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25日凌晨1時45分，久臥病榻的大正天皇駕崩，這位據聞患有嚴重腦病的天皇在位15年政績明顯不如他的前任明治天皇，加上在位期間歷經關東大地震等天災人禍，人們總以“不幸”相稱，這一刻，“不幸的大正時代”終於宣告結束了。
雖然被冠以種種“不幸”的名頭，但大正時代其實是日本近代一段短暫而相對穩定的時期，自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後，日本壟斷資本迅速發展，併成長爲亞洲惟一的帝國主義國家。大正天皇在位初期，經過明治維新，德英、德美戰爭使得不少甘願冒險的外國商人前來日本投資，造成新日本的一片繁華景象，而且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不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都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中間階層即中產階級。這一階層在政治上反對當時的軍閥官僚專制，要求實現政黨政治、實施普選，民主自由的氣息十分濃厚。
大正時代還有一件事影響政局深遠的是，居然有人敢刺殺總理大臣。原敬就是史家所說第一個平民首相，但他也是第一個被刺殺的現任總理大臣，而且在以後的虎之門事件1更有人敢刺殺攝政裕仁親王，這些都令激進派想到以更激烈的手段去達到目的。
只可惜大正時代未及展開便匆匆消逝，短命的大正文化亦隨之落下帷幕。
大正天皇去世後大約兩個小時，25歲的皇太子裕仁正式繼位爲第124代天皇，以尚書中的“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一句改元昭和。
在這位身體健康、富有活力的天皇繼位之後，整個日本從上到下都對即將到來的新時代充滿希望。客觀環境讓昭和時代擁有一個非常理想的起步點，兩年前美國在與德墨的戰爭中遭遇戰敗，一個《亞特蘭大條約》將經濟、工業一流的美國變成了一個經濟受制於人、工業頹廢的國家，亞太地區日美爭鋒地貿易局面隨之成爲日本一家獨大，日貨開始充斥太平洋和東南亞區域。北至千葉羣島、南臨印度洋、西抵中國沿海、東達夏威夷和波利尼西亞羣島。放眼望去，無比遼闊的區域均已成爲這個帝國的勢力範圍。
擔任攝政多年的昭和天皇實際上早已執政多年，登基不過是改換一種身份繼續統治這個國家罷了。雄心勃勃的裕仁爲日本定下了經濟上加緊侵略美國和東亞各國，軍事上力圖早日奪取澳大利亞，在這之後，日本週邊就只剩下一個國土廣闊、資源豐富、人口衆多但是國力孱弱、任人宰割的國家，那便是昭和年代前20年的終極目標。
對於新天皇的這份雄心壯志，不論政府內閣要員還是軍隊高層將領都紛紛表示願毫無保留地貢獻出自己的一切。並以畢生精力輔佐天皇完成這個偉大的理想。
可是裕仁的這份雄心還未來得及實施便造當頭一棒——全球性的經濟危機爆發了！
經濟危機的策源地並不是新近戰敗的美國或是經濟落後的俄國，更不是東亞的爆發大戶日本，出乎所有人的預料，由生產過剩引發地危機以無可阻擋之勢席捲歐洲，尤其是剛剛經歷了一個十年黃金髮展期地德國，大量非洲勞工的涌入爲各經濟產業的發展提供了豐富地勞動力，但也不可避免的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例如僱主寧願僱傭廉價的非洲勞力、本土公民失業率增加；另一方面，各行各業的卡特爾聚斂了社會的大量財富和生產資料，工業增長和社會財富的再分配變得不像從前那樣均衡。工業增長集中到了一些利潤較高的部門。本土礦產開採、皮革行業都開工不足，行業兼併之風盛行；法國、波蘭和非洲的廉價農作物德國本土農業收入降低，固守土地的大容克地主們不得不面臨因農作物價格下降而帶來的不利局面。許多農民選擇前往非洲淘金，農村呈現出一種不景氣狀況，農村購買力逐年下降。
