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肩負着爲這個調查委員會起草報告書的任務。凡是想了解旁遮普人民悲慘遭遇的人，都可以看看這本報告書。我可以鄭重聲明，報告書裡沒有一處誇大之詞，每一處記載都是有據可依的。報告書裡公開的證據不過是蒐集的所有資料中的一部分而已。稍有可疑的材料都沒有收入報告書。發表報告書的目的完全是爲了公開真相，也只有公開真相才能讓讀者們看清楚英政府爲了維持它的政權做了多少慘無人道的野蠻事。據我所知，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人能推翻這份報告書裡的任何記載。
一百六十基拉法反對護牛？
現在我們必須暫時放下關於旁遮普的話題。
國民大會黨在旁遮普的調查剛開始沒多久，我就接到一份邀請函，邀請我出席在德里召開的討論基拉法問題的印—穆聯合會議。已經在邀請書上簽名的有哈欽·阿瑪爾罕·薩希布先生（現已故）和阿沙夫·阿里先生。據說史華密·史羅德蘭吉也會參加，而且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他還會擔任大會的副主席。我記得這個會議預定在那一年的11月間召開。這次會議主要討論的是基拉法被出賣後引發的新形勢，以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否應該舉行和平慶祝的問題。邀請函上還說，會議將安排一段時間來討論護牛問題，所以這是一個解決護牛問題的千載難逢的機會。但是我不喜歡將護牛問題與基拉法問題摻和在一起。所以我在回信中說，我會盡可能參加這次會議，但希望不要將這兩個問題以一種討價還價的精神混爲一談，應該根據各自的具體情況區別對待。
我帶着這種想法去參加了會議。雖然它的規模比不上後來動輒有成千上萬的人來參加的集會，但還是有不少人蔘加了這次會議。我同史華密·史羅德蘭吉交換了意見，他很欣賞我的看法，鼓勵我在大會上把想法提出來，我也同哈欽·薩希布交換了意見。我在大會上說，我相信基拉法有它合法正當的根據，如果政府的做法實在有失公平，印度教徒當然要支持穆斯林，要求政府糾正錯誤。但是如果印度教徒藉此機會提出護牛問題，或是利用這個機會與穆斯林討價還價，這樣就不妥了，穆斯林也不該以停止殺牛爲條件來換取印度教徒支持基拉法。不過如果穆斯林是發自內心地尊重印度教徒的宗教感情，或是出於鄰里之間和同爲祖國兒女之間的相互照應的責任感而自動停止殺牛，那就另當別論了，那是一件好事，說明彼此是相互信任的。我認爲採取獨立的態度是穆斯林的責任，這種做法也會提升他們的尊嚴，如果穆斯林出於鄰里之間的責任感而停止殺牛，那他們完全不用考慮這麼做是否會使印度教徒在基拉法這個問題上幫助他們。“因此，”我說，“應當分開討論這兩個問題，而我們這次會議的論題應該只限於基拉法。”我的主張得到了與會者的贊同，所以在這次會議上沒有討論護牛問題。
然而儘管我發出了警告，大毛拉·阿布瑞爾·巴里·薩希布還是說：“不管印度教徒是否願意幫助我們，作爲同胞，穆斯林應該尊重印度教徒的宗教感情，停止殺牛的行爲。”而且此後有一段時間，他們好像真的不殺牛了。
在會上還有人提出旁遮普問題應該被當作是基拉法錯誤的一個連帶問題，我反對這個提法。我認爲旁遮普問題是一個地方件，不能與我們是否參加和平慶祝的問題混爲一談。基拉法的問題是直接由和平條款引起的，所以一旦混淆了這兩者，我們就會犯下嚴重輕率的錯誤。我的論點很容易地就被大家認可了。
大毛拉·哈斯拉特·穆哈尼也參加了那次會議。我以前就認識他，不過是通過這次會議，我纔對他這個人有所瞭解。我們差不多從一開始在很多問題上就有不同的看法，而且都各執己見。
