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布運動，當時也被稱爲抵制洋貨運動，運動一開始便遭到了紡織廠主們的諸多批評。烏瑪爾·蘇巴尼是一位非常能幹的紡織廠主，他的知識和經驗常常令我獲益匪淺，而且他還勸我多多聽取其他紡織廠主的意見。他說有一位廠主的議論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極力勸我和他見個面談一談，我答應了。蘇巴尼先生親自安排了那次會談。那位紡織廠主先聊了起來。
“你知道以前也鬧過一陣抵制洋貨運動嗎？”
“是的，我知道。”我答道。
“你也知道在分治[1911年英國政府爲了分化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實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曾試圖按宗教信仰將孟加拉地區一分爲二，一爲印度教徒的領土，一爲穆斯林的領土，該計劃因遭到孟加拉人民乃至全體印度人民的堅決反對而擱淺，直到1947年這個計劃終以印巴分治的形式實現了。
]的那段時間，我們這些紡織廠主們曾充分地利用了抵制洋貨運動。當運動開始走向時，我們就趁機擡高了國產布匹的價格，甚至還做了比這更惡劣的事情。”
“是的，我聽人說過這些事，而且覺得很難過。”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我不覺得有什麼值得難過的理由。我們做生意不是爲了慈善事業，而是爲了賺錢，爲了讓我們的股東們獲取更大的利益，讓他們都滿意。商品價格是依據市場的需要而定的，誰能夠人爲地限制市場供求呢？孟加拉人應當也明白，由於他們鬧事，所以使國產布匹的需求量增加，因此國產布匹的價格勢必會上漲。”
我打斷了他的話：“孟加拉人和我一樣，都是生性信任別人。他們滿心相信紡織廠主不會在祖國危急之時出賣祖國，那麼自私自利，甚至做出以洋布冒充土布出售的無恥行爲。”
“我知道你那信任別人的天性。”他並沒有動怒，接着平靜地說，“所以我才請你來談一談，就是希望你不要和那些頭腦簡單的孟加拉人犯一樣的錯誤。”
講完這些，那位紡織廠主便吩咐站在旁邊的一個職員把他們的產品樣本拿出來給我看。他指着樣本對我說：“你看看這是我們的最新產品。這一種布銷路很廣，它是用布紗的邊角餘料織成的，自然賣得便宜。我們甚至已把它遠銷至北方的喜馬拉雅山谷。全國各地都有我們的代理商，就連你或是你的代理人沒到的地方，也有我們的蹤跡。因此你也能看出來，我們並不需要更多的代理商了。此外，你還應當知道，印度紡織廠的生產量遠遠不能滿足國內的需求量，所以抵制洋貨的問題，無非就是一個有關生產能力的問題。只要我們能夠提高土布的生產量，並把質量提高到必要的水平，洋布的進口自然而然就會停止了。所以我要勸告你，你的運動並不可取，你應該把注意力轉移到建設更多新的紡織廠上。目前我們最需要的，不是大力宣傳人們多買土布，而是需要提高生產能力。”
“如果我已經在朝着你所說的這個方向在努力，那麼，你一定會祝福我吧？”我問道。
“那怎麼可能？”他一臉迷惑，似乎覺得莫名其妙。“如果你正在設法提倡多建設新的紡織廠，當然我會祝賀你。”
“我們的想法是有分歧的，”我向他解釋，“我致力於如何推廣紡車，而你是想多建紡織廠。”
“那是怎麼回事？”那位紡織廠主問道，他越來越覺得糊塗了。我把尋找紡車的那些故事都告訴了他，接着又對他說：“我完全贊同你的意見，如果我總是爲紡織廠宣傳，的確沒用。對國家而言，也是弊大於利。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國內的紡織廠不愁沒有客戶。因此我現在應當做的是組織人民手工生產土布，並設法推銷這種產品。所以現在我的工作重點還是集中在生產土布上。提倡這種抵制洋貨的形式，是因爲通過它可以爲印度半飢餓、半失業的婦女提供工作。我希望這些婦女去紡紗織布，讓全國人民都穿上土布做的衣服。我無法預料到這個運動能有怎樣的成就，現在一切都剛剛起步。不過我對這個運動有充分的信心。無論怎樣，這麼做總不會有壞處的。哪怕它的產量不高，但對增加國內布匹的生產量總是有一些幫助的，這也算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收穫吧。因此你可以放心，我提倡的運動絕不會有你剛纔提及的那些壞處的。”
