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歷程
本章導讀
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習近平同志指出，認真總結黨的歷史，更好地發揮黨的歷史的鑑今、資政作用，是新形勢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不斷髮展的迫切需要。申請入黨的高校學生，都應該瞭解和熟悉黨的光輝歷程。只有全面深入地學習銘記中國共產黨成立90多年來的奮鬥歷程，才能真正懂得黨的偉大、光榮和正確，才能懂得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堅定自己加入黨組織，永遠跟黨走、爲實現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理想信念。
一、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需要，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
（一）中國共產黨創立的歷史背景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國際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勢力侵入中國，中國的社會結構由封建社會逐步演變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中國人民爲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進行了英勇不屈的鬥爭，其中主要的是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和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但都相繼失敗了。歷史證明，中國的農民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由於他們的歷史侷限性和階級侷限性，都不能領導民主革命取得勝利。
隨着帝國主義的入侵和現代工業的發展，中國產生了無產階級，而且在不斷髮展壯大，到1919年產業工人已經發展到200萬人左右。無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爲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階級基礎。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使中國的先進分子找到了救國救民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爲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礎。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爲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準備。
（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
隨着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及其同工人運動的初步結合，隨着一批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的出現，建立新型的工人階級政黨的任務提上了日程。1920年4月，俄共（布）西伯利亞局派維經斯基等一行來華，瞭解中國情況，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他們先在北京會見了李大釗，後由李大釗介紹到上海會見陳獨秀，共同商談討論了建黨問題，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8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10月，李大釗在北京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隨後，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先後建立起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在歐洲和日本，中國留學生和僑民中的先進分子也建立了共產黨的組織。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決議。
“中國共產黨”名稱的由來
1920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發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早期組織。1920年9月1日，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的《對於時局之我見》一文中，曾稱“吾黨”爲“社會黨”，後來才改稱爲“共產黨”。
最早提出“中國共產黨”這一名稱的是蔡和森。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正在留法勤工儉學的他，在給毛澤東寫的兩封信中，詳細地研討了共產黨問題，提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爲它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他在對西歐各國共產黨特別是俄國共產黨考察的基礎上，提出了具體的建黨步驟，其中包括“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箇中國共產黨”。
在此前後，陳獨秀在上海，李大釗、張申府在北京也通過信函討論了黨的名稱問題，決定採用“共產黨”作爲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名稱。
（來源：新華網）
黨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適應了近代以來社會進步和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
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堅決徹底地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經過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終於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國人民在政治上獲得瞭解放。
（一）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大會分析了國際形勢和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闡明瞭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和動力，制定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黨的最低綱領即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立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使它成爲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二大後，黨集中力量從事工人運動，迅速掀起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然而在帝國主義勢力及其支持下，反動軍閥血腥鎮壓工人運動。全國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在這一情況下，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取得中國革命勝利，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決定採取積極的步驟去聯合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推進國民革命的發展。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正確地評價了孫中山和國民黨的革命立場，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在廣州舉行。大會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隨後出現了大革命的洪流，工農運動蓬勃發展，北伐戰爭取得勝利。
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於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與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圖爲大會通過的決議案及宣言。（來源：中國共產黨黨史圖庫）
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大會回顧了三大以來黨的政策制定和實施的情況，肯定了上年5月中央擴大會議對黨的工作中右傾錯誤的批評，重新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合作以及關於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等方面的一些方針，指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和工農聯盟的重要性。但這次大會完全忽視了對政權和武裝力量的領導權問題，也沒有提出土地革命這一解決農民問題的正確思想。
伴隨着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國民黨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長。更爲嚴重的是，蔣介石掌控了軍事權力，開始加強對共產黨的限制，反共面目越來越明顯。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妥協退讓。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突然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屠殺共產黨員和工人羣衆。隨後，在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等地的軍閥也相繼以“清黨”爲名，大規模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羣衆。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舉行。大會決定對汪精衛爲首的國民黨右派採取遷就政策，未能在黨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爲全黨指明方向。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終於全面破裂，持續三年多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最後失敗了。
