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辛亥革命的幾點思考
一
去年，因爲想寫一部反映辛亥革命的電影，從春節開始，我就閱讀大量的辛亥革命史料以及研究這一段歷史的著作。此前，對辛亥革命我只有一些感性的認識，直到去年接觸更多的史料，學習了一些海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之後，對這一段歷史我才產生了一些理性的思考。
記得讀完了金衝及與胡繩武兩位先生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之後，感慨良多，寫了一首七絕：
萬里哀歌豈奈何，亂雲深處哭銅駝。
以身酬國書生事，一擲頭顱涕淚多。
以身酬國，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從黃花崗烈士冢中那些長眠的忠骨，到蹈海而死的陳天華，引頸就義的徐錫麟、秋瑾等等，我們看到了他們身上存有的譚嗣同那種“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凜然正氣。當天下的書生都變成了慷慨赴死的英雄，這絕不是時代的進步，而是民族的災難，國家的悲劇。
說到這裡，我禁不住要問一句：究竟是誰把這些書生改造成英雄的呢？腐朽無能的清政府當然難辭其咎。但是，更大的罪人，製造中華民族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的，應該還有一直覬覦中國的豐富資源並企圖瓜分中國的西方列強。
二
衆所周知，從清朝中葉開始，誕生於歐洲的資本主義進入它全盛的發展時期，爲了掠奪資源與開拓海外的市場，以西班牙、葡萄牙與英國爲代表的西方列強紛紛來到了中國。
對於中國的侵略，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那時的中國，是明朝的正德皇帝統治的時期。正德皇帝是一個超級玩家，如果活到今年，他一定是娛樂界的寵兒，甚至可以去角逐奧斯卡的影帝。但是，作爲一個泱泱大國的統治者，他顯然是不合格的。在他統治的第十二年（即1517年），有八條帶有武裝的葡萄牙船進入珠江口，向岸上的清軍要塞開炮示威。這是西方列強入侵中國的第一炮。但是，這一炮並沒有引起正德皇帝的警惕。當西班牙的海盜在廣東開炮的時候，正德皇帝正在山西大同，他以視察西北的軍事爲名到了那裡，但他並沒有認真地處理軍事要務，而是命令手下到處搜刮民間的美女，帶到他的行宮裡尋歡作樂。
自從秦朝統一中國，特別是漢朝之後，中國曆代的統治者大都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西北和東北。這乃是因爲，這兩處衆多少數民族諸如匈奴、回紇、東胡、鮮卑、契丹、女真等等，憑藉他們的鐵騎，屢屢給中原的政權造成極大的威脅。唐宋兩代的邊塞詩，在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學中獨樹一幟，如唐詩“願爲腰下劍，直爲斬樓蘭”，宋詞“西北望，射天狼”等等，都是描寫朝廷官軍在征服西北少數民族戰爭中的英雄情懷。
但是，十六世紀以後，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的航海技術得到空前的發展，憑藉堅船利炮，他們可以通過浩瀚的海洋到達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此情之下，雖然馬背上的民族仍然是一個威脅，但是，輪船上的海盜卻顯示出了更大的貪婪。中國當時的統治者們，並沒有看到這一個形勢的變化。他們所掌握的科技知識與狹隘的世界視野，使他們喪失了處理這一危機的最佳時間。
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引用專門研究基督教的學者威·豪依特的話：“所謂的基督教人種在世界各地對他們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採取的野蠻和殘酷的暴行，是世界歷史上任何時期、任何野蠻愚昧和殘暴無恥的人種都無法比擬的。”1840年鴉片戰爭前後的中國歷史，完全可以證明威·豪伊特的這個論斷。
中國地大物博，既是資源的富集區也是巨大的消費市場，西方逐利的資本對這一片東方的大陸怎能不垂涎三尺。開始，他們也試圖以貿易的武器來佔領中國的市場。但是，這一招並沒有奏效。中國自給自足的經濟，導致了巨大的貿易順差。此後，以英國爲主的西方列強發現了鴉片是足以保證他們賺取中國白銀的最好的商品。誠如胡繩先生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中國這樣一個人口衆多的大國，如果吸毒成風，就會成爲鴉片的廣大市場。因此，不顧中國官方的禁令，非法地大規模地向中國推銷鴉片成爲英國商人追求高額利潤，並改變對中國貿易逆差的重要手段。”
西方列強利用鴉片賺走了中國大量的白銀，導致中國的經濟狀況迅速惡化。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對中國的經濟壓榨與掠奪已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中國鐵路、礦山、紡織等工業幾乎全部被他們控制。英國人赫德更是擔任中國海關關長達五十年之久。《馬關條約》、《天津條約》等一批喪權辱國的條約相繼制訂，數額巨大的戰爭賠款使清朝財政陷入崩潰。有着五千年文化，曾經長期雄踞東方，睥睨天下的東方帝國竟淪落爲西方列強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這一悲劇，實乃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兩千餘年中華民族最大的恥辱與創痛。此情之下，辛亥革命的爆發絕不會讓世人感到突兀。一百年後，我們重讀陳天華的《猛回頭》與《醒世鍾》，仍能感受到當時革命志士的無以復加的憤怒。
三
