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也怪不得他，新領導來了，這本來就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而他現在負責的這一攤子，工作卻又拿不起來，叫他怎能不急？所以他現在恨不得把自己心裡所想的都告訴王逸飛，讓他寫出一篇驚世絕倫的好文章，以解自己的燃眉之急。
但是他卻不知道，雖然他言之諄諄，王逸飛卻聽之渺渺，因爲他一向都認爲，文章就是文章，如果你心裡總在想它是寫給誰的，又是如何如何重要，那你下筆時就會患得患失，那時縱使你有七竅玲瓏之心，也斷斷寫不出好文章。
因此在他看來，寫文章最重要的就是自然二字，只要你心中的情是真的，就是文字樸實一點，那也總有動人之處，他至今還記得，前人歸有光在寫《項脊軒志》時有這樣一句話——“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廖廖數語，平淡至極，讀之卻令人潸然淚下。
當然，公文的寫作因其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不能和其它普通文章相提並論，但這並不是說它就不要內涵了，相反，在王逸飛看來，越是這種官樣文章，你越是要寫得平實，這樣才更有親和力，因爲現在是一個假大空盛行的年代，所以反倒是那些平實的文章，是難得一見的珍品。
所以他回到自己的辦公桌上以後，也沒有去仔細揣摩杜書記喜歡什麼樣的文章，至於杜書記以前的那些講話稿，他也只是隨便翻翻，看看有些什麼需要避忌的地方，然後便拿起中央辦公廳最近下發的一個內參文件仔細閱讀起來。
這不是一個正規的文件，不帶紅頭，也沒有字號，只是一篇通訊性質的文章，但是王逸飛卻很重視這個東西，因爲這裡面有一段是總書記周安國在滬江視察工作時，與中央政治委員、滬江市委書記盧昔開的談話紀錄，在這次談話中，周總書記就重點談到了黨風廉政建設的問題。
王逸飛知道，杜書記以四十剛出頭的年齡，就能坐上一個地級市的頭把交椅，這除了他本身的能力比較出衆以外，還應該與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分不開，因此他在自己上任之初，就選擇這樣一個專題會議來亮相，那應該是富有深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