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也注重人民其他利益的實現。他在同老友周世釗的一段談話中就指出“人生在世，肯定是希望要過得幸福些。”，希望過得幸福，實際上是物質和精神的兩重滿足，他指出社會主義社會要有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但一貫強調物質利益是人的全面發展的前提。他說：要“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並在這個基礎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與文化程度。”有了物質生活保障，才能保障政治、文化、社會、健康等方面權益，從而最終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倉廩實，才能知禮節”，“離開經濟式作而談教育和學習，不過是多餘的空話。”因爲，“我們不能餓着肚子去正誼明道，我們必須弄飯吃。”滿足人們基本物質需要是頭等大事，民生問題不解決，人的全面發展也無從談起。只有不斷改善民生才能爲人的全面發展創造條件。
三、改善民生理論的內容
把改善民生做爲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着力點和落角點，在革命和建設時期提出了一系列的改善民生理論，爲團結人民、集聚力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重要保障。
（一）公私兼顧，軍民兼顧，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正確方針
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就提出軍民兼顧的思想，他指出，我們要取之於民，就應該使人民經濟有所增長，有所補充，而且應使人民得大於失。不能不顧人民困難，只顧政府和軍隊的需要，不能竭澤而漁，要軍民兼顧。“國家和工廠、合作社的關係，工廠、合作社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這兩種關係都要處理好。爲此，就不能只顧一頭，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面，也就是我們過去常說的軍民兼顧、公私兼顧”。在1948年2月，在《中央關於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有其待遇的規定中》，談到工人利益時，指出：“生活的改善，不應當超過經濟情況所許可的範圍，不應該違背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總原則”。他指出，“公私兼顧，只能是兼顧，不能偏顧，偏顧的結果就是不顧，不顧的結果就是垮臺。”這一思想後來成爲1949年《共同綱領》的一個重要內容。提出的“公私兼顧、軍民兼顧”的“兩兼顧”原則，也成爲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正確方針，這與一再強調的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相結合，統籌兼顧的原則是一致的。
要注重集體的長遠利益，但同時也要兼顧個人利益：“要注意賦稅的限度，使負擔雖重而民不傷。而一經有了辦法，就要減輕人民負擔，藉以休養民力”。這就是說，在困難的時期，民生會受到一定影響。但此刻也不能不顧民生，而是要讓人民失去的儘量少，得到的儘量多。情況一有可能，就應該着力減輕人民負擔，解決民生。公私達到兼顧，讓民生能隨着經濟的快速發展而不斷改善，人民能享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這不僅是黨的目的，而且也是黨能更好地實現目標的有效途徑。
公私兼顧、軍民兼顧的方針，在強調公的前提下，提出首先是要兼顧人民個體的需要，他說，第一方面的工作不是向人民要東西，而是給人民東西，要組織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這樣人民羣衆才能擁護黨，支持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爲使人民的物質利益長久實現，從各方面闡明，注重個人利益的同時必須注意到集體利益和長遠利益。1956年9月，在八大的報告中指出：“爲了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全國人民必須使當前利益和個人利益服從於長遠利益和集體利益。”我國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在一窮二白的社會背景下，生產力水平也低，國家很窮，而且國內國際環境很複雜，所以國家首先就要增加國力，要進行各項社會基礎建設，這必然會花很多錢，需要大量的資本積累。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生活一下子改善很多的要求，國家是達不到，也是不切合實際的。1953年，提出要既施“小仁政”更施“大仁政”，把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兼顧起來。他說：“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爲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爲人民的長遠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設重工業。前一種是小仁政，後一種是大仁政。兩者必須兼顧，不兼顧是錯誤的。那末重點放在什麼地方呢？重點應放在大仁政上。現在，我們施仁政的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說，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顧，不可多照顧。照顧小仁政，妨礙大仁政，這是施仁政的偏向”1956年在安排經濟產業結構佈局時，他及時提出“又要重工業，又要人民”以及經濟建設的目的是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思想。這種公私兼顧，注重施大仁政的思想，是在當時社會背景下的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是對人民負責的態度。
主張，人民的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兩者必須兼顧，不兼顧是錯誤的，但是重點應當放在長遠利益上。爲了國家的基礎建設和人民羣衆的長遠利益，羣衆的當前利益應該服從於國家和自身的長遠利益，因爲人民的長遠利益是和國家的長遠利益一致的，是人民羣衆最根本的利益。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把“公私兼顧、軍民兼顧”的方針，又歸結爲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戰略方針。所謂統籌兼顧，是指對全國幾億人而不只是對部分人的統籌兼顧，是對社會中的各種問題處理上的統籌兼顧，而糧食問題、城鄉差別問題、災荒問題、就業問題、教育問題、醫療保障問題等等，這都是民生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要求從幾億的全國人民的統籌兼顧的觀點出發，作出各種適當的安排。只有兼顧了各方利益，人民得到了適當的安排，人民沒有了後顧之憂，這樣各種積極因素才能調動起來，共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同時也達到維持社會穩定，少出亂子的目的。當時我們國家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社會管理體制，採取低工資、低物價、高就業、高保障的政策，並且注意改善民生，人民生活雖不富裕，但大體都有飯吃，社會治安良好，社會情緒也比較穩定。這可以說，是實行統籌兼顧、適當安排正確方針達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目標的一個具體表現。
（二）維護羣衆利益，防止損害羣衆利益
