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老會”乃是以郭重光爲首的封建官僚、豪紳地主集團在革、命後成立的，任可澄、何麟書、張協陸合流，光復前夜向沈瑜慶獻計假、獨、立，由其組織保安會左右時局，然貴陽順利光復，保安會未及出爐即夭折，遂另起爐竈成立耆老會，意在左右貴州之政、權。
在辛亥革、命之前，貴州的政、權一直掌握在以張百麟，周素園爲領導的“自、治社”和以何麟書、任可澄、郭重光等爲首的“憲政派”手中，然而在推、翻清廷之統治後，兩派之人爲求生存，也是爲了相互之間形成掎角之勢，從而鞏固雙方對於政、權的控制，在亂、世中求務實，取生存，兩派之人尚且能夠相互容納，並且在一定意義內兩者合作，穩固貴州局勢，這樣的場面雖然尚能算是比較和睦，但是對於權力的爭奪，兩者之間卻從未停止過，雖然兩者之間有所合作，但是卻不能稱之爲“同心同德”而是應該準確的定位爲“各有異心”。
所以這樣的情況，持續的時間必然的不會長久，果不其然，當貴州通電宣佈“獨、立”以後，貴州擁有了單獨的權力之後，兩派之間的“戰爭”終於爆發了，原本就心存各異的兩派，終於在這個時候，從所謂的“政、治意見分歧”延伸成爲了“政、治戰略衝突”，而兩派之間的關係，也從所謂的“相依爲命”、“共同扶持”一轉改變成爲了“水火不容”的局勢。
水火不容的局勢並沒有持續很久，當然了，這不是說他們兩派之間相互議和了，而是將冷衝突變成了熱衝突，兩派之間竟然兵戎相向，真刀真槍的幹起來了，當然了，作爲他們兩派，即便是真刀真槍的打起來，也不會形成戰場一般的局勢，不過雖然沒有戰場上的聲勢浩大，死傷慘重，卻也弄得兩派人之間，各有死傷，當然了，這不包含兩派的核心要員，死去的都是那些當兵辦事的，亦或者是無足輕重的小人物。
兩派之間的兵戎相見自然不能被貴州的百姓所允許，而這兩派人那，都是遊弋於政、治之間的人物，自然與軍人不同，所以他們都懂得民心民性的重要，從而將兵戎相見下降到了相互之間的暗殺，與謀害的層次，雖然方式上看起來不如荷槍實彈的戰鬥慘烈，但是實際上，這樣的行爲纔是真正能夠動、搖兩者根基的方式。
他們之前做所以沒有一開的時候就選擇這樣的暗殺、謀害的方式，其實就是因爲他們相互都清楚，他們之間的權力之爭，說白了，還是對於貴州一隅的爭奪，他們都不是碌碌之輩，要說他們沒有稱雄全國的野心那是假話，所以他們纔會相互之間不約而同的選擇近似於戰爭那種不會動搖兩派根基的方式，來進行爭奪。
與其說這是他們的智慧，倒不如說是他們的油滑，因爲 無論他們雙方中的那一方，都清楚的知道，如果一旦自己方面取得了貴州的全部權利的話，那麼經營一段時間之後，他們就有可能與其他人那般，逐鹿全國，那麼一旦能夠達到那樣的高度的話，他們曾經的敵人，自然而然的也就成爲了那時的盟友助力，而且說起來，他們雖然鬥得火熱，但是實際上都是家鄉人，都是子弟兵，對內他們或許無情廝殺，但是一旦到了對外的時候，他們必然會同仇敵愾。
所以他們雙方的選擇是正確的，但是卻也是陰暗的，他們都在爲了日後更長遠的路途做打算，常言道，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真是因爲他們都深明此理，所以他們的作爲也就是最恰當也是最正常不過的了，如果他們相互之間僅僅有哪一方爲了一隅之地，便要動搖這個貴州的核心根基的話，那麼不要說是逐鹿全國了就是僅僅的貴州內部的權力之爭，那一方也不會勝利。
兩派之間的爭鬥由戰鬥轉入暗殺，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了民國元年，民國元年十二月，時任軍政府東路巡按使的何麟書“奉令”討伐“自、治社，何麟書這一舉動，證明了那個時候的“憲政派”暫時性的取得了貴州的部分兵權，不然的話，他們也不會如此的對“自、治社”進行這樣毀滅性的行爲了，不過雖然何麟書等人謀劃完備，且又由何麟書親自掛帥，但是當他的部隊與“自、治社”的隊伍在銅仁，正式接火之後，何麟書發現自己這一次的勝利的可能，幾乎已經完全喪失了。
