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太監干政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現象，明朝初創時期，太監的權力不大，並被嚴格限制干政，而從永樂朝開始，部分宦官開始擁有一定的權力；從明宣宗時期開始，司禮監地位得到提高，太監開始嘗試着干政；到了英宗時期，太監開始掌權，司禮監的權力成了能與內閣抗衡的內廷機構；明中葉以後，好幾位皇帝長時間居於後宮，或荒嬉享樂，或煉丹吃藥，怠政嚴重，宦官乘機掌控朝中權力，而皇帝也靠宦官來掌控朝局，制約朝中大臣，因而，宦官的權力便越來越大。
而且，明朝的好幾位皇帝都是很怪異的，對特殊玩樂活動的興趣和愛好勝過對處理朝政的重視，比如，明宣宗朱瞻基愛好鬥蛐蛐；明憲宗朱見深迷於煉丹方術，好女色，喜猛獸等；明武宗朱厚照酷愛玩樂，喜歡奇珍異獸；明世宗朱厚璁也很愛好煉丹方術，着迷於仙道修養；明穆宗朱載垕貪愛女色，好食藥蠢，最後死於女色；明神宗朱翊鈞特喜歡斂財聚寶，是一個大財迷；明光宗朱常洛喜好吃藥、煉藥，並縱慾無度；明熹宗朱由校酷愛木工活，對他來說，幹木匠活比當皇帝更過癮，等等。
“來人，賜毒酒！”真是君王面前不留情，他又怎能說忘就忘。
還記得幾個月前特還是一個叫花子，對她濃情蜜意，此刻卻成了堂堂帝王，她在他面前只能君臣，不可，情愛。
恨不能，說明了真相。如果，能有時空機器，她有何嘗不願回到過去。
那樣至少不會鬧成今天這個樣子她流了淚。
明朝這些皇帝對於他們的特殊愛好，不是一般的滿足興趣，而是寧肯懶政甚至怠政，也要沉溺於他們的玩樂之中，因而，對於朝中政事的處理便失去興趣，因而影響了治國理政。同時，這些皇帝大都是權力慾很強的，他們雖然執迷於特殊的玩樂，但都不但不放棄權力，而且還竭力想強化皇權，於是，他們便利用他們所寵信的宦官來替其掌控權力，而宦官代理皇帝掌權，比如，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代行“批紅”等，讓司禮監掌印太監代掌東廠等特務機構，對朝中大臣和封疆大吏的監督和制約等，這自然讓太監能有機會掌握很大的權力，明朝的宦官們便是利用皇帝懶政、怠政的特點，乘機大肆攬權擅政。
明朝宦官擅權干政的現象很值得重視，太監干政是明朝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太監權力過大，特別是掌控着有特殊權力的特務機構，這對於行政機體的侵擾是非常嚴重的，影響政治管理體制的正常運轉，使管理出現畸形的發展，專權、腐敗、貪腐現象嚴重，太監干政的歷史經驗教訓是非常深刻的，明朝的敗亡對後世該視爲是長鳴的警鐘。
明朝太監
第一，明朝宦官對權力掌控的現象有一個發展過程，是在明朝歷史發展中逐漸形成的，而並非一開始就有，明初，宦官的地位不高，權力不大，而且，被嚴格限制干政。
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朝朝廷開始設立司禮監，起初，司禮監的主要職責是掌管宮廷禮儀，糾察內官違犯禮法的行爲，屬於典禮紀察方面的工作明朝太監干政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現象，明朝初創時期，太監的權力不大，並被嚴格限制干政，而從永樂朝開始，部分宦官開始擁有一定的權力；從明宣宗時期開始，司禮監地位得到提高，太監開始嘗試着干政；到了英宗時期，太監開始掌權，司禮監的權力成了能與內閣抗衡的內廷機構；明中葉以後，好幾位皇帝長時間居於後宮，或荒嬉享樂，或煉丹吃藥，怠政嚴重，宦官乘機掌控朝中權力，而皇帝也靠宦官來掌控朝局，制約朝中大臣，因而，宦官的權力便越來越大。