在這場大革命中，中國共產黨通過革命勝利和失敗的反覆，經受了深刻的鍛鍊和嚴峻的考驗。這爲黨領導人民把革命鬥爭推向新的階段準備了條件。
（二）掀起土地革命的風暴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國內政治局勢急劇逆轉。蔣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權後，經過一系列新軍閥混戰，建立起在全國範圍內的統治。這個政權殘酷地鎮壓、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羣衆。在極其險惡的局勢下，黨員數量急劇減少到1萬多人。與此同時，工農運動走向低沉。中國革命已進入低潮。
中國共產黨在黑暗中高舉革命的旗幟，黨的各級幹部分赴各地，恢復和整頓黨的組織，組織武裝起義。8月1日，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率領北伐軍兩萬多人在南昌宣佈起義。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誌着中國共產黨獨立地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中共中央於8月7日在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即著名的八七會議。會議清算大革命後期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並選出以瞿秋白爲首的中央臨時政治局。這次會議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黨指明出路，爲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八七會議後，毛澤東作爲中央特派員到湖南改組省委並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在進攻長沙受挫後，決定到敵人控制比較薄弱的山區尋求立足地。隨後進行著名的三灣改編，將黨的支部建在連上，部隊內部實行民主管理。毛澤東率部到達江西寧岡縣茅坪，與朱德、陳毅率領的部隊開始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秋收起義後不久，張太雷和葉挺、葉劍英等於1927年12月11日領導發動了廣州起義，成立了蘇維埃政府，但在優勢敵人的進攻下起義失敗。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圖爲在莫斯科近郊舉行中共六大會議的舊址。（來源：中國共產黨黨史圖庫）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黨的六大制定了中國革命現階段的十大政綱；規定了黨的建設、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紅軍和根據地建設的各項政策；批判了“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特別是盲動主義錯誤。六大後，各根據地的黨組織抓住軍閥混戰的時機，發動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權，開展游擊戰爭，使紅軍和根據地不斷鞏固和擴大。以毛澤東爲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不斷總結經驗教訓，終於找到了中國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這就是由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爲了解決在農村環境中黨的建設問題， 1929年12月下旬，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縣古田召開。會議通過了多項決議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澤東起草的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問題的決議案。古田會議決議是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它強調思想建黨的重要性，規定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軍隊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必須擔負起打仗、籌款和做羣衆工作這三位一體的任務，而不是單純的武裝集團。
紅軍和根據地的存在和發展，使國民黨統治集團感到極大的震驚。從1930年10月起，蔣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據地的紅軍發動四次大規模的“圍剿”。毛澤東、朱德等共產黨人在與敵鬥爭的實踐中總結出了誘敵深入、各個擊破等游擊戰原則，成功地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先後四次“圍剿”。1933年下半年，蔣介石發動對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李德的錯誤指揮直接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被迫於1934年10月撤離根據地，踏上長征的道路。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貴州的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集中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增選毛澤東爲中央政治局常委。遵義會議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標誌着以毛澤東爲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開始確立，標誌着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左圖爲遵義會議會址。右圖爲遵義會議的會議室。（來源：中國共產黨黨史圖庫）
紅軍長征中的八次會師一覽表 （來源：《黨史博採》1996年第12期的《紅軍長征中的八次會師》）
遵義會議後，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的指揮下，靈活主動與敵人周旋，四渡赤水，穿插於敵軍重兵之間，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在四川懋功地區同張國燾、徐向前等率領的紅四方面軍會師。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向北發展。8月初，紅軍分編爲左、右兩路軍北上。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率中共中央機關和前敵指揮部隨右路軍行動，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等率紅軍總司令部隨左路軍行動。張國燾不聽從中央決定，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針，並電令右路軍政治委員陳昌浩率部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毛澤東得知這一情況後，與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緊急磋商，決定連夜率紅一、紅三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10月19日，到達陝北吳起鎮。紅二、四方面軍經過朱德、劉伯承等的努力終於共同北上，在1936年10月同紅一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勝利地結束了長征。長征實現了戰略大轉移，使中國革命轉危爲安。長征的勝利表明，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紅軍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
紅軍長征的前後，日本侵略者加緊對華北的侵略。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北平學生在1935年12月9日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遊行。由此開始的“一二·九”運動迅速波及全國，許多大中城市先後爆發學生運動。各地工人在全國總工會的號召下，紛紛舉行罷工，支援學生鬥爭，抗日救亡鬥爭迅速發展成爲全國規模的羣衆運動。中共中央於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明確提出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黨對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國民黨軍第十七路軍開展統一戰線工作。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扣押了蔣介石。中共中央派遣周恩來到達西安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聯共抗日”等六項承諾。1937年8月，國共兩黨達成將紅軍主力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等協議，中國共產黨在救亡圖存的關頭，開展了與國民黨的第二次合作。
（三）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經過長期的準備，日本帝國主義於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7月7日夜，日本侵略軍在北平西南的盧溝橋附近以軍事演習爲名，突然向中國駐軍進攻。中國軍隊奮起抵抗，標誌着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開始。在民族危亡的嚴重關頭，只有全民族團結抗戰是中國生存和發展的唯一出路。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陝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全面提出黨的抗戰路線，指明瞭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的具體道路，作出了開闢敵後戰場的重要戰略決策。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取得平型關大捷，極大地振奮了全國軍民的精神和抗戰信心。國民黨軍隊先後進行平津、淞滬、忻口、徐州及保衛武漢等戰役，並取得臺兒莊戰役的重大勝利，日本的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劃徹底破產。日軍在所佔領的中國土地上大肆燒殺淫掠，1937年12月日軍佔領南京，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慘案。在敵後抗戰的艱難條件下，黨領導人民軍隊同羣衆結成血肉聯繫，先後創建晉察冀、晉西北、山東、蘇南等抗日根據地。1940年8月，八路軍總部對華北日軍發動了“百團大戰”，沉重地打擊了日軍。
