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員的升遷之路上，起跑以後，就是助跑了。助跑的關鍵是：“交叉鍛鍊”與升遷“福地”。
完成了從處級到局級官員的跳躍之後，官員便已經屬於政壇的佼佼者。此後其升遷則更多借助於“交叉鍛鍊”。事實上，這也是培養官員綜合能力的重要途徑。
有專家說，官員在其成長過程中，普遍經歷多個崗位，其中正局級官員平均經歷過6－8個崗位，正處級官員平均經歷3—4個崗位。上文提到的《領導幹部成長規律研究》的報告顯示：被調查的官員六成以上認爲輪崗交流是幹部成長的重要途徑。
吳天然說，“區縣崗位事無鉅細，涉及面廣，機關崗位，規範性和專業性較強。由此需要官員的風格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各不相同。”交叉任職可以使官員的綜合能力得到提升。
截然不同的鍛鍊經驗能使官員思路更加開闊，作風也更務實，尤其是機關官員，適時至區縣任職鍛鍊是一種必要的經歷。人們常常因此認爲從市直委辦局進入區縣是“升格”，而區縣的優勢在這個特定的層面上明顯起來。
根據一些媒體的統計，在現任北京市委常委中，有多人的成長帶有此種軌跡。如常務副市長吉林，在晉升常委前擔任了密雲縣委書記；組織部部長呂錫文在晉升常委前被安排至西城區，先後擔任政、黨“一把手”；總工會主席樑偉在晉升常委前任通州區委書記。
從已有的官員調動看，在北京，通過跨部門、跨區縣的鍛鍊調動來完成官員成長和職位升遷，已成爲越來越明顯的特徵。此次官員人事調整中履新的幾位副區長即是此種調動方式的體現，他們分別來自北京市發改委、科委、財政局、城管執法局。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區縣還是市直委辦局，都有幾處升遷“福地”存在，事實上這是全國的普遍現象。專家們說，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管理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區縣和部門中，穩健型或創造型的官員都更容易獲得提升，而在“看攤型”單位的官員則上升的空間一般不大。
有專家說，所謂“福地”的形成是一系列互動作用的結果——能夠擔任重要區縣和部門領導的官員一般都是得力之人，而在重要地區和部門的“鍛鍊”又進一步加強了他們的能力，拓展了他們的人脈，引得了更高官員的重視，這種“強者愈強”的效應最終導致了“福地”現象的出現。
胡風對吳天然說：“表哥，咱們兩個現在都在進行交叉鍛鍊啊。我從北京下到了山陽，你從山陽讓到了北京。”
吳天然笑笑說：“咱兩個還有區別，你是主動去的，我是被動來的。”
如果說官員們是升之路上的長跑選手，除了他們自己的起步和助跑要有力以外，還有一個關鍵的因素。那就是場外的因素。說白了，就是“一把手”的判斷。
官員的成長，個人努力和組織培養的因素之外，還不同程度受到黨政“一把手”，尤其是黨委“一把手”判斷及其所崇尚的官員政策的影響。很多時候，官員也如待選之魚，若這一批未被網中，則可能就此失去了機會。而官員選拔政策的搖擺，往往會造成這樣的“夾心”官員羣。
此前的北京市曾有一年宣佈了一條要求，就是當批提拔官員以30歲爲上限，多一個月也不要。有專家就指出，這批被硬選拔出來的官員，事後證明淘汰率很高。“本意是要幹部年輕化，但是這種轉折*作過於粗糙，既傷害了許多幹部，也造成了了某些事業損失。”
該政策一貫徹便是幾年，當時一批40歲左右的官員，都未能入選，等日後發現方法有問題的時候，當時40歲的已經超過了45歲，年齡過線，被使用的機率大爲下降。這樣就“浪費”了一批成熟的人才，而官員的抱怨也往往由此產生。
另外，主要領導的經歷和喜好也不可避免的決定某一時期官員的升遷命運。“官員選拔標準大而言之永遠是‘德才兼備’，但是‘德’‘才’在不同領導眼裡千差萬別。”吳天然說，“就一般的規律而言，一把手如果是‘草根’出身的，往往偏重實踐型的官員；如果是‘海歸’，他就更喜歡‘專業型’的官員。當然凡事都有例外，也不乏以互補視角用人的領導。”
現在，讓胡風更爲關心的是，那些廳局之後的去向。因爲他和吳天然一樣，現在都已經解決了正廳級的待遇了。
從北京的幹部發展軌跡來看，高層職位畢竟有限，哪怕是仕途的佼佼者，他們絕大部分的政治生涯也都止步於局級。有專家就曾舉例說，一位進入副部級人選考察視野的官員提到：到了區委書記這一層，誰當副市長都行，很少有人不勝任，但決定能否晉升的因素是多樣的，關鍵要看空缺的是什麼崗位。
對於那些能夠在千軍萬馬中晉升到省部級（北京市市級官員）的北京官員而言，除了到點退休外，繼續的升遷之路則是進入中央或通過交流到其他省任職。