而且，明朝的好幾位皇帝都是很怪異的，對特殊玩樂活動的興趣和愛好勝過對處理朝政的重視，比如，明宣宗朱瞻基愛好鬥蛐蛐；明憲宗朱見深迷於煉丹方術，好女色，喜猛獸等；明武宗朱厚照酷愛玩樂，喜歡奇珍異獸；明世宗朱厚璁也很愛好煉丹方術，着迷於仙道修養；明穆宗朱載垕貪愛女色，好食藥春，最後死於女色；明神宗朱翊鈞特喜歡斂財聚寶，是一個大財迷；明光宗朱常洛喜好吃藥、煉藥，並縱慾無度；明熹宗朱由校酷愛木工活，對他來說，幹木匠活比當皇帝更過癮，等等。
明朝這些皇帝對於他們的特殊愛好，不是一般的滿足興趣，而是寧肯懶政甚至怠政，也要沉溺於他們的玩樂之中，因而，對於朝中政事的處理便失去興趣，因而影響了治國理政。同時，這些皇帝大都是權力慾很強的，他們雖然執迷於特殊的玩樂，但都不但不放棄權力，而且還竭力想強化皇權，於是，他們便利用他們所寵信的宦官來替其掌控權力，而宦官代理皇帝掌權，比如，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代行“批紅”等，讓司禮監掌印太監代掌東廠等特務機構，對朝中大臣和封疆大吏的監督和制約等，這自然讓太監能有機會掌握很大的權力，明朝的宦官們便是利用皇帝懶政、怠政的特點，乘機大肆攬權擅政。
明朝宦官擅權干政的現象很值得重視，太監干政是明朝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太監權力過大，特別是掌控着有特殊權力的特務機構，這對於行政機體的侵擾是非常嚴重的，影響政治管理體制的正常運轉，使管理出現畸形的發展，專權、腐敗、貪腐現象嚴重，太監干政的歷史經驗教訓是非常深刻的，明朝的敗亡對後世該視爲是長鳴的警鐘。
明朝太監
第一，明朝宦官對權力掌控的現象有一個發展過程，是在明朝歷史發展中逐漸形成的，而並非一開始就有，明初，宦官的地位不高，權力不大，而且，被嚴格限制干政。
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朝朝廷開始設立司禮監，起初，司禮監的主要職責是掌管宮廷禮儀，糾察內官違犯禮法的行爲，屬於典禮紀察方面的工作，它很可能是由之前的典禮紀察司改變而成的。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整頓宦官機構，司禮監的職權被相應調整，改變爲負責掌管婚喪祭禮儀、賞賜筆墨書畫、督導光祿司供應皇宮筵宴等事務，此時的司禮監仍排列在內監之後，不過，由於司禮監新增了掌御前勘合、內使出門馬牌等機要工作，這使得司禮監的地位有所提高。
明初，朱元璋吸取了歷朝歷代宮中的管理經驗，在司禮監初建立之時，便非常重視防範宦官干政。據《明太祖實錄》記載，在評論宦官時，朱元璋曾說：“此曹止可供灑掃，給使令，非別有委任，毋令過多。”還說：“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若用耳目，即耳目蔽；用爲心腹，即心腹病。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
可見，朱元璋還明令內侍毋許識字。其實，早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就專門下令鑄造一鐵牌，上面寫着：“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他還下令將此牌懸置於宮門，並敕令諸司“毋得與內官監文移往來”。內廷包括司禮監，在朱元璋掌權時是被抑制的，宦官不允許攬權，宦官對政局並沒有能產生大的影響。
