，以更加積極有爲的行動，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對外開放的主動贏得經濟發展的主動、贏得國際競爭的主動。
習總書記指出，要準確把握經濟全球化新趨勢和我國對外開放新要求。改革開放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不斷擴大對外開放、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我國發展不斷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寶。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導致落後，這已爲世界和我國發展實踐所證明。
改革與開放是30多年來實現中國經濟騰飛的雙翼，改革是開放的前提，開放是改革的動力。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爲總書記的黨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時，堅定致力於擴大對外開放。無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謀篇佈局，還是多邊外交舞臺上的莊嚴宣示，習總書記圍繞對外開放頻頻“出好棋，下先手棋”，提出的一項項倡議、一條條主張，積極參與、引領國際規則的制定，不僅大大增強了我國在國際經貿規則和標準制定中的話語權，推動國際經濟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而且進一步推動中國深度融入世界經濟，推動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爲我國經濟轉型升級打開新的窗口。如習總書記提出的“一帶一路”重大戰略構想，高瞻遠矚、氣勢恢宏，不僅有利於促進區域繁榮、推動全球經濟發展，而且有利於推動我國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建立新的國際貿易和投資網絡，拓展我國經濟發展空間，提升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爲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當前，隨着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我們既需要加大力度深化內部各項改革，對“險灘”“硬骨頭”實施正面攻堅，也迫切需要通過更大力度、更寬領域、更高水平的開放，加快形成更高水平的開放格局。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最新論述，對於我們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以對外開放的主動贏得經濟發展的主動、贏得國際競爭的主動，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開放倒逼改革，是我國改革不斷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從上世紀80年代深圳特區“殺出一條血路”，成爲我國對外開放的試驗田，到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央決定開發開放浦東，開放倒逼改革的層級進一步躍升，我們開放的腳步從來沒有停歇。進入新世紀，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納入經濟全球化軌道，對接WTO規則帶動了不少實際性的改革舉措；上海自貿區建設，則是中央在新形勢下面向世界的主動試驗。就這樣，30多年來我們按照從沿海到內地的梯度開放戰略，開放空間從經濟特區到沿海港口城市再到沿江、沿邊及內陸省會城市；開放範圍從貿易領域到投資領域，開放內容從商品市場到要素市場；開放維度從經濟活動到社會服務，實現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與走出去有機結合，開放廣度和深度前所未有。
開放的前提是參與，參與的前提是適應，適應的前提是改革。設立自貿區，是中央從全局戰略高度謀劃的改革開放大棋局中，既謀子又謀勢的一招“先手棋”，也是在新的歷史階段以開放倒逼改革的一個壓力測試平臺，其核心目標是改革開放、制度創新，努力探索形成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制度規則體系和政府監管體系，爲全面深化改革積累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
今天，站在更高水平上推進對外開放，已經成爲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和強有力的抓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正在實行從引進來到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的重大轉變，已經出現了市場、資源能源、投資“三頭”對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就是以習近平同志爲總書記的黨中央適應經濟全球化新趨勢、準確判斷國際形勢新變化、深刻把握國內改革發展新要求所作出的重大決策。
