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悲劇的意義
——在長江大學紀念張居正誕辰480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感謝荊州市委領導的邀請，也感謝長江大學組織了這場座談會，讓我有機會在這裡聆聽各位老師、專家、朋友們充滿激情的發言。在座的有很多是荊州文化理論界的精英。大家對產生於自己故鄉的大政治家張居正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當然，這評價不是溢美，不是出自於鄉情，而是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礎上。我認爲目前對張居正的評價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包括朱東潤、黃仁宇、黎東方、韋慶遠等先生的評價都不是高了，而是低了。我不是情緒化地作出這一論斷，而是經過認真研究思考，得出這一個結論。下面我談一下自己的意見。
第一，關於張居正的執政能力問題。如果我們讀官方修纂的明史，就會發現，對張居正的評價並不高，今天我們看到的《明史》，是由康熙朝的桐城張廷玉主編的。北大教授馬振方先生曾寫文章，批評我粉飾張居正，馬先生治學嚴謹，對他的批評我抱有敬意。但有一點，我提出來與馬先生商榷一下。張廷玉在修《明史》時有一個前提，就是他必須要摸清康熙皇帝的歷史觀。康熙的情形，與萬曆有相似之處，也是少年登基，大臣輔政。輔助康熙的大臣叫鰲拜。這個鰲拜很跋扈，全然不把康熙這個少年天子放在眼裡，因此康熙受了很多屈辱。他八歲登基，十四歲親政後，便設計剷除了鰲拜。張廷玉在修《明史》時，不能不顧忌康熙的這段經歷。因此將張居正與鰲拜同等對待，定位爲權臣，加以貶低。
所謂權臣，就是使用了不應該屬於自己的權力。的確，歷史界一直說他是權臣，一些有影響的人物如錢穆等，寫過很厲害的抨擊文章。也有人寫文章反駁，如我們湖北浠水人徐復觀先生曾撰文嚴加批駁，批得最厲害的是黃岡的熊十力先生。1950年，熊先生寫《與友人論張江陵書》。我在湖南的一本雜誌上曾經撰文說，康熙版的《明史》是康熙的歷史觀，今人如果據此論述明代人和事，今人也就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康熙的思想、立場和史學觀。即便是康熙，也說過“彼時主少國疑，使君不朝綱獨握，則道旁築室，誰秉其成？亦未可以攬權罪居正”這樣的話，可見康熙還是欣賞張居正的。他沒有將張居正與鰲拜畫等號。張廷玉不敢對張居正多加讚揚，恐怕除了揣摩聖意之外，他自己也有一些清流思想在作祟。所以說，我們要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待歷史人物，多看明代當時人的著述。他們對張居正的評價，有三個重要的例子：
一個是我在書中寫到新科進士鄒元標，他對張居正當年奪情十分憤怒，在已經有四個人被打斷了腿的情況下，還上書攻擊張居正，認爲他不回家奪情，是衣冠禽獸之舉。這封奏章出來後，張居正與萬曆皇帝都很憤怒。鄒元標廷杖八十之後，被流放貴州都勻，後世把他作爲東林黨的領袖。萬曆皇帝在將張居正籍沒抄家後，把反對張居正的官員都平反、升官。鄒元標回京，看不慣萬曆的做法，進京兩年後，又被貶官外放。天啓時，才重新起復。因爲他威望高，在讀書人中享有很高地位。他第三次出仕左都御史，目睹吏治腐敗、朝政鬆弛，便提出爲張居正平反。他說了如下一段話：“江陵功在社稷，過在身家，國家之議，死而後已，謂之社稷之臣，奚愧焉？”他的意思就是：我年輕時糊塗，張居正有功於社稷。國家現在弄成這個樣子，就是因爲把張居正的改革成果推翻了，現在應該爲他平反，爲有志報國者樹立楷模。天啓皇帝沒有改變父親的做法。直到崇禎時代纔給張居正徹底平反，但爲時已晚，沒幾年，明朝就滅亡了。