朱元璋畫像
第二，永樂時期，司禮監仍屬一般衙門，但部分宦官已開始擁有權力，太監的地位有所提高。
燕王朱棣爲了抗拒建文帝削藩，並乘機搶奪帝位，他發動了“靖難之役”。朱棣在率兵南下攻金陵城時，出來率燕軍攻擊建文朝的軍隊外，還收買朝中的大臣和皇室成員，並暗中聯絡和收買宮中的宦官，利用宦官來通報消息和聯絡朝中大臣，因而，有些宦官對朱棣在“靖難之役”取得勝利，使他能最後奪位成功是有貢獻的。朱棣也因此開始重視宦官的力量和作用。
朱棣登基之後，對宦官比較重視，爲了對付建文朝的舊臣，以強化永樂朝的皇權專制統治。朱棣隨即一改明太祖朱元璋所制定的“宦官不得干預政事”的規則，給予他所信任的一些宦官有一定的權力；而且，爲了對付外朝的文武大臣，朱棣開始提高司禮監的地位，逐漸默許其參與政事。比如，讓宦官掌東廠、監京察、守備南京、出鎮各地、領船隊下西洋等。在永樂一朝，宦官已不再像朱元璋在世時的洪武年間那樣被限制干政了，可以說，是朱棣讓宮中的宦官開始“翻身”了。
朱棣畫像
第三，明宣宗時，司禮監的地位得到明顯提升，司禮監的領頭的太監開始嘗試着干政。
明宣宗朱瞻基在他父親仁宗朱高熾登基不到十個月之後便繼位了。仁宗確實比較仁善，他當皇帝的時間很短，但卻做了不少好事，在位期間，朱高熾爲政開明，重視發展農業生產，推行與民休息的政策；赦免了建文朝時的許多舊臣，平反了許多冤獄，廢除了許多苛政；特別是在軍事上修整武備，停止了永樂朝的大規模用兵政策，使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爲“仁宣之治”打下良好的基礎。在洪熙時期，糾錯平反，停止用兵是其政策的主旋律，仁宗並沒有着力於強化皇權方面，因而，在仁宗時期，太監依然像原來一樣，並沒有能增加權力。
可是，明宣宗朱瞻基與他父親不一樣，他的性格更像朱棣，他有氣魄，有雄心，是一位想有大作爲的皇帝，他喜歡學他爺爺而不是他父親的樣子。所以，在宣德年間，朱瞻基爲了鞏固皇權，開始加強內廷，使司禮監的權力得到較大的提高。
明宣宗朱瞻基親自掀開了宦官干政“序幕”，他改變了朱元璋時期對待宦官的一項重要限制，朱元璋規定內侍不允許讀書識字，可是，到了宣德四年（1429年），朱瞻基卻親自下令，在宮中特設“內書堂”，讓內侍有了讀書的地方，並令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陳山專門教授小內使讀書識字，從而，朱瞻基廢除了明太祖不許宦官讀書識字的規制。從此，司禮監下面便長期設有“內書堂”，請朝中的博學大臣，專門負責教授宦官讀書。而從“內書堂”學成出來的年輕宦官，便成了二十四衙門的“人力資源”。而宦官有了文化，參與政事就變得“大有可爲”了。此後，“內書堂”輸送出去的宦官有負責記錄御前文字的；有負責掌封進本章的；有負責發行諭批的等等。
宦官常伴隨於皇帝身邊，而且又有了文化知識，這使宦官干政不但有了機會，而且還有了掌握權力的學識和謀略，這使宦官干政現象很難避免了。
司禮監
第四，從英宗開始，宦官開始掌權，內廷中宦官所掌控的司禮監的權力越來越大，朝政大事的制定和實施都繞不過司禮監，司禮監成了可以與內閣抗衡的權力機構。
明宣宗去世後，明英宗朱祁鎮繼位時才九歲，主少國疑，衆臣曾請太皇太后張氏垂簾聽政，但被張氏拒絕，張氏只是在幕後支持年少的朱祁鎮。張氏很明智，他既不但不垂簾聽政，而且還嚴令外戚不許擅政，而且，更重要的，她絕不允許宦官干政。