事實上，北京市地方官員從副部級，甚至局級崗位調至中央部委任職的情況都並不罕見。有媒體統計了1988年以來北京市市委常委和副市長共73人的履歷，發現其中有12人是在北京市內一步步升遷進入中央。其中最著名的是國務院原副總理吳儀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何魯麗，她們均是在北京市副市長的位置上被調入中央，並最終進入國家領導人行列。
與進入中央任職相比，北京官員赴外省任職的數量要少得多。在這家媒體統計的20多年來的73名市委常委和副市長中，僅有3人從北京市領導的位置調至其他省市任職，最著名的是現任青海省委書記的北京市委原副書記強衛。
當然，以胡風現在的資歷，他並不奢望能在三幾年內就晉升爲副部級。他的理想是能回到北京擔任區、縣的黨委一把手。即區委書記或縣委書記。吳天然說，如果能擔任區縣的黨委一把手，那他胡風就可以說實現了人生的一大飛躍。
和吳天然探討了一個下午，胡風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那就是萬變不離其宗，所有的官員能不能升遷，以及升遷的速度如何，背後都有一個不變的法則——適者生存。
事實上，無論具體升遷軌跡如何，所有官員更替都在遵循一條樸素而普遍的法則：適者生存。
官員們需要適應時代的需求。有專家說：“在以階級鬥爭爲綱的時期，肯定是造反派起得快；等到以經濟建設爲中心了，搞經濟的幹部就上來了；現在既能發展經濟又能管理社會的官員則容易被選中。”
具體到北京，官員們需要適應首都定位的需求，比如國際視野、大局意識、現代意識要強，依法行政的水準要高，以及對政治穩定、社會穩定的格外重視等。因爲“北京是首都，政治穩定是第一位的，官員的政治素質就顯得特別重要”。也有專家說。
當然，處理各種複雜問題的能力也是北京幹部必須具有的。“北京作爲首都，守在中央身邊，上下左右盤根錯節，對官員的協調能力要求更高。”有專家這樣說。
如此狀況下，北京市地方官員往往顯示出更爲老練過人的爲人處事方式。“北京市幹部比較‘聰明’，他們做事時，常常是‘原則不變，方式多樣’，具有在不同場合選擇恰當言行的智慧和功夫。”中央黨校一位專家說。但與此同時，“近年來也出現了兩個值得關注的現象，一是出現了一些民望較高的個性官員，二是少數官員根據對自己性格、興趣的再認知，離開官場，重新選擇職業”。
近年來，來自高校的官員日益增多。“一是北京市幹部公選力度加大，在以筆試、面試爲主要環節的官員公選中高校官員顯然比基層出身的官員更有優勢；二是有些或不太重視研究趨勢和形勢，或是不太重視學習的‘草根派’官員，逐漸跟不上現在的需要；三是北京對現代人才的超前儲備。”有專家說。
在此次官員人事調整中，學者型官員顯然受到了青睞。僅市內某區新上任的三名副區長中，就有兩位擁有博士學位。此外，12名履新的法院院長學歷也全部在研究生以上。
有專家稱，“‘草根派’官員解決具體問題的本事非常強，像維穩、拆遷等都得靠他們。這批官員在完成使北京‘由窮變富’的歷史使命中，具有重大貢獻。但是他們也有先天的弱點，一些人在‘由富變更富’的這個坎上略顯觀念不及，知識不夠。”
但也有專家提醒，北京不得不小心的是，如何有效地實現“經驗型”與“專業型”這兩批官員之間的融合和銜接。“如果‘博士’取代‘草根’的速度過快，可能會因‘博士’的實戰經驗不足而大大降低行政的質量，甚至導致基層失控；如果‘草根’佔的比例太大，就容易影響北京地方在發展過程中的‘脫胎換骨’和‘品位升級’，而且時間特別持久的話，會嚴重影響北京現代化的速度。”
胡風說：“專家的話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綜合考量一下，咱們弟兄兩個的仕途還是走得不錯的。當然，你的前途又遠在我之上。通過一下午的討論，我的心裡更明白了。我現在要做的就是在山陽安心工作，待時而起，在合適的時候衝擊北京的區縣委書記。將來的事情就不去多想了，能不能解決省部級，就交給老天爺好了。對了，表哥，你對我在仕途上有什麼要提醒的嗎？”
吳天然說：“表弟，看來你現在對仕途上的事很有心得嘛，我真的給你說不上來什麼。如果非要讓我說，我覺得你提供的一些專家的說法很好。比如，穩健型或創造型的官員都更容易獲得提升。我看你不是穩健型的，那就你做一個真正創造型的官員吧，記住，是真心創造的官員，切實而不表面。”
胡風說：“表哥，你的話我記住了。對了，晚上一塊兒吃個飯吧。我請你，咱們到天上人間去！”
吳天然說：“咱們弟兄就不必客氣了。我晚上還有點事，就不能陪你了。”
其實，吳天然晚上也沒有別的什麼事，他只不過是想利用晚上的時間好好地讀一讀《史記》。對於空閒的時間，在上班的時候，吳天然就翻閱報刊雜誌，研究李瑞環及其它領導同志的理論著作。而像《二十四史》這樣的書，雖然不是閒書，但他一般仍是要放在晚上讀的。這些書在辦公室裡看，他覺得似乎有些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