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摘錄）
（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對日絕交，驅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偵探，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財產，否認對日債務，廢除與日本簽訂的條約，收回一切日本租界。
（二）全國軍事的總動員：動員全國海陸空軍，實行全國抗戰。
（三）全國人民的總動員。
（四）改革政治機構。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六）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財政政策以有錢出錢和沒收漢奸財產作抗日經費爲原則。
（七）改良人民生活：改變工人、職員、教員和抗日軍人的待遇。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改變教育的舊制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爲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
（九）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後方。
（十）抗日的民族團結：在國共兩黨合作的基礎上，建立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抗日戰爭，精誠團結，共處困難。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
（來源：人民網）
爲了向全黨和全國人民闡明共產黨對於中國革命及其前途的見解，回答中國向何處去這個關係重大的問題，更好地指導抗戰和中國革命，毛澤東於1940年發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完整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理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綱領是：政治上，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在中國建立一個以工人階級爲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新民主主義理論對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具有重大的指導作用。從1941年到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四年之久的整風運動。整風運動是一次全黨範圍內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實現了全黨新的團結和統一，爲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礎。
1945年4月至6月，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舉行，圖爲大會會場。（來源：中國共產黨黨史圖庫）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大會制定了黨在新形勢下的路線，即“放手發動羣衆，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大會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爲核心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使全黨在組織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最後勝利階段。7月，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8月，美國先後在日本投下兩枚原子彈。根據延安總部的指示和命令，各抗日根據地軍民向日、僞軍發起猛烈的全面反攻，很快解放縣以上城市150餘座。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向同盟國的投降書上簽字。至此，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是全民族利益最堅定的維護者，是團結抗戰的中流砥柱。
（四）奪取民主革命的全國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面臨着向何處去的問題。中國共產黨代表全國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力圖通過和平的途徑來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富強的新民主主義中國。國民黨統治集團企圖搶奪抗戰勝利果實，用內戰的方式來剝奪人民已經取得的權利，使中國社會回到抗戰前的政治狀況。一場關係中國走向光明還是黑暗的大決戰已不可避免。蔣介石打內戰的方針早已確定，但在當時的國內外形勢下，又不能不有所顧忌。所以，蔣介石在積極準備內戰的同時，假意邀請毛澤東去重慶舉行所謂“和平談判”。經過43天覆雜而艱苦的談判，國共雙方於10月10日正式簽署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然而國民黨卻在美國的大力支持下，加緊部署全面內戰。
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軍隊22萬人進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經過一年多的作戰，人民軍隊先後挫敗國民黨軍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使戰爭形勢發生了有利於人民的變化。1947年10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表宣言，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1948年9月，林彪、羅榮桓指揮東北野戰軍主力向國民黨軍發起遼瀋戰役。11月，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粟裕、譚震林組成以鄧小平爲書記的總前委，統一指揮華東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及部分地方武裝發起規模巨大的淮海戰役。同時，發起平津戰役。三大戰役後，國民黨政權在長江以北的力量全線崩潰。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解放軍佔領南京，宣告延續了22年的國民黨反動統治覆滅。
圖爲國共雙方於1945年10月10日正式簽署的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
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不是在開國大典上
不少報紙、雜誌刊登的回憶開國大典的新聞報道和紀實散文中，常常看到這樣的說法：在開國大典上毛主席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1949年10月1日的《人民日報》頭版頭條豎體標題爲“中國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勝利閉幕，毛澤東當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0月2日的《人民日報》主要報道10月1日首都舉行開國大典的盛況。報頭兩側醒目的位置上刊登的是毛主席宣讀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和朱總司令閱兵的照片。圖爲1949年10月1日和10月2日的人民日報頭版。
實際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一經典性和具有重大政治歷史意義的名言出自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原文是：“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毛主席的這篇講話後來被收入《毛澤東選集》第5卷，標題就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而開國大典有關紀錄片、錄音以及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報》的報道中，只有“毛澤東主席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和宣讀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情節，並無“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來源：《新聞記者》2007年第3期）
