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與萬曆新政
——在中央國家機關讀書活動中的講演
非常有幸接到中央國家機關的讀書活動的邀請。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張居正與萬曆新政》。我能不能用兩個小時把古代一位改革家、政治家的非凡而又豐富的人生介紹給大家，讓你們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對於我來講不能不說是一個困難。張居正和我是鄉黨，湖北荊州人，但他一輩子的事業就在大家腳下的這片土地——北京，他從二十三歲進北京，到五十八歲躺在棺材裡離開北京，在這片我們熟悉的京城土地上生活了三十五年，完成了一個知識分子從政的理想，作出了驚天動地的事業。
張居正的從政經歷，如果讓他填一份履歷表，一定不會很好看，因爲他的經歷太簡單。進入內閣擔任輔臣之前，他只做過兩樣工作：一是當研究員；二是當老師。所以我說他是知識分子從政的典型。他很小的時候就是家鄉有名的神童。他生下來最初也不叫張居正，叫白圭，實際上就是烏龜的龜。他出生的前一天晚上，他爺爺做了一個夢，夢見他們家廚房的大水缸裡面有一個白色的烏龜從缸底下升起來，這個老漢一醒過來就跑廚房去看，水缸裡面沒有白烏龜，但是有一個月亮像烏龜。早晨起來這個孩子出生了，他的爺爺於是就給他取名叫白圭。圭與龜同音，但寫出來好看些。他十三歲考中秀才，也就是今天的大學本科，當時是全省最小的秀才。那時考中一個秀才要受到知府的接見，荊州知府叫李元陽，是一個學者型領導，他接見張居正，一看是個孩子，就說你怎麼叫白圭呢？張居正講了名字的來歷，李元陽說這個名字不雅，我給你改一個名字，你叫居正好了，你要做君子，居正位，做大事。這是一種勉勵。
張白圭從此改名叫張居正，十六歲他參加舉人的考試，也就是今天的研究生。他從江陵和父親一起出發，同時到武昌考舉人，他父親張文明二十一歲中了秀才，他是十三歲，父親到了三十七歲，他十六歲。如今父子倆在一個起跑線上，都去考舉人。考試完畢，有份試卷引起了三位主考官的注意，都誇是一篇錦繡文章。他們說一定要把這個考生列爲鄉魁，就是舉人的第一名，叫解元。進士的第一名叫狀元。
他們把這份卷子拿去給巡撫看。巡撫是省裡的一把手，叫顧燐，南京人，有名的學者。他看了這份卷子，也讚不絕口，問這份卷子誰寫的。把卷子考號拿來一對，是張居正，湖北湖南那時是一個省，才子衆多，鄉試有數千人蔘加。顧燐說我先見見張居正。那時還不知道張居正年紀有多大，不像今天有數據庫，一看什麼都知道。當十六歲的張居正到來時，顧燐大爲驚訝。一番談話之後，顧燐勉勵了張居正一番，並把自己的犀牛角腰帶取下來送給了張居正。顧燐說我知道你將來不會系我這種腰帶，但是我還是要送給你作爲勉勵。古代官員的品級是通過服裝看出來的，不像今天處長和國家主席從服裝上看不出來，古代官場的服裝一品二品三品四品都很分明。只有正省級的幹部才能系犀牛角的腰帶，如果是宰相級的就係玉腰帶，一個正省級的領導，省裡的一把手把他的腰帶送給一個十六歲的孩子，而且直接告訴他你將來不會系這個腰帶，你是腰玉之人，你將來可以當宰相。今天這一級的領導誰也不敢講這個話了，孩子們也不敢聽這個話了。但明代不一樣，獎掖後進是一種美德。接見完後，第二天發榜，大家都以爲新的鄉魁就是神童張居正，可是榜上沒有他的名字，張居正連舉人都沒考上。爲什麼呢？把張居正一送走，顧燐對主考官說：這孩子聰明，但是要給他一點挫折，不要讓他一切都那麼順利。就這樣，父子二人一起落考，非常沮喪地回到了荊州。三年以後，十九歲的張居正二次趕赴鄉試才考中舉人。當初爲什麼要阻擋他呢？顧燐先生說了一番話，他說年輕人聰明，但是，沒有人生的歷練，最終他的聰明會演變成恃才傲物，不切實際。如果這樣一味地縱容他，將來只不過在中國的土地上多了一個唐伯虎，而少了一個經邦濟世的國家棟梁，在顧燐眼睛中唐伯虎這些人都不是人才，只有經邦濟世爲國家前途作出自己的判斷並有領導才能的人物是人才。