“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不會一成不變，在以互聯網爲代表的新工業革命和新的科技革命風起雲涌的今天，全球已經成爲名副其實的“地球村”，各國各地區間經濟、科技、文化聯繫日益緊密。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不可能閉門造車、關起門來搞建設，必須“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爲”，持續深化開放，使中國經濟更深地融入全球經濟，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搶佔先機、贏得主動。
“時者，難得而易失也。”多邊貿易體制和區域貿易安排是驅動經濟全球化向前發展的兩個輪子。經濟全球化新趨勢，對於開啓全面深化改革的當代中國而言是又一個歷史性機遇。當今世界，在話語權、標準權、遊戲規則制定權等方面，越早參與、越早做決斷，就越主動、越受益。隨着新興經濟體的壯大、新科技革命的出現和經濟全球化的提速，全球貿易和投資規則正在劇烈重構。這“最大的一輪重構”主要表現在：規則談判的平臺由以往的多邊關係平臺向夥伴關係平臺轉移，規則談判的重心從貿易規則向投資規則、貨物貿易向服務貿易、實體貿易向數字貿易、關稅壁壘向監管壁壘、邊境措施向境內措施、自由貿易向公平貿易、經濟標準向價值標準等所謂21世紀新議題轉移。以東亞地區的經濟一體化趨勢爲例，除了中日韓自貿協定（FTA）談判，還有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以及東盟與中日韓（10+3）自貿等，無不是經濟全球化趨勢下的新特點。面對世界經濟新的歷史轉折，面對全球貿易、投資規則重構的巨大變化，我們必須主動作爲、乘勢而上，緊緊抓住和用好這一寶貴的戰略機遇期，以大氣謙和、海納百川的氣度，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和勇氣，敢於拿出實質性開放新舉措，力爭成爲新一輪國際競爭中各項規則的制定者、引領者。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改革開放是向世界開放學習的事業，關起門來搞建設不可能成功。“滿招損，謙受益。”只有不封閉、不僵化，打開大門搞建設、謀發展，更加註重學習吸收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同世界各國相互借鑑、取長補短，改革開放才能躍上更高的水平。當前，經濟全球化趨勢也使世界上的主要自貿區發生一系列深刻變革。如從貨物貿易爲主，向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並重轉變，且更加註重服務貿易發展；由貿易功能爲主，向貿易功能與投資功能並重轉變，更加註重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由在岸業務爲主，向在岸業務與離岸業務並重轉變，更加註重離岸功能的拓展；由貿易自由政策爲主向貿易自由、投資自由、金融自由政策聯動轉變等。對此，習總書記鮮明地指出，我們要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發揮自由貿易區對貿易投資的促進作用，更好幫助我國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爲我國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間。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是我國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爭取全球經濟治理制度性權力的重要平臺，我們不能當旁觀者、跟隨者，而是要做參與者、引領者，善於通過自由貿易區建設增強我國國際競爭力，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發出更多中國聲音、注入更多中國元素，維護和拓展我國發展利益。
習總書記指出，中國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發市場蘊藏的活力，就要爲創新拓寬道路，就要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就要增進人民福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全面深化改革，時刻考驗着我們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考驗着每個黨員幹部的聰明才智。
“不拒衆流，方爲江海。”對外開放，必須首先推進人的對外開放，各級領導幹部尤其要在眼界上、思想上、知識上、技術上走向開放，通過學習和應用世界先進知識、技術和規則，不斷把整個對外開放提高到新的水平。如果思想禁錮、心胸封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對外開放。全黨同志要牢記習總書記的指示，加強頂層設計、謀劃大棋局，既要謀子更要謀勢。要以更加積極有爲的行動，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全力將改革開放推向新境界，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不竭動力。
伍聰：全球經濟變革 呼喚多層次貨幣體系
【編者按】2014年11月27日《經濟日報》刊登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研究員伍聰撰寫的《全球經濟變革 呼喚多層次貨幣體系》一文。文章認爲，隨着金磚國家的經濟發展，建立更加合理、公平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迫在眉睫。
