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夢之隊
從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論證開始，到“神舟”系列飛船成功發射，中國航天人經歷了幾十個春秋，他們日夜奮戰、艱苦拼搏，克服了無數的艱難險阻。他們是“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特別能攻關、特別能奉獻”的中國航天人的傑出代表。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王永志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的航天事業開始起步。從第一代戰略火箭研製開始，王永志便與之攜手共進。中國的航天事業從無到有、從弱到強，每一步都有王永志的足跡，他稱得上是中國航天事業發展的開拓者和見證者之一。
1932年，王永志出生在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祖輩世代務農，家境貧苦。自幼生長在艱苦的環境下，磨鍊出王永志剛強的意志。他聰明好學，奮發圖強，成爲家族裡第一位考上大學的人。
抗美援朝期間，志願軍空軍英雄擊落美軍王牌飛行員的事蹟深深地鼓舞了王永志。他果斷放棄了自己非常喜愛的生物學科，轉而報考了清華大學的航空系。
1952年，北京航空學院成立，隨着國家對院系的統一調整，王永志轉入北京航空學院學習。不久，成績優異的王永志獲得了一次留蘇的機會，他進入北京外國語學院留蘇預備部學習俄語，並於1955年被選派到莫斯科航空學院飛行器設計系飛機設計專業學習。三年級時，他改學火箭導彈設計，由此奠定了投身中國航天事業的基礎。
在王永志留蘇學習期間，蘇聯於1957年10月成功發射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此後，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二次會議上，響亮地提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這句話深深地觸動了王永志，他也由此確定了自己未來努力的方向。
由於中蘇關係的不斷惡化，留蘇的一批學生將被召回，有五名學生被國家特批繼續留在蘇聯學習，更加全面深入地學習專業知識，填補國內科研人員的空缺，王永志就是其中之一。他時刻牢記毛澤東關於“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指示，特意在發射人造衛星和載人航天器必不可少的運載工具——遠程運載火箭的專業內容方面下苦功。
學成後的王永志毅然選擇回到祖國，投身航天事業。當時王永志的導師米森代表學院挽留他，希望他留下來繼續攻讀研究生，並強調說：“你是我校破例留校的第一位外籍學生。”副院長克里莫夫也特地找到王永志予以挽留，卻依然被他婉言謝絕了。
王永志回國時，中國的航天事業剛剛被提上日程。萬事開頭難。特別是在蘇聯撤走全部專家後，剛起步的中國火箭事業更是雪上加霜。
1962年3月21日，中國第一枚導彈“東風2號”發射失敗，在火箭研製人員心中留下了一層陰影。兩年後，一枚經過改進的新型導彈準備進行發射試驗。然而，曾經發射失敗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科研人員最擔心的是：在炎熱的季節，曝曬之下，火箭體表很可能急速升溫，因此燃料膨脹、氣化，導致貯箱內灌不進足夠的燃料，造成射程不夠，最終落不到目標區域。
爲保險起見，科研人員展開了一次又一次的研討會、論證會。會上提出來的方案很多，路子不少，卻沒有一個能真正地解決根本問題
。
這時，進入航天隊伍僅三年的王永志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泄出適量的推進劑。”
當時的總設計師聽後問道：“你認爲要泄出多少推進劑才能命中目標？”
“60千克。”王永志肯定地回答。
“不行。”總設計師斷然拒絕，“這是常識問題！”
顯然，總設計師認爲本來推進劑加註量就不夠，再泄出幾十千克，火箭就更打不到目標了。於是無論王永志再說什麼，總設計師的回答都是否定的：“我不信，我也不會幹。”
年輕的王永志沒有放棄，他直接找到了五院院長錢學森彙報情況。當他把自己“3-1>3”的方案向錢學森講明後，錢學森痛快地表示了支持：“你這個年輕人的意見對，就按你說的辦！”
得到了錢學森的首肯，王永志更是充滿信心。經過一次次的試驗，王永志提出的方案用事實證明了一切——新型火箭發射成功！隨後，根據王永志的方案，中國又相繼成功發射了兩枚火箭，掀開了中國火箭、導彈發展史的新篇章。
改革開放的春風，爲王永志帶來了充分施展才華的機遇。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第二代戰略火箭的研製任務正式上馬。在錢學森等老一輩科學家的推薦下，王永志由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總體設計部主任，被提升爲副院長。不久，他又肩負起中國第二代戰略火箭第一個型號的總設計師的重任。