爲了奪取民主革命的全國勝利，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全會根據毛澤東的報告，着重討論了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向城市實行戰略轉移的問題，確定了革命勝利後新民主主義建設的藍圖；制定了全國勝利後，黨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基本政策，會議號召全黨要以恢復和發展生產爲中心任務，努力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全會特別提醒全黨，在革命勝利後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全面開展籌建新中國的工作。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開幕，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其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爲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這次政協會議一致選舉毛澤東爲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會議決定新中國的國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北平爲中國首都並改名爲北京。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30多萬羣衆參加了慶典，毛澤東同志莊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結束了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勾結封建統治者剝削壓迫中國各族人民和內外戰亂頻繁、國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實現了夢寐以求的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中華民族將以嶄新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歷史開始新的紀元。
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成爲在全國範圍執政的黨，擔負起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設新中國的歷史任務。
（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改造
建國伊始，中國共產黨面臨着很多困難和嚴峻考驗，1950年6月召開的七屆三中全會強調黨當前的主要任務是進行土地改革，肅清國民黨殘餘、特務、土匪，推翻地主階級。黨以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精神、艱苦奮鬥的作風和嚴明的紀律，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以熾熱的革命熱情，在戰爭廢墟上重建家園，恢復生產。爲了打擊不法資本家，清除黨的幹部以及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中的腐化分子，開展了全國範圍的“三反”、“五反”運動。“三反”、“五反”運動確立了工人階級在國家的領導地位和在人民中的威信，加強了工人對私營工商業的監督和管理，打擊和限制了不法資本家的生產經營活動，清除了黨的幹部隊伍和國家幹部隊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資產階級的腐蝕，提高了黨在全國人民心中的威信。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毅然決定抗美援朝、保家衛國。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奉命開赴朝鮮戰場。1953年7月27日中美朝韓在停戰協定上簽字。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爲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事業創造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環境。
1952年，我國國民經濟獲得全面恢復，並有了初步發展。隨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和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國營經濟力量日益發展壯大。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5年夏季起到1956年底，我國加快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在較短的時間裡，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深刻變革，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標誌着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基本確立。
（二）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曲折發展
黨成功地領導了中國生產關係的社會主義改造，然而由於中國生產力發展水平還很落後，黨的工作依然面臨着挑戰和考驗。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大會正確地分析國內外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明確指出：由於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我國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儘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爲先進的工業國。黨的八大制定的路線是正確的，符合中國國情的，這次會議對我國自己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果。
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在板門店正式簽字。至此，歷時三年的抗美援朝戰爭宣告結束。圖爲軍事停戰委員會在板門店舉行第一次會議。（來源：中國共產黨黨史圖庫）
1957年2月，毛澤東作了題爲《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指出在我們的面前有兩類社會矛盾，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及以上各階級、階層之間的矛盾。毛澤東強調凡屬思想性質的問題，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1957年4月27日，黨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黨內外的廣大幹部和羣衆積極響應號召，對黨和政府的工作以及黨政幹部的思想作風提出了大量的批評和建議，但也出現了一些過激的不滿言論。1957年6月8日，中央發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黨內指示。由於當時黨對階級鬥爭的形勢作了過於嚴重的估計和判斷，導致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爲右派分子。
爲了正確地認識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不同的矛盾，應該首先弄清楚什麼是人民，什麼是敵人。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着不同的內容。拿我國的情況來說，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民的敵人。在解放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都是人民的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
——摘自毛澤東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來源：《人民日報》1957年6月19日）
黨內滋生出冒進情緒。1958年5月，中共八大第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毛澤東提議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全面展開，使農村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這是黨在探索中國自己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的一次嚴重失誤。爲總結“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廬山召開，然而由於毛澤東對彭德懷等人的不同意見的批駁，會議主題由糾“左”變爲反“右”，隨即在全黨範圍內展開大規模的“反右傾”鬥爭。“反右傾”鬥爭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中斷了糾正“左”的錯誤的進程，使“左”的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國民經濟開始轉入調整的新軌道。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代表中央向大會提出的書面報告草稿，比較系統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經濟建設工作的基本經驗教訓。1月30日毛澤東在大會上發表講話，強調要講民主集中制，他聯繫三年“大躍進”的教訓，闡明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需要一百年時間。經過七千人大會前後將近兩年的調整，國內形勢逐步好轉。但是黨在政治思想上的“左”的錯誤並沒有從根本上糾正，而且還在發展。
七千人大會後國民經濟大規模全面調整情況統計表 （來源：《鳳凰網》2011年1月11日）
從1956年到1966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曲折發展的十年。這十年間，雖然在探討社會主義道路中，黨的路線也出現過偏向，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仍然取得了重大成就，尤其是工業、科技、教育等都取得了重要進展。
（三）“**”的十年內亂
1966年，正當國民經濟的調整基本完成，國家開始執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運動逐漸發展成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層的政治運動。一場長達十年、給黨和人民造成嚴重災難的“**”爆發了。“**”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要求全黨：“高舉無產階級**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這次會議使“左”傾方針在黨中央佔據了統治地位。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這次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的決定》，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紅衛兵運動迅猛發展。
（來源：中國共產黨黨史圖庫）
