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大王
——錢壯飛
要不是錢壯飛同志，我們這些人都會死在國民黨反動派手裡，錢壯飛同志在對敵鬥爭中立下的豐功偉績，的確使我們的黨少走了彎路，全黨將永遠紀
——周恩來
錢壯飛（1896～1935），原名錢壯秋，別名錢潮，生在浙江吳興（今湖州市）縣城的一個商人家庭。1915年，錢壯飛從省立三中畢業後，考入北京醫科專門學校。1925年，錢壯飛加入中國共產黨，以醫生的身份積極參加革命活動。大革命失敗後，他來到上海國際無線電管理處謀職，後奉黨中央的命令打入國民黨內部，成爲一名特殊的地下情報工作者。1931年， 錢壯飛截獲重大情報，保護了黨中央的及中央領導同志的生命安全，隨後他轉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工作。1934年10月，他隨中央紅軍開始長征。1935年3月底，錢壯飛犧牲於貴州烏江一帶，時年39歲。
巧妙隱藏
1896年，錢壯飛出生時，他的家庭還算一個小康之家。父親錢子如在城裡做生絲收購的生意，母親範氏操持家務，一家人生活得倒也無憂無慮。錢壯飛在省立三中讀書時，其父因生意失敗的重大打擊而病逝，其母爲避免他受人欺辱，早早地爲他定了一門親事。他的妻子徐雙英是同城一家布店店主的女兒，模樣清秀、知書達理，次年便爲他生了個女兒。
1915年，錢壯飛從省立三中畢業，考上了北京醫科專門學校。在北京求學期間，錢壯飛結識了一位名爲張振華的女同學。張振華是安徽桐城一家名門望族的女兒，也是一個新派女性。她經常在生活和學費上資助錢壯飛，使他順利地完成了學業。兩人畢業後，留在北京成了家。後來，徐雙英母女也來到北京，與他們共同生活。全家人和睦相處、生活安康。
錢壯飛爲了養家餬口，先在北京長興街掛牌行醫，後來又到京綏鐵路附屬醫院工作，並在美術學校兼職任教。這段期間，錢壯飛受張振華弟弟張暹中的影響，逐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觀。張暹中是早期共產黨員，對錢壯飛和張振華的思想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後來，在張暹中的影響下，張振華和錢壯飛先後加入中國共產黨，雙雙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6年，錢壯飛和張振華在北京又開辦了一家光華影片公司。當時，他們一邊在公司參與影片的演出，一邊以演員的身份進行地下工作。有時候，錢壯飛利用醫生的身份作掩護，把黨的秘密文件、傳單或標語裝在醫用皮包裡，提到黨的地下機關或隱蔽同志的住處“出診”；有時候，錢壯飛一家人以演員的身份到北海公園等公衆場合散發傳單；有時候，他們又趁深夜將傳單一一塞進沿街靠巷的門縫裡。
大革命失敗後，錢壯飛的身份暴露了，經由黨組織安排，來到上海工作。幾經周折後，他在上海找到工作，才把一家人接到了上海。後來，錢壯飛與黨組織接上了頭，被編入上海中共法南區委所屬的法租界支部，與胡底成爲一條戰線上的工作夥伴。爲了宣傳的需要，法南區委書記李富春在黨支部成立了一個特別宣傳隊，錢壯飛是這個宣傳隊的一員。有一次，宣傳隊爲支持法商電車公司中國工人的罷工鬥爭，準備上街散發傳單和張貼標語。爲了攜帶和張貼方便，錢壯飛設計了一種只有兩指寬的微型傳單，運用起來方便快捷。他的這個小小創意得到了同志們的認可，也激發了他在設計方面的潛能。後來，他的這一稟賦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時期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
潛伏
1928年下半年，錢壯飛在上海國際無線電管理處找到一份工作，專門負責廣告繪畫和招攬生意。令他沒想到的是，機緣巧合之下，自己竟然成了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特科組織”中的一員。中共中央特科組織成立於1927年11月，它的主要職能是：保衛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瞭解和掌握敵人的動向，向革命根據地通報敵情，以及營救被捕同志和懲辦叛徒等。不久，黨中央決定，從黨內挑選一兩個忠實可靠的同志打入敵人黨政機關，負責偵探和蒐集情報的工作。
當時，上海國際無線電管理處是國民黨政府建設委員會下設的一個對外營業機構，主要是替一些來往上海的外國人收發國際來往電報。它雖不是國民黨的重要黨政機關，但卻是一個可以隱蔽中共黨員骨幹、掌握無線電收發技術和收集情報的重要地方。毫無疑問，錢壯飛就是黨中央心目中可長期潛伏的最佳特工人選。不久，李克農也來到上海國際無線電管理處工作，成爲錢壯飛的親密可靠的戰友。
這年冬天，在國民黨政府建設委員會擔任秘書長也是“中央俱樂部”（簡稱C.C）重要領導人之一的陳立夫爲了擴大自己的勢力，準備在一些重要機構培植自己的黨羽。作爲建設委員會的下屬單位，上海國際無線電管理處自然是他的第一個陣地。他把原管理處處長弄走，又把自己的同鄉兼表親徐恩曾安插進入，使管理處成爲供他掌握和支配的地方。
徐恩曾是浙江吳興人，早年留學美國，表面上看來斯斯文文，實際上卻心狠手辣、貪戀美色。他走馬上任後，很快注意到了自己的同鄉錢壯飛。他發現錢壯飛聰明能幹、善於交際，便把管理處的事物全權交予錢壯飛處理，自己則三天兩頭到外面花天酒地。爲了進一步取得徐恩曾的信任，錢壯飛爲他妥善安置了一個情婦的住所。從此，徐恩曾視錢壯飛爲他的“左膀右臂”。
1929年，浙江省建設廳舉辦規模盛大的西湖博覽會。錢壯飛協助徐恩曾進行博覽會的設計和會務工作。在博覽會的準備工作中，錢壯飛發揮了自己設計和組織的才能，不僅使博覽會圓滿召開，還替徐恩曾贏得了陳立夫的稱讚。自此，錢壯飛更加受徐恩曾的信賴和賞識，他的地下工作開展得也順利了許多。
1929年年底，徐恩曾調到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的黨務調查科擔任科長一職。他第一時間將這個好消息告訴自己的“心腹”錢壯飛，並悄悄告訴他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陳立夫準備在黨務調查科的基礎上建立一個龐大的反共的特務系統，配合蔣介石對共產黨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圍剿及利用中共的動搖分子打入中共內部。徐恩曾讓錢壯飛做自己的主要助手，協助陳立夫建立這個特務系統。錢壯飛迅速將這個消息傳達給中央後，周恩來親自批覆說：“你們把它拿過來！”不久，中共中央特科決定，由錢壯飛、李克農、胡底三人組成一個直屬黨中央負責人單線領導的特別黨小組，打入國民黨的最高特務組織。
錢壯飛作爲徐恩曾的機要秘書，主要負責補充人員、請示經費、在各地建立基層機構，並在南京建立秘密指揮機關和秘密電臺。他利用職務之便，在擴充人員時，安插了一些可靠的共產黨員進去，便於及時與留在上海的李克農聯繫。
