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二十五初次體驗
在我回到國內之前，從鳳凰村起程的那羣人已經先到印度了。按計劃我應該比他們早到印度，但由於我忙於參加英國的戰爭，就把計劃打亂了。當我發現自己可能會無限期地被阻於英國時，我得爲鳳凰村的人們找到一個安身之處。我希望他們在印度也住在一起，如果可能的話，讓我們像在南非時那樣繼續生活下去。我人在英國，找不到合適的地方讓他們去住，因此發電報告訴他們去找安德祿先生，並按他說的去做。
就這樣，他們暫時先在康格立的古魯庫安頓下來，史華密·史羅德蘭吉（現已故）將他們視若自己的兒女。後來他們搬到聖提尼克坦（Shantiniketan）書院[即和平村，在加爾各答北100英里處。
]。在那裡，詩人[指泰戈爾。聖提尼克坦書院後來在泰戈爾的努力下變成了著名的國際大學。
]和他的同事們都很愛護他們。鳳凰村村民在這兩個地方居住的經歷對他們和我都有非常大的幫助。
我常對安德祿說，詩人、史羅德蘭吉以及蘇希爾·魯德羅院長，都是非常可愛可敬的人。在南非時安德祿常常樂此不疲地提起他們，聽安德祿活靈活現地講他們的故事也是我在南非的美好回憶之一。安德祿把鳳凰村的村民們介紹給蘇希爾·魯德羅，魯德羅院長沒有書院，但他把自己的家完全留給鳳凰村的人居住。他的熱情與慷慨讓大家有回家的感覺，一點也不會因爲離開鳳凰村而悵然若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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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孟買上岸後才聽說鳳凰村的人都到了聖提尼克坦書院。所以我見過戈克利以後，便趕忙去看他們了。
我在孟買受到了熱烈歡迎，我又進行了一次小小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那個歡迎會是在傑罕濟·貝迪特先生的宮殿裡舉行的，在會上我不敢用古遮拉特語說話。我是一個跟契約工人生活慣了的人，一置身於金碧輝煌的宮殿，便感覺到自己是十足的鄉下佬。我當時穿着一件卡提亞華外衣，戴頭巾，扎“拖蒂”，看起來比今天的樣子還要文明一點，[甘地後來習慣於上身，扎着“拖蒂”，踩着木屐，天冷時上身就披一條大圍巾。
]但是面對貝迪特先生家的那種豪華壯觀的大廳使我不知所措。幸而費羅澤夏爵士一直在那裡照顧我，我才勉強應付過去了。
此後還有一次古遮拉特人的歡迎會，是由烏塔姆·特維蒂（現已故）組織的，古遮拉特人執意要給我辦歡迎會，否則就不讓我走。我事先了解了歡迎會上的節目安排。真納（Jinnah）[（1876—1948），原爲國民大會黨的領導者之一，後脫黨參加了全印穆斯林聯盟，1940年後，他極力主張脫離印度，成立新的國家巴基斯坦。1947年印巴分治後，他成爲巴基斯坦總督，被稱爲巴基斯坦國父。
]先生也參加了，因爲他也是古遮拉特人，我記不清他到底是歡迎會的主席還是主要發言人了。總之他用英文發表了一個簡短精妙的講演。印象中其他人大部分也是用英文發言的。輪到我講話時，我用古遮拉特語表達了我的謝意，同時也表明我對古遮拉特語和印度斯坦語的偏愛，並且謙遜地提出不該在一個古遮拉特人的集會上用英語發言。我這樣做是有自己的考慮的，因爲我也擔心像我這樣一個久離祖國的遊子居然對已成定例的做法指手畫腳，也可能會被認爲是失禮的。然而似乎並沒有人誤會我堅持用古遮拉特語致答謝詞的動機。大家似乎都認同我的做法，我感到非常高興。
集會這件事就這樣增強了我在同胞們面前提出一些新建議的膽量。
我在孟買住的時間不長，卻體驗了很多這一類的經歷，隨後我便應召去浦那見戈克利了。
一百二十六與戈克利在浦那
剛到孟買時，戈克利便派人通知我說，省督想見見我，並說按規矩我最好在赴浦那前就先去見省督。我按照戈克利的意思去拜見了省督閣下，寒暄一陣子之後，他對我說：“我請求你做一件事情，希望你無論何時打算採取同政府有關的行動時，請事先通知我。”
我回答道：“沒問題，因爲我是一個非暴力不合作者，照例事先要了解對方的意見，並設法儘可能同他找到最好的解決之道。在南非時，我也是嚴格照這個規矩行事的，在這裡我也會這樣去做。”