1969年4月，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九大通過的政治報告第一次把在社會主義階段的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以階級鬥爭爲中心正式規定爲我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進一步使“**”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大會通過的黨章，還把林彪作爲“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總綱。1971年9月，林彪在篡奪國家領導權的陰謀敗露後製造叛逃事件。1973年8月，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大會繼續堅持“工人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堅持“**”，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竟當上黨中央副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竊取了中央領導機構諸多權力。
鄧小平復出後，主持國務院和黨中央的日常工作，大刀闊斧地開始了整頓工作。整頓工作的深入展開，遭到了“四人幫”的猖狂反對，也爲毛澤東所不能容忍，又引起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後，爆發了“四五運動”。7月，朱德逝世。9月9日，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加緊了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活動。10月6日晚，華國鋒、葉劍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實行隔離審查。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舉行了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華國鋒代表黨中央作政治報告，宣告歷時十年的“**”已經結束，但沒能糾正“**”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
四、開創並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經歷了十年浩劫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步入正軌，改革開放的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使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創並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
（一）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
粉碎“四人幫”後，黨的路線中“左”傾問題未被糾正。華國鋒推行“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文章重申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鄧小平、葉劍英、陳雲等一批老同志都支持這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明確指出必須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全會高度評價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全會形成以鄧小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中共中央於1981年6月召開十一屆六中全會，會議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它標誌着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勝利完成。
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背景
1976年9月9日，中國人民熱愛和崇敬的毛澤東主席去世。10月6日，以華國鋒、葉劍英等爲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粉碎江青集團，結束了長達十年的“文革”內亂，標誌中國的發展進入了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頭。但是，自誕生之日起就勇敢擔當起帶領中國人民創造幸福生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使命的中國共產黨，在這新的歷史關頭，必須對如何前進作出明確回答！鄧小平、葉劍英、陳雲、胡耀邦等人認識到我們中華民族面臨着實現偉大中興的新機遇。如在粉碎江青集團後不久，胡耀邦就提出了著名的具有綱領性意義的“三條建言”，即“現在我們黨的事業面臨着中興。中興偉業，人心爲上。什麼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鄧，人心大順；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但也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正面臨着重大考驗，這就是吸取“**”教訓，重新認識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圍繞這個大問題黨內主要形成了兩種思路：一種是堅持毛澤東晚年的思想觀點，基本上堅持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第二種是解放思想，全面地糾正“**”的錯誤，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開闢一條新的道路。
（節選自《30年前那場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鄧小平在開幕詞中提出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指導思想，即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黨的十二大以後，經濟體制改革逐漸全面展開。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迅速推向全國，農業生產迅速發展。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試點逐步擴大。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的創建取得成功經驗後， 1984年黨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再開放大連、青島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逐步興辦經濟技術開發區，加快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的步伐，對外開放格局初步形成。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黨的十三大比較系統地闡述了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爲把我國建設成爲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黨的十三大還制定了“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
黨的十三大後，我國經濟經歷了一個快速發展階段，然而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物價波動較大，通貨膨脹加劇；黨內少數領導同志忽視黨的自身建設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少數幹部中滋生了相當嚴重的腐敗現象，意識形態領域激進思潮涌起。1989年春夏之交，國內發生了“六四”政治風波。風波平息後，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召開，對中央領導機構部分成員進行調整，選舉產生以江澤民同志爲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發展
隨着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低潮。這使中國共產黨面臨着嚴峻考驗。鄧小平於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進行考察，並發表了“南方談話”。這次談話從理論上深刻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確立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這個理論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這樣的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用新的思想、概念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大會明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作用。
1997年9月12日到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概括爲鄧小平理論，確立爲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報告指出，鄧小平理論是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理論成果，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十五大以後，黨中央先後就發展農業、國企改革、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及“十五”計劃制定出一系列指導性方針。
（三）新世紀以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進程
1．十六大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藍圖
