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2月8日，林子軒回到上海，受到熱烈歡迎。
此時，浙奉戰爭早已結束，奉系軍閥張座霖爲了保存實力退出江蘇和安徽等地，孫傳方乘勝北進，直達山東邊境。
這一戰之後，孫傳方統轄浙、閩、蘇、皖、贛五省，成爲直係軍閥中最有實力的首領。
這是他一生最爲輝煌的時期。
爲了籠絡江浙等地的豪門望族，他高薪聘請江浙等地的名人作爲顧問。
顧問是個虛職，平時不用做什麼，一切待遇從優，每月還有500銀元可拿。
林子軒作爲上海的名人，同樣收到了聘書，月薪800塊銀元。
這份薪資待遇和聘請西方人等同，因爲此時的林子軒在國際上享有極高的聲望，可以和那些西方名人相提並論了。
這一次回來，沒有人再質疑林子軒“享譽世界的小說家”這個頭銜了。
不僅是因爲林子軒在英國的演講，和最新一任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蕭伯納的會面，還有蕭伯納事後對林子軒的高度評價。
這個評價或許有着政治上的考量，但中國媒體認爲這是林子軒獲得了西方文學界的認可。
諾貝爾文學獎的名頭很能唬人，特別是來自對中國友好的英國戲劇家蕭伯納。
此外，林子軒的小說《蠅王》獲得了美國和英國文學評論家的一致好評，被認爲是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傑出作品。
有了前期的鋪墊，小說在美國頗爲暢銷，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已經銷售了三萬冊。
這些消息通過電報傳到國內，讓國內媒體一片歡騰。
種種光環疊加起來，讓林子軒的聲望刷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
中國媒體已經在討論中國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可能性了，紛紛猜測林子軒什麼時候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樂觀的人認爲以林子軒這種創作速度十年之內就能拿到諾貝爾文學獎。
悲觀的人覺得林子軒還是太年輕，蕭伯納快到七十歲纔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還有不少西方大作家一生都和諾貝爾文學獎擦肩而過。
這個恐怕要靠運氣，林子軒能在五十歲之前獲獎就算是運氣爆棚了。
還有不少技術型分析，從歷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年紀和作品分析評委的喜好，從國際形勢來判斷中國作家得獎的機率。
當然，也有人潑冷水，認爲目前討論這些爲時過早，畢竟林子軒連提名都沒有。
國內媒體之所以這麼狂熱，說到底還是民族自尊心在起作用。
在亞洲，中國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國，中國人不大看得起印度，可印度的泰戈爾卻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能說明印度文化比中國強麼？
如果讓日本作家比中國作家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中國人就會更加失落了。
這次媒體藉着林子軒的事情狂歡和發泄一下，能夠想想也是好的。
自從清政府衰敗以來，中國人經歷了百年屈辱，從以前的天朝上國變成了倍受欺壓的弱國，在心理上從自豪變成自卑，需要一些東西來提振民族的自豪感。
中國人在國際上取得榮譽就能提升這種自豪感。
這讓林子軒頗爲不習慣，感覺自己有點挾洋自重，只因爲得到了西方人的認可就被國內媒體這麼的吹捧，似乎不太正常。
如果是剛穿越那會，他會洋洋自得，但現在他只覺得心情沉重。
他剛下郵輪就被上海的記者包圍，詢問各種問題，包括新小說的內容，在英國的演講，對蕭伯納的印象，和英國文豪交往的逸聞趣事等等。
還有記者問林子軒認爲自己什麼時候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對這些問題林子軒都做了簡短的回答，至於諾貝爾文學獎他只能搖搖頭，那個還太遙遠。
這時候，有個記者問了一個奇怪的問題。
“林先生，你對北平《晨報》報館被燒的事情有什麼看法？”
林子軒一愣，他不知道這件事，只能說了解之後再回答。
等他回到家中，才從報紙上看到了這件近期熱議的話題，也看到了各家的評論和觀點。
1925年11月29日，在北平遊行示威的青年學生放火燒了《晨報》報館。
這是一場發生在北平的“反奉倒段”的羣衆革命。
11月28日，北平各學校和工廠的學生敢死隊、工人保衛隊及其羣衆共5萬多入齊集神武門前，舉行國民大會。
他們高呼着“打倒奉系軍閥”、“打倒段祺睿賣國政府”等口號，包圍了執政府，並佔領了警察總局和郵電局等要害部門。
他們想要通過這種方式來奪取北洋政府的政權。
其中一路青年學生高呼口號，高舉“打倒《晨報》及輿論之蟊賊”標語，亂箭般衝向宣武門大街的《晨報》報館。
不知哪位青年喊一聲“燒！”，火焰就在報館升騰起來。
火光讓人們更加暴力，他們開始搗毀報館陳設，用拳頭，用木棍，用石，用磚。
這便是民國著名的晨報館被燒事件。
《晨報》之所以遭受這場火災，有間接原因和直接原因。
間接原因是《晨報》被視爲研究系機關報，以力主實行憲政得名。
直接原因是和這段時間以來《晨報》組織和發起的“聯俄仇俄”的大討論有關，通過這次討論，讓民衆對蘇聯有了更爲清醒的認識。
但在這場討論中，聯俄派沒有佔據上風，反而揭露出蘇聯存在的諸多問題。
於是就引起了激進青年和羣衆的不滿，認爲《晨報》刻意針對蘇聯，包藏禍心。
這本來是一場思想之爭，卻發展成了暴力事件。
先不說言論自由這種大道理，就好比在後世兩人在網上罵戰，一方不服氣，直接跑到對方家裡放了一把火，拆了房子。
這不是暴力犯罪是什麼？
如果這都不加以制止，下一次這些人遇到意見不一致的人或許就會拿刀殺人了。
那將是一個怎樣混亂的世界。
在各家報紙上，火燒晨報館事件受到知識界和輿論界的普遍譴責，認爲這是一次暴行。
1925年12月7日，《晨報》繼續出版。
仍任副刊主筆的徐至摩在《災後小言》中說：“火燒得了木頭蓋的屋子，可燒不了我心頭無形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