在那次會議通過的大量決議中，其中有一項是號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宣誓使用國貨，這帶來的結果自然就是抵制洋貨。那時土布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地位。然而哈斯拉特·薩希布不能接受這項提議。他認爲如果基拉法的問題不能得到合理解決的話，那就要報復英帝國。所以他有了一個相反的提議，有需要時要專門抵制英國貨。無論從原則上，還是從實踐上，我是堅決反對這種做法的，大家也知道我反對的理由是什麼。在會上我還提出了自己對“非暴力”的看法，我的發言給聽衆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在我發言前，哈斯拉特·穆哈尼的演講博得了大家熱烈的掌聲，所以我擔心自己的發言不會引起大家的共鳴。我要鼓起勇氣來發言，我覺得如果不提出我的觀點就是不負責任。然而令人驚喜地是，我的發言不但引起了聽衆的廣泛關注，也博得了主席團的認同和支持，隨後發言的人都紛紛表示支持我的觀點。那些領導者會明白，抵制英貨是不能達到目的的，如果真的通過了這個議案，他們也會成爲笑柄。事實上幾乎每一個參加大會的人身上都有點兒英國貨，因此大家都知道，一項連投票贊成的人都無法做到的議案是行不通的。
大毛拉·哈斯拉特·穆哈尼說：“只抵制洋布是不可行的，因爲我們都不知道土布的產量何時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也沒有人知道我們何時纔能有效地抵制洋布，我們要做一點能立刻對英國人發生效力的事情。可以暫時保留抵制洋布的意見，我們再另外想一想更快更有效的東西吧。”當我聽完他的發言後，也覺得除了抵制洋布還應該再想些其他辦法。在我看來，以我們當時的實力，要馬上對洋布構成威脅顯然是不可能的。那時我還不明白，只要我們願意的話，我們完全可以生產出足夠的土布來滿足全國的衣着需要，我後來才發現這一點。另一方面，那時我就已經知道，單靠我們的紡織廠來抵制洋布是肯定要失敗的。穆哈尼結束他的發言後，我陷入了兩難的狀態之中。
那是我初次參加一個大多數人是來自北方的穆斯林的集會，還在集會上發表了辯論式的演講，由於我幾乎聽不懂印地語和烏爾都語，所以覺得很不方便。我曾經在加爾各答的穆斯林聯盟大會上用烏爾都語發過言，不過只用了幾分鐘，也只是對聽衆做一點情感上的號召而已。這次情況不同，我面臨的是一羣即便沒有敵意也想要批評我的羣衆，我必須詳細地向他們解釋並爭取讓他們認同我的觀點。於是我拋棄了一切羞澀，沒有用標準的德里穆斯林的烏爾都語來發言，而是用自己會的那幾句印地語來向聽衆們表達我的觀點。我做到了這一點。通過那次集會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只有將印地語和烏爾都語混合起來用的語言才能充當印度的國語。如果我使用英語，我絕不可能讓聽衆們產生那種影響力，而穆哈尼也許就不會覺得有提出他的挑戰的必要了，或者即便他說了，我也不會那麼有效地加以反駁。
我找不到合適的印地語或烏爾都語來表達自己新的思想，這多少讓我覺得爲難。最後，我在大會上初次使用了“不合作”這個詞來表達我的意思。穆哈尼正在發言的時候，我就在想，如果使用武力是不可能的或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那他所說的有效地抵抗就是空談，因爲他不止在一件事情上正在與政府合作。所以我認爲只有停止與政府合作，纔是對政府真正的抵抗。於是我就想到“不合作”這個詞，當時我對這個詞包含的多種意義並不十分清楚，所以我並沒有詳細地解釋這個詞的意思，只是說：“穆斯林已經通過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決議。假如和平條款對他們不利，他們將停止與政府的一切合作。不合作是人民的一種不可剝奪的權利。我們不必繼續保持政府給予的封號及榮譽，也不必繼續爲政府服務。如果政府在像基拉法這麼重大的問題上都背棄我們，除了不合作之外，我們沒有其他辦法。所以在我們遭到背棄時，有權利不與政府合作。”
過了幾個月，“不合作”這個詞才變得流行，而當時它隱藏在會議的一大堆記錄裡。
事實上，當我一個月後在阿姆裡察國大黨會議上選擇支持與政府合作的決議時，仍然在期望着這種背棄永遠不會到來。
一百六十一阿姆裡察國大黨大會