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起，建設小康社會就已經成爲中國人民的一個跨世紀的理想和行動目標。經過20餘年的努力，原來制定的小康目標——其中最主要的是國民生產總值，2000年比1980年翻兩番，到20世紀末已在總體上得到實現。綜觀全局，21世紀頭20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爲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根據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建黨100年和新中國成立100年的發展目標，我們要在本世紀頭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這是實現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目標必經的承上啓下的發展階段，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擴大對外開放的關鍵階段。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黨的十六大是我們黨在新世紀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也是我們黨在開始實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部署的新形勢下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會。大會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爲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鬥。
十六大確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地位，作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決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是：在優化結構和提高效益的基礎上，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力爭比2000年翻兩番，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善，社會主義法制更加完備，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人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明顯提高，形成比較完善的現代國民教育體系、科技和文化創新體系、全民健身和醫療衛生體系；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生態環境得到改善，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爲貫徹十六大精神，中央召開七次全會，分別就深化機構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制定“十一五”規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關係全局的重大問題作出決定和部署，提出並貫徹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推動黨和國家工作取得新的重大成就。五年來，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偉大旗幟，戰勝各種困難和風險，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開拓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境界。
2．十七大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的新要求
2007年10月15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黨的十七大是在我國改革發展關鍵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大會的主題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爲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爲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
十七大對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作出全面部署。在十六大確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基礎上對我國發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增強發展協調性，努力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權益和社會公平正義；加強文化建設，明顯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加快發展社會事業，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
爲貫徹十七大精神，中央先後召開七次全會，分別就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制定“十二五”規劃、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等關係全局的重大問題作出決定和部署。五年來，我們勝利完成“十一五”規劃，順利實施“十二五”規劃，各方面工作都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十七大以來的五年，是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奮勇前進的五年，是我們經受住各種困難和風險考驗、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的五年。五年來，各方面工作都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改革開放取得重大進展，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民主法制建設邁出新步伐，文化建設邁上新臺階，社會建設取得新進步，國防和軍隊建設開創新局面，港澳臺工作進一步加強，外交工作取得新成就，黨的建設全面加強。同時，必須清醒看到，我們工作中還存在許多不足，前進道路上還有不少困難和問題。
3. 2002—2012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十年實踐
進入新世紀新階段，國際局勢風雲變幻，綜合國力競爭空前激烈，我們深化改革開放，加快發展步伐，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爲契機，變壓力爲動力，化挑戰爲機遇，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前進過程中，我們戰勝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認真總結我國發展實踐，準確把握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及時提出和全面貫徹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開拓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廣闊空間。2008年以後，國際金融危機使我國發展遭遇嚴重困難，我們科學判斷、果斷決策，採取一系列重大舉措，在全球率先實現經濟企穩回升，積累了有效應對外部經濟風險衝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重要經驗。我們成功舉辦北京奧運會、殘奧會和上海世博會，奪取抗擊汶川特大地震等嚴重自然災害和災後恢復重建重大勝利，妥善處置一系列重大突發事件。在十分複雜的國內外形勢下，黨和人民經受住嚴峻考驗，鞏固和發展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大局，提高了我國國際地位，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巨大優越性和強大生命力，增強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
十年來，我們取得一系列新的歷史性成就，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了堅實基礎。我國經濟總量從世界第六位躍升到第二位，社會生產力、經濟實力、科技實力邁上一個大臺階，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會保障水平邁上一個大臺階，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國際影響力邁上一個大臺階，國家面貌發生新的歷史性變化。這是我國經濟持續發展、民主不斷健全、文化日益繁榮、社會保持穩定的時期，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得到實惠更多的時期。
與此同時，黨中央也清醒地認識到，我們工作中還存在許多不足，前進道路上還有不少困難和問題。主要是：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依然薄弱，資源環境約束加劇，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較多，深化改革開放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任務艱鉅；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社會矛盾明顯增多，教育、就業、社會保障、醫療、住房、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安全、安全生產、社會治安、執法司法等關係羣衆切身利益的問題較多，部分羣衆生活比較困難；一些領域存在道德失範、誠信缺失現象；一些幹部領導科學發展能力不強，一些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少數黨員幹部理想信念動搖、宗旨意識淡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突出，奢侈浪費現象嚴重；一些領域消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嚴峻。對這些困難和問題，我們必須高度重視，進一步認真加以解決。
4．十八大的勝利召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