當時，太監王振經常伴隨朱祁鎮左右，太皇太后張氏擔心王振攬權，多次訓斥他，嚴令他不許幹壞事，有一次，還特意在朝中大臣面前，將王振召來，警告王振不許干預朝政。因而，在張氏在世時，王振比較老實，不敢胡作非爲；而且，當時輔佐明英宗的有宣宗時的舊臣“三楊”，即楊士奇、楊榮、楊溥，他們是賢能大臣，也決不允許宦官干政，因而，此時，王振是沒有機會擅權的。
可是，正統八年（1443年）到正統十一年（1446年）的三年時間內，太皇太后張氏和朝中“三楊”重臣都先後去世，而明英宗朱祁鎮在正統八年（1443年）親政，沒有太皇太后張氏的管束，又沒有“三楊”的輔佐，朱祁鎮開始放飛自我，甩開手來處理政事，而他不喜歡大臣們對他的約束，便重用了懂得奉承的宦官王振等，於是，以王振爲首的宦官勢力便逐漸增加了權力，英宗用他們來制衡文官集團，而王振等利用英宗進行專權干政。
明英宗畫像
王振沒有太皇太后對他的制約，他開始大肆攬權，他首先是請求英宗將明太祖掛在宮門上那塊寫着“禁止宦官干預政事”的鐵牌摘下來，自己感到揚眉吐氣了。隨後，王振還大興土木，爲他自己建府邸，並且，他還大修智化寺，求佛賜福給他。
接着，王振利用專權朝政的機會，提拔奉承他、賄賂他的聽話官吏。比如，工部郎中王佑善於阿諛逢迎，有一次遇到王振，王振問他爲何沒有鬍子，王佑竟恬不知恥地回答說是因爲“老爺”王振沒有鬍子，所以，作爲“兒子”的他也不敢蓄鬍子，王振聽了心裡非常高興，知道王佑很順從聽話，立即提拔他爲工部侍郎。類似的，徐睎和王文因也善於諂媚拍馬，也被王振分別提拔爲兵部尚書和都御使；王振還把死心塌跟隨他的心腹馬順、郭敬、陳官、唐童等安插到各機構去，爲他掌控朝中的一些部門。
王振越來越肆無忌憚，在他當上司禮監掌印太監之後，他便對違揹他意願的大臣肆意進行處罰和貶黜，比如，正統八年（1443年）的一天，奉天殿遭雷擊，被擊去一角，英宗下旨求言詔，翰林侍講劉球上疏提出：“皇帝應親自處理政務，不可使權力下移”等建議，王振知道後，認爲劉球是在勸英宗削掉他的權力，於是，王振十分惱火，下令將劉球逮捕入獄。再如，駙馬都尉石碌，一天在家裡責罵傭人、責罵太監員寶，王振知道後非常憤怒，他把石碌逮捕至錦衣衛大牢。
然而，王振的這些肆無忌憚的惡劣行爲不但沒有受到明英宗的責備，而且，還得到了明英宗的默許。明英宗對王振非常信任，也很是尊重，他一直稱王振爲“先生”，連名字都不叫。這使得王振越來越狂妄，朝中各種身份的人，凡是懼怕王振權力的，都大肆奉承他，比如，有些王侯、公主稱王振爲“翁父”；有些趨炎附勢的大臣更是無恥地認王振爲“乾爹”。
王振（劇照）
從“麓川之役”開始，王振便跟隨在英宗身邊，找機會攬權，當時，因爲有王太皇太后和“三楊”的制約而沒有能得逞，可是，英宗親政之後，王振便不受約束了，他慫恿英宗御駕親征，導致了“土木堡之變”的慘劇發生。據說，“土木堡之變”是因爲王振接受瓦剌的賄賂，但他受賄之後，減少對瓦剌太師也先得賞賜，這才引起瓦剌軍率兵入侵的。
惡有惡報，王振極力勸英宗親征，以達到他展示自己權力、並進一步爭功擅權的目的，可是，最後卻導致英宗被俘，而王振也被明軍中憤怒的將領殺死了，這是罪有應得。
“土木堡之變”後，朝中的局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英宗被虜，景泰帝朱祁鈺即位，而後，英宗被接回京城，當了太上皇，再後來，朱祁鎮又搞政變，奪回了皇權。天順元年（1457年），英宗復辟成功之後，下詔爲王振正名，並以香木爲王振造雕像，爲王振祭葬招魂，而且，還在智化寺北院建旌忠祠，以祭祀王振的亡靈。英宗的荒唐舉動讓朝中的宦官的野心更大了。