徐恩曾的秘密指揮機關成立後，但凡國民黨中央黨部送給他看的機密文件、電報，以及漢口、九江、安慶等地的特務給他的情報，都要送到南京中央路上的“大本營”來。徐恩曾雖然野心勃勃，但始終改不了留戀煙花之地的毛病。每天，他只拎着公文包到辦公室打個照面，處理一下必須由他決定和處理的一些重要事情，然後就跑到外面鬼混去了，剩下的事情全都交給了錢壯飛一個人。因此，凡是呈報給徐恩曾過目的機要文件，全都先交到錢壯飛這裡來。遇到重要情報，他總是不動神色地傳遞出去，交給中共中央處理。這一切，他都處理得滴水不漏，絲毫沒被徐恩曾發覺。
後來，陳立夫讓徐恩曾去搜集共產黨和其他黨派、政治勢力的情報。毫無疑問，這一重任又落到了錢壯飛的身上。錢壯飛根據中共中央特科的指示，在南京、天津等地建立了一套以“通訊社”爲名義的半公開情報機構。在南京，錢壯飛設立了“長江通訊社”和“民智通訊社”，併兼任通訊社的負責人；在天津，他讓胡底在日本租界創建了“長城通訊社”。李克農則以無線電管理局的廣播新聞編輯的身份作掩護，負責主持設在上海的國民黨情報機關；並把錢壯飛、胡底獲得的情報，通過中共中央特科轉送給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因此，這些“通訊社”，名義上雖爲國民黨的特委機構，實際上完全掌握在共產黨的手中。
自1929年底開始，錢壯飛和他的親密戰友李克農、胡底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裡，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將個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戰鬥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心臟裡，極其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他們的“把國民黨最高特務組織拿過來”的這個無比艱險而光榮的任務，並贏得了我黨情報戰線上“龍潭三傑”的美譽。
解救中央
正當錢壯飛等人在國民黨內部工作得順風順水時，共產黨員顧順章的被捕和叛變擾亂了一切，甚至還差點搭上錢壯飛及重要中共中央領導人的性命。好在錢壯飛及時發現，攔截情報，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消息傳到黨中央，避免了一場重大浩劫的發生。
顧順章原是上海南洋菸草公司制煙工廠的一個工頭，平日喜歡舞槍弄棒、打架鬥毆、耍幾套魔術，渾身上下散發着一股流氓氣息。五卅運動時，他參加了工廠大罷工，並負責工人糾察隊，熱衷於買槍打叛徒、工賊和流氓，後調到上海總工會工作。上海工人武裝大起義時，他擔任武裝糾察隊的隊長。在這次起義中，他表現得積極、勇敢，受到了周恩來的嘉獎。因此，他在上海工人中也小有名氣。後來，黨中央創建中央特科時，顧順章參與了相關工作，並擔任行動科的科長。可沒過多久，他的流氓本性就暴露無遺，且無視中央領導人對他的批評、教育。考慮到組織、情報安全等問題，黨中央將他調離了中央特科。
1931年4月，顧順章在完成護送張國燾去鄂豫皖根據地的任務後返回武漢，竟然不顧黨的秘密工作紀律，在漢口的一家遊樂場所公開表演魔術賺錢，還同一些交際花鬼混在一起，最終於4月24日遭人告密被國民黨反動派所捕。
顧順章被捕後，在審訊的當天就叛黨投敵了。他先是供出了中共駐漢口的秘密交通機關，以及湘鄂兩革命根據地和紅二軍團駐漢口的辦事處所在地；還出賣了直屬中央特科四科領導、在英商祥泰木行一條運輸船上當舵手、負責上海至漢口秘密交通線的一位姓陳的共產黨員。當時，顧順章揚言這僅僅是投靠國民黨的一個小小見面禮，他還有一個更大的秘密需要面陳蔣介石。這個天大的秘密就是，他所知道的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在上海的秘密地址，以及中央特科錢壯飛等人的情況。
風雲突變，變幻莫測。這一切來得太突然，此時遠在南京的錢壯飛還一點都不知曉武漢發生的驟變。
4月25日，正值週六，只有錢壯飛一人在“大本營”值夜班。突然，他接收到武漢國民黨特務機關發給徐恩曾轉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陳立夫的六封特急絕密電報，且每封電報上面都寫有“徐恩曾親譯”的字樣。錢壯飛一邊接收電報，一邊對這六封絕密電報產生了濃厚興趣。他心想：到底武漢發生了什麼重大事情，以至於需要連發六封絕密電報？於是，他拿出從徐恩曾那裡偷來的密碼本，將六封電報的內容翻譯了過來，當時就大吃了一驚。他這才知道，原來中共黨員顧順章被捕並已投敵叛黨，即將到南京供出中共中央機關及重要中央領導人的秘密處所，並準備在三天之內全部肅清。
看完電報後，錢壯飛定了定神，趕緊將電報原文記下來，然後將電報原封不動地封好，並想辦法將這一重大情報傳遞給黨中央。他思前想後，決定派自己的女婿連夜乘火車去上海，將這個重要情報告知中央特委，再傳達給黨中央。安排好這一切後，他仍舊若無其事地留在“大本營”值班，一邊繼續觀察事情發展的情況和思考應對措施，一邊清理自己所管理的重要電文、賬目等資料，做好隨時撤離的準備。
在這之後，又陸陸續續傳來一些密電。錢壯飛從這些密電中得知，武漢方面已派專輪護送顧順章趕往南京，並將在未來48小時內抵達南京。隨即，他立即密電“長江通訊社”、“民智通訊社”和天津的“長城通訊社”的相關同志迅速撤離。
第二天清晨，等徐恩曾來上班後，錢壯飛平靜得地將昨晚那批密電遞給他，之後就裝作下夜班回家休息的樣子，從容不迫地離開了“大本營”。其實，他並沒有像往前一樣回家休息，而是立即乘車趕往了上海。爲了安全起見，他提前在上海郊區的一個小站下了車，繞道進入市區，融進人來人往的大上海。
黨中央收到錢壯飛在南京“大本營”截獲的情報後，立即採取了相關應對措施，力求在國民黨反動派下手之前，轉移相關人員和銷燬一切證據。經過幾十個小時驚心動魄的時間戰後，中共中央終於搶在國民黨反動派下手之前，避免了一場空前嚴重的大破壞、大災難。
4月27日，顧順章乘船抵達南京後，才說出中央路上的“大本營”是共產黨在南京的秘密聯絡處及錢壯飛是共產黨打入國民黨內部的地下工作者的消息。當徐恩曾得知這一消息後，他驚訝得一時說不出話來。他不相信自己信任的得力助手是共產黨的人，趕緊派人到他的住處搜尋，結果早已不見錢壯飛的人影。這時，徐恩曾才恍然大悟、追悔莫及，趕緊派人到上海，展開全市大搜捕。可他們所到之處，早已是人去樓空，什麼都沒有搜到。氣急敗壞的徐恩曾本想拿錢壯飛留在南京的家屬們開刀，引出錢壯飛，可偏偏錢壯飛在離開前留給他一封警告信，害得徐恩曾無處下手。錢壯飛在信上說，徐恩曾如果遷怒於他的家人，他就把徐恩曾的醜聞、隱私公佈於衆，讓他身敗名裂。權衡之後，徐恩曾僅僅是裝模作樣地抓了錢壯飛的家人，關了幾天後就放了。
事已至此，國民黨反動派們也只有捶胸頓足、懊惱不已的份兒了。至於顧順章這個叛徒，自然是沒有得到蔣介石的重用，最終死在了國民黨特委的槍下，得到了應有的下場。
魂斷長征路