威靈頓勳爵向我致謝，並對我說：“你何時來見我都行，你會看到我們的政府是爲人們謀福利的政府，絕不會做損害人民利益的事。”
我的回答：“這也是支持我走下去的信仰。”
見過他以後，我便去了浦那。我無法把在這段寶貴的時間內發生的所有值得追憶的事情全都記述下來。戈克利以及印度公僕社的朋友們非常熱情地向我表示歡迎。記得戈克利把全體社員都召集過來歡迎我，我和他們坦誠地交流各種各樣的問題。
戈克利非常希望我加入這個團體，我也有同樣的意願。但是有的社員卻覺得我的想法和做事的原則和他們的有太多不同之處，所以讓我入社可能不大合適。然而戈克利卻認爲，儘管我會堅持自己的主張，但我還是願意，也能夠包容他們的不同意見的。
“但是，”他說，“社員們還不知道你是準備抱着妥協的態度加入的，他們都很固執地堅持自己的主張。我希望他們能接受你，但如果他們不接受的話，請千萬不要懷疑他們對你沒有敬愛之心。他們是不願意冒險，擔心會因爲意見相左而損害你們之間的關係。但是無論他們是否接納你，我始終把你當做社員看待。”
我告訴戈克利，我的想法是不管我是不是社員，我希望儘快辦一個學院，把鳳凰村的村民安頓下來，地點最好是在古遮拉特，因爲身爲一個古遮拉特人，我覺得爲家鄉服務也就是間接在爲國家服務。戈克利贊成這個想法，他說道：“你當然可以這樣去做。無論你和他們商談的最終結果怎樣，辦學院的經費請務必交給我籌劃。我會把辦學院當成我自己的事業來做。”
聽到他這麼說我感到非常快樂，這樣我既不必爲籌措經費勞神，也不是孤獨的一個人在做這件事情了，遇到困難時，有人能爲我提供可靠的指導和幫助，這使我的心理負擔大大減輕了。
於是戈克利請來了德夫醫生（現已故），請他專門在該社的賬目內給我開一個賬戶，如果我需要辦學院的資金或是其他的公共開支，都可以隨時支取現金。
接着我準備去聖提尼克坦了。出發前夕，戈克利爲我餞行，只邀請少數幾個朋友來參加一個茶會，細心爲我訂製了符合我飲食習慣的食物茶點，就是水果和堅果等。儘管舉行茶會的房間離他的房間只有幾步遠，他卻沒有力氣走過來，但是他實在捨不得我走，堅持要來和我告別。雖然他終於來了，卻很快就昏倒了，不得不被擡回房間。他常常會像這樣昏厥過去，即使他這樣虛弱，還吩咐我們要讓茶會照常舉行。
事實上這個茶會就是一次座談會，是在該社賓館對面的空地上舉行的，我和朋友們在會上一面吃着花生、棗子和應季的水果，一面談心。
然而戈克利這次的昏倒事件在我的人生中卻有着特別的意義。
一百二十七這是威脅嗎？
離開浦那後，我先去拉奇科特和波爾班達探望了我的寡嫂和其他親戚。
在南非進行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時候，我爲了和契約工人維持密切的關係，大大地改變了自己的穿衣習慣，即便在英國，不出門時我就保持着這種很簡單的穿衣風格。在孟買上岸時，我穿了一套卡提亞華服裝：一件襯衫，一條“拖蒂”，一件外衣和一條白圍巾，它們全都是用印度棉布做的。但是這次我是要從孟買坐三等車旅行，圍巾和外衣是多餘的，所以就不帶這兩樣東西了，我又用8—10個安那買了一個克什米爾帽子。這樣一打扮人們一定覺得我是一個窮人了。
當時正在流行黑死病，不記得是在維朗坎還是在巴德灣，有人上車來檢查三等車乘客的健康狀況，不巧的是我正好在發燒，檢查員記下我的名字，叫我到拉奇科特時親自去醫務所報告病情。
大概有人放出消息說我要經過巴德灣，當地的一位知名的公共工作者——莫迪拉爾裁縫就到站上來接我。他告訴我當地的風俗習慣，以及火車乘客因爲瘟疫而必須遭遇到的種種困苦情形。因爲我正在發燒，所以不大想講話，就用一句簡單的問話來結束我們之間的談話：“你打算坐牢嗎？”
我以爲莫迪拉爾就是一個做事魯莽的青年，講話也是不假思索的。然而莫迪拉爾並非這樣的人，他堅定地答道：“如果您願意領導我們，我們當然願意坐牢，我們是卡提亞華人，我們對您有提出請求的優先權。當然了，我們現在不是要阻擋您的行程，但是請您答應回來時會暫停在這裡一段時間。要是您看到我們這些年輕人的工作狀態和精神狀態，您會高興的。請相信我們，只要您一聲令下，我們會立即響應號召。”
莫迪拉爾的話令我刮目相看。他的同事們誇獎他說：“我們的朋友不單單是一個裁縫。他的手藝很好，他每天只要做一小時的工作，每個月便可以得到15盧比的收入，因此他就把剩餘的時間全部投入到公衆工作中。他領導着我們，他的思想使我們爲自己原來受過的教育感到慚愧。”