說到這裡，我不得不用崇敬的心情來記述偉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說過的一段話。1897年，孫中山在英國倫敦《雙週論壇》上發表了一篇題爲《中國現在和未來》的文章。其中有這樣一段：
不完全打倒日前極其腐敗的統治而建立一個賢良的政府，由道地的中國人（一開始用歐洲人作顧問並在幾年內取得歐洲人行政上的援助）來建立純潔的政治，那麼，實現任何改進就完全不可能的。僅僅只是鐵路，或是任何這類歐洲物質文明的應用品的輸入（就是這種輸入如那些相信李鴻章的人所想象的那樣可行的話），就會使得事情越來越壞。因爲這就爲勒索、詐騙、盜用公款開闢了新的方便的門路。當我們引用過去這樣腐敗的具體事件作爲例子，並根據我們個人的知識和經驗，爲了揭發這種駭人聽聞的，幾乎難以置信的事情的本質，用一些也許會引起人厭倦的詳細情節來寫出中國大衆和官場的生活的時候，纔會明白革新黨的言論，對於這種情況是絲毫沒有誇張。
孫中山寫這篇文章的初衷，是想讓英國在他領導的革命組織與清朝政府之間，能夠保持善意的中立。在同一篇文章中，孫中山還說道：
中國人民遭到四種巨大的長久的災難：饑荒、水患、疫病、生命和財產的毫無保障……其實，中國所有的災難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普遍的有系統的貪污。這種貪污是產生饑荒、水災、疫病的主要原因，同時也是武裝盜匪常年猖獗的主要原因。
通過以上兩段話，我們理解正在遭受清政府通緝被迫流亡海外的孫中山，急欲向英國政府及朝野間的有智之士表明他革命的理由與立場。一個長期讓人民飽受苦難的政府，除了推翻它，難道我們還有別的選擇嗎？
在孫中山流亡海外那段時間，西方列強的大量資本注入中國，在中國的土地上修建鐵路，開採礦藏，興辦工廠。清朝政府已完全喪失了對中國經濟的主導權。在孫中山看來，外國資本進入中國是解決中國資本短缺的最爲有效的方法，但必須有一個前提：即中國的政府必須是一個讓人民放心的政府，是一個有作爲、有理想的政府。否則，大量引進的資金必將爲這個政府的貪污提供更爲廣闊的空間。
作爲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孫中山雖然有一相情願的地方，但他絕不會弱智，他心中清楚西方列強的資本進入中國，並不是出於博愛的基督精神來施以救濟和援助，而是血淋淋的欺詐和侵略。在國外的演講中，孫中山不止一次地稱清朝政府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可見他知道，西方列強與清朝政府之所以互爲依靠，其原因是：一個要靠對方坐穩江山，一個要靠對方牟取暴利。
但是，孫中山在他的流亡生涯中，確實得到過一些西方國家的保護甚至資助。出現這種情況，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與人權保障固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以英美及日本爲代表的西方列強，則是把孫中山作爲一張牌，用來與清政府討價還價。培養與保護一個國家的反對力量，是他們在處理國際事務中慣用的伎倆。
應該說，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義之前，孫中山對這一問題並沒有完全認識清楚。但是，武昌首義之後，西方列強給孫中山上了一堂生動的國際關係課。
孫中山在美國丹佛聽到武昌首義的消息後非常振奮，同時也想到一旦成立共和國，必然會面臨外交及財政上的困難。因此他決定在回國之前，先遊說歐美各國支持新生的中國政權。他分析與中國有深厚利益關係的國家有六個：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俄國和日本。他認爲只要這六個國家表態支持中國的革命黨人，則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共和國將指日可待。但是，從1911年10月14日開始，到11月24日這40天裡，孫中山遊走於美國和英國、法國，他渴望見到的政要大都避而不見；他拜訪一個又一個財團希望獲得貸款，以解決建國經費的燃眉之急，也一次次地遭到了拒絕。這些國家當初庇護了他，但現在拋棄了他。
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結束了十六年的流亡生涯回到上海。當時各種國內外報刊盛傳他帶回了大筆款項甚至購買了軍艦。面對記者的提問，孫中山冷峻地回答：“我一文錢也沒有，帶回來的只有革命精神！”
四
在論述中國古代政治生活時，我們常常以“政統”與“道統”來對統治者與知識分子加以區分。政統的代表是皇帝，是行使國家權力的政要。“道統”的代表是知識分子。統治者注重的是政權的穩固，是國家與統治集團的利益。知識分子關注的是民族盛衰的規律與普世的價值。在一個成熟的國家裡，政統是權力，是實力；道德是良心，是軟實力。
我覺得，中國的政統與道統之分，顯示了儒家的智慧。用這一公式套用於世界政治，也非常合用。辛亥革命前後時期的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態度，則明顯看出了政統與道統的背離。他們雖然是憲政國家，尊重和保護自由、民主這些普世的價值，但他們更看重國家的利益與財富的掠奪。這就是爲什麼孫中山作爲一個政治流亡者能夠得到他們的保護，但作爲一個仿效他們建立新生政權的領袖卻被他們拒絕的原因。
因爲西方列強的欺凌壓迫，因爲滿清王朝的昏聵腐朽，像前面提到的徐錫麟、秋瑾、陳天華、黃興等衆多的本屬於道統的知識分子，紛紛團結在孫中山的周圍，成爲了一股扭轉乾坤推翻帝制的巨大力量，而他們本人也都變成了千古傳頌的英雄。百年之後，反思這一段歷史，除了對辛亥烈士們的緬懷與崇敬，我還想要說的一句話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西方列強留給我們的歷史教訓，永遠不要忘記！
2011年3月9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