顧順章事件後，錢壯飛被黨中央安排到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工作。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期間，錢壯飛利用自己的長處將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
1932年春，紅一方面軍成立了保衛局，由錢壯飛擔任局長。當時，保衛局的幹部、戰士大多是從紅軍作戰部隊或者紅軍學校選拔出來的年青黨員骨幹。他們血氣方剛，一心想着上戰場殺敵，根本無心留在保衛局工作，甚至認爲供職於保衛局是膽小鬼的表現。錢壯飛爲了改變這些紅軍青年幹部、戰士的觀念，親自爲他們講起來自己的工作經歷，以此啓發他們認識保衛工作的重要性和困難性。此外，他還根據每個人的文化程度，編寫了教材，幫助大家學習文化和掌握有關情報、保衛工作的各種專業技術知識。錢壯飛講課時，內容豐富、情節生動，常常用淺顯、生動的例子來說明實際問題。漸漸地，大家開始對保衛工作上心了。
1933年8月，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準備委員會決定，在中華蘇維埃政府所在地葉坪，建立一座紅軍烈士紀念塔。錢壯飛承擔了這座紀念塔的設計任務。經過一段時間的實際勘察和設計規劃後，錢壯飛把紀念塔的造型設計成射向敵方陣地的炮彈，象徵着紅軍烈士們衝鋒陷陣、一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紅軍烈士紀念塔落成時，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在紀念塔的塔基石碑上題了詞，並刻下了這一具有歷史意義工程的設計者和指導者錢壯飛的名字。此外，他還參與設計了《紅色中華》報刊頭及優秀紅軍指戰員紅星獎章的設計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開始長征。錢壯飛隨中央軍委縱隊開始長征。不幸的是，他在隨紅軍主力渡過烏江後，在貴州流長一帶因躲避空襲而掉隊。後來，黨中央派人四處尋找錢壯飛，卻一無所獲。據中央事後確認，錢壯飛犧牲於流長當地土頑分子的手中，時年39歲。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曾在多次會議上讚揚了錢壯飛。1962年2月，外交部副部長、解放軍總參謀長李克農上將逝世，周恩來在治喪委員會召開的會議上追憶說：“李克農、錢壯飛、胡底是我黨情報工作戰線上的三傑。錢壯飛是情報大王，錢壯飛如果還活着，也應該是上將或大將了。”在李克農的悼詞中，有這樣一段話：“在大革命失敗後，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李克農堅強勇敢地同敵人進行了鬥爭，同爲革命而壯烈犧牲了的錢壯飛、胡底同志一起，對保衛黨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這是黨和人民對錢壯飛烈士和他的戰友們一生的英雄業績，所作的高度評價和定論。
“留得頭顱在，可爲黨效力。”——彭幹臣
革命誠非易，斷指何足惜，留得頭顱在，可爲黨效力。
——彭幹臣
彭幹臣（1899～1935），又名彭幹成，出生在湖北英山縣。1921年10月，彭幹臣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年底轉爲中共黨員。1924年5月，彭幹臣成爲黃埔軍校第一期學員，後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6年秋，彭幹臣回國參加了北伐戰爭。南昌起義時，他被任命爲南昌市公安局局長，後去上海做地下工作。1932年2月，他前往贛東北革命根據地，擔任紅十軍參謀處長及彭楊軍政學校校長，後隨抗日先遣隊北上。1935年1月，彭幹臣在懷玉山戰鬥中不幸犧牲。
“革命的精神是幹”
1956年初夏的一天，周總理和鄧穎超在中南海紫光閣接待了一位年輕人。鄧穎超拉着這個年輕人對周總理說：“是他，他就是彭幹臣的兒子彭偉光。”周總理上下打量一番，笑眯眯地對鄧穎超說：“你看他的模樣、腔調和動作全都像他的爸爸。”當天，鄧穎超陪彭偉光到中南海划船，滿懷深情地回憶道：“你爸爸在上海和我們一塊做秘密工作，他是一個機智樂觀，幹起事不顧一切艱難的人。對於他的犧牲，我們是很痛心的。今天見到你，我和你周伯伯非常高興。這樣，我們對失去的戰友彭幹臣烈士有所交代了。”
周總理和鄧穎超口中的“彭幹臣”究竟有過怎樣的光輝人生呢？
彭幹臣降生在湖北英山縣的一個佃農家庭中。小時候，雖家境貧寒，但彭幹臣的父母和堂叔都非常支持他上學唸書，加上他自幼聰明好學，學習成績一直很優異。1919年夏天，他考上安徽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就讀。
當時，安徽省立第一師範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新思想、新文化得到廣泛傳播，學生運動蓬勃發展。彭幹臣進入安徽省立第一師範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薰陶，並通過同學成爲進步雜誌《新青年》的忠實讀者。1920年，惲代英應邀到安徽省立第一師範講學，傳播馬克思主義，對彭幹臣的思想轉變產生了極大影響。漸漸地，彭幹臣成爲安徽省立第一師範學生運動中的骨幹分子。
1921年6月2日，安慶各學校學生代表到省議會請願，要求省議會增加教育經費。然而，安徽省議會不但拒絕，反而派人毆打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當晚，請願代表們聯合省立第一師範、法專等學校近千名學生包圍了省議會大樓，要求會見議長和議員。不料，守護在省議會大樓的警察與學生髮生衝突，用殘酷手段鎮壓了學生。頓時，省議會大樓周圍血跡斑斑，大部分學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傷害。其中，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薑高琦身中七刀，鮮
血直流。
第二天，省學聯號召安慶市所有學生總罷課。彭幹臣等一批有志青年走上街頭，散發傳單、遊行示威，揭露反動軍閥的罪行。一時間，安慶市各界人民及安慶周邊各地區的學生都加入到支持學生運動的行列中來。7月1日，受傷學生薑高琦因醫治無效而死亡。安慶市各界人民得知這一消息後，義憤填膺地向北京政府控告了省議會的殘暴行徑。經過安慶市各界人民的堅決鬥爭，省議會終於同意增加教育經費，並安撫了姜高琦的家人。
安慶“六二”運動後，彭幹臣的內心得到了更爲深刻的教育和啓發。他曾在姜高琦墓地的血衣亭內題詞：“幹，革命的精神是幹！是要徹底的幹！”這句題詞，表明了彭幹臣與反動勢力鬥爭到底的決心。
1923年6月，安慶社會主義青年團召開重建大會，併成立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安慶支部。彭幹臣是主要成員之一。這年冬天，中共安慶黨組織召開成立大會，到會人員中包括彭幹臣等十名黨員。