隨着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及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建立、亞投行簽約成立，以及中國宣佈出資400億美元成立開放的絲路基金，以新興經濟體爲主導的新型國際金融機構及合作體系破繭而出，成爲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發展中國家層面的有機構成。國際社會普遍對上述機構的成立予以高度關注，將其視爲重建多層次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一步，是全球金融格局深化調整的標誌性事件。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發展中國家雖遭遇嚴重困難，但率先實現經濟復甦回升，期間也曾出現波折，但經濟增速仍然顯著快於發達國家，世界經濟格局呈現
出明顯的“南升北降”格局。作爲發展中國家的代表，“金磚五國”擁有世界42%的人口，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佔世界經濟的30%，過去十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50%。2014年以來，金磚國家整體經濟增速依然遠高於全球平均水平，是發達經濟體的兩倍左右。隨着金磚國家及亞洲地區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和貿易逐漸擴大，提高發展中國家話語權、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已成爲一項緊迫任務。
很長一段時期內，曾主導戰後國際金融市場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實行“雙掛鉤”制度，即美元與黃金掛鉤、全球貨幣與美元掛鉤，美元成爲黃金“等價物”，承擔起世界貨幣的角色。在這種制度安排下，美元基本失去有效的監督和約束。近乎無限的清償手段不僅可使美國靈活解決自身經濟失衡問題，也可以最大程度地汲取他國的財富和優秀資源。美元可以瘋狂透支信譽，成爲引發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源之一。
與此同時，建立在這種體系基礎上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更多成爲傳統國際貨幣體系的執行者，無法尋求對自身的重大變革，導致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難以解決，與世界經濟新秩序的發展方向出現根本性背離。
因此，以金磚國家爲代表的新興市場，通過金磚銀行及亞投行、絲路基金等，爲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中長期貸款，支持其應對貨幣匯率風險和財政困難，是對國際貨幣體系的“包容性改進”。
建立多層次國際貨幣體系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發展多元國際貨幣，這也爲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提供了一次難得的機遇。隨着人民幣資本項目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持續推進、匯率形成機制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將藉助金磚銀行業務等在國際市場上獲得更大發展空間。中國的經濟和外貿總量在金磚國家及亞洲地區都位居第一，金融合作的持續深入，必將拓展相關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幣貿易結算、貨幣互換和投資信貸等業務，這將利於人民幣走出國門。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絕非一蹴而就，美元的霸權地位也不是短期內就能改變。但事實證明，單極世界金融體系不利於經濟健康發展，歐美主導的全球經濟格局正悄然變化，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共治的時代正在來臨。
趙春明、趙遠芳：國際貿易新規則的挑戰與應對
【編者按】《紅旗文稿》2014年第21期刊登了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趙春明、趙遠芳撰寫的《國際貿易新規則的挑戰與應對》一文。文章共三部分，主要介紹了國際貿易新規則的主要特點，新規則對世界及中國經濟的影響以及中國的應對策略。本書在收錄時節選了第二、三部分。
新規則對世界及中國經濟的影響
世界經濟格局將受到國際貿易新規則的衝擊。美國等發達國家作爲規則主導國可獲得豐厚利益，重新執掌國際貿易主導權；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增長潛力和發展空間受到抑制，傳統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的競爭由產品競爭轉向規則競爭，南北差距可能進一步拉大。
