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跑？一跑你就講不清了，”姥爺說，“一跑肯定槍子先喊住你！”他長而狠地吸一口煙。姥爺吸菸總是很饞的樣子。“看着就要走出那塊地進向日葵田了。一進那裡就好得多。砍下的葵花杆子給捆成一人多粗的垛子，一垛一垛豎在那裡。要是哨兵不開口槍先開，那些葵花杆子能障礙一下槍子。還差一二百步，崗樓上出來一聲：‘站住！’我裝不知他在喊誰，還直往前走。哨兵又喊：‘你站不站住？’我聽見槍保險給打開了。我什麼都聽得見，連羅橋吸鼻涕都聽得見。我站下來，轉回頭，還是不緊不慢，我說：‘你叫我？’哨兵說：‘你回來！’他槍口正對我眉心，我腦門子脹得慌。哨兵喊：‘想逃跑啊？’我不搭腔，轉身就往葵花田走。我都不曉得自己怎麼有那麼大膽子，一下子不會害怕了，什麼都不怕了。我就去看一下我女兒，回頭他們怎麼懲治我都隨他們。哨兵嗓子都喊碎了：“我開槍啦！”槍還真開了，打得我腳邊的雪直開花，竄煙子。我還是那個步子，坦坦蕩蕩地走。打死就打死，我就不再受凍受餓了，也止住我牙疼了。
“槍聲把警衛兵都召來了。不少犯人也擠在大門裡頭，看看誰給斃掉了，今晚省出個饃來。我還是走我的。現在是十幾條槍在我脊樑上比畫，十幾顆槍子隨時會把我釘到地上。我反正就是想看看我女兒，我就一個女兒。真給他們斃掉我也就不必想女兒想這麼苦了。
“這時候我聽見王管教的嗓音，喊他們不要開槍。說：‘你姥姥的那個樣子像逃跑的？’他又喊我：‘賀智渠你姥姥的，站好了給他們看看，你那三根老絲瓜筋挑個頭逃不逃得動！’我轉過身子，臉迎槍口。我看見王管教的小個子躥個老高，要那些槍放下。他對我說：‘賀智渠你這十幾年的一干一稀白吃了——招呼也不給門崗一個！’他轉向警衛兵說：‘就派他去趟中隊，我派的！’我看他直朝我揮手，就幾步跨進了葵花田。那些兵都還沒回過神來，在那裡呆瞪眼。王管教還得慢慢幫我開脫。他肯定把那支金筆拿給內行看過——犯人裡頭什麼專家都有，那人估的價肯定超出他那點兒小貪圖了。再說他也不願意他管轄內的人口挨槍，賬多少要算到他頭上。”
我說：“他還不算太王八蛋。”
姥爺說：“就算好人啦。那種人，報德報怨都快。”
媽在客廳喊：“餘曉浩！”
弟弟在自己臥室回喊：“幹嗎？”
“我叫個人都叫不動！”媽在原地嚷道：“餘水寬，叫你兒子！”
“餘曉浩！”爸的聲音出動了，人卻仍在他自己書房。弟弟不出聲，爸又朝我出動：“餘曉穗！餘曉穗我命令你去一趟收發室，拿今天的晚報！”
我一動不動，眼一閉，以同樣的腔調和音量喊：“餘曉浩我命令你去取晚報！”
弟弟有響動了，他用足趾把門撩個縫，喊道：“姥爺！姥爺我派你去趟收發室把晚報拿回來！”
姥爺跟沒聽見一樣，倚着洗碗池，手指頭夾着一股藍煙——菸屁股總短得看不見。他在監獄裡成就的吸菸本領可以把一根菸吸到徹頭徹尾地灰飛煙滅。
“姥爺，派你去拿晚報！”弟弟又嚷。
姥爺仍不理會，慢慢從衣架上取下棉衣。這是我們家一個正常現象，誰都差不動的時候，姥爺總可以差。我跟姥爺走到門外。寒意帶一股辛辣。我問姥爺後來怎樣了。
“我就上路了唄。”姥爺說着吸一下被寒冷刺痛的鼻子，“三十多公里。我走到一半棉襖裡子給汗溼透了。二月天短，五點多就黑下來。厂部我頂多去過三回，只記得在東南方向，路上要過個小鎮，有時能在那找到車搭。小鎮才十幾家人，多半是勞改釋放了的人，懂得怎樣掙勞改犯的錢。多數都是前門開菸草酒店，後門開飯鋪，要不就是旅店，也有兩家百貨店。我進鎮子的時候，看見一輛軍用大卡車佔了鎮子大半個地盤。我趕緊進了鎮口第一家店。店主人一看見我的粗布灰棉衣上的號碼就說：‘你怎麼敢到這裡來？沒看見鎮子戒嚴了？’我問爲什麼戒嚴，他愣住了。