日後張居正當了首輔以後，對李元陽和顧燐兩位先生終生感激。張居正二十三歲順利考中進士。古代的進士相當於我們的博士，三年一考，每一次取二百六十名左右。再在二百六十名裡面選二十名成績最好的，最有培養前途的人，進入翰林院深造，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博士後。這二十個人有三個人是不用測試直接進來的，就是狀元、榜眼、探花，除了這三個人還有十七個名額，這一年就有張居正。這二十個人我們今天稱爲博士後，明代叫庶吉士。從朱洪武的後期一直到明朝滅亡，首輔全部出自於庶吉士，能夠選上庶吉士，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駛入了選拔領導幹部的快車道。
庶吉士畢業以後，有三種前途：第一是詞臣，就是給皇帝起草文件、起草聖旨的，叫待詔；第二種叫講臣，就是給皇帝當老師的，叫侍講；第三種，給國家編制各種制度及研究歷史得失、研究國家政治走向的，叫編修。待詔、侍講、編修全是做案頭工作的讀書人，而且都是這二十個人中產生的。
張居正兩年庶吉士畢業就二十五歲了。這個時候朝廷的政權握在一個大奸臣嚴嵩的手上，國事一塌糊塗，張居正畢業以後的第一個職務是編修，他剛參加工作就給皇帝寫了一份奏章，陳述國家應該從五個方面進行改革的必要。其中有一條是批評官員的黨同伐異、貪污瀆職等行爲。這是一封很厲害的奏疏，弄不好就會大禍臨頭。但是很奇怪，從張居正自己的專集當中，明史所有的記錄裡面沒有就這篇文章的後果給予交代和說明。嘉靖皇帝有沒有批示，嚴嵩看過以後有過憤怒沒有，都不得而知。而這份呼籲改革的奏疏有些地方是影射了嚴嵩的，當時反嚴嵩的人很多都被處死或被流放。我猜想是當時的翰林院主管徐階保護了張居正。這個人是張居正的政治導師，他是上海松江人。在明代，上海是一個小鎮子，松江是大地方。徐階這個松江才子是一個老謀深算胸有韜略的政治家。江南的政治家的特點是隱忍，他們知道做事的節奏。徐階心中覺得嚴嵩是一個奸臣，但是現在碰他就會自取滅亡。
張居正上《陳五事疏》時，徐階是他的頂頭上司，他很喜歡張居正，但他知道，現在去和嚴嵩鬥是飛蛾撲火。政治上承認道德，但政治更承認成功者。你首先得把自己保護起來，然後再圖進取。所以，我估計是徐階採取了保護措施，沒讓張居正把奏疏送出去。
張居正從二十五歲擔任編修開始，到他四十二歲當內閣次輔，這十七年的時間國家掌控在嘉靖皇帝手裡。明代由盛轉衰是從武宗開始的，就是世宗皇帝的前任。武宗皇帝朱厚照當了十八年皇帝，世宗當了四十五年皇帝，兩個人實際掌控了國家六十二年。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到今年是六十年。六十年一個甲子，國家要做多少的事兒啊！我們國家從1978年國家撥亂反正，鄧小平開始倡導改革，到現在成爲世界的強國，僅僅才三十年。可是明朝這兩個皇帝六十二年，江山社稷被他們折騰得奄奄一息了。
武宗皇帝好玩兒，十五歲繼承皇位，三十三歲死，整整玩了十八年。武宗當皇帝第二年大婚。我們老百姓結婚是一個男的跟一個女的結婚，皇帝是一個男的跟一羣女的結婚。由太后主持，一個專班在全國選美選出的一羣女人，但武宗一個都不愛。他是典型的家花不如野花香。在太監的慫恿下，武宗到處玩女人，他首先喜歡波斯人，就是今天的伊朗、塔吉克斯坦、土耳其這一帶的女人，當時中國的北京是一個移民城市，僑民比今天要多很多，中東、南亞的人很多在北京定居。波斯人玩膩了，然後就是印度的，那時叫色目人，都是很胖的美女。武宗不但獵豔，更是獵奇。他利用國家的資源，爲自己的享樂服務。每天他就成了嘉年華的總導演。怎麼玩得轟轟烈烈，怎麼玩得蕩氣迴腸就怎麼玩兒。
有一天有人跟他講，大同出美女。大同女的好。中國的美女分成四大派：大同婆姨、泰山姑子、杭州船孃、揚州瘦馬。大同婆姨擺在第一。武宗一聽，動心了，立刻就想去大同。按明朝規定，皇帝是不能離開紫禁城的，皇帝離開紫禁城必須徵得文官系統的同意。武宗不管這些，他把首輔找來，說我要到大同去。首輔說你不能去，天子的辦公室就在文華殿，乾清宮的上書房，這是你處理國事的地方。武宗說我要去看看邊疆怎麼樣了？首輔說你可以任命各個方面的大臣，軍事的、行政的、漕運的、管理百姓的、管理牧馬的，方方面面的責任都由大臣來承擔，皇上的職責是管理這些大臣。
