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的文化精神
——在北京大學的演講
一
很高興今天能夠來到這座講堂，與同學們做一次交流。在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如果還有那麼幾塊土地，能夠生長我們的民族智慧之樹和人文精神的話，那麼我腳下的這塊土地，就是我們的未名湖畔——北大校園，應該屬於最肥沃的一塊了。因此，來到這裡和同學們交流，對我來講是一種幸運。在這裡，我可以聞到很多過往的文化大師的呼吸，看到他們的學術剪影，他們給了我很多溫馨的人文回憶與懷念。今天，我在這裡沒有能力像大師們那樣跟你們進行正宗的學術探討，我只能浮光掠影地說一些我對楚文化的認識與思考。
我曾對朋友們講過，我們的高考應該出這樣一道題目，什麼題目呢？就是：爲什麼我們的民族叫“中華民族”？爲什麼我們的國家叫“中國”？這兩個題目裡面蘊涵着我們這個民族文化的地域流向。中華的最初定義指的是黃河的中部。山西和陝西交接的地方有兩支山脈，一支是中條山，還有一支是陝西境內的華山，這兩座山連在一起被稱爲中華。由此可見，中華民族最早發源地是在黃河。偉大的黃河，那是一條流淌着東方人文的河流。在我少年的時候，我曾坐在羊皮筏上渡過黃河。面對黃河壯麗的落日，我當時不知道這條河流有多麼偉大。只是覺得它很年輕，很有氣勢，它的波濤像橘紅色的早霞一樣吸引我、親近我。後來，當我知道我們“中華”就是在這裡產生的時候，我對它表示了敬畏和親近。
中國文化的發源可以追溯到五千多年前，但是向世界散發出迷人光彩的年代卻是在春秋戰國時期，特別是公元前6世紀到5世紀之間，以及稍後的戰國時期，一大批文化巨匠涌現在中國大地上，例如老子、孔子、莊子、墨子、荀子、孟子、韓非子等等，被我們統稱爲先秦諸子百家。“春秋”一詞不僅僅指的是一個時代，亦是一個哲學的命題，這種哲學觀念滲透在《易經》之中。“春”爲陽之中，“秋”爲陰之中。陰陽平衡的狀態，就是“中”的狀態。這個“中”，就是和諧，就是吉祥。我們的祖國以中命名，說明我們這一片土地，以及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中華民族，從一開始就是熱愛和平的，追求和諧的生活之美的。所以說，“中國”這個國家的名字蘊涵了很深的東方哲學。
中華文化雖然誕生於黃河流域，但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它開始向南方的長江流域拓展。我們的先民，當他們逐水而居，慢慢由黃河向南方發展的時候，長江文化就成爲繼黃河之外的另外一箇中華文化的源頭。黃河與長江，都是我們民族的母親河。兩大地域文化，呈現了中華文化的雄奇瑰麗，它的美麗的姿態，就是龍鳳呈祥。長江流域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最早向我們的文明世界發出燦爛光芒的，就是我今天要講的“楚文化”。與它一起先後出現的還有巴蜀文化、吳越文化。但相比之下，春秋時代的楚文化最爲大氣，最爲華贍。
二
