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說起來，他們雖然鬥得火熱，但是實際上都是家鄉人，都是子弟兵，對內他們或許無情廝殺，但是一旦到了對外的時候，他們必然會同仇敵愾。
所以他們雙方的選擇是正確的，但是卻也是陰暗的，他們都在爲了日後更長遠的路途做打算，常言道，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真是因爲他們都深明此理，所以他們的作爲也就是最恰當也是最正常不過的了，如果他們相互之間僅僅有哪一方爲了一隅之地，便要動搖這個貴州的核心根基的話，那麼不要說是逐鹿全國了就是僅僅的貴州內部的權力之爭，那一方也不會勝利。
兩派之間的爭鬥由戰鬥轉入暗殺，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了民國元年，民國元年十二月，時任軍政府東路巡按使的何麟書“奉令”討伐“自、治社，何麟書這一舉動，證明了那個時候的“憲政派”暫時性的取得了貴州的部分兵權，不然的話，他們也不會如此的對“自、治社”進行這樣毀滅性的行爲了，不過雖然何麟書等人謀劃完備，且又由何麟書親自掛帥，但是當他的部隊與“自、治社”的隊伍在銅仁，正式接火之後，何麟書發現自己這一次的勝利的可能，幾乎已經完全喪失了。
自、治社之席正銘率軍與何麟書在銅仁激戰七日，將何麟書部幾度圍困，就在何麟書敗局將定的時候，幸被滇軍所救，但是何麟書請求滇軍將領幫助其“剿滅”席正銘部以及自、治社控制下的所有軍隊的時候，卻被滇軍將領拒絕，其理由是滇軍救援何麟書部完全是爲了國家軍隊建設考慮，他們不能夠眼看着國內的部隊，因爲一些所謂的“大事”而相互間消耗各自的力量，因爲貴州與雲南相同，地理位置特殊，所以他們不能夠因爲貴州的局勢發生改變，同時在外晦不明的情況下，就消耗貴州的軍事力量。
但是之所以拒接何麟書的請求還是因爲滇軍畢竟是雲南的軍隊，而且這一次何麟書部與席正銘部的交鋒也是因爲貴州內部內政的問題所引發的，而滇軍如果過度的介入的話，那麼將會在政、治上引來不必要的麻煩，所以滇軍在救援過何麟書部後，便不能夠在參與到兩派之間的政、治鬥爭之中，當然了，滇軍也不可能因爲他人的鬥爭，從而從根本上消耗自身的實力。
憲政派因爲何麟書的戰敗，從而使得其在貴州的政、治舞臺上，失去了往日的色彩，雖然在貴州內，尚有一定的決策權，但是之前好不容易千方百計才得來的部分權利，白白的交還到了自、治社的手中。這樣的局勢下，雖然憲政派沒有就此一蹶不振，但是其在貴州的影響力上，發生了質的改變，而且如果能夠給自、治社足夠的時間的話，那麼憲政派或許就真的退出歷史舞臺了。
但是讓人沒想到的是，就到這樣的局面逐漸形成的時候，劉顯世竟然突起異軍，一下在將貴州的軍、政大權獨攬於手中，並且將兩派之人，重新拆分打亂，直接的將兩派之根基混於一潭，並且告誡他們亦或者是說通過一些途徑從而使得兩派之人清楚地知道，現在貴州的政、權兵權已經與他們無關了，而且劉顯世還明確的告訴他們，希望他們能夠從這個時候開始，同心協力的輔佐他，畢竟此時貴州的第一把交椅，是在自己的屁股下面。
劉顯世的話雖然看似平常，但是對於他們這些專門研究政、治的人精來說，這些“平常話”已經足以告誡他們應該如何了，所以可想而知的，他們會如何的選擇，畢竟在生存面前其餘的一切，都顯得無力，更何況，如果連生存都無法保證的話，那麼一切還不都是虛幻的嗎？
所以兩派人自然而然的歸附到了劉顯世的麾下，而且劉顯世這個人怎麼說那，也是懂得如何用人的，這從劉顯世的一系列行爲中就能夠看得出來，劉顯世在政、治上倚重何麟書、郭重光、熊範輿、張協陸等人爲首的“耆老會”成員，這一系列的成員也被稱之爲“老舊派”。
而在軍事方面那，他則是倚重其外甥、黔軍總司令王文華及手下將領袁祖銘、張雲漢、何應欽、谷正倫等人，以及部分耆老會與憲政派的部分有用之人，組成軍事建制，從而徹底的將貴州的軍權以及政、權實際的且完整的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耆老會的衆人，在思想上頗爲老舊，趨於保守，主張“黔人治黔”和“保境安民”，抵制民國其它勢力及思想染指貴州，奉行地方保護主義。此前，何麟書在銅仁被困時，孫文先生曾派代表二人前往調解。兩代表調解未果，赴貴陽途中，在凱里爐山被害，而至於到底是什麼將這兩位不辭辛勞，前來調解的要、員棄屍荒野卻不得而知，成了所謂的“無頭公案”。