忠心可鑑
1924年4月，中共安慶黨組織選送彭幹臣報考黃埔軍校。結果，彭幹臣順利考上。5月，彭幹臣進入黃埔軍校學習，成爲中共黃埔特別支隊的重要成員。在黃埔軍校期間，彭幹臣學習成績優異，也是主要的革命活動積極分子。他常常寫信給同學、老鄉和朋友，向他們介紹黃埔軍校的學習、戰鬥、生活等情況，鼓勵他們也報考黃埔軍校。
彭幹臣畢業後，留校擔任第三期教導團一團連的黨代表。1925年2月上旬，黃埔軍校的兩個教導團參加第一次東征。彭幹臣作爲黨代表，隨部隊出征。行軍路上，彭幹臣按照周恩來的指示，對剛入伍不久的新兵進行階級教育和形勢教育；打仗時，彭幹臣身先士卒，爲新兵們起到了表率作用。3月18日晚上，部隊悄悄逼近五華縣城。此時，城內的敵人沒有察覺到任何異樣，哨兵巡邏到城門時被部隊所俘。彭幹臣逼迫俘虜謊稱回城取彈藥，讓城內守敵打開城門。趁此機會，黃埔軍校教導團的新兵們一擁而進，與敵人展開拼殺。彭幹臣帶領戰士們勇猛殺敵，始終衝在隊伍地最前列。正當他抽空裝子彈時，突然從右小指處傳來一陣鑽心的疼痛感。他低頭一看，原來小指頭被敵人的子彈擊中而截斷，鮮血止不住地往下流。雖然疼痛難忍，但他拒絕了衛生員的包紮，把槍換到左手，右手一揮，帶領戰士們再次衝了上去。沒過多久，五華縣城內的敵人就被東征軍消滅得一乾二淨。事後，戰友們爲他失去了右小指而惋惜，但彭幹臣則笑呵呵地作詩一首：“革命誠非易，斷指何足惜。留得頭顱在，可爲黨效力。”
1926年秋，北伐戰爭迅猛發展。彭幹臣提前結束在莫斯科東方大學的學業，回國參加北伐戰爭。彭幹臣到部隊報到後，擔任第十一軍獨立團的參謀長一職。在攻打汀泗橋、賀勝橋、武昌城的著名戰役中，彭幹臣向團長葉挺主動請纓，親自帶領一支由共產黨員帶領的“敢死隊”作爲先鋒部隊，爲團部在前面開路。每次衝鋒時，彭幹臣總是一馬當先，出其不意地攻克守敵，爲後續部隊攻城打開便利之路。一次在激戰中，他腰部受傷，卻堅持不下火線，深受葉挺的讚許。10月，國民軍攻佔武昌城後，葉挺獨立團擴編爲十四師，葉挺爲衛戍司令，彭幹臣爲衛戍司令部參謀長，負責武昌的防衛工作。葉挺率部西征時，彭幹臣代理衛戍司令。任職期間，他忠於職守、打擊反動勢力、保護工商和市民的利益、維護了武昌城內的穩定秩序。
中共第一個公安局局長
1927年6月，黨中央將一道密令下達到彭幹臣的手中，讓他即刻趕往南昌，與周恩來籌劃一項重大的軍事武裝活動。這項重大的武裝起義活動，即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
當時，南昌、九江一帶聚集的敵兵，相比較中共控制的兵力而言，少之則少。如果趁此機會發動武裝起義，可促使起義的成功。
8月1日凌晨兩點，南昌城內熟睡的人們突然被一陣槍聲驚醒。中國共產黨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第一槍打響了。經過五個小時的激戰後，南昌起義部隊消滅了敵人近萬名，成功佔領南昌城。起義當天，彭幹臣被中共中央任命爲南昌公安局局長兼衛戍司令。他接管南昌公安局後，立即將原公安局的警官和消防隊員進行了集合、整編，併發出佈告要求各商店照常營業，再次顯示了他幹練的辦事作風。
8月4日，彭幹臣召集公安局原下轄的保安第一、二大隊和消防隊進行訓話，而後重新組合編隊，並將新招募的300多名青年與原有的警員合編爲幾個連，派發槍支彈藥後，隨賀龍的警衛團南征。
南昌起義爆發後，蔣介石慌忙調來大批軍隊鎮壓。針對敵我力量過於懸殊的情況，起義部隊決定放棄南昌，南下廣東。8月5日，彭幹臣隨起義部隊南下廣州。
9月下旬，南昌起義部隊到達潮汕地區，以周恩來爲首的前敵委員會曾決定，將海陸豐農民赤衛隊改編成十五軍，由劉伯承當軍長，彭幹臣任第一師師長。然而，起義部隊主力在10月就遭到了失敗，十五軍沒能正式成立，彭幹臣自然也沒有擔任第一師師長。
南昌起義失敗後，彭幹臣輾轉來到上海。1928年，彭幹臣受黨中央委派作爲中央軍委委員協助軍委主席周恩來做地下工作。第二年夏天，黨中央決定在上海秘密成立軍委系統的軍政幹部訓練班，並選定彭幹臣作爲訓練班的具體事務負責人。
當時，軍政幹部訓練班由軍委主席周恩來直接領導，彭幹臣除了負責訓練班學員的接送、住食、安全等工作外，還擔任學生的課程教員。訓練班一共辦了三期，每期30多人，訓練時間爲三個月左右，主要爲學員們講授黨的建設和軍事鬥爭等課程。訓練班的場所設在一棟三層樓的花園洋房裡。彭幹臣在花園外的大鐵柵欄門旁樹了一塊寫有“蜜蜂經理處”的大牌子，對外聲稱是武漢蜜蜂公司設在這裡洽談生意的地方。他化名黃春山，是該經理處的經理，人稱“黃大老闆”。
每期訓練班開班時，彭幹臣都要去接學員。一般，他會在晚上接進學員，並規定任何學員在學期結束之前不得離開花園洋房。學期結束後，他再趁黑把學員一個個地送走。學員由保衛人員化裝成的人力車伕，直接送到事先安排好的旅館，再由黨中央派來的“交通員”接走，派往蘇區。
當時的上海處於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政策中，可彭幹臣在主持軍政幹部訓練班一年的時間裡，從未出現任何紕漏或者事故。周恩來對他謹慎、認真、幹練的做事風格大爲讚賞，稱他是“出色的將才經理”。
懷玉山上鑄英魂
1930年5月底，彭幹臣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前往東北組織武裝鬥爭。9月，東北黨組織內部出現叛徒，彭幹臣暴露於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政策之下。爲了躲避國民黨特務的抓捕，彭幹臣和一位配合他工作的同志於10月上旬乘火車北上哈爾濱。途中，兩個國民黨特務一路跟隨他們到了哈爾濱落腳處。這時，彭幹臣發覺其中一個特務好似跑去告密了，遂將另外一個特務騙進住處內掐死，再直奔火車站，乘車取道大連重返上海。
在上海期間，彭幹臣曾到天津開展工作，後因“顧順章事件”又返回上海。他回到上海後，仍協助周恩來工作，並親自到工廠、學校等地開展革命活動。後來，由於黨中央被王明的“左”傾錯誤所統治，使上海的革命力量和組織遭到極大破壞，周恩來、彭幹臣被迫離開上海奔赴革命根據地領導武裝鬥爭。
1932年2月，彭幹臣來到贛東北革命根據地。他先是擔任紅十軍參謀處長，後改任彭楊軍校校長，培養了大批有才幹的軍事幹部。他在彭楊軍校任職期間，把自己的名字“幹臣”改爲“幹成”，意爲幹什麼都立志幹成。
正當彭幹臣爲培養紅軍幹部大展身手的時候，黨內錯誤的“肅反運動”向他襲來。因他是知識分子出身，且在“白區”工作過，自然成爲“左”傾冒險主義推行者攻擊的對象。1933年9月，彭幹臣遭“肅反運動”的組織者囚禁，並持續到1934年11月。紅軍開始長征後，方誌敏將彭幹臣解救出來，並加以重用。後來，彭幹臣隨方誌敏的抗日先遣隊北上長征。在半個月的時間裡，方誌敏率領的抗日先遣隊沿着皖贛邊行進，一路上克敵前進，威震四方。
1935年初，方誌敏的抗日先遣隊抵達贛東北的懷玉山時，遭到敵人的重兵圍攻。面對大批敵人猛烈進攻，紅軍戰士英勇殺敵，絲毫沒有畏懼之色。但終因寡不敵衆，紅軍戰士死傷無數，彭幹臣也在戰鬥中不幸犧牲，年僅36歲。
“堅決革命的同志”——董振堂