瞪着我一會兒才說：‘跑了個人！昨天跑的！’我又問是哪個大隊的。他還瞪着我，半天才說：‘噢，不是你啊？’他把我當逃跑的那人了。這鎮上的人許多是明着幫政府，暗着幫勞改犯。我不敢再進鎮子，就從一片荒地往場部去。還好，雪把天色照亮了。繞過小鎮，我還得回到公路上，還指望搭上一輛車。那片荒地栽了不少防風沙的樹。剛要出林子，我看見有菸頭火星子在前頭閃。繞那麼大彎子還沒繞出戒嚴圈子。對方也聽到了我這邊的響動，手電筒一下就照過來。我趕緊蹲下去。電筒光柱子就在我頭上晃，我一點一點趴下去，肚皮貼地。那邊叫：‘看見你了！還往哪兒躲！’我心跳得打鼓一樣，想把自己交出去拉倒了。那人又喊，‘還往哪兒跑？我打死你！’手電一下子晃到別處去了。
“我才曉得他在詐我。他根本沒看見我，也並不確定有我這個人存在。不是光我們怕他們，他們也一樣怕我們，比例上是他們一人要對付我們幾十個。我們要真作起對來，他們也得費些勁。他又瞎喊幾聲，就閉了手電。我往前爬幾步，發現他也藏起來了。他不想讓我在暗處，他在明處。我必須找到他的方位才能決定我下一步怎麼走。風硬起來，我汗溼的棉襖結冰了，跟個鐵皮筒一樣箍在身上。我差不多要凍死的時候，聽見一聲劃火柴的聲音。他把火光遮得再嚴我還是把他的方位認準了。他不曉得我離他那麼近。我聞得到他紙菸的味道了。他坐在那裡，在一團駱駝刺後面，頭縮在大衣毛領子裡，皮帽子的護耳包得緊緊的。他每隔一兩分鐘就站起來往左邊去幾步，再往右邊走幾步。我一腦子就是你媽跳橡皮筋的樣子，我不甘心啊。我要知道她長大是什麼樣。王管教和那麼多不相干的人都見了她，我這個生身父親就沒有見她的權利？
“我算着那個兵的行動規律，然後撐起身子，慢慢站起，全身已經凍得很遲鈍了。我必須在他向右走的時候從他左邊穿過去。”
這時我發現姥爺和我都停下腳步，相互瞪着眼，似乎誰也不認識誰。我一聲不吭，呼吸也壓得很緊，生怕驚動姥爺故事中那個哨兵。
“我一步都沒算錯：他轉過身的時候，我已經在他的另一邊了。他抱着步槍朝我的方向看着，我也看着他。他忽然向公路跑去，好像我這個隱形人把他唬跑了。”
“出了警戒圈，我也不指望搭車了，就順着公路旁的防風林帶小跑。時間不早了，我怕連電影尾巴都趕不上，跑得棉襖棉褲上的冰又化了，周身直冒白汽。這就看見場部的燈了。”
姥爺一揚手，我們前面是收發室的燈光。姥爺喘得不輕。80歲的姥爺了。
“看上電影了？”我說。
“我進禮堂的時候，電影還有十分鐘就結束了。場子裡擠滿了人。沒座位的人站着，擋了坐在長凳子上的人。後面的人乾脆都不坐了，全站到凳子上。有的人爬得比放映機窗口還高，銀幕上盡是人影子。我沒地方爬，四周都是人牆。有個十多歲的男孩站在兩個摞在一塊的凳子上。我對他說：‘你肯讓我站上去看一眼嗎？’他先不理我，後來看見我手上有張兩塊錢的鈔票，馬上跳下來。那年頭兩塊錢大得很啊，我們一個月才發五角錢買衛生用品、買菸。
“我站到兩個凳子上面，動一動就會跌下來。我個子大，比人都高一頭。電影上的人是男的，過幾分鐘，還沒女的出來。我腦子急得“嗡嗡”響，什麼都聽不見，只曉得那個男孩子在下面拽我褲腳，越拽越狠。這時電影上出來個女的，大眼、尖下頦，跟小時候的你媽一個樣。十幾年沒見了，怎麼看怎麼熟悉！那個男孩子在下面扯我褲腿，捶我腳指頭腳孤拐，我也顧不上理他，已經一臉都是眼淚了。我嗚嗚地哭啊，淚水把眼弄得什麼也看不清了。我什麼都看不清了，就用兩個手滿臉地揩眼淚。十幾年沒見過的女兒。”
路燈下，我見姥爺的臉硬硬的，並不太感傷。但我確定他在走進燈光之前偷偷把眼淚抹去了。
“我那樣“嗚嗚”地哭把那男孩子唬壞了——他肯定沒見過老頭像我這樣不知害臊，號出那種聲音來。他讓我安安生生站在那兩個凳子頂上，哭了好一會兒。他就讓我站在那上面嗚嗚地哭。我不曉得哭了有多久，也不曉得人都在散場了。從我身邊走的人都像看耍把戲一樣看我，看這個老頭穿一身囚犯的老粗布號衣，跟猴子似的爬那麼高，爬那麼高去“嗚嗚”地號。人都走光了我還不曉得，就知道自己一下子砸在水泥地上，直挺挺從那麼高就砸下來了，嘴和臉跟身子一塊着地，一嘴的血，一嘴的碎牙渣子。”
