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八“喪失了愛的勞動？”
張伯倫先生這次來南非是爲了接受一份3500萬英鎊的禮物，也爲了爭取英國人和波耳人的民心。因此他對印度代表團非常冷淡。
“你知道，”他說，“帝國政府對自治領是沒有什麼控制權的。如果你們遭到的不公是確實的話，我將盡力幫助你們，但是你們要想生活在歐洲人中間，就得儘量與他們友好相處。”
這個答覆無異於在代表團成員們的頭上潑了一盆冷水。我也感到失望至極。但這倒讓我們大家認清了現實，我覺得我們的工作要從頭做起。於是我向同事們說明了當前的形勢。
平心而論，張伯倫先生的答覆也無可厚非。他說得直截了當倒也好，這是以一種相當文雅的方式讓我們知道強權統治就是硬道理，或是武力的法則。
然而我們手中沒有刀槍，我們的血肉之軀也無法承受刀砍槍刺。
張伯倫先生在這塊次大陸上停留的時間很短。倘若從斯林納伽到科摩陵海角有1900英里之遙，而從杜爾班到蓋普城不過1100英里，那麼張伯倫先生差不多是以旋風般的速度趕完這段路程。
他從納塔耳匆忙趕往德蘭士瓦。我也得趕到那裡爲當地的印度人準備好一份備忘錄並遞交給他。可是我如何才能趕到比勒托裡亞呢？我們在那裡的人無法通過正常的便捷途徑使我及時到達那裡。戰爭已經讓德蘭士瓦變成一片蕭條淒涼的荒野。在那裡既沒有食物也沒有衣服。儘管那裡有商店，但不是空的，就是關門停業的，都有待重新進貨或開張。但無疑這是一個時間問題，除非商店裡已經能夠提供生活必需品，否則連逃難的人都不能回來。因此每個德蘭士瓦人都得領一張許可證。歐洲人領許可證是毫無困難的，但是印度人要領證就非常困難了。
戰爭期間，好多軍官、士兵紛紛從印度和錫蘭兩地來到南非。如果這批人打算在南非定居，那麼當地的英國行政機構就有責任安置他們。而南非的英國當局無論怎樣也需要委派一些新的軍官。這批有經驗的軍人來到這裡很有用，他們當中有一些心思很多的人，很會出主意，想出了成立一個新的部門安置他們自己的辦法。理由是，既然爲黑人設立了一個專門的部門，那麼爲什麼不能針對亞洲人設立一個專門的部門呢？這樣，一切都順理成章了。當我到德蘭士瓦時，這個針對亞洲人的新部門已經開始運作辦公了，而且逐漸擴展其辦公範圍。那些給歸來的難民簽發許可證的官員們，原本可以將許可證簽發給所有人，但是有了這個針對亞洲人的新部門後，沒有經過新部門的允許，他們把證簽發給亞洲人對嗎？倘若經過這個新部門的舉薦後再發許可證給人們，發證官員也可以少負責任，減輕負擔。這就是當局爭論的問題的核心所在。但事實上是這個新部門需要有工作可以負責，而那些人則需要有錢可以賺。如果沒有工作，這個新部門就沒有設立的必要了，因而就會遭到解散。於是他們就替自己找到了這樣的工作。
所以印度人要回德蘭士瓦就必須向這個部門提出申請，而卻要隔好多天後才能得到答覆。因爲當時要重返德蘭士瓦的人太多，一大批中介人或掮客就應勢而生，他們和官員們相互勾結，趁機對成千上萬的印度窮人大肆盤剝，我聽說如果找不到門路，就弄不到許可證，即使有時找到了門路，也得花上一筆錢。這樣一來，我真的無計可施了，只好去找我的老朋友，杜爾班警察局的警長，對他說：“麻煩你讓我見到發證官，弄一張許可證。你知道的，我本來就住在德蘭士瓦。”警長立即戴上帽子出門，替我弄到了一張許可證。當時距離火車開車的時間不到一個小時了，我準備好行李，謝過亞歷山大警長，乘火車前往比勒托裡亞。
現在，我已經清楚地意識到前方會有許多困難等着我。一到比勒托裡亞我便起草了備忘錄。在杜爾班時，我不記得曾有人要印度人預先提供代表名單，但是在這裡是一個新部門在負責這件事，一定要提供一份代表名單。而比勒托裡亞的印度人早就聽說當地的官員們要把我趕走。
不過要在下一章裡敘述這件令人痛心的但又很有趣的事了。
七十九來自亞洲的者
當地新部門的負責官員很難想象我是怎樣進入德蘭士瓦的。他們盤問那些以前常去找他們的印度人，但是這些人也說不清楚這件事。那些官員們只好胡亂猜測，以爲我大概沒有拿到許可證，而是依靠那些舊關係非法進城的。果真如此的話，那就可以拘捕我了！