一是美歐日發達國家爲主要受益者。新規則範圍廣、自由度高、標準高，符合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有利於其發揮產業優勢和技術優勢，因此美國主導的新規則，對本國的經濟增長、出口與就業產生強大的促進作用，歐盟和日本也將從中獲利頗豐。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估計，達成TPP協定將促進美國GDP年均增速0.4個百分點；歐盟預測TTIP協定會擡升美國GDP年均增速0.4個百分點，可使歐盟GDP年均增速上升約0.5個百分點；日本內閣測算，日本GDP10年內年均增速會提升0.6個百分點。在促進出口增長方面，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研究數據顯示，若非關稅壁壘削減爲目前的1/2, TPP協定將促使美國出口年均增長4個百分點，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則預計TISA將帶給美國兩倍的服務貿易出口額。歐盟預計TTIP協定可使歐盟出口年均增長6%。由於日本在工業製成品出口方面有極大優勢，TPP協定將極大促進日本的工業製成品出口。
二是新興經濟體發展受到遏制。在三大談判中，中國、俄羅斯、印度等主要新興市場國家集體“被缺席”，美歐鞏固其在全球貿易體系中領導地位的意圖昭然若揭。一方面，以TPP和TTIP爲首的區域貿易協定將着重擴大區域內貿易額，自然對被排除在外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形成遏制；另一方面，失掉貿易規則話語權，將使新興國家陷入被動，超過自身經濟發展水平的高標準將阻礙出口增長，邊界內規則對國家內部經濟政治體制調整與改革施加強大壓力，原產地規則將使全球產業鏈中間產品生產國的利益蒙受損失。
三是對中國來說機遇與挑戰並存。機遇體現在，一方面，很多新規則和新的標準符合中國改革的方向，有利於促進甚至倒逼中國國內改革。爲了適應三大談判尤其是TISA的對於服務貿易的高標準，我國將更有動力發展服務貿易，加快貿易結構轉型升級；另一方面，區域貿易協定的溢出效應客觀上有利於促進國際貿易和投資流動，做大世界經濟蛋糕，從而增進中國收益。以TTIP爲例，歐美對其他地區貿易將增加330億歐元，且歐方報告稱，一旦歐美間各種壁壘和統一標準得以消除，TTIP將爲除歐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帶來 1000億歐元的GDP增長。但是與之相對的，還有對中國貿易、投資與經濟增長方式巨大的挑戰。首先，新規則的高標準，成爲新形式的非關稅壁壘，會影響我國的出口規模和經濟增長。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測算，如果我國不加入TPP，出口增速將比2013年預期增速下降1.02個百分點，GDP增速將下降0.14個百分點。其次，美國通過將中國排除在主要貿易協定之外，達到制衡中國在亞太地區地位，衝擊中國區域合作戰略的目的，這將給中國帶來壓力。最後，國際貿易新規則中的邊界後規則已經深入國內，除經濟領域外還涉及非經濟領域，可能對中國的經濟政治體制造成深遠影響。美歐一直認爲中國的出口優勢主要來源於政府的支持和國有企業，因此TPP和TTIP中主推國有企業競爭中立原則，針對中國的意圖明顯，將可能影響我國國有企業改革進程。
中國的應對策略
（一）宏觀上，全面參與國際貿易新規則的制定
首先，在全球層面，積極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區域貿易協定畢竟不是多邊貿易協定，優惠只針對成員國，也無法解決規則統一的問題，對協定外的國家，可能產生貿易轉移效應。而且目前的自由貿易區主要成員都是些小經濟體，可以認爲美國遲早要重回多邊談判框架，堅持多邊貿易體制對中國來說是最有利的選擇。因此，中國應該繼續支持WTO在世界經貿治理中發揮作用，協助其進行改革，推進多哈回合及相關貿易規則談判。同時，應呼籲推動各種自由貿易區的整合，以應對由此造成的國際貿易規則碎片化，避免區域貿易協定成爲貿易壁壘。
其次，在區域及雙邊層面，加強區域合作，推進自由貿易區戰略。現在是自貿區主導發展的時代，截至2013年10月，向世界貿易組織申請並生效的自由貿易區已達到221個，而其中80%都是近十年談判簽署的。中國在建自貿區18個，涉及31個國家和地區，總體來講我國自由貿易區發展相對落後。現階段我國與自由貿易協定夥伴的貿易額僅佔我國貿易總額的24%，排除港澳臺地區則僅佔11%。而美國和歐盟的對應數據早在2011年就分別達到了37%和27%，水平差距較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提出：“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我國應當通過實施自貿區戰略，擴大出口市場，提高貿易和投資條件和環境，促進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擴大開放的廣度和深度，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促進地區繁榮。
最後，爭取在區域經濟合作的過程中佔據主導地位。我們一方面應該抓住上海自貿區的契機，搭建參與國際經濟新規則的平臺，另一方面則應在現有“10+1”、“10+3”、“10+6”等基礎上，加快與周邊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並在相應談判中發揮主導作用，設計出適合中國特點，並能平衡區域各國利益的中國版國際貿易新規則範本。
（二）微觀上，對不同規則採取區別對待態度
對於與我國改革方向一致的規則，要順勢而爲。如在服務貿易方面，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發展服務貿易，推動對外貿易平衡發展。”我國是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但服務貿易仍是短板。中國服務貿易逆差近12年持續增加，2013年達到1184.6億美元，比2012年的897億美元增加了32.1%。因此，我國應順應國際貿易新規則的要求，加大服務貿易開放，提升現代服務業發展水平，促進產業升級和貿易方式轉型。