他答道：“如果你組織這個運動也是爲了增加土布的生產量，我並不會反對，至於在這個機械化的時代紡車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我想那是另一個問題。不過我預祝你成功。”
一百六勢所趨
在此我不想用更多篇幅進一步講述土布運動進展的情況了。如果要把我的活動是如何引起公衆的普遍注意，以及以後的情況都一一加以描述的話，顯然光靠這幾章是不夠的，況且我也不想這樣做，要寫清楚這個問題需要一本書的篇幅。寫這些故事不過是要說明，我在體驗真理的過程中，哪些事情自然而然就發生了，而我的想法又是怎樣醞釀出來的。
現在，讓我繼續回到不合作運動吧。當阿里兄弟領導的基拉法運動正在蓬勃開展時，我曾與大毛拉·阿布杜爾·巴利（現已故）以及其他穆斯林賢哲深入討論過這個問題，尤其是穆斯林運用非暴力主義的限度問題。最後我們達成共識：伊斯蘭教的教義並不反對它的信徒遵循“非暴力”的原則，而且，如果他們立誓要遵循這個原則，他們就應當恪守原則。最後，終於在基拉法會議上提出了不合作的決議，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以後，我們通過了這項決議。我還記得在阿拉哈巴，有一個委員會就這個問題討論了一夜。哈欽·薩希布起初非常懷疑非暴力不合作行動的可行性，消除了疑慮後他便全力以赴，對運動發揮了無法估價的作用。
不久後我便在古遮拉特召開的政治會議上提交了不合作的議案。剛開始反對者的意見是，在國大黨還沒有批准這個議案以前就由省級會議通過是不合程序的。我反駁道，只有那種退後的運動纔要受到這種限制，然而對於向前發展的運動，只要有信心和勇氣，下級機構不但完全有資格，而且有責任敢爲人先，只要能夠對自己的行爲負責就可以了。我認爲凡有助於提高上級機構威信的行動，都不必等到獲得上級許可後再進行。大家在會上對這個議案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空氣充滿了“甜美的理性”的氣息。最後這個決議以絕對的優勢獲得通過。之所以能夠通過，瓦拉白先生和阿巴斯·鐵布吉先生功不可沒。鐵布吉先生爲大會主席，他個人是完全支持這項不合作決議的。
國民大會黨全國委員會的特別會議於1920年9月在加爾各答舉行，召開這次會議就是爲了專門討論這項決議，爲此大家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拉拉·拉巴特·萊當選爲大會主席，還爲大會代表和基拉法的代表開通了從孟買到加爾各答的專車。加爾各答聚集了大會代表和列席參觀的人。
應大毛拉·紹卡特·阿里之請，我在火車上起草了不合作決議的草案，截至目前爲止，我總會盡量避免在起草的文件中使用“非暴力”這個字眼，在講話中我也很少用到它。我還沒有想好該用哪個詞來表達這個意思，倘若用梵文中類似於“非暴力”的詞，恐怕穆斯林理解不了。於是我請大毛拉·阿布爾·卡拉·阿沙德幫我想一想。他建議用“巴—阿曼”（be-aman）這個詞來代替“非暴力”，用“塔克—伊—瑪瓦拉特”（tark-j-mavalat）這個詞來代替“不合作”。
正當我忙於搜索能適當地表達“非暴力”的意思的印度文、古遮拉特文和烏爾都文的詞彙時，還被這個多事的大會請去草擬了一份不合作決議。在第一稿裡，我漏掉了“非暴力”這幾個字。直到把這個交給與我同車廂的大毛拉·紹卡特·阿里時，我都沒有注意這個疏忽，到了夜裡我才發現錯誤。第二天一早，我送信給摩訶德弗，請他在草案正式打印出來以前把這幾個字補上去。可惜太晚了，還沒來得及更正，草案已經印好了。當晚提案委員會就要開會討論，所以我不得不在這份印好的草案上做必要的修正。後來我才意識到，如果我沒有預先就把草案准備好的話，會碰到很大的麻煩的。
其實我的麻煩還不只這一處。我完全不確定哪些人會支持這個決議，而哪些人又會加以反對。又不知道拉拉吉的態度是什麼樣的，我只看到一羣久經考驗、經驗豐富的戰士們正聚集於加爾各答對這個議案展開討論，其中有貝桑特博士、馬拉維亞吉、維加亞羅華恰立先生、莫迪拉爾吉和德希班度等人。
我在議案中說，不合作運動的目的是糾正旁遮普省慘案和反對基拉法的錯誤。然而維加亞羅華恰立先生並不贊同這一點，他說：“如果要宣佈採取不合作運動，爲什麼要提到一些實際工作中具體的錯誤呢？沒有實現自治正是不合作的矛頭應當指向的最大的錯誤。”莫迪拉爾吉也認爲應該把自治加入議案中。我當即接受了這個建議，把自治也加入不合作議案中。經過充分、認真、甚至帶點爭吵的討論後，這項議案才獲得通過。
