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7月，日本福岡。
郭沫偌回到日本已經三個月了，他四月初離開上海，錯過了對於泰戈爾的大批判，本以爲在日本會好過一些，現實卻非常的殘酷。
日本在關中大地震後，經濟尚未恢復，百業蕭條。
他先是領取了民國政府補助的三百塊留學生歸國費，勉強度日。
隨後翻譯了日本著名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先驅者河尚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想要依靠出版賺錢養家餬口。
在翻譯的過程中，他接受了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對列寧極爲讚賞。
然而，現實是這本書就算出版，也要等到賣出去才能抽取版稅，他依舊窮困潦倒。
這時的郭沫偌窮到什麼地步呢？
他們一家人被房東趕了出來，只好住到一家當鋪倉庫的樓上，日常生活依靠典當爲生，把家裡能典當的都典當了，包括冬天的衣裳和棉被。
他嘗試翻譯屠格涅夫的《新時代》，希望能夠換一些錢來。
正是在這種窮苦的境地，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他的思想發生了轉變，從以往的浪漫主義轉到了現實主義道路。
在翻譯《新時代》的時候，郭沫偌偶然看到了一本日本的文學雜誌。
上面有一篇文學評論引起了他的注意，這篇評論寫的是一本叫做《雪國》的小說，文章對《雪國》極爲讚賞，認爲這本小說是日本傳統美學的典範之作。
郭沫偌大概看了看，覺得故事情節似曾相識。
他仔細一想，這不是去年鬱達浮翻譯的那部小說麼？
當時他們還猜測這種大師級的小說出自誰的手筆，想不到如今《雪國》在日本備受推崇，成爲了一部現象級的作品。
郭沫偌又找來一些文學雜誌，發現無一例外的都有對《雪國》的追捧。
不少年輕的日本作家甚至認爲這是一條新的創作道路。
尤其以川端康城爲首的一派作家更是如此，他們把自己定義爲“新感覺派”。
1924年7月，川端康城聯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作家創辦了一本宣揚自己文學主張的雜誌，叫做《文藝時代》，這是新感覺派宣傳的陣地。
《雪國》這本書在日本極爲暢銷，由日本金星堂出版發行。
這是川端康城代爲聯絡的結果，他寫信給林子軒表達了仰慕之情。
林子軒便以村上春術的名義寫了回信，信件自然要翻譯成日文，兩人開始了書信往來。
川端康城相信在中國的上海的確有一位叫做村上春術的日本僑民，林子軒則感覺有點像是後世在網絡上註冊個假名字和網友聊天。
他還要給這個假名字設定一個完整的背景資料，比如年齡和生活狀態。
好在這位網友沒有要求見面，否則就是見光死。
還有一位叫做溝口健貳的日本導演想要把《伊豆的舞女》拍攝成電影。
林子軒以《雪國》的全部版權都歸屬萬象書局爲理由，把這些事情推給了平禁亞，反正只要日本人掏錢就行了。
郭沫偌在福岡的一家書店找到了《雪國》，翻開一看，果然是鬱達浮翻譯的那本。
在作者介紹一欄中，只有“僑居中國”幾個字。
他詢問了書店老闆，得知這部小說因爲文學評論界的大肆宣傳，很受讀者的歡迎。
他有心寫信給鬱達浮告訴這個消息，可想了想，當初籤的合同是買斷翻譯版權，就算《雪國》在日本熱銷，鬱達浮也拿不到版稅。
但他翻到後記的時候不由得愣住了。
這篇後記是川端康城寫的，介紹了他發現《雪國》的過程。
《雪國》原本是由位於上海的萬象書局出版，後來在大地震期間被萬象書局捐贈到日本，被他偶然間發現，可謂是極具傳奇色彩。
這篇後記讓郭沫偌想起了不少在中國的事情。
他和鬱達浮至今都不知道是誰要翻譯《雪國》，只是通過中間人得到了一大筆稿酬，讓創造社多支撐了一段時間。
沒想到《雪國》由林子軒的萬象書局出版。
他想起林子軒在日本大地震期間捐書的突兀舉動，總覺得這其中存在着某種神秘的聯繫。
一個念頭出現在郭沫偌的腦海，難道《雪國》的真正作者是林子軒？
但他爲什麼要弄的這麼神秘呢？
別人如果寫出這麼經典的小說，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何必這麼遮遮掩掩。
如果不是林子軒寫的，郭沫偌實在不知道上海虹口區的日本人裡有什麼大作家的存在，他因爲妻子是日本人的緣故，經常出入虹口區。
這個謎團讓郭沫偌百思不得其解，他寫信給鬱達浮說了自己的猜測。
鬱達浮比較直接，沒去猜謎，他寫信給林子軒詢問了這件事，把郭沫偌的猜測一併說出。
林子軒沒想到郭沫偌竟然猜對了答案，可惜沒有獎勵。
由此可見，任何事情都會留下蛛絲馬跡，只要用心琢磨，總能找到答案，這件事告訴林子軒以後做事情要更加小心謹慎。
他沒有承認自己是作者，至於其他人怎麼想，那就隨便他們了。
鬱達浮雖然也有懷疑，但他覺得既然林子軒不承認，那就有不承認的理由，這是私人的事情，和他沒有關係，便不再想着這件事。
只有遠在日本的郭沫偌還在思考林子軒爲什麼不承認自己寫了《雪國》。
這不合常理，一定有什麼不爲人知的內幕，他甚至懷疑林子軒謀害了那位叫做村上春術的日本僑民，奪取了《雪國》的手稿。
否則林子軒沒有在日本生活過，怎麼能寫出如此日式的小說來。
當初《雪國》的手稿是用中文寫成，這又是一個疑點，整件事充滿了詭異。
一時間，郭沫偌化身成柯南，不斷的進行推理，猜測其中的緣由，他決定回國後一定要查明真相，找到那位村上春術。
他深信，真相只有一個。
聯想起自己的翻譯作品無人問津，而一本暢銷小說卻沒有作者承認，這種反差實在是讓人難以接受，但他不會放棄的。
翻譯完屠格涅夫的《新時代》，郭沫偌準備回中國了，他要投身到革命的大時代之中。
在他給成仿伍的信中這樣說道：“我要回中國去了，在革命途上中國是最當要衝。我這後半截的生涯要望有意義地送去。”
但現實又給了郭沫偌一次打擊。
因爲上海周邊的浙江和江蘇即將開戰，他只好先帶着妻兒來到福岡的鄰縣佐賀，這是從長崎回中國的必經之地。
他們在這兒的山村裡找了個便宜的住處作爲過渡，一面體憩養生，一面等待戰事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