關於長江文化的特徵，我曾說過，萬里長江如果按區域劃分的話，大致可分爲三個文化形態：第一個是巴蜀文化；第二個是荊楚文化；第三個是吳越文化。上游的巴蜀文化展現的是詭異和瑰麗，荊楚文化展現的是遼闊和大氣，而吳越文化展現的則是秀美和精細。這三種文化風格不同，各有特色。將其對應於人纔來表達，就是巴蜀出鬼才，荊楚出天才，吳越出人才。我這麼說，並無意於對這三種人才的表現方式作優劣的比較，只是按照人才的類型和特徵進行分類。中國地形的大致走向決定了我們區域文化的走向。中國所有的高山都在西部，它們一直向東綿延下來，或許中間有大山突起，但是總體的海拔趨勢是漸趨平緩的。因此在四川有衆多的奇山異水，有衆多像九寨溝那樣美麗的風光。地靈必定出人傑，所以它才滋養出了像李白、蘇東坡、郭沫若那樣一些想象奇異的偉大的文學家，還有我們的小平同志這樣偉大的政治家。按我們現在來說，他們都是不按常規出牌的偉人，“得地氣之先”嘛。《易經》六十四卦之首的乾卦，所對應的方位是“西”，對應的五行是金色，對應的顏色是白。大家知道，中國有很多美麗的雪山都在西部，它們都是白色的。我前段時間剛去了有“蜀山之王”之稱的貢嘎雪山，海拔將近八千公尺，站在雪山之下，我感到耀眼的白色是一種去僞存真的禮讚。在這片充滿神奇的土地上，產出的人才大都充滿了詭氣。這叫“山水鍾靈秀”。當長江流到三峽，切開夔門流入湖北的時候，這條大動脈便產生了變化。杜甫寫過這樣的詩句：“楚地闊無邊，蒼茫萬頃連”，當所有的水，千軍萬馬一般咆哮着衝出窄小的夔門，突然感到天地是如此的寬闊，這片寬闊的土地就是鶯飛草長的江漢平原，就是養育了燦爛文化的荊楚大地。
古時的楚國，從今天的地理來看，中心是在湖北。湖北是楚文化的發源地和核心。當年楚國的疆域，就是今天中部地區。中部六省，除山西之外都是楚國的，包括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和江蘇徐州的一部分。楚國當時地處中原，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特定的環境，導致這一區域產出的人才都有一種非常硬朗強健的風格，所以說荊楚出天才。天才是不可複製的，天才更是不按照遊戲規則出牌的。像我寫過的明代萬曆首輔張居正，像我們的開國領袖毛澤東，都是這一類人才。毛澤東年輕的時候，以詩明志：“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真是同學少年，神采飛揚。若干年後，他又寫道，“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糞土當年萬戶侯”，這就是他的詩句，雄健的詩句，天才的詩句。他給自己定位：要做一番前無古人的事業。共產黨人的事業的確是前無古人的。這就是楚文化剛烈到極致的表現。
我們再說說吳越。當長江流過巴蜀與荊楚之後，那些刻在灩澦堆上、刻在荊江大堤上的噩夢般的記憶，一進入江蘇之後，都化作了槳聲燈影。中國南方的母親河在她的下游如此柔順，兩岸的土地都變得那麼溫和，那麼充滿詩意。所以說吳越盡得東南地利，很少有過天災。在歷史上，它一直是中國的膏腴之地，真正的魚米之鄉。正由於這樣，這片土地上的人很少爲生計犯愁，財富蓄積得多，生活必然精緻，人也會變得優雅。所以，吳越地區自唐宋之後，一直到今天，總是人才輩出，這裡的人才大都是治世之才，精於理財、治國。天才和鬼才不可複製，但人才卻是可以培養的。在吳越這種紙醉金迷之地，歷史上也產生了不少溫婉的故事，比如像“梁祝”這樣悽婉的愛情。愛情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在吳越這片土地上，愛情表現的形式就是像“梁祝”那樣生死相依，在巴蜀表現的就是卓文君的大膽私奔。這就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文化有一方的表現形式。