後來我和莫迪拉爾的關係日益密切，我才發現人們對他的讚美一點都不過分。他決定每月抽出幾天的時間來當時剛成立的學院住幾天，一方面可以教那些孩子們裁縫的技巧，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會爲學院做一些裁縫工作。他每每與我談起維朗坎的情況，以及火車乘客的困難，已經到了令他無法忍受的地步。後來，他生了一場急病，在壯年時便死去了，他的過世令巴德灣的公衆事業遭受了巨大的損失。
接着說我第二天一到拉奇科特，便到醫務所去彙報病情了。那裡有的人認識我，醫生覺得非常難爲情，有點生那個檢查員的氣。其實沒有必要生氣，那是那位檢查員的職責所在。檢查員不認得我，即便是認識我，也得秉公處理。後來那個醫生不讓我再來彙報了，而是堅持讓檢查員來爲我檢查。
在瘟疫流行時，爲了公共衛生，檢查三等車乘客的健康狀況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某個大人物坐在三等車上，無論他們有怎樣的地位，都應當自覺遵守窮人們遵守的條例，而鐵路上的官員們也不能偏私。我的經驗卻告訴我，鐵路上的官員們並沒有把三等車乘客當同胞看待，而是把窮人們當做一羣任人宰割的綿羊。他們對窮人說話的態度傲慢，動不動就發號施令，不容人分說或是爭論。三等車乘客必須惟命是從，好像他就是官員的奴僕似的，官員們甚至會無緣無故地毆打或勒索他們，直到把他們弄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纔會把票賣給他們，有時還會害得他們誤車誤點，這些都是我親眼所見。除非那些受過教育的人或是有錢人自願放棄特權，坐三等車，不把窮人受到的艱難、無禮和不公的待遇視爲理所當然的事情，還下定決心爲消除這一切不平等而鬥爭，否則改革就是不可能實現的。
在卡提亞華時，我到處聽到有人在抱怨維朗坎海關的弊端。於是我決定找找威靈頓勳爵，畢竟他答應會協助我，然後我立即蒐集並翻閱了一切與這個問題有關的文獻，親自證實人們的抱怨確有根據，然後便與孟買政府通了信，想要討一個說法。隨後我去拜訪威靈頓勳爵的私人秘書，求見勳爵閣下。勳爵表示同情，但是把責任推給德里的人了。他的秘書說：“如果這件事歸我們管的話，我們早就把海關撤了。這件事超出了我們的職權範圍，你得去找印度政府談這件事。”
於是我就和印度政府通信，但是印度政府除了承認已收到我的信件以外，再沒有其他答覆了。直到我有機會見到詹士福勳爵後，這個事情纔得到解決。我告訴他這些事實，他向我表示驚訝，說他一點都不知道這些情況。在耐心地聽完我陳述後，他立刻打電話查閱了有關維朗坎的文件，並答應我，如果當局不能做出解釋，他就把海關撤銷。幾天後，我就在報紙上看到消息，維朗坎的海關已被撤銷了。
我把這次事件當做是印度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開始。因爲我去找孟買政府的總督大人時，他的秘書對我在卡提亞華髮表的一次演說中提到的非暴力不合作表示不以爲然。
“這不是威脅嗎？”他說，“你以爲一個強大的政府會理會你的威脅嗎？”
“這不是威脅，”我回答，“而是教育人民。我有責任告訴人民解除疾苦的一切合法手段。一個想要爭取自立的民族應該知道獲得自由的一切方法和手段。通常會包括暴力，而且暴力會被當做解決問題最後的辦法，可是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不同，它是絕對不使用暴力的一種武器。我認爲自己有責任向人們解釋它的做法和它的界限。我不懷疑英國政府是一個強大的政府，但是我也深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是最有效的良方。”
這位聰明的秘書懷疑地點點頭說：“我們瞧着吧。”
一百二十八聖提尼克坦
離開拉奇科特後，我趕到了聖提尼克坦。那裡的師生向我表示了熱烈地歡迎。歡迎會完美地結合了樸素、藝術和愛。也是在這裡，我頭一次見到卡卡薩希布·柯列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