一切爲了羣衆，維護羣衆利益，是黨的羣衆路線的主要內容，是思想的“活的靈魂”之一。他反覆強調“要每日每時關心羣衆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羣衆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羣衆的迫切要求。否則“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在整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都在講要維護羣衆利益。革命戰爭時期，認爲，我們不能爲了政府和軍隊的需要，就不顧人民困難，他說這是“竭澤而漁，誅求無已”。並指出這是國民黨的思想，我們人不能承襲。在大生產運動中，提出，我們黨、軍隊和政府的經濟活動不能損害人民利益，不能引起人民不滿，應與人民的經濟活動取得協調，這樣才能防止損害到羣衆利益。在新中國成立後，在社會主義社會建設過程中，對損害農民利益的問題十分關注，認爲不能“殺雞取卵”，一味奪取，並對大躍進時期的“共產風”給予了批評，認爲，這種行爲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無償佔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應當認真退賠。錯誤在於“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處處維護羣衆利益的思想，是羣衆路線的很好體現。
特別不能容忍那種漠視人民利益和需要的官僚主義，他認爲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是黨和政府在長時期內需要解決的大問題。1953年，他在《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一文中，就舉了一個人民來信的事情來說明官僚主義，他說，據報山東省政府就積壓了七萬多件人民來信沒有處理，由此可想，省以下各級黨政府組織當然會更多，認爲，人民來信都是人民有具體問題，要求解決實際困難才向上級組織來反映情況的。有許多還是控告幹部無法無天、損害人民利益的罪行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熟視無睹的官僚作風，當然會引起義憤，這是不能容忍的，應迅速處理損害人民利益的違法亂紀事件。
1959年隨着國民經濟的根本好轉，一些領導幹部開始頭腦發熱，追求速度，一味求快，在這種情況下，認爲，在經濟初步發展的情況下，就應開始考慮轉變工作重點，注重人民羣衆的民生問題，他提出：過去安排是重、輕、農，現在是否提農、輕、重？總之一定要把衣、食、住、用、行安排好，並強調這是六億五千萬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問題。他強調，大家都想大幹快上，都想從老百姓那兒多搞，他提醒一些幹部，向老百九徵稅徵糧，多了會鬧翻，這種方法是不行的，並指出，這是個原則問題，應根據客觀可能辦事，絕不能超過客觀可能，按客觀可能還要留有餘地，要在老百姓那裡留有餘地，對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緊，而且留有餘地要大，不要太小。在制定計劃時，強調首先應考慮老百姓，不能喪失民心，脫離老百姓必然毫無出路，其次還應考慮到打仗或災荒的因素。在這三方面要留有餘地地制定計劃。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備戰、備荒、爲人民”。這一切都充分體現了的維護羣衆利益的思想。
在個人利益與共同利益的關係上，注意維護正當的個人利益，他指出：共同利益和個人利益是對立面的統一，沒有個人得利就不可能有共同利益。他經常批評那種不重視個人利益的思想，他曾生動地說：“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羣衆利益無小事，羣衆個人利益處理得如何，可以影響到我們的共同利益，只有維護羣衆利益，防止損害羣衆利益，才能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促進共同利益的實現。
（三）不斷改善羣衆生活
一直注意在發展生產，實現國家強盛的基礎上達到人民的富足。認爲生產和生活必須兼顧，重點應放在生產上，但同時不能忽視人民羣衆的生活，並應逐步改善羣衆生活。他說“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儘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並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把不斷改善羣衆生活放在維持政權的高度，說明了他一直在心中掛念人民，把人民生活放到了極高的位置。
在《論十大關係》一文中，批評了蘇聯強調發展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影響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作法。指出不能只顧積累，而把農民挖得很苦。這樣只會“建設了社會主義，丟了人民，建立了重工業，丟了人民，這是不成的。”他還特別強調了我們黨之所以能夠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最根本的就是因爲她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發揮和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因此，指出：進行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時，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首先是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爲此，我們既要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同時要提倡關心羣衆生活；既要大力發揚羣衆那種艱苦奮鬥的精神，同時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決他們在勞動和生活中的迫切問題，對工人要在生產效率提高的情況下逐步提高工資來改善生活，對於農民則應通過縮小剪刀差等政策，通過補貼或救濟來改善生活。
1958年，針對各地出現的只顧生產、不顧羣衆生活的情況，從11月14日到25日12天內，連續發出三個重要指示，要求全黨要注意這個問題，並加以糾正。在第一個指示中把“工作、生活同時並重”作爲一個重要方針提了出來。在第二個指示中又提出“生產好、生活好、孩子帶得好”的口號。在第三個指示中，則對人民生活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的現象進行分析，指出這是受右傾片面性思想的影響，顧了生產，忘了生活。對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不斷地改善羣衆生活，提出了兩條解決辦法，一是要爲羣衆留點餘地；二是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能片面性。這是關心羣衆生活的一個重要思想。
注重改善人民生活，反對不關心羣衆痛癢的官僚主義。早在1934年，在《組織起來》一文中，就指出一些同志脫離羣衆，不能夠幫助羣衆組織生產，改善生活，只知道要救國公糧。他強調，應該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幫助羣衆解決“救民私糧”的問題，而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去解決救國公糧的問題。只有這樣才能洗清官僚主義的灰塵。在節約和消費問題上，一貫倡導節約，但同時認爲，只講節約不講消費不行，還要鼓勵消費，這樣纔能有利於發展經濟，同時改善人民生活。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具體經濟措施上，主張要薄利多銷，生產資料的利潤要低一些，因爲這影響整個人民生活，人民生活改善了，積極性會提高，隨着消費的增加，生產會擴大，利潤也會隨之增加。
注重改善人民生活，不光表現在物質方面，還關注人民羣衆的醫療衛生、健康教育等諸多方面。
（四）注重社會保障和就業問題
人民羣衆的社會保障和就業是當時社會面臨的突出問題，這個問題是否得到處理和處理得是好還是壞，關係到社會的穩定和持續發展。所以強調這是一件大事，務必要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