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噻，”呂濤嘴角抽搐兩下。才緩緩收回眼神道：“大老婆，這個問題你都能想得出來？”
呂濤的一句話，使得三人面面相覷，李雪臉上的表情雖然平靜，但內心深處卻都有着一絲莫名的激動。呂濤的話意會是什麼呢？姐妹倆猜測着，李雪見呂濤神色落寞，突起頑皮之心，便忍住笑輕聲說道：“什麼意思？很複雜嗎？”
“你問梅姐，”見得李雪一副惱自己的模樣，呂濤急忙對着李雪直使眼色，連連努嘴，示意她去問李梅。
李雪先是愣了一愣。但迅即卻是忍不住掩嘴輕笑了起來：“墓葬是怎樣行成的說不上來，只知道人死了，把死者淹埋起來，是對死者的一種尊敬。”
“我也這樣想，”李雪被笑得不行了，捂着嘴笑得都仰後合的。直到掐了自己一把，才總算止住了笑意。白了呂濤一眼。
李雪的開心，惹得呂濤是一臉苦笑，舉手投降解釋道：“不光是你也這樣想。我也這樣想，所有的人都是這樣想，但不是我們三言兩語就能說得那麼透徹。中國墓葬，是伴隨華夏文明誕生而同步發展的。從舊石器時代的晚期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洞的下室葬地，到新石器時代仰韶聚落遺址四周壕溝的南北兩處的公共墓地；從氏族公社母系、父系社會葬式的嬗變，到被稱之爲“東方文明曙光”的紅山文化遺存，大規模製度嚴明的石冢出現，華夏遠古的先民們在創造華夏文明的同時，也在譜寫着中國墓葬文化史……”
見兩女沒有相信他的解釋，個個沒有反應。呂濤只好無奈的聳聳肩道：“你們不信我也沒辦法，我不說話了，反正中國關於墓葬問題，是一件很麻煩很煩瑣的事情。”
盜墓者衆所周知，中國墓葬的起源與發展，是隨着當時人們對生命終結思維方式變化而變化的。許多人認爲：最初的墓葬，是出於先民們的靈魂不死觀念而產生。其實，遠古的先民們，其思辨能力有一個緩慢的提高過程。《孟子.滕文公上》認爲：“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歸反虆（盛土器）梩（剷土器）而掩之。”先民們在勞動中建立起原始的親誼後，當親人突然死去，受情感的驅使，不忍親人暴屍荒野，而將親人虆梩埋之。繼而置親人屍骨於一洞室，可能更接近遠古葬地的原始狀態。這是倫理觀念進步的表現，也是原始宗教的開端。舊石器時代的晚期，北京周口店山頂洞內的下室葬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上室爲居住地，下室則爲葬地。新石器時代大量的兒童甕棺葬出現在居室附近，也深刻地反映了人類原始的一種愛心的痕跡。即便是被尊奉爲“聖人”的孔子，在找到父親的墓地後，又遷來母親的遺骨與之合葬。孔子不由地感嘆道：“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禮記.檀弓上》）這位崇尚古制的先賢，爲了親情，便於歲時可上墳祭祀，“於是封之，崇四尺”，破了“墓而不墳”的古制。南宋理學家張栻說：“周盛時固亦有祭於其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而其義理不至於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祭告亡者於墓。還是爲了親情、合義理。墓葬的源頭出於人的親情，這也是從“猿人”進化到“新人”的必然。
正因爲親情是人類墓葬起源的原始動力，人才會將親人的屍骨葬在居室及附近，以便朝夕相伴。由此，活着的人極易產生幻覺與夢想，如同恩格斯所說的那樣：“在遠古時代，人們還完全不知道自己身體的構造，並且受夢中景象的影響，於是就產生了一種觀念：‘他們的思維和感覺，不是他們身體的活動，而是一種獨特的、寓於身體之中而在人死亡時就離開身體的靈魂的活動。’”
靈魂不死觀念的產生，極大的滿足了先民們的思親之情，同時也給墓葬注入了文化的新內容。美國學者劉易斯.芒福德認爲：“一個墓穴，或以石冢爲標記的墳丘，或是一處集體安葬的古冢，這些東西便成爲地面上顯而易見的人工目標，活着的人會時常回到這些安葬地點來，表達對祖先的懷念，或是撫慰他們的靈魂。”[3]同時，也表明了那時先民的思辨能力，向文明又邁進了一大步。當然，從單純的思親之情，到靈魂不死觀念上的轉變，有一個相當長的互容階段。