顯而易見，正是在正統、天順年間，明英宗朱祁鎮掌皇權的時期，宦官的權力得到大肆膨脹，太監纔開始明目張膽地擅權。而有了英宗朱祁鎮對宦官的提拔、信任、縱容，甚至尊重，才使明王朝太監干政形成了一種定勢。
英宗之後，憲宗朱見深、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熜等明朝皇帝，都有懶政、怠政現象，他們利用宦官代行皇權，以抑制朝臣，而宦官代行皇權理政便成了明朝的一個重要特點。於是，明朝中葉之後，便屢屢出現專權擅政的宦官。
比如，憲宗成化時期，有了建立和執掌“西廠”的汪直；武宗正德年間，出現了氣焰囂張、指派部下掌控東、西廠並新建內行廠的劉瑾；萬曆年間，出現了與張居正聯手、擅權攬政的馮保；明熹宗時期，有了權傾朝野的魏忠賢等等。
宦官專權成了明朝專制政權的一個怪胎。司禮監宦官利用代行皇帝“批紅”的特殊權力，不斷擴大自己的權力，干預明王朝的中央決策，這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明朝軍事、經濟、和律法等方面都造成了惡劣的後果。
第五，司禮監從正統年間開始，便形成較完整的組織結構，而掌印、秉筆太監因其特殊的職權，分別成了內廷中權力最大的第一、第二號人物，成了內廷中的“元輔”和“次輔”。
明朝的宦官機構主要有“十二監四司八局”，俗稱“二十四衙門”，這形成了內廷的主要機構。
“十二監”包括司禮監、御馬監、內官監、司設監、御用監、神宮監、尚膳監、尚寶監、印綬監、直殿監、尚衣監、都知監；而“四司”包括惜薪司、鐘鼓、寶鈔司、混堂司；“八局”包括兵仗局、銀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針工局、內織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
毫無疑問，司禮監是“二十四衙門”中權柄最重的一個行政機構，內廷的司禮監與外朝的內閣成了明王朝最重要的兩個核心行政權力機構。《明史》有明確記載：“司禮監掌印掌理內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筆、隨堂掌章奏文書，照閣票批朱。凡內官司禮監掌印，權如外廷元輔，掌東廠，權如總憲。秉筆、隨堂視衆輔。”沈德符說：“司禮今爲十二監中第一署，其長與首揆對柄機要，瞼書、秉筆與管文書房，則職同次相。其僚佐及小內使，俱以內翰自命，若外之詞林。內官監視吏部，掌升造差遣之事。今雖稱清要，而其權俱爲司禮矣。”（《萬曆野獲編》卷六）
具體說，司禮監設提督太監一名，掌印太監一名，秉筆、隨堂太監四到八名，掌司、典簿太監若干名。提督太監爲內廷統領，掌督理皇城內一切禮儀、刑名及管理當差、聽事各役，在司禮監內居住，有長期值班的性質；掌印、秉筆和隨堂太監主要負責協助皇帝並與外廷溝通。秉筆太監由於掌管批紅、傳宣諭旨和提督東廠，權力很大；而掌印太監由於負責覈審和最後的蓋章，成了內廷中權力最高的人，因爲沒有蓋章，行政文件便發不出去，掌印太監成了政策推行的最重要的“掌門人”。此外，隨堂太監負責大臣奏章的收藏和整理等。
明代劉若愚說：“最有寵者一人，以秉筆掌東廠，掌印秩尊視元輔，掌東廠權重，視總憲兼次輔，其次秉筆，其次隨堂，如衆輔焉。”（劉若愚《明宮史·木集》）沈德符也說過：“司禮掌印，首璫最尊，其權視首揆。東廠次之，最雄緊，但不得兼掌印。每奏事，即首璫亦退避。”（《萬曆野獲編》卷六）