武宗一聽，第二天又把吏部尚書找來了，指示他起草，說朕現在要任命一個大將軍去視察大同到榆林等西北邊境。吏部尚書問他這個大將軍是誰，武宗說這個人叫朱壽。吏部尚書不知道朱壽是誰，想問又不敢問，只得照辦。任職通知書以聖旨的形式辦妥。那一天，宣旨朱壽接旨，武宗自己跪下來了，他說我就是朱壽。他自己給自己起了個名字並下了聖旨。然後就跟首輔講，我現在已經得到聖旨讓我去視察大同，我現在得走了。這個故事聽來像是笑話，但卻是真實的歷史。
大臣於是在白天把整個紫禁城的幾個門堵住，怕武宗離開，結果晚上武宗吊着繩子從護城河跑了。第二天大臣得信後出城去追趕，到了滄州趕上了。武宗說你們誰再敢追趕我，就撤你們的職。就這樣，他跑到了大同，在那兒住了半年不肯回來。關於武宗胡鬧的故事很多，這裡不多說了。
再說接他位子的世宗皇帝，武宗皇帝一輩子胡鬧，不要說生兒子，連個公主都沒生下來。那誰繼承皇位呢？主持這件事情的首輔叫楊廷和，他從武宗皇帝的近支裡面找到了住在湖北鍾祥興獻王的兒子朱厚熜，他是朱厚照的堂弟，他們的爺爺是同一個人。楊廷和徵得武宗母親的同意，請朱厚熜進京。告訴他可以繼承皇位，但有三個先決條件：
第一，兄終弟及，父死子承，這是明代傳位的規矩。因此，朱厚熜必須履行手續，過繼給武宗的父親，這種做法叫承祧，符合兄終弟及的傳位要求。
第二，年年的國家大祭，清明節你去燒香磕頭，只能給武宗皇帝父親磕頭。作爲在位皇帝，應給上代皇帝磕頭，這是公祭。但不能給自己的親生父親興獻王磕頭。因爲辦理了過繼手續，從名義上說，興獻王不再是朱厚熜的父親，而是變成了叔父。
第三，武宗遺詔中所宣佈的給他當政期間所製造的冤假錯案一律平反，繼任皇帝要認這個賬。武宗死時並沒有遺詔，而是楊廷和替他起草並頒佈了遺詔。誅除了武宗身邊的佞臣，並平反了大批冤假錯案，因此大得民心。楊廷和之所以提出這一條，也是怕朱厚熜登位後不認賬。
朱厚熜當時十九歲。他聽了這三條全都答應。因爲他知道，若不答應就當不了皇帝。審時度勢，權衡利弊，所以全都答應。但等到他接過了傳國玉璽之後，立刻就變了臉。有一天他把大臣找來談話，他說我就鬧不明白，怎麼我的父親成了叔父，我的叔父成了父親呢，這個不妥。楊廷和說，這個不可更改，這是國家傳位的形式，而且你也是同意了的。就這樣，皇帝開始和首輔兩人鬧起了矛盾。但是，十九歲的世宗畢竟是一個說一口湖北話的毛頭小夥子，儘管是皇帝，滿朝的文武大臣卻是聽楊廷和的。這個時候有一個考中進士還沒有分配官職的人名叫張熜，已經四十六歲。他想，我四十六歲才考中進士，當三年縣長，不出差錯纔可以升到一個同知，相當於副地級，再過三年，幹好了當一個地市級一把手。再往上走到副省級可就難了。而且年齡不饒人，離六十歲只差十四年。把年齡賬一算，張熜決定走快捷方式。於是，他就寫一篇奏章給皇上，大意是皇上一定要把自己的父親立爲興獻皇帝。他說，哪有自己的兒子當了皇帝而父親不是皇帝的？朱元璋就把自己的父親立了皇帝，皇上不能認別人的父親做皇帝，你自己有父親。嘉靖皇帝很高興，一打聽，寫奏章的是一個新科老進士，眼下連科級幹部都不是，他說這個人我要見見。但他見不上，楊廷和聽說這件事很不高興，指示吏部把張熜弄走。於是，吏部把張熜分配到南京刑部當一個小官。嘉靖皇帝也不是省油的燈，熬了兩年，等楊廷和因爲丁憂回四川老家守制。文官系統走了一個鐵腕人物，再不是鐵板一塊了。於是，嘉靖皇帝就以選拔人才充實內閣的名義，提了一個名單，共有八個人，其中就有張熜。但是擺在第一的是楊廷和的兒子楊慎，他是武宗正德十六年的狀元。嘉靖這麼做，也是一種調和政策。
楊慎當時已經是個司局級幹部，他得知這個名單後，立刻回了一封信給嘉靖皇帝，大意是皇上如果覺得我楊慎是人才，就提拔我。如果你覺得張熜這樣的人是人才，你就提拔他。我恥於和他爲伍，你一定要用他，就把我的名字去掉。楊慎也算是“太子黨”了，但有骨氣。看到這封信，嘉靖皇帝氣得七竅生煙，最後皇帝大打出手，將反對他的人盡數嚴懲，這就是有名的“大禮案”。