爲了應對這次來勢洶洶地經濟危機，德國政府頒佈了一系列“新政措施”，首先是提高從非洲進口各種商品的關稅稅率，並規定本土農作物最低收購價格，凡低於此價格部分一律由政府補貼，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容克地主和小農們的權益；在金融體系裡，銀行資本仍然高度集中於少數寡頭，爲了解決工業發展不均的問題。德國政府採取半強制的措施聯合銀行巨頭們建立一個擁有雄厚資金的“工業輔助基金”，對利潤相對較低的行業提供低息或免息貸款，並降低這些行業的稅率，以達到均衡利潤的目地。
對於德國公民們來說，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德國政府宣佈了新的帶薪預備兵制度，並以政府出資30%、企業出資70%的方式建立了一系列女工作坊，着但凡身體合格、有預備兵資格的失業者均可領取相當於普通軍人213的薪金，帶薪預備兵每週必須前往附近的兵營訓練五天，訓練內容和強度與正規軍相同。週末可自由返家或選擇留在兵營，食宿完全由政府提供，具有德國公民身份、身體健康的失業女性則可報名進入女工作坊，薪金以政府規定最低的小時工資計算，專門生產帶薪預備兵所需要的一切物資——軍服、武器、彈藥、食物等等，形成了一個以帶薪預備兵這種準職業軍人爲主的產業體系，德國軍隊爲此增加了320萬隨時可以動用的兵員和600多萬女工，雖然政府的財政壓力有所增加，但大大緩解了本土的就業情況，失業率也從經濟危機爆發時的百分之十九降低到了百分之五以下，儘管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但對於穩定民心還是起到了不錯的作用。
在大半個歐洲忙於對付經濟危機之時，日本人的竊喜也沒有持續多久，獲得東南亞的大片殖民地之後，日本經濟發展的畸形情況遠比歐洲嚴重——農民在日本原本就不受重視，落後的農業在日俄戰爭後不久便已呈現出不適應經濟發展和對外擴展的需要，而泰國、越南、印度等地大米的涌入加劇了日本農民階層地動盪，米價的持續低迷讓農民們根本不敢奢望那些昂貴的鹽、油、布料，貧窮的農民們常常是衣不蔽體；重工業和造船亞從明治時代起就是政府大力扶植的對象。從東南亞搜刮的大量資源也支持着這些產業繼續發展，但日本勢力範圍中的東南亞各國並不需要大量購買日本的重工業產品，在美洲和大洋州，日本地重工業產品在德國人面前基本沒有競爭力，造船業也是同樣的情況，因此日本的重工業與造船業基本上是依靠本國尤其是本國海軍纔有目前的“繁榮”；日本經濟近年來持續發展，但是發展的速度遠遠比不上軍費增長，“八.八艦隊案”原本就已讓本不富裕的財政承受着巨大的壓力。在派出考察團實地考察德美海戰之後，海軍部的高級將領們意識到自己的戰列艦、戰巡在戰術上已經落後於德國的海空立體戰術，因而迫切需要建造一批足以保證日本海軍強國地位地新式航母和艦載機，並且是越快越好，在得知德國海軍準備建造一批所謂地“航空戰列艦”之後，日本海軍認爲這一次不僅要“跟進”，而且十分有必要搶在德國人前頭，因此又從政府那裡軟磨硬泡了一大筆追加預算。結果從1924年到1926年，戰爭的遠去並沒有降低日本的軍費支出，日本政府糟糕地財政狀況在經濟危機浪潮面前根本沒有像德國政府那樣的應急能力……
登位伊始就碰到這樣的經濟危機。裕仁當然不希望在繼承皇位的同時也繼承大正天皇那“不幸”的頭銜。而衆所周知，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與戰爭幾乎是聯體嬰，經濟危機的大潮還未退去。通過戰爭轉移民衆視線被證明是非常有效的，於是受經濟危機影響最爲嚴重的國家開始蠢蠢欲動了。