英雄戰死錯路上，今日獨懷董振堂。懸眼城樓驚世換，高臺爲你著榮光。
——葉劍英
董振堂（1895～1937），寧都起義的領導者之一，人民軍隊的傑出將領。1895年12月21日，董振堂出生於河北新河縣。1923年，他從河北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後，先後擔任西北軍的連長、團長、師長等職。1931年12月，董振堂與趙博生一起發動了著名的寧都起義，後加入中國工農紅軍。寧都起義的隊伍改編爲中國工農紅軍一方面軍第五軍團，董振堂擔任副總指揮兼十三軍軍長。次年，董振堂光榮地成爲共產黨員，後歷任第五軍團軍團長和第五軍軍長。1934年，董振堂率部隨主力紅軍長征。1937年1月20日，他率領紅五軍在高臺與國民黨軍隊激戰時英勇就義，時年42歲。
“不愛錢將軍”
河北新河縣李家莊位於海河流域的黑龍港一帶，這裡氣候非旱即澇，土壤非沙即鹼，生活在這裡的人們一直過着貧窮困頓的日子。董振堂一家就生活在李家莊。小時候，董振堂家裡雖不算大富大貴，但日子總算還過得去。不過，在華北大旱三年後，董家就家道中落了，一家人過着緊緊巴巴的日子。直到13歲，董振堂才進入初級小學讀書。因爲年紀比學堂裡其他孩子的年紀都大，衣着也樸素簡單，董振堂經常受到富家子弟的嘲笑和欺辱。不過，他並沒有把這一切放在心裡，而是更加珍惜這來之不易的讀書機會，勤學苦練，提高自己的學習成績。漸漸地，他周圍的嘲笑聲悄悄地消失了。
19歲時，董振堂從高小畢業，後考進冀縣中學學習。畢業時，他獲得了“優秀模範”的殊榮。之後，董振堂並沒有選擇師範院校類的學校繼續深造，而是棄筆從戎報考了保定軍官學校。1922年春，他從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後，被派到陸軍檢閱使馮玉祥的部隊當見習官。
當時，馮玉祥的部隊是出了名的軍法森嚴、待遇甚低，尤其是第11師。很多軍官學校畢業的學生都不願到馮玉祥的部隊，而董振堂卻不以爲然，偏偏要求進第11師磨鍊。不久，與他一同進第11師的大部分同學因受不了嚴明的紀律和不講人情的責罰而偷偷逃跑了，但董振堂卻仍舊任勞任怨地工作着。他的同窗好友何基灃勸他一塊離開馮玉祥的部隊，結果董振堂卻說，沒有過硬的本領，到哪裡都救不了中國，我們應該不怕任何困難，先苦幹幾年，爭取到一定兵權後，再去救中國。何基灃被他的一番話打動了，表示願意留下來與他並肩奮鬥。
兩個月的見習工作結束後，董振堂等軍官學校畢業生面臨着再一次的抉擇。此時，他們的出路有兩條，一條路是到西北軍上層當教官或參謀，一條路是到西北軍連隊當下級軍官。很顯然，選擇第一條路就是選擇了高官厚祿，選擇第二條路就是選擇了吃苦耐勞。這一次，董振堂的選擇依舊讓人大吃一驚。憑他的出色表現，到西北軍上層擔任參謀不算難事，可他偏偏選擇了去炮兵連當排長。
西北軍下層軍官的生活是艱苦的。董振堂一連好幾個月都發不了薪餉，可他從不抱怨。每天，他和戰士們一塊吃大鍋飯，一塊訓練長達十小時以上，閒下來的時候還參加修路、植樹等勤雜勞動。這樣艱苦的生活，不僅磨鍊了董振堂的意志，更是讓他得到了戰士們的尊敬和馮玉祥的讚賞。
1924年10月下旬，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董振堂隨馮玉祥參加了推翻賄選總統曹錕、打倒直係軍閥吳佩孚、歡迎孫中山先生到京等活動。隨後，馮玉祥部被編爲國民第一軍，董振堂被提升爲炮機教導隊大隊長和陸炮營營長。1926年9月17日，董振堂參加五原誓師，被馮玉祥提升爲國民軍聯軍第四師第十二旅旅長。1927年5月上旬，爲策應武漢方面北伐軍作戰，國民聯軍改名爲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分兩路出紫荊關和潼關。董振堂被編入右路軍，率部在互亭鎮和竹獲鋪力克敵軍。戰鬥結束後，董振堂升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三十六師師長。
在國民黨軍隊裡，董振堂被大家稱呼爲“不愛錢將軍”和“傻司令”。當時，軍閥部隊的高級官員都過着奢靡的生活，唯獨董振堂不與他們同流合污。當了師長的董振堂，每月的薪餉是兩百多元，可他依然過着簡樸的生活，每頓飯都是饅頭和簡單的兩菜一湯。不過，他雖然自己過得清苦，卻時常對下級軍官和士兵慷慨解囊。
領導寧都起義
1930年9月，蔣、馮、閻軍閥在中原地區發生混戰。結果，馮玉祥的西北軍失敗，他本人離開了部隊。第二年年初，蔣介石撥了鉅款給孫連仲，讓他把吃了敗仗的西北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董振堂所在的原十三師改編爲二十五師七十三旅，由董振堂擔任旅長。
1931年，蔣介石調第二十六路南下江西“圍剿”紅軍。可是，第二十六路軍的大多數官兵是北方人，鑑於以往“剿匪”部隊的失敗經歷和南方水土不服的可能性，他們都不願意南下與紅軍作戰。董振堂不願意依靠蔣介石，奈何馮玉祥又指望不上，以後的路該何去何從呢？一時間，他陷入了深深的苦悶和彷徨中。
蔣介石發動的第三次“圍剿”失敗後，命令二十六路軍固守寧都城。到寧都後不久，二十六軍中許多士兵都因水土不服患上了重病。蔣介石對這支非嫡系部隊愛答不理，所以很多人都病死了。“九·一八”事變後，東北三省淪陷，華北危急。二十六路軍的廣大官兵紛紛要求北上抗日，離開寧都，可是依舊遭到了蔣介石的阻攔。之後，孫連仲丟開部隊跑到了上海，日常軍務轉交給參謀長趙博生來處理。
處在苦悶、困頓中的董振堂想到了之前離開部隊的共產黨員劉伯堅，他派人四處打聽他的消息，可始終杳無音訊。事實上，在二十六路軍中已經有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只是他們一直處於絕密活動狀態，董振堂不得而知罷了。中共潛伏在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中的黨代表是七十三旅尉參謀劉振亞，在他的堅持努力下，已經在部隊中發展了幾名黨員，其中之一就是參謀長趙博生。趙博生與董振堂同爲河北老鄉，又是多年親密無間的老戰友。在趙博生的影響和帶動下，董振堂的心慢慢靠近了中國工農紅軍。此刻，他覺得長期以來困在他心頭的陰霾一下子消失了，未來的路一下子清晰可見了。
沒過多久，董振堂與趙博生就有了一個驚天動地的大計劃——發動寧都起義，投奔中國工農紅軍。經過一番艱難的運作，董振堂和趙博生確定了二十六路軍中參與起義的部隊和比較合適的暴動時間。一切準備工作完成後，就靜等着那聲響亮的標誌性槍聲了。
12月14日傍晚，整個寧都城的空氣驟然間緊張起來，似乎瀰漫着一股一觸即燃的火藥味。當董振堂下達簡短的指示後，七十三旅的官兵們便分頭行動了。學兵連的官兵控制了東門和北門，警衛連的官兵端着槍在街上來回巡邏，旅參謀處在街上張貼着新的標語：“打倒阻止我軍北上抗日的蔣介石！”“到紅軍中去！”
與此同時，二十六路軍總指揮部的小樓裡燈火通明、人聲鼎沸。參謀長趙博生正在樓上大擺筵席，宴請軍中團以上的軍官及他們的隨從侍衛。見大家都吃飽喝足後，趙博生示意大家安靜下來，向在場的官兵宣講了當前國內的局勢及二十六路軍的處境，最後當衆宣佈舉行起義加入紅軍的消息。這個消息如一聲驚雷嚇着了在場的每個人，大家一時之間竟無所適從。個別反對起義、反對倒戈的官兵立刻被解除武裝給控制了。
