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保障方面，還強調要“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始終把“義務教育”、“免費教育”當作政府的責任。這極大的促進了我國教育事業的大發展。
在社會保障方面，注重社會福利事業，在1959年，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他講到：“不少地方只講個人的消費，不講社會的消費，如公共的文化福利事業，這是一種片面性。”他主張要用社會力量搞福利，要求有步驟地改變農村和城市的居住條件。他說“社會主義社會，不搞社會集體福利事業還成什麼社會主義？”。爲了更好地進行社會福利事業，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和政府着手人民的福利制度建設。從1950年6月制訂《工會法》1951年2月政府頒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實行了全國工礦企業職工勞動保險醫療，對少數民族地區，實行了減免費醫療。1952年起，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實行了公費醫療。1953年1月，政務院又修訂公佈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若干修正的決定》，進一步擴大了勞動保險實施的範圍，對職工的生活困難補貼、探親補貼、取暖補貼等都作了詳細規定，並對勞動保險的待遇標準作了適當的提高。1957年1月國務院發佈的《關於職工生活方面若干問題的指示》，並隨後制定了《企業職工社會保障條例》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社會保障條例》，對各種機關、事業單位及企業職工的取暖、生活困難、職工住宅、上下班交通、醫療補助等等問題又作了全面的規定。1958年3月國務院公佈實施了《關於工人、職員退休處理的暫行規定》放寬了退職條件，提高了待遇標準。一系列保障制度的初步建立，並隨之採取了一系列保障制度實施的措施，使社會保障制度落實到社會的各個層面，並惠及廣大人民羣衆，真正實現了所希望的，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人們的勞動和集體福利就需要有所改進，切實做到了要給人民以看得見的切切實實的物質福利。
社會救濟也是社會保障的一個重要方面，體現了黨和政府關心羣衆生活的一貫宗旨。認爲社會救濟是必要的：“對那些全家沒有人就業的，還要救濟，總以不餓死人爲原則。”在城市，社會救濟的對象一般是生活困難的職工。在農村重點放在救濟那些缺乏勞動力或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生活沒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殘疾社員，對這些人員當時採取利用社會公益金由生產隊或生產大隊組織實施的集體供養的方法給予保吃、保穿、保燒，保證年幼者受到教育，年老者死後安葬的“五保供養”制度。這種救濟方式在保障他們基本生活，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等方面有着積極重大的意義。
建國初期，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剛剛開始，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嚴重失業現象雖然逐漸減少，但就業機會還是相對不多，嚴重的失業問題仍擺在面前，如何解決人民羣衆就業和生活問題對新生政權提出了挑戰。以爲核心的黨中央積極應對，採取措施化解社會矛盾，並隨着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逐步形成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就業機制。在七屆三中全會上，他提出：“我們要合理地調整工商業，使工廠開工，解決失業問題並且拿出二十億斤糧食解決失業工人的吃飯問題，使失業工人擁護我們。”並強調對於失業工人和失業的知識分子進行社會救濟，有步驟地幫助失業者就業。把就業問題提升到人民是否擁護，政權是否穩固的高度。
高度重視從制度上法律上保障勞動者的就業權利。1954年，我國的第一部憲法就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國家通過國民經濟有計劃的發展，逐步擴大勞動就業，改善勞動條件和工資待遇，以保證公民享受這種權利。”還重視婦女的勞動就業，認爲中國的婦女是一種偉大的人力資源，她們中還有極大的潛在勞動力還沒有發揮，他指出：“婦女問題一定要安排好，要同男子同工同酬，在合作社、工廠都要一樣。”60年代以後，爲了克服“大躍進”和“**”運動給我國造成的嚴重經濟困難，提出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就業方針，提出有計劃地減少城鎮人口到農村就業的思想，強調城市青年，“或者進學校，或者到農村去，或者到工廠去，或者到邊疆去，總要有個安排。”在這一就業方針的指導下，隨着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從而形成了統包統配的就業機制。
（五）縮小城鄉差別，保障農民利益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工業基礎薄弱，建國初期受蘇聯工業化模式的影響，又加上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實施經濟封鎖，使得政府在戰略選擇上不得不採取以農補工的工業化戰略，以迅速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以達到使國家迅速強大的目的。對於城市和農村的關係問題上，我國一直採取了城鄉分治的政策，並在制度安排上優先選擇有利於工業化進程。雖然制定了這樣的政策，但依然十分注意城鄉差距問題，並隨着國民經濟的好轉，在實際工作中對工業、農業的關係作出了必要的調整，在縮小城鄉差別方面作出了努力。
1956年，在《論十大關係》中，就指出了要正確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但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也不應該忽視，他強調，我們不能像蘇聯和東歐國家片面注重重工業，而忽視輕工業和農業，這種不平衡會產生嚴重問題，我們應該平衡發展，而且指出，當前的問題，是要適當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應把農業和輕工業投資的比例加重一點。從此之後，就主張把社會發展的重點要逐步進行轉移了。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他就強調要第一發展農業，第二纔是工業。對如何發展農村的經濟，以縮小城鄉差別，提出的解決辦法是：“不要涌入城市，就在農村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爲工人。”這種方法實際上是要就地的農村城市化發展道路，即實行“公社工業化和農業工廠化”，通過這種方法，最終達到“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要好一些。”爲縮小城鄉差別，提出一些具體措施：在工農業品交換方式上，他主張採取縮小剪刀差、等價交換或者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在向農民供應工業品方面，他主張採取薄利多銷、穩定物價或適當降價的政策；在統購農產品方面，他主張按照正常的價格，保證農民不吃虧，並且收購的價格要逐步有所增長；在農業稅的徵收上，他主張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徵收較輕的農業稅；在向缺糧區農民供應糧食方面，他主張一般略有補貼。