旁遮普政府不會把成千上萬的旁遮普老百姓長期關在監獄的，因爲他們大多是在戒嚴的時候被投入監獄的，所有的證據都不足，而且也是那些有名無實的法庭在辦理這些案件。社會各界都強烈反對這種公然違反常理與法律的做法，所以在國民大會黨的大會開幕前，大部分人都獲釋了。而在大會進行期間，拉拉·哈其山拉爾及其他領袖們也獲釋了。阿里兄弟也是直接從監獄裡趕到大會會場的。人們都感到無比歡喜。潘迪特·莫迪拉爾·尼赫魯爲那次大會的主席；他犧牲了自己極爲興旺的律師事業，把旁遮普當做他的工作中心，爲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提供了大量服務。史華密·史羅德蘭吉當時是接待委員會的主席。
在這之前，我參加國大黨的年會只限於提倡將印地語定爲國語，此外還在發言中提到海外印度僑民的問題。這一次我也打算只提這樣的建議。然而正如往常一樣，全面負責工作的任務總是會突然落到我的頭上。
那時英皇批准的改革方案剛剛公佈。我不太滿意這個方案，其他人也都不滿意。雖然不盡人意，但我覺得這個方案還是可以接受的。通過英皇的公告和改革方案中字裡行間的意思，我能感覺到辛哈勳爵也參與了此項改革，這就有一絲希望在。然而那些久經考驗的老戰士，如羅卡曼尼亞（現已故）和德希班度·齊達蘭建·達斯卻頻頻搖頭，十分反對。而潘迪特·馬拉維亞吉則保持中立態度。
大會期間我住在馬拉維亞吉的家中。在印度教徒大學的奠基儀式上，我曾對他的簡樸生活有所瞭解；但是這一次終於有機會同處一室，所以能夠對他的日常生活做更細緻的觀察，而我所看見的一切都讓我充滿了歡喜和驚奇。他的房間簡直就是貧民免費公寓，到處都是東西，由於過分擁擠，屋子裡簡直沒有轉身的餘地，他隨時都會接待好多不速之客，這佔用了他很多時間。不過在房間角落裡擺着的我的棕繩木牀倒有幾分莊嚴之氣。
現在我不該用這一章來講述馬拉維亞吉的生活方式，還是言歸正傳吧。由於我們住在一起，就可以天天一起討論問題了，他常親切地給我解釋各黨派之間的分歧，就像我的哥哥一樣。於是我知道要全面負責大會的各項工作，無可避免地要參與有關改革方案的決議的討論。既然我要負責起草國大黨對旁遮普事件的報告書，就應該瞭解此案的其他未了事宜。就這個問題而言，我們需要與政府有所接洽，另外基拉法問題也沒有得到解決。我那時還相信蒙太古先生不會變節，印度的事業也不會被出賣。而阿里弟兄以及其他人獲釋這件事，在我看來也是一個吉祥的徵兆。在此種情況下，我認爲接受這個改革方案是正確的，拒絕對我們不利。相反，德希班度·齊達蘭建·達斯卻堅決主張我們應當拒絕這個方案，他覺得那個方案完全不恰當，也絕不能令人感到滿意。羅卡曼尼亞保持中立的態度，但是最終還是決定支持德希班度的觀點。
與這些處世有方、經驗豐富、久經考驗又備受大家敬仰的領袖們的意見相左，讓我很不好受。但另一方面，我的良心告訴我不能輕易捨棄自己的立場。無奈之下我想要離開這次大會，我告訴馬拉維亞吉和莫迪拉爾吉，我不去參加大會的其餘幾場會議對大家都是有好處的。我可以避免與那些受人尊敬的領導者產生分歧。
然而兩位前輩並沒有贊成我的觀點。有人把我的顧慮告訴了拉拉·哈其山拉爾。他說：“你萬萬不可這樣做，否則會大大傷害旁遮普省人民的感情。我和羅卡曼尼亞、德希班度和真納先生商量，但還是沒有別的辦法。最後，我向馬拉維亞吉訴苦，我對他說：“根本沒有妥協的希望，如果我堅持提出自己的議案，就會在會上引起分裂，這種情況下只好進行投票表決。在大會的公開會議上，我們一向舉手表決，但我們很難區分正式代表和列席旁聽的人，而我們還沒有找到準確計算表決結果的方法。所以即便表決，既沒有條件，也沒什麼意思。”這時拉拉·哈其山拉爾給我解了圍，他說：“進行表決那天，我們可以不允許旁聽的人進入會場。至於如何計票，我自有辦法。你不必操心，但請你千萬不要離開大會現場。”我只好屈服了。把議案寫好後，我膽戰心驚地在大會上發言。馬拉維亞吉和真納先生支持我的議案。儘管我們的意見有分歧，卻並沒有意氣用事或是個人攻擊的任何跡象，我能看得出來，我們都在冷靜地推論和發言，但是意見分歧這一事實本身是令人無法容忍的，我們都感到痛心，希望能達成全體一致的議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