以上這三種文化風雷激盪，交相輝映，一起構成了長江文化的燦爛。這種燦爛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作爲長江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的楚文化，最早的發源地就是在荊江這一段。長江衝出了夔門流入武漢之前的這一段，俗稱荊江。荊江的名字因爲荊山而產生。荊山就是楚國的發祥地，春秋早期，楚國是一個很小很小的侯國，它封閉在荒山野嶺之中，就是今天神農架下的鄂西北這一帶，叫荊山山脈。楚國八百年的根基，就是從荊山開始，後人稱它爲“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當時只有數千人的一個小小的部落，在荊山上生息繁衍。他們披着獸皮，穿着極爲簡陋的衣服，製作粗劣的陶器，誰會想到他們最後會創造如此燦爛的文化呢？我剛纔在大廳裡，看到安放着一隻安陽市政府贈送的大鼎，是複製的春秋時代的早期作品，是周朝的，這是黃河流域文化的傑作。前不久，我在湖北隨州還看到了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那些精美的青銅器，遠遠超過黃河流域的製造技術。我不由得讚歎，偉大的楚國先民，經過幾百年的奮鬥，終於從一個落後卑微的部落發展壯大成爲中原霸主，成爲唯一能夠與秦文化抗爭的南方文化的代表。這是真正的“中部崛起”啊！它征服過吳越，擊敗過巴蜀，但殺伐並不是目的，楚人的最可貴之處就是把每一個地方的文化都保留下來，兼收幷蓄，博採衆長。這是一種開放的文化心態。當一個部落或民族知識層次比較低，而又有一種急於擴張和壯大自己的雄心時，那麼這個部落、這個民族的希望只能存在於“網羅天下之才盡爲自己用”，這種寬廣的胸襟，在楚人最早的文化裡體現得淋漓盡致。如果同學們有機會到荊州楚文化博物館去參觀，便可以看到兩尊精美的青銅器，一個叫“鹿角立鶴”，一個叫“虎座鳥架鼓”，前者是一隻修長的立鶴，卻長着一雙吉祥的鹿角，後者是臥虎上站着兩隻鳥，形成一隻圓弧的鼓架。可以說，這兩件青銅器是楚國藝術的代表作。楚人可以把山中之王——虎，和空中飛翔之靈——鳥，以優美的線條構圖，愉悅地結合在一起。這種變形藝術，在今天看來好像很平常，可最早這樣做的人，一定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屈原的《離騷》與《九歌》中，用了很多很多的比附，僅“香草”就說了幾十種，可見當時整個南方豐富的植被給予詩人非常豐富的想象。楚文化在這樣的發展與融合的過程中，變得非常的藝術和非常的貴族氣，這種“貴族氣”會把他們的生活變得非常優雅，非常精緻。但是，在用戰爭來給歷史定義的時代，優雅的貴族往往不堪一擊。所以，楚人的鹿角立鶴無法抵擋秦國的金戈鐵馬，最終產生了滅國的悲劇。楚國因爲發展文化而燦爛，也因爲發展藝術而最終喪失了英雄的稱號。所以說，當我們的生活用戰爭來定義的時候，成熟的楚文化沒有顯示出它的偉大；當我們的生活以和諧與發展來定義的時候，遠古的楚文化的優勢便會明顯體現。因爲它不是一個戰爭的文化，而是一個藝術的文化，是一個把生活的快樂發揮到極致，把藝術發揮到靈性高度的文化。
三
這種文化特點作用於“人”上，便構成了楚人的精神氣象。在這裡我要講三個人，他們身上集中體現了楚文化的特點。第一個人是卞和。這位楚國早期的賢人，在荊山上發現一塊玉，他自信這是天下最好的一塊玉，因此決定把這塊玉獻給楚王。可是楚王不相信他，他因此被斬斷了雙腳。但是，不管經歷多少坎坷多少難以想象的痛苦，不管經受多少坎坷和折磨，卞和決不改變自己的信念：堅信自己手上有一塊舉世無雙的玉。第二個人是春秋晚期的伍子胥。伍子胥的家族是楚國的貴族。一連三代，都是楚國身份顯赫的大臣。伍子胥的父親和哥哥，因爲反對楚平王納自己的兒媳爲王后，都被楚平王殺掉，伍家被殺三百餘口，慘遭滅門之禍。