總指揮的行動取得勝利後，寧都城宣佈戒嚴。趙博生重新頒佈了口令，並親手寫下了“解放”二字。緊接着，幾聲響亮的槍聲劃破寧靜的夜空，寧都起義的號角吹響了。
聽到這振奮人心的行動槍聲後，各起義部隊按照事先規定好的計劃迅速行動起來。一時間，寧都城的大街小巷時不時地傳出時鬆時緊的槍聲和口號聲。大部分地方的行動都進行得相當順利，幾乎沒有遇到任何障礙，唯有二十五師師部和電臺兩處遇到了頑抗。董振堂知道後，立即帶領部隊前往這兩處配合原有部隊作戰，最終清除障礙。
12月15日凌晨，寧都城裡的戰鬥全部結束。上午九點，寧都起義各部隊彙集到城東南角的高塔之下。董振堂站在高處，面帶喜悅的笑容，高聲喊道：“我們起義成功了！我們再也不受國民黨的氣了！”說完，他把自己身上戴的國民黨徽帽、徽章從身上取了下來，然後又把國民黨的一面青天白日旗當衆撕毀，接着說，“從現在起，我們與這些東西永別了！我們馬上到紅軍那邊去！”霎時，起義隊伍中響起了震天動地的口號：“打倒蔣介石！打倒軍閥！打倒國民黨反動派！”
一條浩浩蕩蕩的起義隊伍在董振堂的帶領下向中央革命根據地方向前進……
一心向黨
寧都起義後，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被編入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董振堂擔任副總指揮兼十三軍軍長。
紅五軍團成立後，部隊黨組織召開支部會議。會上討論並通過了吸收董振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問題，並報上級組織審批。在審覈考察期間，董振堂的表現令大家都頗爲滿意。真正瞭解他的人知道，他一貫的作風就是勤儉節約、關心下級、一心撲在部隊的建設上面，並不是因爲要接受黨組織的考驗才故意做出的樣子。
爲了幫助董振堂將十三軍帶起來，軍委派了何長工來當他的參謀長。董振堂認爲何長工是個老紅軍，爲人正派又富有實戰經驗，所以非常尊重他，經常向何長工請教練兵、打仗方面的問題，不管是開會還是檢查工作也都先讓何長工講話。一段時間相處下來，何長工覺得，董振堂雖然出身於國民黨舊軍隊，但爲人正派又很有上進心，是一個很有前途的進步青年。在何長工的幫助下，十三軍的改造工作開展得十分順利，走在了整個紅五軍團的最前列。
董振堂除了在軍隊建設方面下苦功外，還在自身的學習方面下了工夫。每天晚上，他都要學習到十二點以後，提高自身的文化、思想和軍事理論水平。同時，他還把自己學到的東西教給自己的下級，努力提高全軍的思想文化素質。
1932年2月，董振堂帶領紅十三軍參加贛州戰役。在這次戰役中，他率領部隊抵制了敵人的援兵，成功掩護紅三軍團安全撤退，圓滿完成了任務。贛州戰役是紅五軍團成立後的第一場戰役，它的勝利對紅五軍團、對董振堂來說意義非凡。
經過寧都起義、龍崗整編和贛州戰役，紅五軍團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正確領導下迅速成長起來。在這個過程中，董振堂以實際行動和卓越的功績證明，他是一
心一意要革命，要跟黨走的。此時，他已經具備了一個合格共產黨員的所有條件了。
1932年4月，經過上級黨組織批准，董振堂正式成爲一名共產黨員。他在興奮、激動之餘時，也爲自己總結了一條規定，那就是：共產黨員就要把自己的一切毫無保留地獻給黨，獻給人民，要始終不懈地爲黨工作一生，戰鬥一生，直到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
一天，董振堂找到政委何長工，說：“政委，我在舊軍隊時存了點錢，現在我成了共產黨員，我想把積蓄都分給戰士們。”
何長工勸說：“這也是你辛辛苦苦掙來的，留下一部分錢給家裡老人孩子用吧！”
“那我就全部拿去交黨費。”
“你是新黨員，用不了那麼多的。你還是留一部分給家裡老人吧！”何長工再次勸道。
最後，董振堂決定留下三分之一的積蓄大概三百塊銀元應急。後來，這三百塊銀元一直由董振堂的警衛員保管，遇到生病的戰士就拿出來救濟，自己則從來沒動用一個銀元，一直到長征路上才用完。
長征期間，董振堂面對張國燾分裂黨中央的陰謀予以了堅決抵制。毛兒蓋會師後，紅五軍團召開了團以上的幹部會議。會上，代理政委曾日山傳達了毛兒蓋會議精神，隨後軍團長董振堂做了簡短指示，他要求全軍戰士認真貫徹執行毛兒蓋會議精神，越是在不好的情況下，越要加強紅一、四方面軍的團結，不允許任何人做破壞團結、損害紅軍的事情。
經過黨中央與張國燾的激烈鬥爭，迫使他取消了僞中央的錯誤決定，同意紅四方面軍北上與中央紅軍會合。至此，董振堂率領紅五軍再次踏上了艱難的征程，並順利地完成了二萬五千里長徵。
血灑高臺
1936年11月11日，紅四方面軍的五軍、九軍、三十軍組成西路軍渡過黃河，開進河西走廊，執行寧夏作戰計劃，打通與蘇聯的國際交通線。董振堂率領紅五軍擔任西路軍的後衛部隊。然而，因戰局變動，寧夏作戰計劃不幸“夭折”，西路軍暫時無法東渡黃河，回到陝北大地，只好按照黨中央的指示往涼州、甘肅一帶行進。
爲了對付西北的馬家軍的騎兵團，紅五軍臨時組建自己的騎兵團，軍長董振堂親自抓騎兵團的訓練工作。
1936年底，董振堂率領紅五軍先佔領了臨澤縣城，後又攻佔了高臺縣城。當時，軍政委黃超帶領直屬部隊留守在臨澤城，並留下了紅五軍唯一的一部無線電臺。董振堂帶領紅五軍主力部隊佔領高臺後，迅速在城內開展宣傳黨和紅軍的政策的活動，帶領人民羣衆與地方惡霸作鬥爭，開倉濟民。同時，紅五軍還組織民衆，建立抗日武裝。一時間，高臺城好似獲得了新生，到處洋溢着喜慶的氛圍。
然而好景不長，馬家軍又召集了一大批重兵再次向高臺襲來。他們不但包圍了高臺，還切斷了高臺與臨澤之間的聯繫，這也意味着切斷了紅五軍與紅四方面軍總部的聯繫。危險正在一步步逼近，董振堂帶領紅五軍發動全城老百姓修築防禦工事，加強城防。他們把木箱和木櫃擡上城牆，填上土，再澆上水使之凍結，起到加高加固城牆的作用。此外，紅五軍還組織城內的所有鐵匠鋪不分晝夜地趕製大刀長矛，以補充武器彈藥的不足。
1937年1月5日，馬家軍開始向高臺城發動攻擊，形勢一天天危急起來。1月12日，敵人開始向高臺城發動猛烈攻擊。敵人先是用大炮猛烈攻擊城牆，然後借用雲梯爬上城牆，意欲搶佔城頭打開城門。董振堂將全程劃分爲好幾個區域，分別派精銳部隊把守。連日以來，董振堂來回奔波於場內的幾個區域，指揮戰鬥、加強防禦工事，一次次打退敵人的進攻。
爲了保存革命力量，董振堂命人在城北的大佛寺後面的城牆下挖了一條通往臨澤的通道，突圍後可與臨澤城內的紅軍取得聯繫。戰況對紅軍越來越不利了，城內多處城牆被敵人轟塌，敵人正爭先恐後地涌進城內。站在城牆上往下看，大街小巷都是紅軍戰士與敵人展開肉搏戰的身影，地下的屍體一片。此時，董振堂明白，高臺的城防快頂不住了，敵人隨時都有可能攻佔它。
正當他準備下達突圍命令的時候，董振堂接到了政委黃超派人送來的一封信。信上說，高臺是打通國際交通線的重要戰略點，總部要求紅五軍必須堅守住高臺。看完信後，董振堂凝思了片刻，立刻表情嚴肅地召集營以上的幹部到東城的天主教堂裡開會。董振堂明白，就目前的形勢看，高臺是無法堅守住了，可是總部的命令一定要執行，那就只能與敵人最後一搏了。