莫迪拉爾吉是頭一個參加不合作運動的人。我至今仍記得與他親切地討論這個議案的過程，那是一個非常甜美的回憶。他糾正了不少文字上的毛病，我都一一改正了。他答應爭取把德希班度也拉來參加這個運動。德希班度的心是傾向於開展這個運動的，只是他懷疑人民實現這個運動的能力。直到拿格浦大會上，他和拉拉吉才完全接受了這個運動。
在這次特別會議上，我更爲深切地感受到羅卡曼尼亞的去世所帶來的不可彌補的損失，直到現在我依然堅信，如果當時他還在世，在那種情境下他一定會給我最大的幫助。即使並非如此，假使他也反對，我也會對他心懷敬意，把這次行動當作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從中吸取教訓。我們常常有分歧，但是那並不影響我們的感情。他始終使我相信我們彼此之間的友情是最爲親密的。甚至現在我寫這幾行時，還能清晰地記起他臨死前的情景。大約是在午夜，當時和我一起工作的巴特華曇打電話告訴我，羅卡曼尼亞去世了。當時我正和許多同事在一起，聞此噩耗，我脫口而出：“我最堅固的堡壘垮了。”那時不合作運動正在全力進行之中，而我也正熱烈地盼望着能得到他的鼓舞和啓發。他究竟會對不合作運動採取什麼樣的態度，這永遠是一個令人猜測的謎，沒有人能知道了。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是——當時出席加爾各答大會的所有代表都沉痛地感受到了他的去世留給我們的無法填補的空虛。在民族史發展的關鍵時刻，我們真的很缺乏他那深思熟慮的智慧。
一百六十七在拿格浦
在加爾各答特別大會上通過的議案還拿到拿格浦的年會上去討論，在拿格浦與在加爾各答一樣，也聚集了無數旁聽者和代表。因爲當時沒有限制參加大會的代表人數，所以我記得出席這次大會的人數竟達一萬四千名之多。拉拉吉極力主張修改一下抵制學校的條款，我接受了他的建議。德希班度也提出一些修改意見，最終不合作運動的議案便被大會一致通過了。
在這次大會上，我們還要討論關於修改國大黨黨章的議案。早在加爾各答的特別大會上，我們就已經提出了草案，於是在這次拿格浦大會上，我們徹底地討論了這個議案。維加亞羅華恰立是大會的主席，議案委員會只對草案做了一個重要修改就通過了。我記得在草案中我規定大會代表的人數爲一千五百人，而議案委員會改爲六千人，我個人認爲這個修改意見過於草率，後來的事實更是證實了我的看法。我認爲那種代表人數越多就越有助於問題的解決，或者就越能捍衛民主原則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一千五百名關心人民利益、心胸寬廣而又誠實的代表，無論如何也比隨便選出來的六千名不負責任的人更能夠體現民主的原則。要維護民主的原則，人民必須對獨立、自尊、和諧有非常敏銳的洞察，而且必須堅持選舉那些善良誠實的人當他們的代表。然而迷戀於代表人數越多越民主的議案委員會肯定會使得實際參加的代表人數超過六千人。所以將代表人數限定爲六千人實在具有妥協的性質。
國大黨的宗旨成爲人們在大會上熱烈討論的另一個話題。在我修改的黨章裡將國大黨的宗旨定爲：如果可能的話，爭取成爲英帝國的自治領，若不可能，則脫離英帝國而實現完全自治。有一派認爲應該把國大黨的宗旨只限於成爲英帝國的自治領，他們的意見是由馬拉維亞吉和真納先生提出來的，但支持者並不算多。此外我在草案中再次提出爲達到這個目標所採取的手段應該是和平、合法的手段，這個條件也遭到了反對。反對者認爲，爲達到目的不應當限定採取手段的方式，代表們經過一番有教育意義地、坦率地討論後，最終決定維持原議。我認爲，如果人民真誠地、理智地、熱情地制定黨章，那這個黨章將成爲教育羣衆的一個強有力的工具，而制定黨章的過程本身就能給我們帶來自治。然而在大會上討論這個話題就有點不合適了。
這次大會上還通過了關於促進印—穆團結、取消不可接觸制度以及開展土布運動的決議，此後國大黨的印度教徒黨員便擔起了消除不可接觸制度的責任，國大黨也因爲提倡土布運動而與印度的底層民衆建立起了生活上的聯繫，此外，大會通過的爲基拉法而展開不合作運動的決議則成爲國大黨爲促進印—穆團結而做的一個重大的現實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