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１年，一個足以改變中國歷史的人終於站到了他期待久的位置上：
主張激進國有化的盛宣懷出任郵傳部尚書！
出於財政壓力、也出於進一步打擊政敵、藉機謀取買辦私利的考慮，盛宣懷向攝政王載灃提出，鐵路商辦是清談誤國。當務之急是將鐵路收歸國有，再由政府出面與列強協商，爭取好的借款、管理條件，避免主權過分流失，爭取鐵路早日投入使用。這個說辭非常合乎載灃的脾胃：貶斥漢族督撫，利權收歸滿人和皇族爲主的中樞，又可“多快好省”地建設鐵路，他即刻批示“不爲無見”。
１９１１年５月９日，清廷發佈《鐵路幹路國有定策》，宣佈“幹路商辦”、“枝路仍許商民量力酌行”，並規定責成郵傳部和度支部制訂國有化細則。１１天后，盛宣懷與四國銀行團簽訂條約，規定清廷借款１０００萬英鎊，年息５釐，以四省厘金５２０萬兩爲抵押，修建粵漢鐵路，規定“鐵路３年完成，貸款４０年還清”。
表面上看，這個協議條款較爲優厚：建成鐵路後的管理權仍歸中方，人事權由中方牽頭，施工、還款等方面的條款也似合理。但該協議有許多致命的、原則性的錯誤。
首先，當時幾條鐵路的路權尚在商股手中，國有化並未啓動，清廷實際上把不屬於自己的東西拿出去出售；其次，《鐵路幹路國有定策》只談原則，卻把國有化細則交給盛宣懷操縱，後者出於政治傾軋和買辦私慾，對兩湖、廣東和四川提出了不同的國有化方案。湖北、湖南由於張之洞管理得宜，資金損失不大，盛宣懷提出用“國家保利股票”１：１按原股面值置換；而四川因資金虧損中有３００萬系“橡膠股災”虧空，盛宣懷認爲不應“慷國家之慨”，決定不予承擔。
看起來盛宣懷義正詞嚴，但實際上卻大有文章：施典章是官方“空降”的朝廷命官，川漢鐵路的股權一直把持在官方手中，卻讓民間全部承擔虧損；盛宣懷就任半年功夫便強推國有化，且以近乎“強買強賣”的手段逼迫紳民無利、虧損讓股，給人以國家與民爭利、經辦人假公濟私的強烈印象；此時清廷正是皇族、滿族少壯派得勢，向漢族督撫發動清算的時期，盛宣懷依附載灃，露骨地對張之洞、袁世凱等漢族官僚的成算開刀，在鐵路發展戰略上處處反其道而行之，更給人以政治投機的感覺；具體操辦中，盛宣懷徇私舞弊，將襄陽幾百裡鐵路列入“支路”允許商辦，卻把鄰近的夔府鐵路列爲“幹路”收歸國有，難以服衆。不僅如此，只談“國有化”，卻不談是否繼續“田畝加賦”，以及已經收取的“田畝加賦”是否償還，這等於是赤裸裸侵奪最基層農民的利益。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場足以葬送滿清王朝的保路運動開始了！
最早發動保路運動的並不是四川，而是湖南。
５月１３日，長沙市面就出現保路揭帖，次日長沙發生萬人遊行請願，１８日，第一次衙門請願爆發；在川漢線已動工的湖北，盛宣懷爲強奪股權，下令停工，引發宜昌商人、民衆聚集抗爭，清廷調集軍隊彈壓，雙方發生衝突，死傷２０多人，這是保路運動的第一次流血事件。
６月１６日，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副議長羅綸在成都召集川漢股東臨時大會，提出“文明保路”，聚集股東達２４００名，次日，聞訊而來的各界學生、市民使與會人數達到４０００以上。爲壯大聲勢，蒲殿俊、羅綸和衆股東組建“四川保路同志會”，不到１０天，保路同志會的會員就從最初的２４００人膨脹到１０萬人，遍佈全川１４２個州縣，“破約保路”的口號傳遍全國。
此時，四川護理總督王人文於６月１３日致電盛宣懷、端方，提出了一個方案：經查，川漢鐵路公司總共籌集資金有一千多萬兩，除去已經開工使用於宜萬段和“倒帳”造成的在外應收款以外，還結餘白銀七百多萬兩。
他建議，將已經花了的錢轉成國家股票,而將結餘的七百多萬兩現銀轉給四川省，或是退給股東、或是轉辦別的實業，由川漢鐵路公司來決定。這個建議只是他個人的意見，並沒有和川漢鐵路公司的股東們商量，能否獲得川漢鐵路公司的同意尚未可知。但王人文認爲，如果這樣做了，至少他就有說服川漢鐵路公司的可能性。
盛宣懷接到這份電報後，對王人文的建議置之不理。
屢被申飭之後，王人文發現，攝政王載灃只信任盛宣懷，已經根本聽不進去他這種遠在外地的地方官的話。在這場與盛宣懷的角力中，他已經不可能得到攝政王的支持，無奈之中，他只有求諸民意，以四川人民的名義與盛宣懷鬥爭。
於是，他將盛宣懷６月１日的電報內容透露給了川漢鐵路公司的負責人以及四川省諮議局的議長蒲殿俊等，人們一下子被這個蠻不講理的方案激怒了。
１９１１年６月１７日，川漢鐵路公司的部分代表與四川省諮議局的代表集會，決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以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爲會長，副議長羅綸爲副會長。
四川保路同志會的成立意味着本來只應限於四川總督與郵傳部大臣之間的中央與地方的權力之爭議成爲清政府與四川人民的利益之爭，這種性質轉變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是王人文和盛宣懷都不曾預料的。
保路同志會成立後，發展得很快，成立不到二十天，登記的會員就有２０多萬人，遍佈全川各地，而且發展出各行業的分會，如學界保路同志協會、雜貨幫保路同志協會、乾菜幫保路同志協會、樂器行保路同志協會、婦女保路同志會、甚至還有乞丐保路同志協會、聾啞人保路同志協會等，社會動員得極爲廣泛深入。
這些捲入保路運動的人，很多並不知道川漢鐵路究竟是怎麼回事，只是因爲在當時的專制政治體制下，突然出現了一個由地方政府暗中支持、慫恿的抨擊朝廷的機會，於是那些被壓抑很久的各界人士一下子進入了某種解放般的亢奮之中，幾乎每場保路演說中都有聲淚俱下的令人激動的場面，不斷有人寫血書，甚至以刀斷指的方式將運動的情緒推進得越來越激動，形勢正在向着失控的方向發展。
而遠在北京的盛宣懷根本意識不到這一點，他以爲王人文不斷髮來的電報都只是故意誇大其詞的聳人聽聞之語，不僅置之不理，而且繼續按他原來的思維形式走下去。
１９１１年８月初，在盛宣懷和端方的一再催促下，正在前線督辦邊務的署理四川總督趙爾豐返回成都，王人文被免職，盛宣懷以爲這下子可以達到自己的目的了。
但是，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一刻終於即將到來！
轟轟烈烈的大時代拉開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