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政治上乏善可陳。概括起來，有三件荒唐事值得說一說：第一件便是已經介紹的“大禮案”。
第二件，給自己的父親修一座皇帝陵。興獻王封地在湖北鍾祥，明朝那塊地方叫安陸府，爲了讓家鄉成爲“龍興之地”，他決定把鍾祥這麼一個小縣升爲國家的直轄市。在他執政期間，國家有三個直轄市。北京叫順天府，南京叫應天府，他把家鄉搞成奉天府，並在那裡修了一個假皇陵，今天也成了世界文化遺產。皇帝要抽筋，誰也沒辦法，擋都擋不住，因爲最高的權力在他手上。
第三件事情，是崇尚道術，煉丹吃藥。爲什麼要崇尚這個東西呢？一個目的，要長生不老。明代最長壽的皇帝就是開國皇帝朱元璋，也就活了六十五歲，燕王活六十二歲，仁宗皇帝活四十八歲，宣德皇帝活三十六歲，三十多歲死的皇帝在明代屢見不鮮。武宗死時只有三十三歲，如果他再多活十年，皇位就可能輪不到朱厚熜了。今天的人，想長壽都去找醫生，而嘉靖皇帝卻找道士，給他煉各種各樣的丹。每天就吃那些丹。由於這一嗜好，他判別一個官員的好壞，首要的一個標準是看他對煉丹的態度。
過去說天子無私事，宰相無小事。我的理解是，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任何一個小的細節裡面都有玄機。沒處理好就會釀成政治災難或者殺身之禍。很多人因爲反對嘉靖皇帝煉丹而丟了烏紗帽。當然，也有人因此而榮華富貴。張居正三十歲時，因看不慣嚴嵩，以養病爲由，回到老家讀了三年書，可是人在江湖心想朝廷，三十三歲又回到了京城，依舊在編修的位置上幹了兩年。徐階這個時候進入內閣當了次輔。他利用權力安排張居正當了時爲儲君、日後成爲隆慶皇帝的朱載垕的老師，同時還讓他兼任了個職務，就是國子監司業。國子監是國家最高的一所大學，不像今天那麼多大學，那時就一所，有點像中央黨校和北京大學聯合的功能。大學也沒有那麼多的領導幹部，就兩個，一個是校長，一個教務長。張居正當司業時只有三十六歲，就因爲徐階看中他，認爲他日後可當重任，故破格提拔他。
嘉靖皇帝去世，徐階已經是內閣首輔，內閣還有三位次輔，徐階全都拋到一邊，而找來四十歲的張居正起草遺詔。這是巨大的政治任務，而且也是非常強烈的信號，就像今天起草黨的十七大報告一樣的道理，那能讓一般人起草嗎？張居正的級別達不到，就是一個教務長。爲了張居正能儘快進入內閣，徐階一年時間內給他升了四級，先是當禮部右侍郎，禮部就是今天的教育部、外交部、民委、宗教局等七八個職能部門的綜合，禮部的右侍郎是三把手。明代的部長，叫尚書，一個常務副部長，叫左侍郎，二至三個右侍郎，這幾個人叫堂官，就是部級領導。底下各司的叫員外郎，在各司的副司長叫主事。禮部右侍郎沒當三個月，張居正又當上了吏部左侍郎，吏部就是我們今天的中組部，吏部的左侍郎，是二把手。又過了半年，張居正進入內閣，主管兵部與工部。這一年，張居正四十二歲。
我常說，張居正是知識分子從政報效國家的典範，看他的資歷，他連縣長都沒當過一天，更別說市長，省長，他幾乎沒有從事過任何實際的行政領導工作，參加工作後除了做研究工作，然後就是教書，然後一下子當上了國家領導人。事實證明，他幹得非常好。明代的首輔很少從封疆大吏中去選拔。明代的內閣輔臣一定是大學士出身，首先應該是學者。所以說，張居正不是一個個案。從封疆大吏裡面起來的人，就是治理各省、各個地方有經驗的人，他們最終的出路是中央的六部三司當一把手。但是，首輔這個職位不能從封疆大吏中產生，這個位置是職業政治家的位置。包括次輔，就是進入內閣的成員，沒有封疆大吏。
在隆慶皇帝登位的六年內，內閣換了四任首輔，輔臣們鬥得驢嘶馬喘，隆慶皇帝一概不管。一心想改革的張居正，只得隱忍着尋找時機。