1985年，中國正式向世界宣告：將自行研製的“長征”系列火箭投入國際市場，承擔國際商業衛星發射任務。然而，競爭是殘酷的，“長征”系列火箭的水平並不被別國看好，以至於應者寥寥。1986年，美國“挑戰者”號航天飛機和歐洲“阿麗亞娜”火箭相繼出現重大事故。王永志和同事們以此爲契機，提出以“長征二號”運載火箭爲基礎，研製大推力捆綁式火箭，使中國運載火箭技術跨上一個新臺階，在國際火箭發射市場上佔據一席之地。
研製“長征二號”捆綁式運載火箭面臨着很大風險，除了苛刻的招標條件、貸款3.45億人民幣作爲研製經費等困難外，研製週期只有18個月。
“好吧，這個風險由我來承擔。”王永志輕輕地說了一句，便毫不遲疑地在貸款合同書上籤上了自己的名字。
1988年11月，在決策的關鍵時刻，王永志甘願承擔巨大風險，代表研究院立下了“軍令狀”：一旦決定研製，保證在1990年6月30日之前將火箭豎立在發射臺上。
作爲院長和研製總指揮，王永志領導研究院採取了全新的研製方法和程序。他精心謀劃，深入現場，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既能保證火箭質量又能縮短研製週期的對策和措施，並及時果斷地組織指揮，積極協助總設計師付諸落實。
的確，時間緊任務重。火箭總裝時，車間主任面對研製時間表不住地搖頭。接着，他對王永志說：“我只要一個半月。”沒想到王永志的回答卻是：“哪有一個半月，只給你18天。”
作爲領頭人，王永志最先頂住壓力，衝在研製、總裝的第一線。在他的臉上，沒有愁容，只有淡淡的笑意，他想，只要有沖天的幹勁，就一定能按時完成任務。
在與時間的這一場比賽中，
王永志和他的同事勝利了。1990年7月16日，凝聚着中國航天人心血和汗水的“長征二號”捆綁式運載火箭一衝飛天，一舉成功。火箭運載能力達到9.2噸，比“長征二號”火箭的運載能力增加了兩倍。
18個月研製一枚新型大推力捆綁式火箭，體現了中國航天人挑戰風險和一拼成功的精神。更重要的是，“長征二號”捆綁式運載火箭的成功，爲中國發射載人飛船的火箭奠定了基礎。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載人航天成爲了國際上的一大熱點。蘇聯和美國相繼拋出自己的發展計劃，並付諸了實踐。在此背景下，1987年4月，由王永志等7人組成的航天專家委員會，開始了中國載人航天的藍圖繪製。
1992年初，王永志被指定爲載人航天工程可行性論證組組長。
在王永志的帶領下，200人的科研隊伍經過半年多的艱苦工作，制定出了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及其七大系統的基本技術方案、工程進度安排和投資估算，特別是確定了中國載人航天“三步走”的發展規劃。
載人航天工程得到中央批准後，王永志被任命爲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的總設計師。對此，錢學森自豪地說：“王永志是我推薦的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年輕時就嶄露頭角，他大膽進行逆向思維，和別人不一樣。”
中國載人航天的路該怎麼走？王永志的想法是：一步到位。“怎樣在人家飛船上天40年之後搞出一個飛船，能讓中國人民感到自豪，還能壯國威，振民心！”王永志說：“這是當年在論證決策過程中遇到的第一個重大問題，最終我們把目標鎖定爲三艙方案。”
當時，中國在運載火箭和應用衛星方面已擁有相當堅實的技術基礎和豐富的研製實踐經驗，同時可以借鑑國外研製載人飛船的經驗，因此可以直接瞄準國際上第三代飛船，即多人多艙的載人飛船，實現技術上的大跨越。
中國首創的“神舟”系列飛船就採用了三艙的方案。這一技術創新，凝聚了王永志及其同事們的心血和智慧。在中國的載人航天工程系統中，始終貫徹一個設計原則：一是故障工作，二是保障安全。多年來，王永志一直主張：載人航天工程中爲確保安全所做的絕大多數工作，最好是備而不用，但一定要做到有備無患。“確保航天員安全”是重中之重，也永遠根植在王永志的心中。
十年磨一劍。1999年11月20日，中國第一艘無人試驗飛船“神舟一號”成功上天；此後，“神舟”二號、三號、四號無人飛船相繼發射成功。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號”，中國第一艘載人試驗飛船飛行試驗取得圓滿成功。在這背後，誰又能知道王永志曾捫心自問過多少回：“爲了確保航天員的安全，還需要再做些什麼？”這個問題。
2004年2月20日，北京，人民大會堂。2003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頒獎大會正在隆重舉行。當72歲的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王永志，從胡錦濤主席手中接過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證書和獎金時，雷鳴般的掌聲持久地響徹整個會場。
“榮譽屬於整個羣體，我是代表大家領獎的。”手握證書，王永志謙遜地說。在中國的載人航天事業上，王永志恰如其名——永懷壯志！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