這是當時一般的做法。一戰結束後，政府便被賦予了許多特殊的權利。南非的情況正是如此。政府頒佈了一項維持和平法，根據這條法律，沒有憑許可證而進入德蘭士瓦者，應受拘捕和監禁的處分。依據該法令逮捕我的問題曾被當局討論過，可是官員們誰都鼓不起勇氣來要我當面出示許可證。
那些官員就發電報到杜爾班去查問，當獲悉我是持許可證進入時，他們失望了。但是他們沒有善罷甘休。雖然我設法進入了德蘭士瓦，他們還是有辦法阻止我等候張伯倫先生。
於是，他們通知當地印度僑團提交即將成立的代表團的成員名單。種族歧視在南非自然是隨處可見的，但是我沒有想到在這裡也會遇到類似於我在印度常見到的那種齷齪卑鄙的官員。南非的公衆組織是爲公衆利益而設立的，並對公衆輿論負責，所以負責官員也對人保有一定的禮貌和謙遜，而有色人種多少也從這種部門中受益。而來自亞洲的那些官員，卻把他們的行爲模式和專橫者的習慣一併搬來了。南非建立起來的是責任政府或民主政府，而隨着亞洲官員進來的則是純粹而簡單的；因爲亞洲各國沒有責任政府，統治他們都是外國的政權。南非的歐洲人多是定居下來的移民，他們已是南非的公民，並對政府官員有監察權。可是現在來自亞洲的人物們出場了，結果呢，印度人從此被夾在魔鬼和汪洋大海之間了。
我親自嚐到了這種的滋味。開始我應召去見這個部門的官員，他來自錫蘭。爲了表明我是“應召”去見這位官員的這種說法並非誇張，我要把事情講清楚。實際上他並沒有送任何書面命令給我。印度僑民的領導者們常常不得不去見亞洲人事務部的官員，鐵布·哈齊汗·穆罕瑪德賽（現已故）當時是印度僑民中的一位領導者。那位官員問他我是誰，到這裡來的原因。
“是我們的顧問，”鐵布賽說，“他是應我們的要求來這裡的。”
“那麼你覺得我們在這裡幹什麼呢？難道我們不是奉命來保護你們的嗎？甘地對這兒的情況能懂多少？”這位者問道。
鐵布賽竭力回答他：“當然有你們在這裡，但甘地是我們的人，他懂得我們的語言，也瞭解我們的處境，你們畢竟是當官的呀。”
這位官員命令鐵布賽把我帶到他面前，我和鐵布賽還有另外幾個人就去見他。沒有椅子給我們坐，我們全都杵在那裡。
“你爲什麼來這裡？”那位官員問我。
“應同胞們的請求而來，給他們提供一些幫助和建議的。”我答道。
“可是你不知道自己無權來這兒嗎？你拿到的許可證是人家錯發給你的，你必須得回去。不能在這兒等候張伯倫先生，我們特別成立亞洲人事務部，就是爲了保護當地的印度人，好了，你走吧！”說完這話他就把我趕走了，不給我任何答辯的機會。
然而他卻留下了我的同伴，痛罵了他們一頓，勸他們打發我走。
他們憤憤不平地回來了。現在我們面臨着一種始料未及的新局面。
八十忍受侮辱
雖然這種侮辱讓我很難過，但是由於過去有過太多次類似的經歷，我已習慣了。於是我決定忘卻這個侮辱，儘量採取心平氣和的態度來解決問題。
我們接到亞洲人事務部主任的一封來信，信中說由於我已在杜爾班見過張伯倫先生，他們認爲我的名字不應該出現在向張伯倫請願的代表團的成員名單中。
我的同事們不能接受這樣的事，他們建議乾脆不要組織代表團去見張伯倫了。我把僑團所處的尷尬局面說給他們聽。“如果我們不向張伯倫先生請願，”我說，“那麼別人就會覺得我們根本沒有遭遇任何苦難。無論如何，反正總得書面提出請願的內容，而且書面材料我們也已經準備好了。請願書由我去念還是由別人念根本無關緊要。張伯倫先生是不會追究這件事情的。我們得忍下這口氣。”
我話音未落，鐵布賽便大叫道：“難道對你的侮辱不能等同於對僑團的侮辱嗎？我們怎麼會忘記你是我們的代表呢？”
“你說得對，”我說，“但僑團也得忍下這口氣，除此以外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嗎？”
“不管怎樣，爲什麼我們一定要忍受這樣的侮辱呢？對我們而言，還怕什麼更壞的事發生，還有多少權利可喪失呢？”鐵布賽說道。
這是一個極有氣魄的回答，可是對事態的發展有什麼幫助呢？我已充分意識到僑團的權力很有限。我努力平息大家的情緒，勸他們去請喬治·戈夫萊先生——一位印度律師來取代我的位置。