隆慶二年，四十三歲的張居正給隆慶皇帝寫了第二封改革的建議書，叫《陳六事疏》。就是國家要從六個方面進行改革。他爲什麼這個時候提出來呢？是因爲兩大政治強人徐階、高拱這時候都離開了內閣，而皇上又是一個很忠厚的人，自己又是皇帝的老師。他覺得時機成熟了，因此把改革的思路提出來。但皇上這次又只批示了七個字：“知道了，具見忠忱。”就是說我已經知道了，你對我很忠誠，再沒有任何下文。張居正放了一個政治的氣球，沒有什麼效果，就繼續等待。六年之後，隆慶皇帝死去，他的兒子朱翊鈞繼位，是爲萬曆皇帝，朱翊鈞只有十歲，選中張居正當了首輔，到這時，改革的機緣才得以成熟。
任何一場改革，實際上是將社會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關係重新進行調整，讓社會資源的分配模式更加合理。從商鞅、王安石到張居正的改革都是走的這個路子。張居正的改革是從整頓幹部隊伍開始的。
萬曆皇帝是一個十歲的孩子，身邊的兩個人，一個是他的生母李太后，二是大太監馮保。張居正的改革，只有取得這兩個人的支持，纔有可能推行。張居正看清這一點，一直注意和他們搞好關係。改革的第一步，整頓幹部隊伍，就是在他們的支持下展開的。張居正上任不到一個月，就提出京察。所謂京察，就是考察中央機關的領導幹部。明代的中央政府有兩套，一套在北京，南京也保留了一套。南京的中央政府管理的事兒很少，主要是北京的中央政府。但是不管怎麼樣是兩套中央班子，京察從他們做起。兩萬六千多名幹部，我指的是處級幹部以上的，到內閣大臣這一級，全部都要寫述職報告。凡是四品以上，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司局級以上的，直接給皇帝寫述職報告，副局級到正科級，即五品到九品，給吏部寫報告，內容是在隆慶皇帝的六年期間，你做了些什麼？你做了哪些是你應該做的事情，有哪些你應該做的沒有做。統統寫出來然後決定其去留、升降、罷免。張居正提出京察三個月完成。雷厲風行，說到做到。
張居正的整頓標準是，貪官不能用，瀆職官員不能用，這些人都是肯定要罷免的。他又加一條，庸官也不能用。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這也是壞官。因爲朝廷的官員是一個蘿蔔一個坑，多一個庸官就擠掉了一個幹事兒的人進來。他就按這樣一個標準整頓，三個月後裁了三千多名官員。
有一次我到一個地方演講，有聽衆質問說張居正是一個大奸臣，你今天怎麼歌頌他？我就很奇怪，會後我和他交談，我明白了，他的祖上就是那一次被免職的工部的一個右侍郎，回到老家以後，給他的子孫留了一個家訓就是世世代代記住張居正是奸臣。通過這件事，我認識到改革家是要付出成本的。一個國家，一個執政團體爲改革要付出成本，一個主持改革的政治家更要付出成本。這個成本不僅是此時此地，更是千秋萬代。所以，改革之初，張居正就說過“知我罪我，在所不計”這樣的話。京察完成後，騰了一些位置出來了。第二步是要舉薦幹部，把一些有能力、有事業心的人才選拔到重要崗位上。萬曆皇帝下旨讓每一個省級幹部向朝廷推薦三個人才。後來吏部彙總起來，被推薦的人得票最高的是海瑞。吏部尚書就跑來問張居正：“海瑞這個人你看怎麼用他？”張居正回答說：“我說這個人不能用。”
對海瑞這個人，大家都不陌生。他是有名的清官，但歷史中的他與文學作品中的他，還是有一些出入。嘉靖四十四年，他上萬言書指責嘉靖皇帝而被打入死牢。正是張居正爲徐階出主意平反冤假錯案，把海瑞從牢裡放出來。然後還給他升官，放到南直隸當巡撫。南直隸府建在蘇州，管轄的地方是國家糧賦重地。明朝財政三分之一的收入來自於這個地方。結果海瑞在那裡當了三年的一把手，地方的財政收入少了一半，國庫的稅銀收不起來。海瑞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簡單的殺富濟貧，他不抓生產。國民經濟，GDP的增長，都跟他沒關係。他就是抓廉政。這樣一來把國家的財稅重地搞得一團糟。他一個班子的人都紛紛要求調動，不願意跟他共事。海瑞搞得很孤立、很被動，便很憤怒地給皇上寫一封信，要求辭職。當時的首輔是高拱，他儘管和徐階有矛盾，也覺得海先生做事兒有點胡鬧，就同意讓他退休，回海南老家養老。海瑞收到詔令以後，又咒罵滿朝廷全是女人，沒有一個君子。這些都證明海瑞這個人好走極端。