年僅二十三歲的伍子胥隻身逃出昭關時，對暗中幫助他脫離險情的好朋友申包胥說：“我從此以後的志向，就是消滅楚王。”申包胥回答：“如果你滅了楚國，我將重新振興楚國。”十七年以後，伍子胥帶着吳國的大軍，把楚國的都城郢都，也就是今天的荊州夷爲平地，實現了他復仇的理想。兩年以後，申包胥帶着他苦苦求來的秦國救兵重新恢復了楚國。我們常常說一諾千金，但真正做到這一點很難。伍子胥和申包胥兩人都做到了，他們都是君子，都是英雄，都是貴族。他們兩個人的理想決然不同，甚至是對立的，但這並不妨礙他們仍然是惺惺相惜的好朋友。我認爲這一點尤其難得，這是春秋戰國時期貴族政治的特點。政治家們都爲理想而生，爲理想而死，一旦說到就必須做到，這是何等健康的人生啊！第三個人是戰國時的屈原，他對他的祖國充滿了深切的感情。最後他看到楚國覆亡，便義憤地投江而死，表現了“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士大夫精神。以上這三個人基本上把楚人性格表現得淋漓盡致。從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一種什麼樣的氣質呢？強悍，剛毅，不屈不撓，決不拿自己的原則來做交易。他們既不像巴蜀的人那樣悠閒、怡然自得，也沒有吳越人那麼謙謙君子。楚國的地理形勢決定了楚人的文化品格。剛纔我說了，整個中部地區從來都是逐鹿之地，所有的政權更迭都是在這片土地發生。中原逐鹿，已成了爭奪天下的代名詞。楚地長期飽受戰爭的蹂躪，這片土地的人便喪失了他們強盛時期的優雅，更多的以強悍來表現和定義自己的區域文化了。歷朝歷代，這片土地上英雄輩出，但它缺少一些溫婉，缺少一些圓融。那一年我去雞足山拜佛，在金頂上，一個和尚對我說：“夜觀雲氣，中原大地的大乘氣象很稀薄。”佛教分大乘和小乘，小乘講究自修，大乘講求普度衆生。中國佛教屬於大乘。我問老和尚，哪兒有大乘氣象？他說：“西北，在西北的雪山上，有修行的與世隔絕的高人。”佛教講的大乘氣象，其精神表現就是一種圓融，一種謙和。而我們中部更多表現出來的是剛烈。中國的西部，在很偏僻的深山裡都可以看到很精緻的寺廟。我到了巴蜀，見到那兒每一個寺廟的香火都很旺。這種情況在吳越地區也很普遍。今年5月，我去了浙江寧波的天童寺，感到那兒的晨鐘暮鼓依舊像千年前一樣敲響，儘管那裡現代化的節奏非常之快，可是它依然保留了一些傳統的美好的東西，讓自己與俗世保持一些距離，保留一份心靈的淨土。中原地區以湖北爲代表，就不可能那麼優雅。你很難想象陸游，這位生在紹興的浙江人，縱然身歷戰難，依然保持着詩人的童真。他在過四川劍門關的時候，寫下“細雨騎驢過劍門”，這詩句多麼飄逸啊！面對“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雄關景象，他依然想到以一個詩人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情感，在瀟瀟的春雨中，不是騎一匹戰馬，而是騎一隻小驢子經過劍門關。可是誕生在中原的詩人，都沒有這麼從容不迫，這麼瀟灑飄逸。李白在湖北安陸住了十年，史稱“酒隱安陸，蹉跎十年”。他受到楚人的感染，發出的歌聲是“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大概李白是想，我既生活在湖北，就要像湖北人一樣敢於藐視孔子。這位詩仙，一點都沒有“細雨騎驢過劍門”的優雅了，有的是天風海雨似的呼嘯。因此從這個角度講，楚文化鮮明的地域性，雖不具備排他性，但也很難爲其他的文化所融合。
四