201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黨的十八大是在我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定性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大會的主題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爲指導，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凝聚力量，攻堅克難，堅定不移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
綜觀國際國內大勢，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爲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十八大在十六大、十七大確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基礎上努力實現新的要求，主要目標是：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人民民主不斷擴大，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
黨的十八大報告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爲指導，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回顧總結了過去五年的工作和黨的十六大以來的奮鬥歷程及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確立了科學發展觀的歷史地位，提出了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基本要求，確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對新的時代條件下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了全面部署，對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提出了明確要求。
黨的十八大報告描繪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藍圖，爲黨和國家事業進一步發展指明瞭方向，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智慧的結晶，是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是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性文獻。
5．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
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爲全面深化改革指明瞭方向。《決定》指出，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關鍵是要進一步形成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進一步增強經濟社會發展活力，進一步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進一步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進一步促進社會和諧穩定，進一步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
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以全會的形式專題研究部署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一論斷，深刻闡明瞭法治與全面深化改革的關係。中國社會進入深刻變革期之後，無論是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還是調節社會關係、規範社會行爲，都需要在法治軌道上推進，依靠法治解決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確保各項改革事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的必然要求。
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針對我國發展中的突出問題提出，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五大發展理念。吹響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衝鋒號，發出了開拓中國發展新境界的動員令。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是我們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審議通過的“十三五”規劃建議，明確了今後五年我國發展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重大舉措，在發展理念、發展政策、發展體制上有一系列重大突破。
2016年10月24日至27日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十八屆六中全會全面分析全面從嚴治黨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系統總結近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理論和實踐，審議通過了《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就新形勢下加強黨的建設作出新的重大部署。此次全會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對於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具有里程碑意義。
6．深刻理解“四個全面”戰略佈局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並逐步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佈局。“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是我們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迴應時代關切、實現人民福祉、建設現代中國的基本方略，是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是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並形成的，進一步昇華了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歷史充分證明，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夠發展中國，只有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則是實現這個總任務的關鍵一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中產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具有蓬勃生命力，就在於是實行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的事情要辦好首先中國共產黨的事情要辦好。因此，抓住了這四個全面，就抓住了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就有可能達到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使整體利益產生乘數效應，從而帶動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實現新的戰略突破。
“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是立足中國發展實際，堅持問題導向逐步提出並推進的，爲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南。習近平同志指出：“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是立足中國發展實際，堅持問題導向，逐步形成並積極推進的。“立足中國發展實際，堅持問題導向”深刻揭示了“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的問題意識和現實針對性。從習近平同志關於“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的這些重要論述看，每一個“全面”既有理論闡述，也有實踐要求、工作部署，既有對事業全局的總體把握和規律性認識，更有針對具體問題的解決辦法。這些論述體現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新要求，爲我們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南。
“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是對治國理政規律的探索，形成了中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治國理政方略，爲我們治國理政提供了基本遵循。“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是中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治國理政的總方略。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國家，都存在一個治理問題。對當代中國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不能得到堅持和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的各種問題能不能解決好，最終也要體現到我們治國理政的水平能不能提高上。“四個全面”每一個全面都體現了我們對治國理政的新的思考和探索，合在一起就是一個完整的治國理政方略。這一治國理政方略，吸收繼承了人類文明的成果，體現着鮮明的中國特色，既有現實針對性又有長遠考慮，把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規律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爲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治國理政提供了基本遵循。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