張居正對海瑞這個人當然很清楚，他對吏部尚書說：“海剛峰先生是一個好人，個人清廉，而且有氣節，這都是好的，但是我現在要選用能臣爲朝廷做事兒，是要選好官而不是選好人。好人就是大節不虧，不貪不懶，做事有規矩。好官不一樣，上要讓皇帝放心，下要讓老百姓得實惠，上下通氣才叫好官。如果你搞得國家的財政收入大大降低，老百姓的生活也不能提高，兩頭都不踏實，這就不是好官。如其這樣，倒不如讓海瑞在家做好人。我們要爲朝廷選好官，好官就是兩個標準，上讓朝廷放心，下讓老百姓歡呼。如果只是讓老百姓歡呼，朝廷不放心，也不是好官。只一味讓朝廷放心，老百姓不喜歡，執政基礎沒有了，皇帝的恩澤到不了這片土地，也不是好官。”張居正這席話很有見地，可見這個職業政治家看問題的方式有他的獨到之處。
張居正最終沒有起用海瑞，他的標準就是重用循吏，慎用親流。循吏是什麼意思呢？用小平同志的話解釋再恰當不過了，就是不管白貓黑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
由此，我想到清代的龔自珍面對滿清末年的危局很感慨地寫了一首詩，其中兩句“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文人論政的思維方式在這首詩可以看出來。政治家不這麼看問題。張居正在人才問題上講過兩句話。第一句話是：“世有非常之人，然後可做非常之事。”第二句話是：“天生一世之才，必足一世之用。”他的意思是人才不假外求，一個時代必有一個時代的人才。用好了這個時代的人才，就能夠創造這個時代的輝煌。龔自珍希望讓老天爺重新降天才下來，這是文人的人才觀。像張居正這樣的政治家，他所做的是：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用人才。
你能把人才用起來，而且不拘一格，這就了不起。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一個傳統：“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人才並不一定全是君子，有的時候人才也是小人。君子是心中慷慨無私，天下爲公；小人是爲國家做事時，也要考慮自己的利益。真正會用人的人是君子要重用，小人也要用。我們今天老是看電視劇說這個人是一個奴才，我說奴才是最好的人才，“奴”是忠誠，“才”指能力。對國家不忠誠，有能力更壞事。對領導，對國家很忠誠，沒有才華，你根本擔不起重任。所以品學兼優纔是奴才。
僅以道德取人會妨礙執政者的用人思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就是孔孟之道里說的立德，立功，立言。把立德放在第一。立德者爲聖人，立功者爲君子，立言者爲賢人。
如果國家的重要部門全是想立德的人，要那麼多聖人，國家就亂套了。國家要的是大量的立功的人。想立功的人就是循吏，想立言的人多半是清流。張居正懂得這一點，所以抓住了用人的牛鼻子。牛鼻子抓住了，一盤棋都活了。改革的團隊建立了，改革的推進速度就快。京察之後，張居正開始向所有的貴族利益集團開刀，改革的原因就是對社會利益集團的重新定位，打破舊的平衡點尋找新的平衡點。既要考慮到各個集團的心理承受力，也考慮到國家不至於付出更多的改革成本。
這個問題上，張居正也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孟子說了一句話：“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這實際是告訴當官的，當官要當得好，把方方面面的代表人物全部照顧好，政權就長治久安。但是人的基本的性格是趨利的，最後強勢越來越強，弱勢越來越弱。政治家管理國家就是讓強勢這部分得到遏制，讓弱勢這一部分增加社會福利與權益。政治家平衡各種利益集團，不能像孟子那樣謙謙君子不得罪於巨室，而是必定要得罪於巨室。