城鄉差別導致的一大社會問題就是貧富懸殊過大，社會分配不公，引起社會不滿情緒，因此，他強調要廣泛建立工農聯盟，城市要對農村實行救濟和支援。其中包括把小型的工廠轉讓給農村，城市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支援農村建設，科研人員下鄉傳授科技知識，城市爲農村培訓知識人才。這些措施在當時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農村的工業化使農村自己能生產一些生產資料和小消費品了，使農村城市化有了發展，近2000萬農民成爲了在農村的工人，工農的差距有所縮小。
在保障農民利益方面，提出了許多至今仍有現實意義的方針和原則。他指出，中國是個農業國，主要人口是農民，農民的情況如何，對於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政權的鞏固，關係極大。在革命時期，靠廣大農民的援助取得了勝利，建設時期，優先發展國家工業化，工業化也是靠農民的援助才能成功，因此保障農民利益意義重大，應儘量多給農民一些利益。他分析了蘇聯在工業化的進程中，把農民挖得很苦的錯誤作法。指出蘇聯採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用這樣的方法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在承認農業作爲資金積累的源泉的同時，始終要求兼顧國家與農民利益，保護農民利益。第一，除了遇到特大的自然災害外，必須在增加生產的基礎上，爭取90%的農民每年的收入有所增長，10%的農民不增不減，如有減少的，也要及時想辦法予以解決。向缺糧地區供應糧食，一般略有補貼。第二，要統籌兼顧農民的付出和收益，堅持“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原則，不能剝奪農民，應該給農業生產合作社有一定的自主權。同時還注意合作社同農民的關係，指出它們兩者的關係也要處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國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農民拿多少，以及怎樣拿法，都要規定得適當。認爲農業是國家工業化積累資金的主要來源之一，但是“要母雞生蛋，先要給米吃”。一要開源，就是增加對農業的投入，促進農業增產，特別要提高農產品的商品率。二要節流，就是要節衣縮食，發揚過去黨政等人員“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優良傳統，減輕農民負擔。三要縮小剪刀差，通過發展商品生產來團結農民，工農業產品之間等價交換來增加農民收入。通過這些很具體的措施，把農民的積極性真正調動起來。以達到保障農民利益的目的。第三，爲保障農民利益，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了合作醫療制度，使農村的醫療衛生條件有了極大改善，使農民能在當地看病、就醫，農民的生活也不致由於得病而日益困苦。
（六）提出“把醫療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去”
醫療衛生與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新中國成立後，非常重視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針對廣大農村醫療衛生條件相當差這一現實，提出了一些思想和措施，促進了新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蓬勃發展，在農村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在的倡議下，全國城鄉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以“除四害”，“講衛生”，“消滅疾病”的愛國衛生運動，並取得可喜的成績。1956年，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通過了《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指出合作社要承擔起對因公負傷或因公致病的社員負責醫療的職責。在這一章程發佈後，許多地方相繼集體保健醫療站、合作醫療站或統籌醫療站。
合作醫療制度的實行是當時醫療衛生事業方面的偉大創舉。在城市中廣泛的醫療社會保障制度的前提下，更重視廣大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並提出農村的合作醫療制度，他給合作醫療的定義是：“合作醫療是在各級政府支持下，按照參加者互助共濟的原則組織起來，爲農村社區人羣提供基本醫療衛生保健服務的醫療保障制度。”合作醫療使“八億農民最必需的衛生防疫、醫療保健和計劃生育技術指導有了初步保障”。到50年代末，合作醫療在廣大農村逐步推行起來。但是醫療保健制度的覆蓋範圍上，農村和城市極不平衡，城市佔有了絕大多數的衛生資源，而廣大農民則缺醫少藥，有病得不到醫治，針對這一現象，1965年6月26日，明確提出了：“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號召，這就是着名的“六二六”指示。在這一號召的影響下，衛生部逐步將人力、物力和財力的重點放到農村，極大鼓舞了廣大醫務工作者到農村去。“六二六”指示有力推動了農村巡迴醫療工作持續深入開展及農村合作醫療全面鋪開，在隨後幾年裡，除縣級衛生機構得到充實外，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也都建立了醫療部或衛生所，形成了縣、社、隊三級醫療衛生機構，加強了農村基層衛生保健，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廣大農民缺醫少藥的現象。
加強農村醫療，改善農村醫療條件，很重要的一點是對鄉村醫生隊伍的培養。培養農村“赤腳醫生”也是我國衛生事業的一項創舉。它的推行，對普及醫療衛生知識，改善農民健康狀況，幫助農民預防疾病等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綜上所述，把人民羣衆當作歷史主體，同樣也是利益主體，把改善民生當作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出發點、着力點和落角點，並提出諸多改善民生的措施，使人民得到了實惠，堅定了跟黨走、大幹社會主義的決心，從而使我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和進步。
結束語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理論的歷史地位
一、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理論的新發展
我們黨把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理論獨立出來，與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理論相併列，進行深入闡述和研究，始於黨的。在幾年的研究過程中始終重視挖掘和梳理的社會建設思想，在確立思想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歷史地位的同時，也反映了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理論的重大意義和歷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