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2月初，徐至摩從北平寄來了新月社的稿子。
這是他和林子軒商量好的，先創辦一本文學雜誌，用來宣傳新月社的文學理念。
正如文學研究會有《小說月報》，創造社有《創造週報》一樣，新月社也要有自己的宣傳陣地，那就是《新月雜誌》。
雜誌每月發行一期，以詩歌和散文爲主，也刊載文學評論和國外的翻譯作品，算是一本純文學雜誌，一般而言，不涉及敏感的政治性話題。
徐至摩負責在北平約稿和編輯，然後寄到上海來由萬象書局發行。
這種模式和文學研究會的《小說月報》類似，鄭震鐸同樣是從北平的新文學作家手裡約稿，只是《小說月報》以刊載小說和文學評論爲主。
自從新文學啓蒙以來，創辦的新文學雜誌並不多，也就以北大的《新潮》，《小說月報》和《創造週報》較爲有名。
大多數新文學作家還在以各大報紙的副刊作爲發表文章的首選。
《新潮》雜誌早期以“文藝復興”相號召，刊登了許多鼓吹文學革命的論文和小說、詩歌等白話文學作品。
林子軒的那些詩歌就是刊登在《新潮》雜誌上，才得以出名。
但它一開始就存在着否定一切傳統、“極端崇外”和“全盤歐化”的傾向。
隨着新文化統一戰線的逐漸分化，《新潮》雜誌在2卷1號以後陸續發表了許多有關西方資產階級哲學的論文，1922年3月出至3卷2號停刊。
它對於新文學的推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小說月報》是文學研究會從鴛鴦蝴蝶派手中搶過來的，沈燕冰進行了大膽的革新，從而成爲了向舊文學發起攻擊的主要陣地。
郭沫偌的創造社雖然處境窘迫，卻走在了不少文學團體的前面，自己創辦了雜誌和報紙進行宣傳，聚攏了一批年輕的新文學作家。
客觀的說，在新文學領域有了一定的影響力，當然，這和他們四處找人論戰也有關係。
在任何時代，想要掌握話語權就需要通過媒體進行宣傳。
在後世，電視和網絡是主要的宣傳工具，而在民國時期，報紙和雜誌這種紙媒纔是重點。
新文學內部的分化已經不可避免，內戰早已開始，那麼宣傳自己的文學主張尤爲重要，這就是在爭奪話語權。
無論是魯訊還是胡拾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接下來是新文學刊物繁榮發展的時期。
爲了搶佔先機，《新月》雜誌纔要在年底發行。
林子軒翻了翻這一批的稿子，可以看得出徐至摩費了不少心思，創刊號一定要打響名頭，那麼就需要有份量的稿子。
這個份量既指稿子的質量，也指寫稿子的人具有的名望。
第一篇是胡拾的稿子，內容是他對古詩的研究，最後不免提到對於傳統文化的繼承問題，這也是他“整理國故”的中心思想。
原本這類稿子都會刊登在北大的《國學季刊》上。
《國學季刊》是北京大學於1923年出版發行的一種研究國學的學術性刊物。
“‘國學’在我們的心眼裡，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爲‘國學’。”
這是胡拾對於“國學”的解釋。
第二篇是聞易多的稿子，是一篇詩歌評論，講的是《律詩的研究》。
這是新月社詩歌的一個發展方向，那就是提倡新詩要進行格律化。
主張“理性節制情感”，反對濫情主義和詩的散文化傾向，從理論到實踐上對新詩的格律化進行了認真的探索。
自從新詩發展起來之後，很多詩人寫起了“自由詩體”。
所謂自由詩體和後世的口水詩類似，寫的太過隨意，沒有詩歌應該有的優美。
聞易多在《律詩的研究》中提出了詩歌的音樂美和繪畫美。
此時的聞易多還在美國留學，他是1922年7月前往美國，先後在芝加哥美術學院、珂泉科羅拉多大學和紐約藝術學院進行學習。
在專攻美術且成績突出時，他更表現出對文學的極大興趣，特別是對詩歌的酷愛。
第三篇是林子軒的詩歌，就是那首《再見，康橋》。
徐至摩覺得這首詩歌最能展現新月社的詩歌主張，也就是音樂美和繪畫美。
整首詩歌帶着柔美幽怨的意境，清新飄逸的風格，把格律詩與自由詩二者的形式糅合起來，巧妙地把氣氛、感情、景象融匯爲意境，達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
而且，這首詩歌還沒有在國內的文學刊物上發表過。
他在徵求了林子軒和林徽茵的意見後，就把這首詩放在了《新月》雜誌的創刊號上。
第四篇是徐至摩自己寫的兩首詩，這是他擅長的領域，詩作極具浪漫主義色彩。
接下來是聞易多的《紅燭》，這是他在1923年9月份出版的詩集《紅燭》中的一首詩。
還有陳願的一篇文學評論，此人在1912年留學英國，在愛丁堡大學和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學習，1922年回國，任北京大學外文系教授。
他和胡拾是一個陣營的人物。
林子軒最後還看到一首林徽茵的詩歌，寫了一位少女在秋日的遐想，有點模仿西方詩歌的意味，帶着傷感和憂愁。
這絕對是徐至摩爲了討好林徽茵徇私的結果。
不過林子軒沒有說什麼，一本純文學雜誌有一位女詩人能夠吸引男讀者的注意，銷量也會好上很多，他甚至有了主推林徽茵的打算。
正如文學研究會的廬音和謝冰欣一樣。
廬音雖然是文學研究會的成員，但她的小說風格和創造社接近，擅長寫作感情色彩濃烈的抒情小說。
文學研究會講求寫實主義，創造社則推崇浪漫主義。
冰欣同樣是文學研究會的成員，並在《晨報》和《小說月報》上發表了多篇詩歌和小說，引起文壇矚目。
這個時代的女作家本來就不多，這三位都是福建人，所以被稱爲“閩中三才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