人的靈魂不死，拓寬了先民們的想象空間。於是，從葬式、葬具、葬地的選擇，以及隨葬物品的多寡，都隨着當時社會的倫理思想、經濟文化諸現狀的變化而變化。僅以隨葬品爲例，在新石器早器。“所有死者都有隨葬品，不是斧、鐮，就是石磨盤和磨棒，或陶製生活用具。”[4]夏時認爲“人死無知，用不堪用器物埋於墓中”；殷時認爲“人死有知，用祭器可用之物於墓中”；周時認爲“人死也許無知，也許有知，故兼夏殷二者或用明器（鬼器），或用祭器（人器）葬之”；到了列國並存、諸侯爭戰時期，往往不用明器，而用祭器入葬，“毀器”、“折兵”現象逐漸消失[5]。隨着社會對“事死如事生，禮也”觀念的認同，隨葬品無論數量與質量也急劇增加和提高。中國墓葬在春秋時期尚無庇護後人的“職能”，儘管當時墓葬中出現了“禮崩樂壞”、“僭越無禮”的局面，究其實質，還是沒超越墓葬禮制的範圍。
如果說人的靈魂不死觀念產生的早期，還能反映先民們文化進步的一面；那麼，隨着私有制的出現，這個觀念也就被浸泡在無數生靈的鮮血裡了。私有主、奴隸主以及封建統治者，爲了死後仍能享受生前的富貴，除了隨葬大量的陪葬品以外，還用活人殉葬。這種殘忍的殉葬制度。是被納入禮制規範的，也是爲當時社會所認可的。如商代的安陽侯家莊西北崗和武官村王陵大墓中，生殉、殺殉、殺祭的人數都在三四百人左右。從目前有關資料來看，距今約4200—3900年的齊家文化的墓葬中，便出現了殉人現象；到了殷商時期，殉人制度達到鼎盛。死者的權力越大，社會地位越高，殉葬的人數就越多。此後，西周初年殉人現象開始有所節制，直到明英宗皇帝臨終前的遺詔廢止殉葬制度，其間殉葬現象從未間斷。中國歷史上這種殉葬現象。人數之多、年代之曠久，爲世界所罕見。
中國墓葬從單純的親情，發展到對神靈的敬仰，又被統治者異化，成爲進一步奴役、愚弄、統治人民精神的一種工具，藉以達到鞏固其統治的目的，有一個長期的、社會的歷史演繹過程。在氏族社會的第一階段，即母系社會，婦女成了初期農業的承擔者和領導者。反映在墓葬中，婦女的隨葬品往往多於男性，而且男女分葬。隨着生產力的進一步提高，男性逐步在各項生產活動中居主要地位，從而逐步取代了女性的地位。在墓葬中出現了男女合葬墓，並且男性居中，女性仰身或側身一旁。在奴隸社會時期，統治者爲了強化其統治地位，往往在死後或祭祀祖墳時肆意殺戮大量的奴隸，並建造宏大的墓葬。中國墓葬到了封建社會，更爲封建統治者利用、張揚到了至極。由於融入了“葬地興旺”、“庇護後人”等迎合封建倫理觀念的墓葬文化新內容，以致上到帝王將相有殯葬典制、下到庶民百姓有民俗民風，成了全民的自覺行爲。所謂“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至幽之故也”，正是當時墓葬文化的思想基礎。這種文化現象，確實將中國古墓葬的文化推向鼎盛，但由於摻雜了更多的封建道德倫理思想，甚至愚昧迷信觀念，因此對後世產生的消極影響，也是極深遠的。
如果拂去依附在中國古墓葬上的二千多年封建迷信觀念，我們還是不難看出中國古墓葬的兩個顯著的本質特徵：首先，墓葬能寄託、包容生者的親情。其次，墓葬能反映死者生前權力的大小。前者是人性的必然，後者是社會的必然。中國墓葬無論以何種方式以及形式（如墓葬、火葬、土葬、水葬、天葬、洞穴葬以及複合葬等），它的實質不外乎親情與權力。親情使得墓葬文化有了豐富的民衆土壤，如河東舊時的喪葬禮，從病危到死後百日，包括了停屍、報喪、封棺、守七、擇墳地、油棺、打墓、請祖、立神主、弔喪、送葬、守孝、成服等等[9]。還有的地方程序更爲複雜，名目可多達五六十種。用其冗繁的喪葬禮的形式，來表達生者的哀思。權力又使得墓葬文化變得富麗堂皇。西周出現的“列鼎”墓葬，將奴隸貴族按等級的大小，規定使用列鼎的數目，大體可分爲一、三、五、七、九，五個等級，其九鼎墓，爲當時墓葬制度中規模最大的墓葬。到了戰國初期，“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必大棺中棺、革闠三操，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就墳頭而言，孔子爲了不忘親情，以便識別，不過爲其父母墳“崇四尺”高。可是剛過了幾百年，修築秦始皇陵時，其墳頭的封土竟高達115.5米，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親情與權力在墓葬文化中的作用。在整個封建社會，墳墓等級分明：官爵越高，墓地越大，墳頭越高[12]。所謂“侈靡者以爲榮，節儉者以爲陋”，不過是統治者借厚葬先人，以宣揚禮教爲表，炫耀權力爲實，打出的一面欺世盜名的旗號而已。