當時朝廷的開支很大，大臣們離開北京到外地去上任，一路上住的都是國家的賓館，使用的是國家的交通工具，僅此一項，一年的開支上百萬兩銀子，非常之大。官員們出行由國家買單，也還說得過去。但到後來，官員的七大姑八大姨，都享受這種待遇，國家的接待費用就呈幾何數級增加了。
還有就是，削減皇室開支。這是最得罪人的，這也是張居正悲劇的一個很大的起因。古代的皇帝們，國與家是不分的。在他們看來，這個國就是我的家，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張居正改革就是要把國和家分開，分竈吃飯。所有的賦稅收入進入國庫，而所有礦山收入和榷場收入由皇帝開支。過去是混在一起，皇帝想用錢就到國庫支取。張居正硬是要分竈吃飯，國就是國，家就是家。皇帝賞賜身邊的宮女，給太監發工資是根據皇室的收益來決定。國家的收入用於行政的開支，軍費的開支，河防水利的開支，賑災的開支，這個分竈吃飯，遏制了皇室的膨脹。
張居正鐵面無私，對皇帝也一樣。他在回家葬父的路上，皇帝要調二十萬兩國庫銀給后妃做衣服首飾。內閣留守大臣不敢做主。把皇帝的批示八百里加急送到他南行的路上，他照樣阻止了。他真正鐵面無私。對皇帝他都這樣，對別的人就更不用說了。比如對待孔聖人，歷代封的衍聖公都是孔聖人後代，明代爲了尊重知識分子，尊重讀書人，允許衍聖公每年到北京見一次皇帝，皇帝請他吃一次國宴。就這麼一個活動，卻變成了衍聖公斂財的一種方式。他每年帶着他山東的土特產一二百輛車子，浩浩蕩蕩往北京出發了。一路上他有皇上的聖旨，一切費用由政府買單，而他賣的東西全歸自己。到北京住下來，又把北京的好產品買一大堆一路往回賣，他的朝覲活動成了一個流動的超級的商場，老百姓非常抱怨。
張居正針對衍聖公的行爲，也來個約法三章。第一，規定隨從不能超過二十人；第二，三年一次，不用每年來，也不準買賣。治好了衍聖公，又治江西龍虎山的張天師。同衍聖公一樣，張天師也是世代襲封。首先，張居正將張天師的封號由二品降爲六品，收回玉印，並且增加很多約束。他對每一個領域裡面的勢豪大戶、王公貴族，都鐵腕治理。
改革六年之後，國家財政實現了根本好轉。張居正決定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一條鞭法實施的前提是清丈土地。當時富人侵佔的土地很多，不繳稅費，因爲土地沒有登記。張居正利用三年的時間清出來的土地增加了五百多萬公頃，僅這查出的新增土地的賦稅收入，就夠全年軍費的開支，他就因爲收了這個錢所以修起了明長城。
一條鞭的實施，讓老百姓在這場改革中得到了實惠。過去交稅錢，交糧，交差，交錢是分開交，老百姓交一擔糧食最低也要一擔三鬥，那三鬥叫損耗。層層盤剝。一條鞭改成交錢，中央財政拿錢收你的糧食，老百姓就沒有受到盤剝了。還有就是將差役、雜役統統按田畝折成銀錢交付。這樣不但便利了老百姓，也讓社會得到了發展，大量的流民有了新的工作。像修河堤的，專門搞運輸的，各種勞動組織出現了。再就是流通市場得到迅猛發展。山西的錢莊出現了，當時，全世界流通的白銀大約七千萬兩，差不多五分之二在中國流通。中國的金融業在他執政期間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最後就是開放邊貿，跟蒙古的戰爭從明代初年開始，就沒有停止過。張居正在處理與蒙古的關係上體現他的政治智慧。明代通倭、通虜，都是死罪。他最終通過蒙古王的孫子巴噶奈濟的投降事件，抓住契機正確處理，與蒙古簽訂了友好合約，並開通雙邊貿易，建了一個經濟特區，就是呼和浩特。小平同志的經濟特區深圳在最南邊，張居正的經濟特區就是呼和浩特，當時叫板升，在最北邊，是中蒙最大貿易點。
張居正1572年當上了首輔開始推行改革，即萬曆新政。到1582年他死在任上，前後十年時間。大家想一想，短短十年的時間，萬曆新政就取得了這麼大的成就。這難道不是前無古人的事業嗎？這個成就的取得，主要有兩條：第一是幹部隊伍靠得住；第二是措施得當。站在今天改革的角度上來看待明代張居正的萬曆新政，我覺得六個方面的經驗值得探討：
