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4月15日，張座霖的奉軍佔據天津，到了17日，奉軍進入北平。
馮羽祥的國民軍朝着蒙古潰敗。
至此，這次戰事以張座霖的勝利而告終，中國北方的大部分地區落入張座霖之手，他成爲中國政壇最爲耀眼的人物。
一時風頭無兩。
不少人認爲張座霖最有可能一統中國，有帝王之相。
在歷史上，往往從北方起兵的人物佔據優勢，揮軍南下，成就霸業。
奉軍入京，標誌着張座霖掌控了中國政治權利的中心，東北地區自然要謳歌讚頌一番。
林子軒所在的哈爾濱一片歡騰，當地的報紙上甚至出現了讓張座霖就任大總統的呼聲，似乎張座霖就是天命所歸，能夠拯救中國的那個人。
林子軒卻知道這只是曇花一現，這一時期是張座霖的巔峰，可惜沒能持久。
對他來說，好消息是戰事平息，可以離開哈爾濱，前往北平了。
4月20日，林子軒來到北平，發現北平的局勢相當嚴峻，能夠稱得上恐怖了。
北平城內城外都有駐軍，城門口招兵的旗子隨處可見，不同派系的軍隊之間摩擦不斷。
這種狀況影響到百姓的日常生活。
下午不到六七點鐘，平日繁華的街道都已經熄火打烊，來往的人們一個個慌慌張張地，好像大禍就在眼前一般。
這只是普通百姓的生活，文化界受到的波及更爲嚴重。
奉軍在城內大肆查封報館，搜查各個學校的教職工宿舍，抓捕搗亂鬧事的分子。
包括北大、北師大、女師大、中國大學等地，北大是搜查重點。
不少學生和教員被抓走，一批鼓動學生的社會名流上了緝捕名單，北平城內人人自危。
自民國以來，北平的政治氛圍頗爲寬鬆。
文化界的學者藉助於各種公開的請願、遊行活動，以愈加高昂的姿態不斷挑戰當權者的容忍底線，加劇了他們與北洋政府之間的緊張對立。
不過雙方的鬥爭一直處在可控制的範圍內。
但在這一年，三一八慘案突破了各自的底線，讓局勢徹底失控。
張座霖和張宗倡等人查封報館、捕殺記者、教授的所作所爲體現出與以往北洋政府主政者並不相同的思維邏輯。
他們可不管你是不是社會名流，是不是記者教授，逮到就抓，抓住就殺。
採用高壓政策控制社會輿論，誰不聽話就殺誰。
這讓一直生活在比較寬鬆輿論環境中的北平文化界陷入恐慌境地。
無論是在教育界或不在教育界的，無論是教員或學生，大家都像有大禍臨頭似的，處在十分不安的狀態。
《現代評論》上如此描述。
“最近七八個月，北平這個都會永呈一種恐怖狀態。最初是空中炸彈的恐怖，接着是軍隊入城出城的恐怖，接着是無數軍官或軍事機關任意拿人任意殺人的恐怖。”
林子軒在和新月社的成員交談時，他們處在惶恐和觀望之中。
一些察覺到危險的人物已經離開北平避難了。
《國聞週報》這樣報道：“會叫會跳的分子，都匆匆忙忙離開了北平，這樣一來，北平的教育界，愈成了黃昏景象。”
然而，大多數人並不願意就此離開。
北平是人文薈萃的古都，大學和學術研究機構衆多，學術積累深厚，是中國文化教育的中心，如非迫不得已，很少有學者選擇離開。
在他們眼中，上海是商業城市，中國其他城市都是文化荒漠，不適合研究學問。
只是，這些人在北平的處境並不好。
由於北洋政府政權更迭，教育經費不能到位，學校沒有經費，教職工的工資拖欠嚴重。
以北大爲例，北大傳出因日常維護經費短缺無法按期開學的消息，甚至因無力支付自來水費險些被切斷水源。
北大教授顧頡鋼在日記上有過記載。
“1926年1月，北大不能按時發薪，兼職的孔德學校‘亦僅半薪’，無奈請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主任沈兼仕向學校借了八十八元。”
即便薪金豐厚的胡拾也因爲欠薪問題導致生活上一度出現困難。
擁有蔡元賠等人的北大都落到這個地步，其他學校的處境可想而知。
根據報紙上的報道，在1926年，北洋政府除了和外國人有關的機構按時發放薪水外，其他部門都存在着嚴重欠薪的現象。
如果僅僅是欠薪的話還能忍受，大不了日子過的苦一些罷了。
如今張座霖採取了高壓政策，讓文化界一片沉默，文人不敢寫文章，報紙不敢刊發。
不少報紙都取消了社論專欄，開始刊載消遣小說，這表明此時的北平已經不存在容納多元思想的言論空間。
在此之前只是生活陷入困難，現如今則是生存環境陷入危險。
在經濟上和思想上的雙重管制下，逃離北平成爲一種更加普遍而現實的選擇，知識羣體的大規模南下成爲一種必然的趨勢。
林子軒剛從蘇聯回來，就遇到了這種情況，這和蘇聯國內對文化的管制如出一撤。
他歡迎這些知識精英們前往上海，上海的政治環境寬鬆很多，這批人能夠爲上海帶來文化的繁榮，教育質量的提升。
這些人明白以後若是到上海，恐怕要仰仗林子軒，對林子軒愈發的尊重。
以前林子軒身在上海，在新月社和現代評論派中的存在感不強，到了上海，林子軒則會成爲這個團體的核心人物。
這是以後的事情了，林子軒不想在這種氛圍下的北平呆下去，太過壓抑了。
他勸說成社我和張痕水離開北平這個是非之地，以成社我辦報紙的風格，被抓進去並不稀奇，這就是說真話的代價。
成社我婉拒了林子軒的邀請，他覺得在如今萬馬齊喑的時候，正需要他留在北平。
1926年在民國是一個特殊的年份，可以說是最激烈動盪的一年，
在這一年，北洋軍閥的統治已經處於崩潰的前夕，軍閥混戰的次數最多，動員的人數最大，涉及的地域也最廣。
大小軍閥之間互相火併、離合擁拒的形勢也發展到最微妙的程度。
也是在這一年，居住在北平的以高校教師爲主的知識分子受困於政治的高壓與經濟的窘迫，開啓了一股引人關注的遷移潮流。
這預示着中國政治與文化格局正在發生重組，一個不同於以往的嶄新時代即將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