“那男孩子抽凳子了？”
姥爺不答我，換了個語氣，帶一點微笑地說：“我都不知道那個電影叫什麼名字。回去還有三十多裡地要走，不能老趴在地上歇着，清場子的人掃得我一身灰塵，香菸頭、瓜籽殼都要把我埋了。我想爬也爬不起來，渾身肉疼，像皮給人剝了，一動就冷嗖嗖地疼。那個痛讓我忘了跌碎幾顆牙。我等會兒告訴你這個痛是哪來的，先講那些清場子的人怎麼把我拖到外面，說快把這老頭擡衛生所吧，說不定還救得活；也有的說，還值當擡嗎？先放在這裡看看，差不多了就叫三中隊來認屍首。我衣服上的號碼上有大隊中隊的編號。三中隊一來人我就完了，我是偷跑出來的，逮着會給我加刑。我這刑還能往哪加？一加就是死了。
“等他們一轉身，我就忍着疼爬起來。還好，嘴上的血不流了，凍住了。從場部回我們隊是迎風。那風是滿頭滿臉地砍，滿嘴地鑽——沒牙了嘛。我怎麼也要在天亮前回到隊裡，趕上早晨六點的點名，不然也當逃跑論處。我看到我們隊那片土坯房的時候，天泛白了。也不曉得我怎麼就倒在雪裡頭。後來我們那些人說，他們從我的棉襖棉褲裡剝出個血人。我們犯人都沒有內衣內褲，六七斤重的粗布棉衣裡都是光身子。布料是回收的舊棉花織的，又粗又硬，跟油毛氈差不多，加上棉花也是‘廢物利用’，用了再用不知輪迴了多少次，早沒彈性了。據說裡面還摻了碎紙渣，全靠分量擋寒。那東西能穿着走六七十里地嗎？給汗溼，又結冰；人走一步，它就跟銼刀一樣在皮肉上銼一銼，一身還不都給它銼爛完了。我醒了，看看身上——俗語說‘不死蛻層皮’，那是真的，一塊好皮都沒了……”
姥爺忽然不說了。我們已到了家門口，媽伸個頭在樓梯口，見我們便說：“我這就要出去找警察報案，我家丟了兩個人！”她從姥爺手裡抽過報就走。媽眼下在電影中演的角色越來越次要，也越演越無聲息。不經常地，晚報會有一兩行字提醒一下人們：她尚活着，尚演着。這是她讀晚報的目的。她也要向自己證實一下：人們尚記着她曾經的美麗，人們尚諒解已不再美麗的她。媽有成大角兒的本錢，卻不知怎麼就錯過了一生。她一向認爲主要得歸罪姥爺：因爲他做了30年的*，她從來都沒有得到重用。連姥爺自己都不知道他這麼個疏遠政治的人怎麼會成個如此重要的*，值得槍斃，值得關押30年，值得特赦，總之，值得許許多多的人爲他麻煩。在那個政治背景家庭出身左右個人命運的時代，媽的推斷或許有道理。我從來沒有聽過媽叫姥爺“爸爸”。她實在無法把她一生不幸運的根源叫做“爸爸”。我們家的每一個人都希望過：不要有這樣一個姥爺。沒有這樣一個姥爺，我們的日子會合理些。
姥爺在哇哇亂響的電視機前睡着了。我把媽拉到客廳門口，小聲跟她講了姥爺剛講給我聽的那事。媽想了一會兒說：“那他肯定看錯了。那個電影裡我的戲不到五分鐘。他看見的是女主角。我本來該演女主角的，要不是……”
她嗓音開始爬音階，我嫌惡地制止了她。我說：“行了！”
媽安靜地看着姥爺撞南牆一般的睡姿。
我狠狠地要求媽，不准她把實話講給姥爺。讓老人到死時仍保持這誤會，讓他認爲他曾爲女兒做過一個壯舉。“其實那部電影上是不是你，他看見的是不是你，都無所謂！”我說。
姥爺在年被徹底平反了，被恢復了名譽。他這下可真成了個無名無分的人。不然罪名也可以算個名分吧。如果他回江蘇老家，可以每月領37元的養老金。不過，媽考慮姥爺在這個家還是頂用的，就沒送他回去。我們家的日子就那樣往下過，媽照樣發牢騷，她有積了三十餘年對姥爺的牢騷。姥爺照樣要搜刮家裡的錢，去看電影。只有我在喚“姥爺”時，心裡多了一分真切。我靜靜地設想：姥爺去看電影中扮演次要角色的媽媽，因爲媽在銀幕上是和悅的、是真實的，姥爺能從銀幕上的媽的笑容裡，看見歲的她——他最後鎖進眼簾和心腑的女兒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