剛纔我說的那三個古代的楚人，反映出楚文化發展到中期的特點，第一個是執著。那年，我同我的一個商人朋友講，我現在準備寫歷史小說《張居正》。他問我：你準備花多長時間？我說：十年。他聽了就跳起來說：十年？你生命中有幾個十年？你自己也是經商的，你算算你的機會成本，算算成本有多高，你寫小說成功與否是一個未知數，十年是一個已定的時間。你花十年去賭博，去做一件不知道會不會成功的事，值得嗎？我當時回答他說：我是一個有“故鄉”的人。他說：誰沒有故鄉啊。我說：不，你沒有故鄉，你的生活之舟在汪洋大海上漂，漂到哪兒是哪兒。而我最終的“故鄉”是在文學，雖然我一次又一次地離開它，但我會一次又一次地回來。中間不管我去了哪裡，最終我都會回來。其實當時我還有一句話沒說出來，我這麼做是因爲我是一個湖北人，我身上有楚人鮮明的特點。伍子胥用十七年時間完成復仇，他成功了；卞和獻玉，他不知道他的玉是否會被世人承認而因此變成了終身殘廢，最後他也成功了；屈原不願接受滅國的現實而投江，他寫過“雖九死其猶未悔”，“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樣的詩句。楚人的這一份執著，薪火傳承，一代又一代。這種血液，這種生命的印記，是無法改變的。它流到我這一代楚人的身上，成爲我的基因，我的動力。今天，我的書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但是當時我決定拿出十年時間寫這本書的時候，在我看是執著，在別人看是冒險。我在寫作《張居正》的過程中，沒有任何功利的心理影響我。我非常敬仰屈原。他在投江自殺前有這樣一段故事：一個漁夫勸他，你爲什麼一定要按你的生活方式生活呢？你應該遷就世俗，接受命運給你的安排。但是屈原不接受，他拒絕把自己的理想作爲生命的交換，這就是活得有原則，活得有理想，這個理想和原則，就是來源於執著。
楚人的第二個特點，擔當。擔當天下事，慨然以天下爲己任，這是楚人精神的另外一個特點。毛澤東曾經非常浪漫主義地說“遍地英雄下夕煙”，在他的眼睛中，他所見到的人都是英雄。這種心胸可了不得。我看了明人寫的一部札記，記載這樣一則故事，燕王朱棣住在北京的時候，一直很想從他的侄兒手上搶過皇位，可是他猶豫不決。這時候他請來一個相面大師袁珙。袁珙到了北京後，很驚訝怎麼街上的販夫走卒都有英雄氣概，都有王侯之相。袁珙見到朱棣之後，圍着燕王轉了三圈說：殿下天生龍種，長髯過臍，日後必得天下。三年後，四十四歲的朱棣當了明代第三個皇帝。北京城裡的販夫走卒因爲都跟隨他參加“靖難之役”，從北京打到了南京，所以都成了功臣。論功行賞，有的當了諸侯，有的當了將軍，果然應了袁珙的判斷。那一年，我到紅安縣採風，這個縣是有名的將軍縣，出了二百多名將軍。離開時，縣裡領導一定要我寫一點東西，倉促之下，我寫了一首詩：“我愛紅安五月花，杜鵑如血血如霞。如何二百屠龍將，盡出尋常百姓家。”爲什麼那麼多農民出身的孩子，最終都成爲共和國的將軍呢？這就是楚人的擔當精神的表現，一旦改朝換代，楚人的“擔當”精神就會迸發，成爲一股摧枯拉朽的偉大力量。但是這個“擔當”精神是要付出代價的。像我說的伍子胥，在那個時代實現理想還比較容易。因爲那個時候，中國還沒出現那麼多的權謀。所以我說春秋時代的政治是一種貴族政治的表現，伍子胥身上體現了英雄加貴族的氣質。一千八百年之後，輪到張居正來挽救明代國運的時候，那是一個遍地小人的時代。當一個英雄要展開他富國強兵的願望，想實現他書生的夢想，他就不得不面對那麼多的小人和陷阱。所以，張居正在上任之初，說過一段話：“雖萬箭攢體，不足畏也。”意思是我現在當了首輔，爲了富國強兵的理想，哪怕前面都是陷阱，哪怕所有的亂箭射穿我的身體，也絕不後悔。李清照寫了一首詩：“生當作人傑，死亦爲鬼雄。”我非常奇怪，這麼一個柔弱的女子，怎麼能寫出這樣蕩氣迴腸的詩句呢？而真正做到“生當作人傑，死亦爲鬼雄”的就是伍子胥、屈原、張居正這樣的一些英雄人物。
