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是標誌主客體關係的範疇，是指主體的需要與客體屬性之間的關係。價值觀具有鮮明的社會性和階級性。在社會生活中，價值觀不僅綜合地體現了人的理想、好惡和追求，還形成了衡量真善美與假惡醜的基本價值尺度，影響和制約着人的思想動機和行爲規範。人生價值就是作爲主體的人的需要同作爲客體的人的活動的一種關係，即人的實踐活動對社會、階級、他人和自己所作的貢獻和所具有的意義。這就是說，一個人有沒有價值和價值大小，不在於他的職務高低、壽命長短，而在於他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他人與社會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對人民作出了多大的貢獻。
一、以“公”字爲核心的價值觀
中國共產黨人把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爲最大多數人謀利益作爲自己的基本價值觀念。中國共產黨的性質集中反映了無產階級的階級性和革命性，它決定了共產黨除了無產階級和人民大衆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和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羣衆的最大利益，爲最廣大人民羣衆所擁護爲最高標準”，“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爲出發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自己的事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因此，共產黨人的價值觀念，突出的是一個“公”字，這也正是共產黨人的人生價值之所在。
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爲人民謀利益是共產黨人的最高準則，是工人階級政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口毛澤東曾經明確指出：共產黨員元論何時何地都不應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於民族的和人民羣衆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幹的精神，纔是可尊敬的。毛澤東還曾滿懷深情地說過：“共產黨員是一種特別的人，他們完全不謀私利，而只爲民族與人民求福利。他們生根於人民之中，他們是人民的兒子，又是人民的教師，他們每時每刻地總是警戒着不要脫離羣衆，他們不論遇着何事，總是以羣衆的利益爲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因此他們就能獲得廣大人民羣衆的衷心擁護，這就是他們的事業必然獲得勝利的根據。”身爲國家主席的劉少奇當年不僅要求黨的幹部“給老百姓當長工、當牛馬”，還要求自己的子女與人民同甘共苦。在20世紀60年代國家經濟困難時期，劉少奇的幾個子女都在學校上學。當時住校的生活比較艱苦，學校食堂的伙食不僅很差，還無法讓人吃飽。有關人員得知情況後，曾向王光美同志建議，應該讓孩子們回家吃飯，這樣可以吃得飽一些。劉少奇聽說此事後，堅決不同意，他非常嚴肅地說：“人民吃不飽，我們是有責任的。咱們的孩子應該和全國人民同甘共苦，讓他們嚐嚐吃不飽的滋味也有好處，等他們長大爲人民辦事的時候就會更好地總結經驗教訓，關心人民的生活”。
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中，劉少奇寫道：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這是我們黨員的思想和行動的最高原則。根據這個原則，在每個黨員的思想和行動中，都要使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完全一致。在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不一致的時候，能夠毫不躊躇、毫不勉強地服從黨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爲了黨的、無產階級的、民族解放和人類解放的事業，能夠毫不猶豫地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黨性”或“黨的觀念”、“組織觀念”的一種表現。這就是共產主義道德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政黨原則性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意識純潔的最高表現。這種堅強的黨性正是共產黨人的牢固的精神支柱。
鄧小平在會見國際青年代表團時，曾經針對他們提出的“中國共產黨員的含義是什麼”的問題，明確地回答道：中國共產黨員的含義或任務，如果用概括的語言來說，只有兩句話：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一切以人民利益作爲每一個黨員的最高準繩。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黨的全部任務和責任，就是爲人民謀利益，團結和帶領人民羣衆爲實現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奮鬥。我們黨始終堅持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黨除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黨的一切工作，必須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爲最高標準。
黨要代表人民的利益，黨的成員也要以人民利益爲重。其實，共產黨人強調人民利益，強調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與尊重個人利益、實現人生的自我價值並不矛盾。評價一個共產黨人的價值標準，不僅是看他的發展需要是否得到社會的尊重和滿足，更重要的是看他是否把自己的一生融入人民羣衆創造歷史的過程中，看他對歷史、對人民盡到了什麼責任，作出了什麼貢獻。像其他普通人一樣，共產黨人也有世俗的願望和需要，但是，共產黨人又不是普通的人，而是具有偉大理想、堅定信念和崇高品格的先進分子。共產黨人總是把對自我價值的追求同自己所從事的偉大事業聯繫在一起。離開了人民利益的實現，離開了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共產黨人就失去了本色。
共產黨人的價值觀視人民的利益至高無上，作爲一名共產黨員在利益面前特別要處理好幾種關係：首先是要處理好個人利益和人民利益的關係，要事事處處以人民的利益爲重。人民是我們國家的主人，是決定了國家前途和命運的根本力量。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黨的一切工作和方針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爲最高衡量標準，這是共產黨人觀察和處理問題的一個根本原則。共產黨人必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爲出發點和歸宿。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尊重社會發展規律與尊重人民歷史主體地位的一致性，堅持爲崇高理想奮鬥與爲最廣大人民謀利益的一致性，堅持完成黨的各項工作與實現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這正是中國共產黨立黨爲公、執政爲民的具體體現，這正是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與崇高的價值目標的高度統一。