簡而言之，掌印太監猶如“元輔”，與內閣首輔權力相當；而秉筆太監掌東廠，猶如“次輔”，而隨堂太監等相當於“衆輔”，內廷與外庭形成的制衡的局勢，而宦官權力能左右朝局。
在明宣德時期，太監開始攬權，而正統以後，司禮監逐漸成了內廷的核心機構，其實權已經能與外廷的內閣不相上下，儼然是另一“內閣”，後來，司禮監的權力甚至還能制約內閣。所以，後來很多學者都認爲，司禮監的掌印太監與內閣首輔的柄機相當，掌印太監成了“內相”。到明武宗時候，司禮監的太監，主要是掌印太監、秉筆太監和隨堂太監中的管文案的，因“專掌機密，凡進御章奏及降敕批疏，無有不經其出納者”（參看（清）趙翼《二十二史剳記》卷 33），具有了獨特的權力。
司禮監所掌控的機構東廠等，其特殊權力非同尋常，是皇帝控制朝中衆臣的重要機構，同時，也是太監干政的特殊工具。東廠因其內署機構位於東上北門而得名，而其外署機構則位於東安門以北東廠始設於司永樂十八年，最高領導爲欽差提督東廠官校辦事，簡稱“提督東廠”，或稱爲“廠公”“督主”。這“廠公”一般由一位司禮監秉筆太監兼任，可是，東廠名義上是隸屬於司禮監，但“廠公”卻不歸司禮監的首領管理，而是直接隸屬於皇帝，直接向皇帝報告，所以，“廠公”的地位極高。沈德符指出：“司禮掌印，首璫最尊，其權視首揆。東廠次之，最雄緊，但不得兼掌印。每奏事，即首璫亦退避。”（《萬曆野獲編》卷六）顯然，東廠不屬於司禮監管轄，而是由皇帝直管，雖是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任東廠提督，但他向皇帝彙報時，連掌印太監都必須迴避。東廠的權力猶如外廷的都察院，所奏的皆是“機密事”，所以明史說“東廠權如總憲”。
東廠官員（劇照）
禮監所屬的另一機構是“內書堂”。就像上面所說的，這是一個教授宦官讀書識字的教育培訓機構，宣宗帝違背了朱元璋的政策而設立了這一教育機構，讓一些聰明的小宦官能有機會讀書認字，此後，大學士 、翰林 、各部尚書等都成了內書堂的教師。其實，“內書堂”就是宦官的人才培養中心，從其中走出的人才到了各機構去任職，而常常有司禮監的太監頭領來暗中掌控，這對朝局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司禮監的另一下屬機構是禮儀房。禮儀房是很有特殊趣味的內廷機構，它爲皇帝的后妃們所生的皇子和公主們提供最好的奶媽，負責照顧皇公主們，比如，在孩子們滿月後替他們理髮；在孩子們滿百天後爲他們乳名等，禮儀房的奶媽們負責照顧皇子、公主，一直到他們進入青春期纔算結束。禮儀房的太監常年服務於內宮，是接觸後宮皇后嬪妃和皇子、公主最頻繁的一羣人，他們常常是通報後宮消息的靈通人。因而，也是有一定的權力的。
明代中後期大多數皇帝不喜歡按部就班地上朝治國理政，而是喜歡深居宮內，按自己的愛好來玩樂，而內閣所擁戴的專制集權制對於這些有奇怪興趣的帝王們來說，是一種嚴厲的限制，是很難容忍的，於是，皇帝們藉助於宦官的力量，着力爭取他們的“自由”。
在明代，監（司禮監）閣（內閣）體制在權力的牽制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這有利於讓明朝中央朝廷的管理機制保持正常運轉，但宦官禍政的負面影響更是不可忽視的，畢竟，宦官代行“批紅”“掌印”，掌控特務機構，控制部分京都兵權，以及干預“三法司”，並利用自己的權力黨同伐異、貪財斂財，使明朝的政局在後期很多時候成了宦官的朝政，可見，司禮監是明王朝中後期皇權專制主義發展孕育而成的一個政治“怪胎”，對明朝的危害是相當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