楚人精神的第三個特點就是富有藝術性。小時候聽人說“鐘鳴鼎食之家”，我就感到很奇怪，“鐘鳴鼎食”是什麼意思？後來在隨州出土了曾侯乙編鐘才知道，鐘鳴是古代最好的交響樂，是在家人吃飯時敲響的。把生活極度藝術化，這是楚國人割捨不下的一種享受。但這裡面特別要澄清的一個事情是：讓國家沉浸在藝術氛圍中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政治家以藝術手法和方式來管理國事，那恐怕就是一種謬誤，就會出問題。中國歷史上有兩個很有藝術氣質的皇帝，一個是南唐李後主，一個是宋徽宗，最後兩個人都成了亡國之君。李後主所有的才情，換得的是“最是倉皇辭廟日……揮淚對宮娥”這樣的一種結局。所以，這裡講的，政治的藝術和藝術的政治是兩回事。政治的藝術有一種特定的藝術思維，給政治注入想象力。這是楚人出身的政治家的一大特點。怎麼理解這句話呢？比如說，毛澤東要搞“大躍進”，目的是三年趕超英美，這個舉措是充滿想象的，雖然後來失敗了，但是他這個人就是敢想敢作。還有張居正，當時在處理蒙古邊境的問題時，他面對的現實情況是：自從明代開國以來二百多年，漢人和蒙古人的戰爭，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問題在於，蒙古人需要漢人的茶，漢人需要蒙古人的馬。可是雙方都不給予對方交易的便利，每年只有很小一部分的官方交易，就是“茶馬交易”。在明朝方面，這個制度是祖宗定下來的，不可與異族通商。大家知道，在中國，凡事一涉及制度問題，就很難突破，哪怕明明這制度已不符合時代的需要，也不能更易，這就是國家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張居正上任以後，制定了一個政策，就是在蒙古人聚集的地方，設立多個貿易點，最大的一個貿易點叫板升，就像小平同志設立深圳特區一樣，張居正在漢蒙之間設立了一個板升城，這是一個很大膽的設想，是突破祖制的壯舉。當時也有很多大臣以“違背祖制”而極力反對，但張居正頂住壓力，把這件事辦成了。此舉不僅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漢蒙兩族之間的戰爭，而且讓邊境地區的居民從此安居樂業。這個特區就是今天內蒙古自治區首府所在地——呼和浩特。因爲政治家的一項決策，塞外的茫茫荒原上誕生了一座城市，這就叫政治的想象力。不以常規處置國政，不以教條治理國家，而是用一種變通，以嶄新的思維來處理問題，這就是政治的藝術，這種藝術促進了國家的進步，人民的福祉。
五
我們任何一個人在創造自己的事業時，不管是政治家、文學家，還是企業家，都面臨着多種選擇，但是有一個是你沒有辦法選擇的，那就是時代。你說我要當中國偉大的詩人，但我必須回到唐朝去，這可能嗎？馬克思說：我們不能選擇歷史，但是歷史選擇了我們。我們不能選定時代來創造我們的事業，但是我們可以給這個時代注入新的定義，重新演繹我們生活的方式。世界上從來沒有一種動物像老虎這麼兇猛，像飛鳥這麼靈動，楚國人把它們結合在一起，這就是一種想象。體現在藝術上就是變形，體現在政治上就是變通。有人講，如果我生活在唐代，我會和李白是好朋友，在宋代會和蘇東坡成爲很好的朋友。我說，這是不可能的，歷史不給你這種假設。歷史只給你今天，只能看你能否做今天的李白，今天的蘇東坡。你不要去做歷史的猜想者，你要積極而健康地處理你今天要做的每一件事情，要寫的每一部作品。