大家想一想，鄒元標是被張居正打斷腿的人，他在歷盡坎坷磨難之後，拄着柺杖上朝，堅持爲當年整他的人平反，這個例子很有說服力。
第二個是李贄。李贄是當時一流的文化名人。
泰州學派的代表人物何心隱，聚徒講學，對於張居正的改革措施，何心隱大加反對，聲言要入都“持正義，逐江陵去位，一新時局”。張、何的衝突達到白熱化。萬曆七年，即1579年，何心隱六十二歲時，他在祁門學生胡時和家中被逮捕，解到武昌獄中，終被杖斃獄中。在何被捕期間，泰州學派許多重要人物對其進行奔波營救：有的爲他辯冤，有的變賣家產營救，有的願捨身替死。
有人指斥張居正因爲要避免學術上的歧義而施用政治上的迫害，最顯著的例子是把泰州學派中的佼佼者何心隱置於死地，但李贄卻力爲辯護，認爲何心隱之死與張居正無關。他在《書答鄧明府》這封信札中指出：
何公死，不關江陵事。江陵爲司業時，何公只與朋輩同往一會言耳。言雖不中，而殺之之心無有也。及何公出而獨向朋輩道“此人有欲飛不得”之雲，蓋直不滿之耳。何公聞之，遂有“此人必當國，當國必殺我”等語。則以何公平生自許太過，不意精神反爲江陵所懾，於是憮然便有懼色。蓋皆英雄莫肯相下之實，所謂兩雄不併立於世者，此等心腸是也。自後江陵亦記不得何公，而何公終日有江陵在念。
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日與吉安縉紳爲仇。然亦未嘗仇何公者，以何公不足仇也，特何公自力仇耳。何也，以何公“必爲首相，必殺我”之語，已傳播於吉安及四方久矣。至是欲承奉江陵者，憾無有緣，聞是，誰不甘心何公者乎？殺一布衣，本無難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則又何憚而不敢爲也？故巡撫緝訪之於前，而繼者踵其步。方其緝解至湖廣也，湖廣密進揭帖於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須來問，輕則決罰，重則發遣已矣。”及差人出閣門，應城李義河遂授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特不欲自發之耳。”吁吁！江陵何人也，膽如天大，而肯姑息此哉！應城之情狀可知矣。應城於何公，素有論學之忤，其殺人之心自有。又其時勢焰薰灼，人之事應城者如事江陵，則何公雖欲不死，又安可得耶！
江陵此事甚錯，其原起於憾吉安，而必欲殺吉安人尤錯。今日俱爲談往事矣！然何公佈衣之傑也，故有殺身之禍，江陵宰相之傑也，故有身後之辱。不論其敗而論其成，不追其鑑原其心，不責其過而賞其功，則二老者皆吾師也。非與世之局瑣取容，埋頭顧影，竊取聖人之名以自蓋其貪位固寵之私者比也。是以復並論之，以裁正於大方焉。所論甚見中蘊，可爲何公出氣，恐猶未察江陵初心，故爾贅及。
我之所以佔用大家的時間，全文讀出這封信來，乃是因爲李贄的這封信爲張居正辯誣，是一個無可替代的證明。李贄當時爲雲南姚安知府，就是現在的大理。李贄作爲當時思想界的領袖，對張居正的評價，給我們留下非常重要的文件。張居正爲何不能容忍何心隱？乃至要殺他？是不是地方官揣摩其心理投其所好弄死了何心隱？我看後者的可能性極大。何心隱是陽明心學的傳人，屬於泰山學派。何心隱以陸王心學傳人自居，當時整個湖廣地區都是陸王心學的重鎮，私立書院很多，是傳統陸王心學的重要陣地。
當其時，官學的學生對正統程朱理學教義不感興趣，這一點正如改革開放初期，思想界以馬列主義爲正統，而民間知識分子研究欣賞的卻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兩種思想互相激盪。在野的陸王心學與在朝的程朱理學兩大思想針鋒相對。張居正對程朱理學也有犀利的批判，同時也反對當時的士林中人一味地拾陸王牙慧，所以他不會完全站在官方立場反對何心隱。他覺得國家要儲備人才，但像何心隱那樣大而無當不着邊際的清談無補於蒼生。實際上他對“知行合一”思想是讚賞的。當心學演變爲玄學，注重實學的張居正便有些擔憂，就像今天談到對青少年的教育，執事者也害怕所有青少年變成崇尚空談的清流。因此張居正下令取消全國衆多的私立書院，客觀上收到了鉗制思想的作用。但張居正的主觀動機是想正本清源，讓思想界能夠爲他的萬曆新政提供理念支持。基於以上考慮，我覺得我們不要以思想家的思維方式去理解政治家的作爲。