無可否認，一個地大物博、人口衆多卻又處於軍閥割據狀態的國家對於任何一個鄰近地、具有實力與野心的國家都是誘惑力巨大的，何況是自以爲至高無上的大和民族。早在德美戰爭打得正酣的時候，日本就通過增兵將自己在中國的駐軍擴大到了8萬人（包括在臺灣、旅順大連地區和東北），這已經接近德日俄1916年簽訂的《歐亞同盟條約》附屬條款中關於三國在中國駐軍總人數的限定，而且日本常駐朝鮮的兩個師團也將相當一部分軍隊調遣到了鄰近中朝邊境地地區。
1926年，中國國民革命軍發動了討伐北洋政府的北伐戰爭，以此爲契機，日本在“保護僑民”的口號下再度向中國增兵一個師團。使得日本關東軍總兵力達到4個師團7萬餘人，並配備有坦克、重炮和各式作戰飛機，第2艦隊第1戰隊的主力艦則在中國沿海虎視眈眈，因爲擔心自己的利益受損，日軍曾數次以武力干涉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行動。
不過這一次，日本並沒有將戰爭的矛頭轉向中國。自從1924年德國將美國幹掉之後，日本在太平洋和東亞也可以安枕無憂了，目睹了德國海陸空三軍的強悍，日本開始將德國作爲最大的潛在競爭對手。但這個時候決不可能卻招惹同樣受到經濟危機波及的德國，於是他們的目光投向了英國覆滅之後的“孤兒”——澳大利亞，這個資源豐富、早已被日本政府內定爲頭號獵物也是各個目標中軍事實力最弱的一個。
將兩國實力與目標進行比較之後，人們絕對會認爲這次日本人是勢在必得，而德國人的勞師遠征則有些令人擔憂。懷着這樣的心情，日本人於1927年3月底在橫濱港目送強大的日本艦隊和運兵船離開，戰列艦雖然在航母面前黯然失色，但在日本人看來，對付澳大利亞這樣一個小角色卻正好能夠發揮一下餘熱，殊不知澳大利亞已經從不列顛王國秘密購入了一批作戰潛艇和大量的武器但要——如果問澳大利亞人是願意被日本人統治還是作爲不列顛的邦國存在，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當日本聯合艦隊和5萬陸軍士兵出征的時候，德國人還在忙於修改和完善他們的“巴巴羅薩”計劃。自從1924年攜屠美之餘威橫掃加拿大之後，德國看似已經沒有了敵人，但他們與東方農奴主之間的恩怨卻始終還沒有一個了結，在南、西、北三面均無可戰之敵的時候，德國人終於又一次磨快了他們的刀。
將領們認爲戰爭應該從夏天開始、在秋天結束，那樣就能避免俄國的嚴寒對軍隊行進和作戰的影響，而在投入的兵力上，將領們認爲以目前的一百萬常備軍、兩百萬非洲殖民軍和三百萬帶薪預備兵就能解決俄國人，海、空軍的規模也無需進行擴充，而對於俄國革命武裝的援助力度可以適當的增強，好讓他們從背後捅沙俄政府一小匕首。
在“巴巴羅薩”計劃上，辰天頭一次顯得比將領們還要謹慎，巨人們的前車之鑑讓他明白，即便俄國是狗熊還是貓熊，任何時候都不要小瞧了它。
因此，他認爲兵員應在後勤能夠保障的情況下儘可能的多，並且需要做好在俄國過冬的準備，空軍、海軍需要在目前基礎在適當增加一些，另外土耳其人一定要參加到這場戰爭中來，如果日本人能夠從東面牽制俄國人的一部分力量那就最好了。
此外，辰天還覺得不能小瞧俄國軍隊的作戰能力，畢竟那位厲害的女皇登上皇位已有10年，對於軍隊指揮層的幾次“血洗”彰顯其改造軍隊的鐵腕和決心，經濟與工業雖然還是發展緩慢，但只要合理分配仍能締造一支裝備精良的軍隊。
在這種情況下，詳細摸清俄國人的底細就顯得尤爲重要。
另一方面，在革命形勢持續低迷的情況下，以斯大林爲首的俄國革命黨仍在偏僻地區苦苦支撐着，游擊戰爲他們重新培養了一批優秀的作戰指揮官，而且這些人的意志更爲堅定、作戰方式更爲靈活，這些人也是整個俄國唯一敢於武裝對抗女皇鐵血統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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