何麟書從此即背上“瓜田李下”之嫌。民國政、府基於貴州“耆老會”所持政治態度，主觀臆斷貴州“舊派”有害兩代表之動機。當然了，這是不準確的，但是基於一些早已存在的的事實，所以他們這樣看待老舊派的問題，也無不可。
而“舊派”之人雖百口難辯，但貴州邊遠省份，民國政、府權力難至，而起又兼當時全國局勢動、蕩，國內烽煙四起，所以對於貴州之老舊派僅只口伐而已。
不過倒是讓蓄勢欲動的“新派”王文華等得到了發難的藉口一個藉口；耆老會的存在，表示着貴州政、權的經歷與過往，而且耆老會中人也確實多額給貴州的政、權在穩定上帶來了一些效用，這個所謂的效用，不能單單從爭奪、擾亂上來看，對與錯，都是人爲，且勝利者或許即便是錯的，也能夠被其抹白，所以如果僅僅以此就完全的否認耆老會在貴州的作爲以及功績是不準確的，而，雖然如此，可是耆老會，確實也做出過令人難以接受，甚至於是髮指的行爲，那就是頗爲有名的“二二事件”！
雖然兩個條約看起來的差別並不大，但是實際上，對於國家利益來說，這個《民四條約》對於國家利益的傷害還是能夠比之“二十一條”要略微的減輕的，而且說起來，雖然上面的時間年限都是九十九年的最高年限，但是好在沒有來一個“無限制”的使用權不是。
塵埃落定下的《民四條約》，大街小巷上不斷留有非議的“二十一條”，這些都已經無關緊要了，雖然問題就此暫時擱置解決了，但是我還是看的出，這些天裡，那些沒日沒夜工作，爲了應對日本方面的那些大員們，一個個面目上的蔚然與落寞。
他們欣慰自己的行動，自己的努力最終還是爲國家爭取回了那麼一點點的權力與利益，使之落寞的，還是這個《民四條約》雖然大家都知道，心照不宣的清楚，無論其實過程如何，這個不平等條約還是要簽署的。
只不過就像現在這樣而已，或多或少的爲國家的利益，爲了民族的名譽爲了國人的骨氣，多爭取一下罷了。雖然結局對於局內人看來，已經算是不錯的了，至少他們的辛勤努力沒有白費。
可是這個結果，又如何能不讓人位置落寞那？或許有些人在怨恨吧，怨恨自己，假如在那個時間裡，自己能夠再多去一個地方，自己少抽一泡煙的功夫，可能就會讓這份條約加一步的修改……
可是一切，已經無所謂了，簽訂了條約，就好像是判決之後的結局，無法改變，可是這也絕不是永遠無法改變的。至少或許有一天，不，是會一定有這麼一天，當國家變得強大的時候。
能夠與世界列強比肩的時候，那麼這個所謂的條約自然也就不復存在了。可是那一天需要多久？十年？二十年？亦或是三十年、四十年？沒人知道，可是大家依舊還是會爲了自己很可能看不到的那一天而努力。
或許掌權者可能在一些問題上的做法是口是心非的，但是這並不能代表什麼，老百姓就是老百姓，而領導者就是領導者，接觸的不同，看到的不同，自然謀劃的也就不同了。或許這就是本分的問題吧，無論是什麼人，什麼樣的身份，其實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可以了，當然了，也只有做好本分之後，纔有權利亦或是有資格去進一步的參與到其他問題中，然而想要在新的領域擁有權威發言權的話。
那麼這個其中的過程的艱辛，自然不需要多說了；其實我知道，現在市井坊間的流言蜚語，真的很讓人難過，國、賊兩個字不是誰都能承擔的起，承受的住的。袁世凱是這樣的人，一個有血有肉卻又好像沒有情感的人一樣。
他選擇了承擔，其實本來這個時候我對於他的看法是有很大改變的，只不過，他召集內閣的一次重要會議上，讓我突然地頓悟了，或許我還是看錯了他這個人，他可以治理國家可是他做不到絕對的清醒。
或許金錢、色、欲、權利等等一切的一切，對於人的誘、惑力，都是有限的，唯獨生存與活着，對人的誘、惑彷彿是無限的，其實想來這並沒有錯，無論是怎樣的誘、惑，擁有的什麼亦或是可以把握什麼，如果沒有生命的話，那麼又該如何去消遣、享受啊。
那一次的內閣會議，是在《民四條約》簽訂後不久召開的，其實我在參會之前，本以爲袁世凱這次的內閣會議是爲了向大家解釋亦或者是說安撫《民四條約》之後，這些內閣人員的情緒的。
但是當他改變了對我的態度之後，那麼我對他的態度自然而然的也會出現改變，這樣一來的話，兩個相對立的情緒觸及在一塊的話，如果雙方能夠很好的剋制的話，或許還不能怎樣，但是其中一方假如沒有能夠很好的掩飾或者是剋制住自己的情緒的話。