對於符合經濟發展趨勢的標準，要迎頭趕上，如知識產權、環境保護等方面。特別是在環境標準的制定上，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考覈辦法、獎懲機制。”中國應加強生態文明的制度建設，向國際標準靠攏。
對於不一定適合中國國情的規則，要辯證對待。如TPP和TTIP中提出國企的競爭中立原則，要求保證國有企業的信息被充分披露，且政府政策必須在不同類型企業的競爭中均保持中立，這對我國國有企業及其產品產生很大約束。我國國企主要在基礎性行業和關鍵領域，國企全部實現競爭中立將威脅我國經濟安全和獨立。但從另一方面來講，中國的國企數量
龐大，體制改革尚不到位，這就要求我們，在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採取必要的限制措施；在競爭性環節，加大開放力度，允許更多國有經濟發展爲混合所有制經濟，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國有資本投資項目。
趙江林：“一帶一路”：構建以中國爲核心的區域經濟增長新體系
【編者按】2014年10月24日《中國社會科學報》刊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趙江林撰寫的《“一帶一路”：構建以中國爲核心的區域經濟增長新體系》一文。文章認爲，中國經濟經過長時期高速發展之後正面臨自身與外部經濟關係轉型的考驗，未來構建以中國爲核心的地區經濟增長體系勢在必行。文章共三部分，本書在收錄時節選了第二、三部分。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路”和“一帶”）的提出是新時期中國面向未來經濟發展所做出的戰略性安排，是一次理念與行動上的轉型。
藉助“一帶一路”，中國與東盟經濟關係完美轉型
過去中國與外部的經濟關係是以外部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爲主，當中國經濟實力達到一定程度之後，這種關係也將隨之面臨轉型，即向資金、技術、市場、政策等多領域相互支持的方向轉變。以東盟爲例，2013年10月中國—東盟領導人峰會上，中國重申，“一個團結、繁榮、充滿活力的東盟符合中國的戰略利益”；而東盟則強調，“中國的發展對本地區是重要機遇，東盟支持中國和平發展”。推出“一帶一路”的構想，正是中國與外部經濟關係調整的自然延伸，意味着中國正在努力將自身的經濟增長體系轉化爲區域增長體系。目前來看，這種外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一是中國經濟本身發生了較重大的調整。目前中國已進入經濟增長的“新常態”，增長速度將從過去的10%左右下降爲7%左右，這樣的增長速度意味着中國對外部的需求在下降，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實力的上升意味着中國對周邊國家的支持能力在上升。從市場層面看，以亞太地區全部消費品進口爲例，中國消費品進口占亞太地區全部消費品進口的比重從2000年的1.5%上升到2012年的5.3%，中國形成了支持地區經濟增長的消費市場。同樣，中國對外投資的水平也急劇上升，從2002年不到10億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901.7億美元，累計對外投資5257億美元。
二是現有的地區產業分工體系正在發生改變。一直以來以日本爲核心建立的地區生產網絡正在朝向扁平化發展。儘管日本始終位於產業發展的最高端位置，但是到了今天，更多的後進國家如韓國和中國對日本技術的追趕，使得地區產業分工向扁平化的垂直分工體系進化。目前中國的製造業規模已經比肩於美國，兩者分別佔世界製造業的規模爲20%左右，中國正在通過對外投資將部分產業向周邊國家轉移。按目前的發展態勢，中國極有可能取代日本成爲地區生產網絡分工的領導者。
三是外部，特別是周邊國家或地區處於經濟增長與結構轉型的鉅變期。它們正處於工業化進程的不同階段，資金短缺、基礎設施短缺、技術短缺、部分制度或政策短缺等構成經濟增長的瓶頸。爲解決上述難題，加強對外合作，爭取更多的外部資源成爲發展中國家推動經濟增長的戰略之一。我國可加大對周邊發展中國家的支持力度，在促進周邊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有利於爲我國經濟增長獲得新的機遇。
構建以中國爲核心的地區經濟增長體系
中國經濟在外化中還是會遇到增長難題。“一帶”國家面臨的主要難題是如何解決依託資源帶動經濟增長的國家面臨的“資源詛咒”，下一步如何加強合作，促進這類國家接入全球產業價值鏈體系中。“一路”的難題主要是能否在周邊地區先行建立一個以中國爲核心的產業分工基礎，這不僅有利於對中國和周邊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提供相互支持，同時也利於經濟共同體的建設。
除上述市場層面存在的問題外，政策層面同樣面臨難解之題，目前中國與外部的經貿關係還遠未滿足雙方對推動未來經濟增長、應對全球經濟風險的需求。例如，在硬件層面的互聯互通方面，中國—東盟之間基礎設施還遠遠滿足不了經濟發展和當地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在軟件層面的制度合作方面，中國—東盟合作水平還不及發達國家之間或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合作水平。如中國—東盟之間的關稅或非關稅壁壘等水平仍較高，尚未實現零關稅、零壁壘。在服務領域和投資領域也是如此。
