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新文化的影響下，大批中國青年爲了尋求科學知識和救國真理登上了前往法國的郵輪，從此開始了一個嶄新的人生。
和其他留學方式不同，去法國勤工儉學的門檻較低。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國國內勞動力嚴重缺乏，法國政府認爲大批的華工不僅能幫助打仗，日後也可以幫助建設，只是要對華工進行一定的教育。
他們的意思是對華工搞一個職業技能培訓，讓這些華工以後在工廠充當廉價的勞動力。
中國國內的蔡元賠等人認爲可以用勤工儉學的方式來使華工掌握法國先進的技術，這對回國發展大有好處。
中法雙方一拍即和，1916年，成立華法教育會，專門負責此事。
選擇法國，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法國的生活費用低廉。
在這個時代的中國，社會上對學生有“一等西洋，二等東洋，三等本土”的說法。
官費留學，份額極少，機會又非常有限。
於是，如何爭取少花錢還能出國留學就成了問題的焦點，到英美等國留學，一年的費用要二千元左右，在法國，只需要七百元。
而在法國的外省，每年每人學食宿費不過二三百元。
這給了普通人家出身的青年一個到國外學習的希望。
這些中國青年說是留學生，其實相當於出國務工人員，只是法國政府會提供教育的機會。
但就算是這樣，前往法國的留學生也分爲官費和自費兩種。
官費生費用全免，自費生由工商界捐款資助每人100元，自籌200元，共300元。
他們在郵輪上住在四等艙，每頓飯每人給一塊麪包、一瓢湯，有時給一點剩菜。
1920年10月20日的《小馬賽人報》這樣報道。
“100多名中國人，他們年齡在15到25歲之間，身穿西式服裝，頭戴寬邊帽、足蹬尖皮鞋，顯得彬彬有禮和溫文爾雅，靜靜地站在‘安德烈?勒蓬’號的甲板上。”
留法學生剛開始會進入中學學習法語，隨後就是四處到工廠打工，找機會進入大學學習。
求學的條件非常艱苦，境遇十分悲慘，他們有的住進了巴黎的貧民窟或者就露宿街頭。
“我們什麼工作都做，架子放下了，面子撕破了，輕活、重活、臨時雜工，碰上就幹，爲的就是掙一點吃的。”
這是勤工儉學的中國留學生在法國的真實遭遇。
林子軒在國內看到過這類報道，這才說出那句慰問的話來。
他來到巴黎普安特大街39號的華僑協社。
華僑協社是旅法華人的公共機關，成立於1919年8月31日，其性質就如中國的會館和商會，各種機關都彙集在這裡。
勤工儉學的留學生初到法國時，多集中在這裡等待着工作或者上學的機會，和國內的通信也在這裡轉交。
在華僑協社，林子軒看到的情況更爲糟糕。
華僑協社是一棟別墅式建築，但卻擠滿了沒工作也無法上學的留學生。
他們住在地窖裡，地窖住不下，就在花園草地上搭帆布篷居住。
華僑協社的大院中搭起了一個長四丈寬五尺的布棚，裡面擠進了40多人，有些人甚至有病在身，得不到醫治。
林子軒當即決定拿出在英國賣出電影拷貝的兩千英鎊給這些人改善生活。
相當於國內的一萬五千銀元了，這可是一筆不小的資金，雖然不能徹底改善他們的生活，也能暫時解決一些實際的困難。
這個舉動獲得了在法留學生的熱烈歡迎。
林子軒只是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情罷了，他也無力改變這些人在法國的境遇。
和以往他看到的留學生不同，那些人要麼是官費留學，要麼家境殷實，根本不用擔心錢的問題，他在美國留學兩年花了上萬銀元。
這批勤工儉學的留學生大多是普通家庭出身，沒有大學接收，也得不到家裡的救濟，只能依靠自己打工生活。
但正因爲有了這段艱苦的法蘭西歲月，造就了一批堅定的革命者。
法國一向有革命的傳統，包括1794年的法國大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
在這樣一個國度裡，各種社會思潮氾濫，不可避免的影響到前來巴黎求學的中國學生。
他們在法國的工廠打工，忍受着資產階級的剝削，極爲痛恨資產階級制度，於是就容易接受革命理念和馬克思主義。
這或許是法國政府和蔡元賠等人沒想到的事情，他們無意間造就了一批革命鬥士。
在華僑協社院子裡的草坪上，林子軒看到人羣中不少似曾相識的面孔，這些人回國之後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改變了中國的面貌。
想想都讓人感慨萬千。
“林先生，說些什麼吧。”那位四川口音的青年提議道。
這時候，林子軒已經猜到這位青年的身份。
此人是留法學生中一個團體的骨幹成員，在五卅慘案後，他在巴黎組織和參與了一系列大規模的遊行聲援活動。
在後世，更是改變了整個中國的人物。
林子軒想了想，就把在美國提出的“中國夢”和在英國對五卅慘案的演講結合起來。
他認爲中國已經到了一個關鍵的歷史轉折點，中國民衆發出了沉默已久的怒吼，中國的反帝反封建鬥爭達到了高潮，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即將開始。
這一切都要從我們這一代人做起。
他希望在法的留學生能夠回到中國，參與到這場轟轟烈烈的社會大變革之中。
最後，不知道誰先唱起了那首《我的中國心》，這首愛國歌曲在留學生中廣爲流傳。
這批留法學生差不多是1920年前後來到法國，五年時間過去了，他們在法國經受了諸多苦難，更爲想念祖國和家人。
“河山只在我夢縈，祖國已多年未親近，可是不管怎樣也改變不了，我的中國心……”
當林子軒在法國的時候，國內的思想界展開了一場有關“聯俄仇俄”的大討論。
這件事的發起人正是回到中國的徐至摩，他那篇講述蘇聯境況的《歐遊漫錄》成爲了這次大討論的引子。
1925年10月，徐至摩接任了《晨報》副刊的主編工作。
一場關於“聯俄仇俄”的大討論就在徐至摩與劉勉濟的發起和組織下展開了。
由於這場討論所探討的是中國將來的國運問題，所以引來大量思想和文化界名人先後加入其中，表達自己對蘇俄問題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