中國古墓葬的出現，豐富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同時，也派生出許多其他文化現象，給後世造成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由墓葬文化派生出的風水文化，又反作用於墓葬。這種反作用，不是制約了墓葬文化，而是逐步使其規範化、制度化、理念化，並溶入了“爲了死者後代繁昌”的封建墓葬文化新內容。反過來，墓葬文化又成爲風水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在推動中國墓葬文化發展的同時，也給中國墓葬文化罩上了揮之不去的封建迷信陰影，因而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據古籍記載和流傳下來的墓葬與風水有關的書籍，不下幾十種，有數百卷之多。“風水”作爲專有名詞，始見託名爲晉代郭璞所著的《葬書》中：“葬者，乘生氣也。經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儘管這本書的作者和成書年代，很早就被人置疑，但該書將墓葬與風水相聯繫的基本觀點，還是與墓葬文化發展的客觀歷史相吻合的。
墓葬與風水發生關係，是先民們對靈魂不死文化觀念認同的產物。早在風水文化形成系統理論之前，作爲一種文化觀念，就已經滲入到先民們的文化意識中了。先民們基於親情和靈魂不死的文化信念，對死者的葬地有了明確的選擇。我們可以從陝西西安半坡遺址來看，當時的公共墓地坐落於居住的地方，有一條深6米、寬6米、長約300米的大圍溝把它與村子隔開。再從臨潼姜寨出土的仰韶文化村落遺址佈局來看，其居住地的東、南兩個方向，與公共墓地之間被兩條壕溝阻隔，居住地的西面既無壕溝，又無墓地。因此，這幾條壕溝與其說是先民們部落之間、人與獸之間的防禦，莫如說是先民們文化意識中的一條生死陰陽界，是風水文化發展初期中的一個鏈節的真實寫照。先民們的風水文化意識究竟萌發於“相宅”，還是萌發於“相墓”，其實，兩者之間是不可分割的。換句話說，沒有墓、宅文化做爲基礎，就不可能派生出風水文化。風水文化意識，由初期的親情，對死者的敬念，演繹成“爲了後代的繁昌”，並上升爲一種理論，似乎在秦漢以後才形成的。司馬遷在《史記.淮陰侯列傳》寫道：“吾如淮陰，淮陰人爲餘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餘視其母冢，良然。”
韓信因家貧，母親死了雖不能依當時的排場安葬，卻因擇了一塊又高又寬敞的“旁可置萬家”的風水寶地，竟成了韓信由布衣成爲漢朝功臣的詮釋，不僅被韓信的鄉人所認同，就連太史公也點頭稱是。據《漢書.藝文志》提及的兩本書即《堪輿金匱》、《宮宅地形》，以及東漢張衡的《冢賦》來看，韓信的擇地葬母行爲，確實是被當時社會特別是文化人所認同的。《幽明錄》中儒生袁安爲父求葬地，路遇三書生告之的故事，雖不足信，但表明當時文化人蔘予葬地的選擇是風行的。
墓葬作爲一種形式出現後，專事墓葬營生的工匠也隨之誕生。這些工匠中，有石工、木工、漆工、窯工、畫工以及專門從事製造明器（指專供墓中死者在陰間用的器物）的工匠。當然，早期的工匠水平不高，也許還從事其它的職業。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分工的進一步明確，加上人們對神靈的敬仰、審美情趣的提高，專事墓葬營生的工匠職業應運而生。如著名的陝西西安半坡遺址標識——人面魚紋，是新石器時期葬小兒的甕棺棺蓋上的圖飾，恐怕也是最古老的墓葬文化藝術家的傑作吧。孔子曾說：“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墓中的飾物、器物、俑以及起源於原始社會後期、進入階級社會後被王侯貴族墓葬普遍使用的寢、墓厥、墓碑、神道兩側的石雕、華表、石望柱等等，這一切當然都出自工匠之手，並由墓葬派生出的一種文化藝術。僅以石雕爲例，據《西京雜記》的記載，早在秦代就有了神道前的石雕：“五柞宮有五柞樹……樹下有石騏麟二枚，刊其脅爲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現見最早的實物是漢武帝時名將霍去病墓前的石雕，其渾厚天然又氣勢雄健，是中國古墓葬的一組裡程碑。每件石雕以原石爲基礎稍加雕琢，使之出現動人的形象，頗有中國傳統的大寫意的功力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