第三個是于慎行。于慎行是張居正親自推薦給萬曆皇帝當老師的。萬曆皇帝重用於慎行，讓他人閣當了輔臣。宦官張鯨與平反覆職的刑部右侍郎丘橓受皇上的派遣氣勢洶洶去江陵抄家，于慎行寫信給丘橓要他別把事情做絕了。他有一封公開信，大意是當張居正在權力頂峰的時候，沒一個人敢說他的壞話。現在他人亡政息了，卻沒有一個人敢說他的好話。這都是不對的，他認爲首先要肯定張居正執政十年的成就。于慎行深得萬曆皇帝信任，是明代輔臣中爲數不多的得到善終的一個人。儘管張居正當權時賞識他，他從不登門饋遺。他不登門，張居正也並沒有打壓他。可見他們之間的關係非常健康。雖然于慎行對張居正的改革措施與爲人也不全贊同，但卻在張居正遭受迫害最厲害的時候仗義執言。
以上三個例子說明，研究歷史人物除了研究正史，還應該研究同時代人的著述。同代人對張居正的評價比《明史》更爲可靠。所以說，這一點非常難得。我覺得張居正擔當“宰相之傑”的盛名是當之無愧的。歷代評價中，往往對他加以道德評判：如晚節不保、權臣等等。這樣有失偏頗。我不是說爲官不講道德、不講操守，但這不能作爲唯一的條件。評價一個政治家，一定要把事功放在第一位。政治家與思想家、文藝家對張居正的定位是不一樣的。“富國強兵，尊主庇民”八個字，構成張居正的思想體系。這個思想是站得住的，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
張居正爲人所詬病的第二個問題是說他與宦官勾結。我曾在一篇文章裡說過“宦官是政治的毒瘤”。明代的宦官，好的不多，像劉瑾、魏忠賢等，都是壞到極致。終明一朝，文官與宦官兩大陣營一直尖銳對立。因此，文官中有誰與宦官拉拉扯扯，便爲同道鄙夷。宦官最大衙門司禮監，其掌印者稱爲“內相”。文官之首爲內閣首輔。宮府之間的鬥爭，常常釀成政治災禍，失敗者往往是文官。在張居正之前三十多個首輔下臺，不少人都是因爲與宦官關係不好。張居正面對現實，審時度勢，便主動與當時的大內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搞好關係，這是明智之舉。以此攻擊他，我認爲是書生之見。
張居正與馮保合作十年，宦官沒有干政，這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讓揮霍無度的大內節約開支，這個有史可查。腐敗被他控制住了。因此不要簡單地論述他如何與宦官勾結，主要看他這樣做是爲了謀私利，還是爲老百姓謀福利，爲國家求穩定、求發展。我在書中寫了這樣一段故事：馮保推薦一個貪官給張居正，張居正立刻給他升官。他的朋友責問他：“你口口聲聲反腐，卻還重用貪官。人們將如何看你？”張居正回答說：“如果我用一個貪官就可以懲治一千個貪官，這個貪官該不該用？”張居正是個有理想的政治家，但他知道實現理想就必須變通，有時甚至與品行不端的人做交易。
在明朝這樣一種政治環境中，做政治交易是必要的。如果用道德眼光評判，這顯然不合時宜，是典型的清流眼光。生活與人物的複雜性決定文學作品應對意識形態淡化。因爲人物過於理想化會導致臉譜化。一個成熟的作家不應該犯道德評判的錯誤。這是我對歷史資料消化後得出的結果。
張居正爲人詬病的，還有一點是腐敗。明史專家王春瑜先生和我首次晤談時說，張居正一面搞改革，懲治腐敗，一面自己又在腐敗。我對王先生說，其實張居正本身還是比較自律的，從他家抄出十一萬兩銀子說明不了問題。這裡頭有一部分是皇帝賞賜給他的，史籍上有明確記載，說皇上及兩宮太后對他“賞賚無虛日”，還有他的俸祿。當然也有來自朋友的饋贈。他在沒有當上首輔時就曾給他的朋友寫信說，我從來討厭送禮，但一二好友送禮還是除外，因爲這不是以權謀私，是朋友關係。這是爲了避免做人過於生硬。當了首輔之後，連一二好友送的禮品他也不接受了。