那麼後果是非常難以預料的。所以經由以上理由，雷振春顯然不是一個好的人選，因爲如是他給我提出警告的話，那麼很有可能會直接導致我潛返雲南，雖然我正準備這樣做。或許袁世凱是知道我的打算的。
所以他纔沒有派遣雷振春來與我交流，他還把雷振春的情緒會給我一個潛返雲南甚至是公然返回雲南的藉口，這絕對是袁世凱所不願意看到的，而且說起來，假如現在雲南的局勢是完全掌控在袁世凱手裡的話。
我記得我當時是這樣回答他的，我說如果按照忍道中的規條的話，雖然傷害到了忍者的情感與家庭，甚至是威脅到了他們各自的生命，但是對於忍道最高核心信念的追求，使得他們必要犧牲，這如果算是一種錯誤的話，那麼國家的進步，其中所有的犧牲恐怕與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吧。
而後，我又反問楊度，我質疑他觀點中的，忍者纔是忍道的核心，我問他如果是忍者出於私利而輕易的更改忍道的核心教義的話，那麼是不是未來的忍者也都要按照這個已經被污化的忍道來教條自己那？
楊度沒有給我一個與我那般的答案，他只是對我說，假如沒有人的話，忍道還能夠成爲一種信仰嗎？我回答他說：“如果只是爲了一個已被污穢的信仰的話，那麼這樣的信仰還有追隨下去的必要嗎？”
而後，我又問楊度說：“晳子兄，我想問問你，還是拿忍者與忍道的關係來說，是不是你會選擇作爲一個忍者來改變這個傳承下來的忍道？”楊度點點頭，沒有語言上的承認，當然了他也沒有就此否認。
我們之間的談話其實就此就應該擱置下來的，但是實際情況上且沒有這樣，後面雖然楊度沒有說話了，但是我還是一個人在對他演出一場獨角戲，我並不是想說服他，只不過就是我想告訴他我的觀點。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對楊度說的非常多，但是真正有用的應該大體上只有三句話，其一，是我對他說“假如信仰不能夠保持純淨的話，那麼必然的會失去很多追隨者，以及一些潛在的追隨者，晳子兄你說的沒錯，其實無論是什麼，人才是關鍵，但是這不能代表作爲最關鍵的人，就一定是一切的核心，我更覺得精神的層次比之人更爲重要。”
第二句是在楊度肯定了我上面的觀點之後，我對他說的：“晳子兄，也許你覺得我現在可能在很多事情上有了變化，但是這沒有錯，我確實變了，其實我本不該如此堅決在這個無關緊要的問題上，但是我只想告誡自己我可以發生變化，但是我要永遠記住我是誰。”
第三句話是我們最爲這一次交流的結束語的，我說：“其實晳子兄，咱們兩個說了這麼多，無論如何都是在爲了未來做打算，國家需要你我這樣人，也許咱們並不能改變什麼，但是我借用一句忍道中的教義吧，律己而忠，國家，永遠，那纔是咱們的家。”
或許我們之間說的這些話中，並沒有什麼真的有關於忍道或忍者之間的東西，也許我們兩人之間的對話對此就沒有什麼太大的牽連，但是或許是這樣的，亦或許並非如此。這是一種討論，同樣的這也是一種抉擇。
小鳳仙聽完我說的話，臉上露出了一絲捉摸不定神情，雖然我不知道她到底有沒有明白我想要表達的意思，但是她聽到了，也就是了，有些事只能藉口說出，如果對方能夠理解再好不過，如果對方不能夠理解，你也無可奈何。
既愛又恨的地方，我不知道自己在未來的日子裡要面臨什麼，更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夠把計劃進行下去，但是這一切已經無所謂了。
當然了，其實實話實說，我對於自己的這個毛病並沒有太過在意，雖然我比如要承認，如果想要有更大的作爲的話，那麼首先要擁有一個好的身體，但是也未必什麼事情都需要時間，或者說需要自己的身體的消耗。
這一段日子裡，在日本除了正常的意料之外，其他的時間我更多的是帶着小鳳仙往來於我曾經的校友之間，我這樣做的目的首先肯定是爲了通過他們的嘴，嘗試性的得知一些有關於日本軍事方面的問題。
雖然他們的嘴都非常嚴，而且還有保密條令的約束，但是這絕不表示我這樣的行爲就是無用功的。日本人好酒，比之中國他們的民族更爲依賴酒這種飲料，那麼這也就是一個切入點，他們好酒的話，我就可以嘗試着在他們醉酒的時候，從他們的口中依稀的得到一些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