會上，董振堂向大家宣讀了政委黃超派人送來的信，然後動員大家一定要守住高臺城。他站在前面，振臂高呼：“堅守住高臺！人在陣地在，誓與高臺共存亡！”他堅定的神情和嚴肅的語氣感染了大家，大家表示一定死守高臺城。
1月18日，董振堂帶領紅五軍將士在城內與敵人展開血戰一天。紅五軍所有的人員都上了戰場，包括機關人員、後勤人員、婦女和受傷的戰士。他們在急缺武器彈藥的情況下，用大刀、長矛、石頭甚至是牙齒，與敵人拼殺到底。
1月19日上午，戰鬥形勢對紅五軍越來越不利。高臺的城防幾乎被敵人毀壞殆盡，紅五軍的戰鬥力也越來越弱。董振堂望着僅剩的50多名戰士，舉起拳頭，莊嚴地向黨宣誓：“我們要流盡最後一滴血，戰鬥到底！爲革命犧牲是光榮的，革命一定能成功，自由幸福的日子一定能夠到來！”
1月20日凌晨，董振堂帶領戰士們在城牆上射擊敵人時，不幸中彈身亡，血灑高臺。董振堂犧牲後，毛澤東曾深情地說，路遙知馬力，董振堂是“堅決革命的同志”。
“鋼軍”之帥——曾士峨
曾士峨同志的犧牲是英勇的。他是在最關鍵的時候犧牲的。他親自帶部隊衝鋒，改變了戰況。
——毛澤東
曾士峨（1904～1931），湖南益陽人，信義大學肄業。1927年初入黃埔軍校長沙三分校學習。1928年5月任紅4軍31團3連連長，率部參加龍源口戰鬥和黃洋界保衛戰，屢立戰功，爲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鞏固和發展做出了貢獻。1929年紅4軍3縱隊參謀長，率部參加大柏地、長嶺寨、白沙、上杭等戰鬥。1930年春任紅4軍2縱隊司令員，同年夏任紅4軍參謀處長兼第2縱隊司令員、紅4軍第11師師長、紅4軍第11師師長兼政委，率部參加中央蘇區第一、第二次反“圍剿”。第三次反“圍剿”作戰，在高興圩戰鬥中，他率部堅守竺高山陣地，與精銳之敵展開頑強爭奪。9月8日，當敵人向紅4軍指揮所逼近的危急時刻，他率領敢死隊衝向敵陣，壯烈犧牲，年僅27歲。
從秋收起義到井岡山
曾士峨1904年生於湖南益陽赫山區樊家廟鄉大橋村。年幼時家貧，小學畢業後，當過南貨店學徒。後來得到宗族中長輩的資助，讀完中學，考入信義大學。曾士峨在學校中接受了進步思想，決心走上革命之路。
1924年，赴長沙蔘加革命活動。1925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受黨組織派遣，赴江華、水口山一帶從事工人、學生運動。1926年加入共產黨，被派到湘軍第四師軍官講習所學生隊做兵運工作，因爲參與支持衡陽學生運動和農會的秘密活動被開除。時北伐軍抵衡陽，他奉命轉入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參加北伐。至武漢後，任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警衛團連長。1927年，轉入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
同年9 月，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參加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共湖南省委前委將位於修水、銅鼓、安源等地的武裝，統一編成工農革命軍第１軍第１師，全師共5000餘人，由盧德銘任總指揮，餘灑度任師長，下轄3個團。曾士峨先在1團，後編入3團任3營參謀長。起義後，部隊在戰鬥中幾經挫折，總指揮盧德銘戰死，前委書記毛澤東在文家市收集殘部，決定向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轉移。當時起義部隊中瘧疾蔓延，一些人悲觀動搖，脫離隊伍逃跑，師長餘灑度也開了小差。而負傷的曾士峨和張子清、羅榮桓、何長工等相互鼓勵，堅決跟隨毛澤東。南進途中，在瀘溪又受到敵人伏擊，部隊一共剩下不到一千人，9月29日到達江西永新縣境的三灣村。進村的當晚，毛澤東在“泰和祥”雜貨鋪召開中共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討論部隊現狀及其解決的措施，決定對部隊實行整頓和改編，這就是著名的三灣改編。
通過三灣改編，黨的組織在部隊形成了系統，黨支部掌握了基層，黨對軍隊領導的制度得以確立。但當時毛澤東的身份是前委書記，不直接指揮隊伍。加之兵官來自不同的地方，形勢又惡劣，難以掌握。毛澤東是最高政治領導，其餘幹部多數是黃埔生，少數行伍軍官任副職。毛澤東的軍事天才要到以後才大放光芒，此時，不少人並不瞭解他、也不是從內心裡信任他。部隊的骨幹是從武漢國民警衛團過來的一批人馬，受過正規軍事訓練，包括曾士峨在內的許多軍人還經歷了北伐戰爭硝煙的考驗。在這樣的關頭，立場堅定的宛希先、何挺穎、曾士峨、羅榮桓等人穩定了這支隊伍，緊緊跟隨毛澤東。
不久後，成立了特務連。毛澤東慧眼識珠，選中了軍事素質和政治素質都十分拔尖的曾士峨擔任連長。所謂特務連就是在行軍作戰中執行特殊任務的連隊，探敵情、當尖刀，擔任警衛，有以一當十的戰鬥力。當時工農革命軍總共才七個連，曾士峨連是力量最強的，曾士峨本人是1926年的共產黨員，黨代表羅榮桓、副連長張宗遜也是中共黨員，革命意志堅定，政治上靠得住。從永新三灣經古城、寧岡、茅坪，再上井岡，特務連基本上派出一個排擔任毛澤東的警衛工作，行軍打仗，毛澤東和特務連脫離的時候很少。
上井岡山後，曾士峨、羅榮桓率特務連隨一營於1927年11月18日攻佔茶陵，紅軍在這裡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縣工農兵政府。在井岡山，宛希先、張子清、何挺穎和曾士峨、羅榮桓一起，對企圖暗地拉部隊投敵的陳浩、徐庶、韓劍壯等人的叛變行爲，進行了堅決鬥爭。1928年5月，秋收起義和南昌起義的部隊會師寧岡，毛澤東、朱德、陳毅在龍書院文昌閣會晤，曾士峨率部擔任了保衛工作。
從1927年到1931年，曾士峨率部轉戰閩贛，歷經惡戰數十次，小戰難以勝計，衝鋒在前，無堅不摧，多次負傷，立下了赫赫戰功。由於才華突出，曾士峨屢獲提拔，從連長、營參謀長、支隊長，升至縱隊司令員、師長和軍參謀長。毛澤東井岡山的駐地，就是曾士峨的警衛連紮營的地方。曾士峨的二縱和以後的11師，也成了毛澤東最爲倚重和最喜歡使用的一支主力部隊。1929年秋，他在一封給親友的信中，這樣寫道：“離家四載有餘，雖奔波南北，歷盡千辛，然爲大衆之生息，常感無形的快慰”，展示了他作爲一名革命者的高尚情懷。
軍中虎將
隊伍初上井岡山，曾士峨率部參加了攻克茶陵、攻打遂川、新城等戰鬥。1928年6月23日，紅軍在新七嶺溪和敵戰鬥。曾士峨手提駁殼槍，跑在最前面，追着敵人猛打。逃敵在灌木叢中邊跑邊回槍亂射。曾士峨冒着“嗖、嗖”亂飛的子彈，像發怒的老虎，猛撲上去，一把抓住一個敵兵打得發燙的槍管，用力一拽，將敵兵拖翻在地。敵兵嚇得魂飛魄散，跪在地上一個勁地磕頭求饒，當了俘虜。戰友們見狀，齊聲吶喊，勇猛衝向敵人，在龍源口把楊池生部的一個團圍困在中間。紅軍乘勢第三次攻下永新縣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始進入盛時期。曾士峨威名大振。