應該說，未來構建以中國爲核心的地區經濟增長體系是可行的。其根由在於處於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時期的中國與周邊國家不會輕易放棄經濟增長這一核心目標；對經濟增長的共同願望是維繫中國與外部經濟關係穩定的利益基礎；中國與外部之間的經濟關係越趨於複雜、多層面、多領域，則相互間掣肘的成本變得更高，相互促進的收益也更大。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與外部經濟關係的調整方向已經逐漸明晰，即可合作性，尋求能夠促進中國和外部共同增長的經濟利益並加強合作。
尋求外化的途徑同樣重要。其基本思路是中國向外部經濟增長提供相應的支持，以此帶動自身和外部國家的共同發展。一些慣常的手段仍然有效，如繼續擴大中國與外部國家之間產品和服務的相互進口，目的是將過去中國對外部市場的依賴轉化爲外部對中國市場的依賴，進而形成對稱性相互依賴。再如加大對外部，特別是周邊國家的投資，在助力亞洲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有利於增大中國的經濟利益。由於“一帶一路”是一個大的系統工程，涉及領域多、國家多、合作機制更多，不可能短期內一蹴而就，因而，爭取“早期收穫”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關鍵點。在建設過程中，“早期收穫”的安排應在重點國家、重點領域和重點合作機制安排上有所強化，這樣既有利於“一帶一路”倡議有具體的展現，同時也有利於深化中國與外部經濟關係。在這裡，階段性成果的設計與取得顯得尤爲重要。
文顯堂：警惕油價暴跌對能源結構調整的負面影響
【編者按】2014年12月24日《經濟參考報》刊登了中國社會心理學會會員文顯堂撰寫的《警惕油價暴跌對能源結構調整的負面影響》一文。文章從國際油價暴跌可能讓高能耗產業喪失產業升級的動力、將使中國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減弱、將使中國能源結構調整面臨挑戰三個方面分析了國際油價下跌給中國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
此輪國際油價暴跌，對中國經濟究竟意味着什麼？是好事還是壞事？從理論上說，低油價對國際能源依賴度很高的中國有利，能夠大大降低中國的經濟成本。不過，我們千萬不能被國際油價暴跌迷惑而導致誤判。國際油價暴跌雖然能降低中國經濟成本，但極有可能引發人們不願看到的事情。
首先，國際油價暴跌可能讓高能耗產業喪失產業升級的動力。中國是一個能源消耗大國，每天消耗的燃油量達1000萬桶左右，一些產業在高油價的條件下無法生存，這種生存危機倒逼其不得不進行產業升級，不得不尋找新的出路。現在國際油價暴跌，必然使那些高能耗產業的成本大幅度下降，高能耗企業不僅可以繼續生存下去，甚至可能因扭虧爲盈而沾沾自喜。這表面看起來是利好，但實際上可能導致高能耗產業失去升級的動力，喪失產業調整的機遇。這對中國經濟長遠發展極爲不利，甚至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其次，國際油價暴跌將使中國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減弱。30年多來，全球化最大動力是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勞動力差。現在的情況可能要發生變化，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已經讓位於廉價能源。石油價格下降，可能影響一些在中國的美國公司搬回美國，尤其是能源消耗較大的化工、石油、鋼鐵行業更是如此。一年前，波士頓諮詢集團的調查從大型製造商中收集了200位高管樣本，其中21%的公司已經在搬遷或打算未來兩年內搬遷，近33%稱正在考慮或會在近期考慮。油價暴跌將使在中國的美資企業搬回美國的意願更加強烈。曾經的勞動力價格差使得紡織品、電子產品和其他行業將工廠從發達國家搬遷至中國。現在，工資的差距正越來越小，儘管國際油價暴跌，但中美之間的能源價格差距卻在變大。在對生產效率進行調整後，中國的人工價格已經超過美國的一半。這也同樣會促使在中國的外資回撤。
第三，國際油價暴跌將使中國能源結構調整面臨挑戰。當國際油價降到低點，中國可再生新能源開發將面臨成本制約的嚴重問題。假如新能源的成本大大高於國際油價，就有可能導致新能源開發缺乏商業價值而停滯。這同樣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不利。近年來，爲了治理霧霾，推進能源結構調整，中國不斷加快可再生能源開發和推廣力度。中美兩國領導人在APEC會議上發表了《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國計劃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並將可再生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20%。國際油價暴跌可能爲這些承諾和努力帶來挑戰，甚至會產生嚴重的障礙。
面對國際油價暴跌可能給中國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應當轉換思維方式，抓住國際油價暴跌給中國產業升級和新能源開發帶來的難得機遇。應加大力度引進外資參與中國產業升級和打造新型產業及服務業，同時，將廉價勞動力優勢轉變爲人才優勢、科技優勢和服務業優勢。對於企業而言，應充分利用國際油價暴跌帶來的時間與空間，加快轉型步伐。新能源開發和利用的商業價值，眼下可能有所下降，但未來的商業價值不可低估，能源結構調整的基本方向不可動搖。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