自古以來，所有的政治家都把自己的國家當做一個作品來不停地修改，古今中外都一樣。一代一代的政治家把中國改來改去，到現在，我們的“中國”有多少個版本？漢代稱“大漢雄風”，唐代稱“盛唐氣象”，明清的版本，一直到今天我們中國的版本，你說哪一個版本是中國最好的版本呢？我們可以回頭看過去，卻很難定義要仿效哪一個版本來作爲我們的選擇。因此，今天的作家都有責任，把中國的不同版本生動展現給大家看，而政治家的任務尤其重大，就是要從歷史中開掘精神資源，來領導人民完成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這個過程是藝術的過程，是篩選的過程，是創新的過程，既有理性也有激情。我們楚文化，在歷史上曾經綻放出燦爛的光芒。但是我剛剛說過，當用戰爭定義我們的生活的時候，這個文化，立刻就像“雞蛋碰石頭”一樣，不堪一擊。爲什麼我們的楚人那麼強悍，而我們的文化又表現出它的脆弱性呢？我想這就是文化的兩端。
在今天的改革開放中，再不是“遍地英雄下夕煙”了，社會根據自己的需求，變成了“遍地商人下夕煙”。去年，有一位領導問我：你認爲我們的楚文化在新的時代下，對“中部崛起”是具有幫助作用還是起到制約的作用？我當時笑了笑，回答說：“搖錢樹。”從來不可能長在急風暴雨的環境中，也不可能長在貧瘠的土地上。如果我們要提高經濟發展水平，那麼我們就要增加更多的包容性，而稍稍減一點我們的剛毅。這片土地上曾經誕生過一個口號，影響很大，是農民起義領袖陳勝提出來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就是西方所說的：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這個口號作爲培養天才而提出是可以的，但作爲培養建設中的團隊精神就有所欠缺。我們湖北有一種奇怪的動物——“九頭鳥”，每個人都想當一個頭，就是大家都想當領導，這樣就缺乏一種和諧，缺乏團隊精神。一鳥九頭不好啊！在治世，就會政出多門，就會扯皮拉筋窩裡鬥。所以我說楚文化融入當今的時代，第一個要做到多一點包容，第二個是要減少一點個人主義色彩，就是說把天才的心態減一點。一片土地的風調雨順，首先是每個人心理上的風調雨順。到了這種“天人合一”的狀態，“搖錢樹”纔有可能在這片土地上長成參天大樹。一個偉大的國家，絕不可能是經濟上的巨人，文化上的侏儒。當和諧不是一種願望，而是一種現實時，我們的土地上還會產生老子和孔子，還會產生屈原這樣一些文化巨匠和偉大的詩人。當前的中國，它提供的整個社會空間比過去的任何一個時代，不管是財富聚集的時代，還是羣雄聚集的時代，都要大得多，我們的文化視野也會變得闊大遼遠。我堅信，當今之世，一流的政治家、一流的文學家都會出現，一流的企業家和商人也會應運而生。
最後一個問題，不斷有人問我，“楚文化可以改造嗎？”我的回答是可以的。當然，這個改造不是像動手術那樣的改造，沒有那麼簡單。因爲文化的改造無異於基因的改造，過程是非常艱難的，不是一代人可以實現的。每一個人都要從自己做起，從每一件小事做起。當我們大家都變成謙謙君子的時候，春秋時期貴族政治的氣候就會回來，在我們的這片文化土壤上就會生長繁茂的奇花異草，那麼楚文化再一次興盛將指日可待。當然我們的興盛並非是對歷史文化進行毫無選擇的繼承，而是重建我們的文化長城。“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胡馬”不度“陰山”，除了“飛將”之外，還要有我們的“長城”，我們新一代的文化長城沒有建立，我們就不知道我們“故鄉”的區域有多大，就不知道我們祖國的文化有多麼寬闊。
我的演講到此結束，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