自、治社之席正銘率軍與何麟書在銅仁激戰七日，將何麟書部幾度圍困，就在何麟書敗局將定的時候，幸被滇軍所救，但是何麟書請求滇軍將領幫助其“剿滅”席正銘部以及自、治社控制下的所有軍隊的時候，卻被滇軍將領拒絕，其理由是滇軍救援何麟書部完全是爲了國家軍隊建設考慮，他們不能夠眼看着國內的部隊，因爲一些所謂的“大事”而相互間消耗各自的力量，因爲貴州與雲南相同，地理位置特殊，所以他們不能夠因爲貴州的局勢發生改變，同時在外晦不明的情況下，就消耗貴州的軍事力量。
但是之所以拒接何麟書的請求還是因爲滇軍畢竟是雲南的軍隊，而且這一次何麟書部與席正銘部的交鋒也是因爲貴州內部內政的問題所引發的，而滇軍如果過度的介入的話，那麼將會在政、治上引來不必要的麻煩，所以滇軍在救援過何麟書部後，便不能夠在參與到兩派之間的政、治鬥爭之中，當然了，滇軍也不可能因爲他人的鬥爭，從而從根本上消耗自身的實力。
憲政派因爲何麟書的戰敗，從而使得其在貴州的政、治舞臺上，失去了往日的色彩，雖然在貴州內，尚有一定的決策權，但是之前好不容易千方百計才得來的部分權利，白白的交還到了自、治社的手中。這樣的局勢下，雖然憲政派沒有就此一蹶不振，但是其在貴州的影響力上，發生了質的改變，而且如果能夠給自、治社足夠的時間的話，那麼憲政派或許就真的退出歷史舞臺了。
但是讓人沒想到的是，就到這樣的局面逐漸形成的時候，劉顯世竟然突起異軍，一下在將貴州的軍、政大權獨攬於手中，並且將兩派之人，重新拆分打亂，直接的將兩派之根基混於一潭，並且告誡他們亦或者是說通過一些途徑從而使得兩派之人清楚地知道，現在貴州的政、權兵權已經與他們無關了，而且劉顯世還明確的告訴他們，希望他們能夠從這個時候開始，同心協力的輔佐他，畢竟此時貴州的第一把交椅，是在自己的屁股下面。
劉顯世的話雖然看似平常，但是對於他們這些專門研究政、治的人精來說，這些“平常話”已經足以告誡他們應該如何了，所以可想而知的，他們會如何的選擇，畢竟在生存面前其餘的一切，都顯得無力，更何況，如果連生存都無法保證的話，那麼一切還不都是虛幻的嗎？
所以兩派人自然而然的歸附到了劉顯世的麾下，而且劉顯世這個人怎麼說那，也是懂得如何用人的，這從劉顯世的一系列行爲中就能夠看得出來，劉顯世在政、治上倚重何麟書、郭重光、熊範輿、張協陸等人爲首的“耆老會”成員，這一系列的成員也被稱之爲“老舊派”。
而在軍事方面那，他則是倚重其外甥、黔軍總司令王文華及手下將領袁祖銘、張雲漢、何應欽、谷正倫等人，以及部分耆老會與憲政派的部分有用之人，組成軍事建制，從而徹底的將貴州的軍權以及政、權實際的且完整的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耆老會的衆人，在思想上頗爲老舊，趨於保守，主張“黔人治黔”和“保境安民”，抵制民國其它勢力及思想染指貴州，奉行地方保護主義。此前，何麟書在銅仁被困時，孫文先生曾派代表二人前往調解。兩代表調解未果，赴貴陽途中，在凱里爐山被害，而至於到底是什麼將這兩位不辭辛勞，前來調解的要、員棄屍荒野卻不得而知，成了所謂的“無頭公案”。
何麟書從此即背上“瓜田李下”之嫌。民國政、府基於貴州“耆老會”所持政治態度，主觀臆斷貴州“舊派”有害兩代表之動機。當然了，這是不準確的，但是基於一些早已存在的的事實，所以他們這樣看待老舊派的問題，也無不可。
而“舊派”之人雖百口難辯，但貴州邊遠省份，民國政、府權力難至，而起又兼當時全國局勢動、蕩，國內烽煙四起，所以對於貴州之老舊派僅只口伐而已。
不過倒是讓蓄勢欲動的“新派”王文華等得到了發難的藉口一個藉口；耆老會的存在，表示着貴州政、權的經歷與過往，而且耆老會中人也確實多額給貴州的政、權在穩定上帶來了一些效用，這個所謂的效用，不能單單從爭奪、擾亂上來看，對與錯，都是人爲，且勝利者或許即便是錯的，也能夠被其抹白，所以如果僅僅以此就完全的否認耆老會在貴州的作爲以及功績是不準確的，而，雖然如此，可是耆老會，確實也做出過令人難以接受，甚至於是髮指的行爲，那就是頗爲有名的“二二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