1928年7月下旬，毛澤東率部前往桂東，迎接紅軍大部隊，留31團1連、3連扼守黃洋界。湘敵吳尚以一師兵力，從茶陵直逼井岡山，企圖趁根據地後方空虛之際，一舉攻佔井岡山。得到敵人進犯的消息，正在養傷的3連連長曾士峨顧不上傷口疼痛，步行到井岡山五大哨口觀察地形，同其他同志及地方武裝領導人一起，組織紅軍和羣衆加修工事，堅壁清野。8月30日上午，在團黨代表何挺穎、團長朱雲卿的部署下，曾士峨和1連連長王良具體指揮和參加了著名的黃洋界保衛戰。是時山上紅旗招展，鞭炮齊鳴，敵吳尚部誤以紅軍主力已經回師，嚇得倉皇逃竄。前來會合包抄的贛敵聞風喪膽，半路退卻。毛澤東回來後，對此戰獲勝異常興奮。此役是紅軍井岡山時期著名的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對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9年1月，蔣介石調集湘贛八個旅的兵力進攻井岡山，紅28、31團等突圍轉戰贛南敵後。擔任31團1營營長的曾士峨率部先後參加了大柏地、長嶺寨戰鬥。同年3月，紅四軍爲便於開展游擊戰，變團的建制爲縱隊。31團爲3縱隊，下轄7、9支隊，曾士峨任7支隊長。1929年秋，曾士峨任3縱隊參謀長，協助伍中豪組織指揮攻克白沙戰，直逼上杭。上杭城三面臨江，圍有三丈多高的城牆，號稱“鐵牆”。易守難攻。9月21日，紅軍徹夜激戰，全殲敵盧新銘旅，一舉攻克此城。在這次硬仗中，曾士峨率3縱一部主攻東門，在槍林彈雨中身先士卒，奮勇殺敵，攻上城頭，表現出了極高的指揮才能和犧牲精神。
1930年春，曾士峨調任紅四軍2縱隊司令員，他和縱隊政委羅榮桓、政治部主任羅瑞卿一道，堅決貫徹古田會議精神，狠抓部隊組織建設、政治建設和制度建設，使2縱隊在短短几個月內各方面都取得了明顯的進步。毛澤東在文章中稱讚他們：“曾、羅在古田會議後，把2縱隊帶成了一支最有戰鬥力的隊伍。”
同年夏，曾士峨又任紅四軍參謀長兼2縱隊司令員。10月3日，他指揮2縱隊參加攻打吉安，主攻城北騾子山。攻克吉安後，2縱隊改編爲十一師，曾士峨任師長，羅瑞卿任政委。12月30日，曾、羅指揮11師參加第一次反“圍剿”的龍崗戰鬥，該役活捉驕橫殘暴的敵18師師長張輝瓚，全殲張部九千餘人，震撼了南京政府。接着紅軍又殲滅敵譚道源兩個團，從而取得了反第一次“圍剿”的勝利。
1931年5月16日，在第二次反“圍剿”中，紅四軍在東固九寸嶺、觀音巖一帶，向已搶先佔領兩個山頭的敵47師王冠英部發起強攻。曾士峨、羅瑞卿在火線前沿指揮11師作戰。戰場上炮火紛飛、硝煙瀰漫，突然，一顆子彈飛來，擊中了羅瑞卿的臉頰。這時，蜂擁的敵人已經衝上了聶鶴亭33團陣地前的一個山頭。曾士峨眼中冒出了怒火，他一邊叫葉青山醫生把羅政委的傷口包紮好，將他擡下戰場。一邊厲聲命令身旁的特務連長楊得志：“立即帶特務連給我拿下這個山頭！”
楊得志把手槍一揮，吼道：“特務連，跟我衝！”戰士們端起槍吶喊着殺了上去，把三倍於己的敵人阻擊在半山腰，無法向上前進一步。曾士峨率領全師和兄弟部隊一起，激戰4小時，將敵47師完全擊潰。紅軍乘勝追擊，直指富田。從此，曾士峨師長兼政委，直至犧牲。5月18 日，曾士峨率11 師追殲敵43師一個旅；5 月20日，率部隨大部隊攻克廣昌；5月22日，參加中村夫坑哨口戰鬥，激戰兩天一夜，擊潰守敵。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軍從西到東，橫掃七百里，粉碎了蔣介石的第二次“圍剿”。
1931年8月初，在第三次反“圍剿”中，曾士峨指揮11師參加了全殲官雲相47師的蓮壙戰鬥，擊潰郝夢齡師的戰鬥。8月11日，又參加了全殲毛文炳師四個團的戰鬥。其中，在良村和黃陂兩次戰鬥中，11師以傷亡百餘人的代價，斃傷敵500名，俘虜敵軍官20多人士兵600多人，取得了突出的戰果。
曾士峨帶兵與戰士同甘共苦，戰鬥越是激烈越是身先士卒，衝鋒在前，戰士們特別敬仰他。他的隊伍紀律嚴明，訓練有素，作風勇猛頑強，是紅軍中最能打硬仗的勁旅之一，有“鋼軍”之稱。曾士峨自身具有很高的軍事才能，對上級戰略意圖領會透徹，屢屢以少勝多，以奇制勝，毛澤東非常相信他。
血灑興國竺高山
1931年9月8日，一場動人心魄的激戰在江西興國縣高興圩西北的竺高山進行着，這是紅軍第三次反“圍剿” 中最慘烈的一場對峙戰。參戰雙方的主力是紅四軍曾士峨11師和國民黨19軍蔡廷鍇60 師、戴戟61師。
當年6 月，蔣介石組織23個師另3個旅約30萬兵力進攻閩、贛根據地，毛澤東率部千里迂迴，打運動戰，尋隙消滅敵人有生力量，打了多次大勝仗。到9月初，蔣介石對中央紅色根據地的“圍剿 ”即將宣告破產，國民黨各路軍正全線撤退。
高興圩的戰鬥是9月8日上午打響的。當時紅四軍軍長林彪、政委聶雲臻在陣地上用望遠鏡反覆觀察正在撤退的敵人，看到敵60師、61師主力都已離開高興圩往興國去了，騾馬隊、伙食擔子也過去了，只剩下一個團在後面打掩護。林彪說：“切他個尾巴！”11師迅速穿插過去，一打，並未很快消滅這個團，敵人的大部隊返回來接應，越打越多。
國民黨19路軍是蔣鼐文和蔡廷鍇的部隊，兩廣籍士兵爲主，以能打狠仗著稱，穿短褲，爬山如履平地。這兩個師裝備精良，平時吹噓“在戰場上子彈殼也不讓別人撿走一顆”，號稱是從未敗過的“鐵軍”。而紅軍的武器不如敵人，敵人多是衝鋒槍和機關槍，而11師還有人使用梭鏢做衝鋒的武器，一些老式“漢陽造”步槍，很少有刺刀。
陣地上，密集的槍炮聲、軍號聲和喊殺聲震天撼地。雙方爲搶佔一個小山包，都要拉鋸式地反覆爭奪數次，戰況極其慘烈，到處是倒下的屍體。紅33團有一挺水機關槍，還未架好就被衝上來的敵人一窩蜂地奪走了。憤怒的紅軍戰士冒着槍林彈雨前仆後繼衝過去搶，雙方易手五六次，戰死了許多人，最後紅軍還是奪了回來，架起來消滅了很多敵人。
從上午酣戰至下午，雙方都打紅了眼，戰鬥成了膠着狀態。敵軍十分兇悍，兩廣兵邊在壕溝裡邊射擊邊大聲叫罵。曾士峨率領11師官兵用槍托、梭鏢大刀和石頭跟敵人拼殺、肉搏……他告訴自己的將士：“我們是工農紅軍，是鋼鑄的，是鋼軍。一定要把‘鐵軍’吃掉！” 戰至黃昏，紅11師的子彈打光了，人員傷亡過半，敵人也留下了2000餘具屍首，屍橫遍地，血染山岡。曾士峨已經組織了兩批敢死隊衝鋒，打退了蜂擁而上的敵人。正在間隙，敵人又一次發起進攻，向紅四軍軍指揮所方向衝鋒，情況十分危急。
曾士峨立即命令把手榴彈、刺刀集中起來，組織全師以黨團員和排以上幹部爲骨幹的敢死隊，親自帶領撲了上去。在進攻中，不幸被敵人的衝鋒槍射中胸部，壯烈犧牲。這個時候，雙方都已無力再戰。紅軍爲爭取主動，旋即撤出戰鬥。
聽到曾士峨犧牲的消息，毛澤東十分難過，許多戰士都放聲大哭自己的師長。毛澤東沉痛地說：“曾士峨是在最關鍵的時刻組織衝鋒犧牲的，他的模範行爲鼓舞了戰士，改變了戰況。”隨後紅軍總政治部發出“向曾士峨學習”的通令。
新中國成立後，曾士峨的遺骨運回益陽，安葬在會龍山上。1987年，益陽地區在會龍山修建了曾士峨烈士紀念碑。楊得志將軍親筆題詞，以志紀念。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