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這本小說其實很偶然，因爲疫情的原因居家不能外出，百無聊賴之際想應該乾點什麼，想來想去正好用這一段時間把我想以銀行生活作爲背景寫點東西的想法變成現實。
剛開始的時候就是一點片段的思緒，故事也不成體系。我看了捷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寫的《小說的藝術》，瞭解到現代小說產生於現代人獨立思考的時候，知道了小說與科學和哲學一樣，也是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小說認識世界的方式不是追求確定的因果關係，而要揭示事情的複雜性和開放性。這本書讓我對小說這種文學形式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我還看了美國劇作家和導演拉約什·埃格里寫的《編劇的藝術》這本書，知道了如何搭建故事的構思、如何構建一個立體的人物、如何製造懸念以及如何製造衝突等等，慢慢地摸索着把自己的想法串成一個有情節的故事。
寫作是個很耗時的工作，我每天坐到電腦前不知不覺就幾個小時過去了。但我卻不覺得累，反而很愉悅。妻子說，這叫出神，如果你喜歡幹一件事情，再辛苦也不會覺得累。
初稿寫出來的時候，我覺得主要工作已經完成了。妻子說，不要着急，你現在搭建出來的只是故事的框架，充其量是個毛坯房，你還要給你的毛坯房進行裝修、精裝修，這樣，纔會有人來看。
我覺得她說的有道理，又找了好幾本名家寫的小說來讀。果然在名家的筆下，關於人物內心的活動描寫、場景的描寫、對事件的評價，都有很多神來之筆，給了我很多的啓發。
小說寫完之後，我把本子發給一位我認爲比較有文化的朋友，請他百忙之中幫忙斧正。過了好多天，他打電話給我說寫得挺好。我說，你直接說“但是”吧。
他在電話那頭笑了笑，給我說了一些小說裡結構和細節方面的建議，還給我說：“你掙着銀行的錢，說銀行的不好，這樣好麼？”
我說：“也不是說銀行的不好，我只是想反映一種真實的狀態。而且，就算是批評，也是想讓它更好。”
他又說：“你是不是寫得有點狠了，銀行這點破事你都給抖露了出來。”
我笑着說：“還好吧？你又不是沒在銀行待過，銀行真實的故事怕是要比這個狗血得多吧？”
他沉默了一下，說“是”。
他問我說：“小說裡賈行君、崔英、陳鵬他們的悲劇是必然的麼？”
我說：“我覺得賈行君的悲劇是個必然，在那樣的環境下，他就算不是因爲這樣的事，也會因爲那樣的事給自己帶來麻煩。在職場上，每做錯一件事，都會把自己往懸崖邊推一把。崔英、陳鵬的悲劇是不是必然不好說，也許是，也許不是，只是一種可能吧。”
他說：“是的，但導致悲劇的錯事的性質還是不一樣，有些錯誤是可以犯的，但有些錯誤是不能犯的，犯一次就萬劫不復。”
接着我們聊了聊這麼多年“出事”的那些同事，結果發現無外乎就是跟女人、金錢、權力糾纏不清導致的後果。我想了想，銀行這麼多年反覆上演的不就是這點事麼？江姐這些烈士是考驗做人的上線，漢奸是考驗做人的下線。在職場中，夠得着上線固然最好，但更多的時候，我們應該拷問一下自己的靈魂，能不能把握住做人的下線，那樣，便也會少了很多的人間悲劇。
我們在職場以爲了生存的名義一路狂奔的時候，很少有時間或精力來思考我們爲什麼要這樣、這樣做值不值得，也太少把熱情的笑臉給與你身邊最親近的人。或許只有撞到南牆纔會停下來，撫摸着受傷的身體，想一想換一個生活方式是不是更好。
這本小說的故事情節也不能離開這樣的情境，如果胡編亂造出別的故事，會脫離真實的銀行生活，讀者會覺得四不像，也會違揹我當初寫作的初衷。
如果讀者裡有在銀行工作的，或多或少會在這個小說裡發現一些熟悉的場景，甚至會發現自己的影子。
莫言說，小說不是唱讚歌的工具；竇文濤說，他做《鏘鏘三人行》的唯一原則就是“說人話”。我不奢望這本小說對讀者能有什麼啓發，如果我自己能從寫作中學會用批判的眼光說一些“人話”，也不枉費這幾個月的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