於是戈夫萊先生帶領大家去請願。張伯倫先生在他的答覆中提到我缺席的事。“與其反覆聽取同一個代表的意見，換一個新人來講豈不是更好一些？”戈夫萊先生說道，想極力緩和氣氛。
然而事情遠沒有了結，僑團和我們自己的工作反而因此增加了。我們必須從頭做起。
“就是在你的建議下，僑團纔出力幫助英國人打仗，現在你看落了什麼下場！”有人說這樣的話來譏諷我。可是這種譏諷沒有影響我的情緒。“我不後悔提出那個建議，”我說，“我始終認爲我們參戰是對的。這樣做只不過是在履行我們的責任。我們的付出並不是爲了要求回報，我堅信做好事的結果最後總是好的。讓我們忘掉過去，好好考慮眼下的任務吧。”大家都同意了這個說法。
我接着又說道：“說實話，你們請我來做的事情已經做完了。但我現在還不能離開德蘭士瓦，即便你們准許我回家，我還是要儘可能多待一段時間。我不再像從前那樣在納塔耳開展工作，我要搬到這裡來工作，也不再做一年之內回印度的打算，我必須在德蘭士瓦最高法院登記爲律師。我有足夠的信心對付這個新成立的亞洲人事務部，如果我們不採取行動，那麼我們會被他們趕出這個國家，此外還會被大肆剝削，每天都可能遭到新的侮辱。張伯倫先生拒絕見我也好，那個官員侮辱我也好，這些侮辱同整個僑團所受的侮辱比較起來，實在微不足道。想讓我們像狗一樣生活，那絕對不可能！”
於是我趁熱打鐵，和比勒托裡亞以及約翰內斯堡的印僑們展開廣泛的磋商，最後決定於約翰內斯堡成立事務所。
我對於能否在德蘭士瓦最高法院裡登記爲律師，實在沒有多少把握。不過法律協會並沒有反對我的申請，法院也通過了。當時，印度人要在適中的地區找幾間房子做辦公室是有困難的。但是幸好我們和當地商人李琪先生有密切的往來，通過與他相熟的房屋經紀人的介紹，我們在城裡司法行政區找到了幾間合適的房子當事務所，於是我就開始在這裡執業了。
八十一令人振奮的犧牲精神
在敘述爲德蘭士瓦的印度僑民爭取權利而進行的鬥爭和抵抗亞洲人事務部的行動以前，我必須談一談我個人的一些事情。
一直到現在，我心裡仍有一種複雜的願望，而自我犧牲的精神則被這種爲未來做些打算的願望沖淡了。
大概是我去孟買開設事務所那會兒，有一個美國保險經紀人也在那裡。他是一個樣子招人喜愛、聲音悅耳的人。他像我的老朋友似的和我討論我未來的福利：“在美國，像你這樣地位的人，沒有不買人壽保險的。難道你不替自己的未來買一份保障嗎？生命無常，美國人把買保險當做一種宗教義務來履行。我可以建議你也買一張小小的保險單嗎？”
此前，我對自己在南非或印度遇見的一切經紀人還都是冷淡相待的，因爲我覺得買人壽保險意味着懼怕以及對神靈缺乏信仰。然而當時我卻被這個美國經紀人的話誘惑住了，隨着他意氣風發地發表着見解，我眼前同時展開了我的妻兒的一幅畫面。“你這個人啊，差不多把妻子所有的首飾都賣光了。”我暗自對自己說，“萬一你哪天有個三長兩短，供養妻兒的擔子便會落在你那可憐的哥哥的肩上，他已經義不容辭地擔起了父親的責任。你忍心再讓他增加負擔嗎？”出於這種類似的理由，我終於說服了自己買了10000盧比的人壽保險。
然而當我到了南非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後，我的想法也變了。在經受考驗的時刻，我所採取的一切行動都是以神的名義進行的，並且是爲神效勞的。我不知道要在南非住多久，恐怕再也不能回印度了，於是決定把妻兒接過來同我一起生活，我會賺錢養活他們。這個打算使我感到買人壽保險是可悲的，也爲自己中了保險經紀人的圈套而羞愧。我暗想，倘若真的有那一天，哥哥一直是身代父職，他不會把照顧我留下的孤兒寡母當做包袱的。況且我又有什麼理由假設自己會比別人先死呢？歸根結底，真正的保護者既不是我自己也不是哥哥，而是萬能的神。我買了人壽保險，就是在剝奪妻兒的自信心。爲什麼不能指望他們自己照顧自己呢？這個世界上有無數的貧苦人家，他們又能怎麼辦呢？爲什麼我不能把自己算作是他們當中的一員呢？
這個思想反覆在我心中起落，但我並沒有馬上採取行動。記得在南非時我至少交過一次保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