他在三十歲時，曾回荊州養病住了五年，其間看到嚴嵩父子大肆收賄，曾給朋友寫信說了八個字：“吏治腐敗，政以賄成。”表明他對此深惡痛絕。他非常清楚，吏治敗壞是國勢衰微的重要原因。
他的管家遊七揹着他收錢，討了一個小老婆，是一個在朝官員的姨妹子。張居正勃然大怒，他曾規定任何家人不得干預政事。結果用家法懲治遊七，打斷了他的腿。這就是他約束家人懲治腐敗的一個證據。
張居正的父親去世後，敬修、懋修回去奔喪，兩個兒子也當官了，完全可以用公家的驛站，公家的馬車人力。但他一再告誡：你們不得用公家的接待。有一個府尹送東西，父親在家裡收下了，張居正知道後寫信給予非常嚴厲的批評。這些例子在張居正的書信中有很多。
至於戚繼光送美女，這個確有其事。今天寫歷史小說，要做到三點真實：第一是典章制度真實；第二是風土人情的真實；第三是文化上的真實，這點非常難以做到，不要用今天的文化心態去評判明代的事。舉例說明，一夫多妻，這是明代的婚姻制度。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這些大家是知道的。明代很多這樣的例子，如高拱，沒有兒子，朋友就送姑娘給他。當時不僅不譴責，而且認爲是一種美德。沒有人認爲納妾是道德敗壞。明代的人包括張居正的政敵也沒有一個人從這一點去攻擊他。
梁啓超認爲中國古代有六大政治家，商鞅、諸葛亮、王安石、張居正都在裡頭。這個評價不低。縱觀前人著述對張居正評價最到位的是熊十力先生。他說，自春秋以降，直至今日沒有一個人超過張居正。熊十力說這句話的時候是1950年，在那個年頭說這樣的話，可謂犯了大忌。
熊十力對張居正這位荊州先賢的評價很高，但他對張的認識也是分階段的。第一階段認爲他是優秀的政治家，但晚節不保；第二階段他也認爲張居正使用了不應該由自己使用的權力，有權臣之嫌。但又肯定張居正使用這些權力爲社稷與老百姓謀了不少福祉；第三階段認爲張居正並沒有越權行政，因爲管理國家的權力，本身就應該屬於宰相用的，他只不過做了中國第一人。
熊十力對張居正作出這種肯定，我非常贊同。同熊十力一樣，我對張居正的認識也是伴隨着我的寫作過程不斷深入、演變之後，而逐漸豐富、清晰起來的。動筆寫《張居正》之初，我想到杜甫的一首詩：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
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
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
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這首詩是杜甫當年路過歸州，緬懷宋玉所寫。杜甫距離宋玉大概有千把年。我和張居正相距的時間比他們相距的時間短，只有四百多年。史證不遠，稽古可待。在整個寫作過程中，我感受最深的是張居正的悲劇很特別。
歷史上有兩種人，一種人皇帝不喜歡，但讀書人和老百姓喜歡，如海瑞、李贄、屈原等等；另一種人是讀書人不喜歡，但皇帝喜歡，如秦檜、李蓮英等等。但張居正兩邊不討好，皇帝與讀書人都不喜歡他。他一身而擔天下事，一人敢爲天下先，皇帝覺得他包攬大權，怎麼會喜歡呢？在他的改革中，他對讀書人一點面子也不給。如禁燬書院、扼制言論、裁汰庸官等等，把天下讀書人都給得罪了。所以兩種人都不喜歡他。但他推行的萬曆新政，底層老百姓的確得了不少實惠，很感激他，遺憾的是在漫長的皇權專制時代，老百姓沒有話語權，這就是張居正被歷史埋沒的原因。
在中國所有的悲劇人物中，張居正的悲劇對於中國政治與文化的反思更具有典型的意義。
2005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