第一，萬曆新政是一場成功的經濟改革。明代的第一代領導人就是洪武皇帝，第二代領導人是永樂皇帝。張居正說洪武永樂創立的國家制度、治國主張不必改變，只從經濟入手。現在看起來，他這樣做充滿了智慧。雖然有時候他也打左燈向右轉，但從不在政治上做傷筋動骨的事。用現在的話說，叫一門心思搞經濟。
第二，始終如一推行富國強兵的策略。國家財政不能空虛，中央政府的權威要樹立。中國這個國家尤其不能讓地方擁有太大的權力，因爲地方利益錯綜複雜，多民族，多地區，多種文化的原因，必須要強調中央政府的權威。全國統一部署富國強兵，這是國家的方向，各種地方工作都要圍繞這個方向展開。
第三，解決財富的分配模式。從他接任到他離開這個世界，官員的工資實際上增加了五倍，而老百姓的生活也實實在在得到提高，整個社會的財富都在迅速增加。
第四，讓農民安居樂業。在萬曆新政期間，整個的社會組織在發育，各種新的職業、新的工作崗位的出現也對社會的安定起了很大的作用。農民安居了，然後城市就開始發展了。很多新的商業，交通組織，導致城市規模的擴大，這爲流民提供了就業機會，從而使城市化的進程空前的發展。
第五，加強了對官員的考覈和約束力。他考覈官員那一套真是絕得很，叫做“考成法”。過去皇帝下一道聖旨，執行情況沒有檢查。張居正於是設計了三個本子。一個本子掌握在內閣，一個本子掌握在吏部，還有一個本子在當事人手上。比如說湖北荊江的河堤現在要修，經過了工部的論證，皇帝的批示給了你十萬兩銀子。這個聖旨出來到通政司，再由通政司轉到湖北當事人手上，層層領旨，都要寫明準確的時間。每一道聖旨的落實都是倒計時。三年考察，每個官員把自己的本子拿出來看看，你是不是按時按質完成了上司交代的任務。凡是在規定時間內完成任務的，而且做得好的就升官；延長時間完成的，留任但要警示；沒有完成的降職；完全搞砸的免職，承擔責任。由於這個考成法的實施，朝廷的行政系統辦事效率顯著提高，每個官員都必須努力工作，整個大明帝國像一臺高速運轉的機器。
第六，肅貪。在這個問題上，張居正既嚴厲，又很有人情。中國是個人情社會。比如說我過六十歲生日，我很多同學，很多學生，他們也是官員但都來給我送禮。張居正說這不是貪的內容，不能把人情也算貪。貪是國家的經費到你這來，從中切一塊兒裝入腰包，商人給你送錢，你幫他辦事兒。下級給你送禮，你爲他升官，這都是貪。但人情上的錢不能叫貪。他把政策劃得很清楚。
可以說，張居正是累死在首輔的崗位上，作爲萬曆新政的總設計師與總工程師，張居正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他死後一年多，萬曆皇帝開始對他進行清算，長期受到壓抑的皇權突然感覺到能夠自由地發揮了。受到嚴厲的制約的一些官員也終於鬆了一口氣。由於對張居正的清算，萬曆新政的大部分改革成就都已經喪失。但是，在大明王朝風雨飄搖的時候，不少朝廷官員頂住壓力，站出來爲張居正講話。
其中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叫鄒元標。這個人在萬曆五年“奪情”事件中，冒着殺頭的危險給萬曆皇帝上奏章，罵張居正是衣冠禽獸。他被打斷腿送到貴州。張居正死了以後，他回到朝廷。回來以後，看到張居正之後的官場，又開始盛行貪污，官員又開始享樂。黨同伐異，世風日下，鄒元標很痛心。他終於醒悟張居正所作所爲全是爲了國家。於是，他一再呼籲要給張居正平反。到了熹宗一朝，作爲三朝元老的鄒元標已成爲朝廷最有影響力的大臣，崇禎皇帝聽從他的建議給張居正徹底平反。但此時大明氣數已盡，鄒元標拄着柺棍在紫禁城裡長嘆：“可惜啊，世上已無張居正！”他認爲，只有張居正能夠拯救大明王朝，但是這個人沒有了。一個當年爲反對張居正被打成殘廢的人，最後如此懷念並推崇張居正，這給我們留下多麼深刻的啓示啊！
不知不覺兩個多小時過去了，耽誤大家很多時間，謝謝大家這麼認真聆聽我的演講。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