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切權利，都是來自於人民的，是人民賦予的，正因爲如此，鄧小平在談到有關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時也說過：確認這個關於黨的觀念，就是確認黨沒有超乎人民羣衆之上的權力，就是確認黨沒有向人民羣衆實行恩惠、包辦和強迫命令的權力，沒有在人民羣衆頭上稱王稱霸的權力。衡量一個共產黨人的價值，就是要看其言論和行動是否符合廣大人民羣衆的利益，就是要看其對社會發展所作出的貢獻。
中國共產黨從誕生的那天起，就確立了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八十多年來，中國共產黨一直堅持把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作爲全黨的行動準則，以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作爲制定和衡量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尺度，堅持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和需要出發。中國共產黨作爲執政
黨，在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時候，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以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爲出發點和歸宿，正像江澤民同志所說的，“全黨同志要始終堅持一切爲了羣衆、一切依靠羣衆的根本觀點，堅持黨的羣衆路線，深入羣衆，深入基層，傾昕羣衆呼聲，反映羣衆意願，集中羣衆智慧，使各項決策和工作符合實際和羣衆要求”，同時，中國共產黨又要自覺接受人民的監督，把自己的權力放在人民羣衆的監督和制約之下。
對於當代中國共產黨人來說，爲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奮鬥，爲將來最終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這是我們最崇高的人生追求。沒有這樣的理想、信念，就不可能成爲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我們的黨員領導幹部首先是高級幹部，應該思想境界更高一些，堅持黨的事業第一，堅持人民的利益第一，爲國家、爲民族奮不顧身地工作。有了這樣的精神支柱，站得就高了，眼界就寬了，心胸就開闊了，對個人的名利待遇等等，就能夠正確處理。只有這樣，人生纔有意義，生活才充實。領導幹部首先要堂堂正正做人。黨的先進性與共產黨人高尚的人格是統一的。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由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而無產階級先進分子就正是那些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人，就是那些有益於人民的人。
共產黨人要加強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學習，增強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只有掌握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樹立了人民羣衆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只有確立了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和社會主義信念，擺正了個人利益與人民利益的關係，才能從思想上行動上正確認識和行使手中的權力。2002年1月25日，在中央紀委第七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江澤民同志說：“我始終認爲，加強學習是防止和反對腐敗的一個最基礎的方法。領導幹部加強學習，不僅可以開闊眼界，增長學識，增強爲黨和人民工作的本領，而且有利於陶冶情操，提高道德修養。思想境界高了，道德修養加強了，對個人的名譽、地位、利益等問題就會想得透、看得淡，擺在合適的位置上，就能自覺地把精力最大限度地用來爲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勤奮工作，而不會去斤斤計較個人的得失，更不會去利用於中的權力與民爭利、牟取私利。”
二、共產黨人要提倡“慎獨”與“慎微”
一個人如果離開了做人的基本準則，離開了基本的人格去談遠大理想，去談宏偉目標，那隻能是脫離實際的空話。對於共產黨人來說，做人問題是一個大問題。做官先做人，黨員幹部要注意人格修養，這是做人之本，也是爲“官”立業之道。要做好“官”，必須先做好人。共產黨人應當重視如何做人的問題，應該對做人有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對自身有更嚴格的標準和要求。共產黨人要不斷提高思想水平和道德水準，努力成爲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爭取爲社會的發展有更大的貢獻。只有爲國家爲社會爲民族爲集體的利益奮不顧身地工作着，毫無保留地貢獻出自己的聰明才智，這樣的人生纔有真正的意義，纔是光榮的人生、閃光的人生。我們是共產黨人，共產黨人的價值觀就是不求升官發財，不怕流血犧牲，自覺自願地爲人民的利益而忘我奮鬥。鄧小平指出，端正黨風是端正社會風氣的關鍵。每個黨員都能以身作則，我們的一切事情就都好辦了。黨的優秀幹部鄭培民同志堅持“做官先做人，萬事民爲先”，贏得了廣大人民羣衆的擁護和愛戴，是每一個共產黨人學習的榜樣。堅持“做官先做人”，以自己的模範行動推動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的好轉，更是每一個共產黨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作爲一個共產黨人，既要自覺接受黨的紀律的約束，又要有嚴格自律的自覺性。對自律和他律都要有正確的認識。黨紀國法和思想道德修養是共產黨人抵禦各種腐朽思想的侵蝕、保持自身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兩道防線。黨紀國法對於規範黨員幹部的行爲確實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也要靠自覺。對於黨員幹部來說，要使自己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沿着正確的方向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必須自覺加強道德修養，保持嚴謹的做人態度。
共產黨人在大是大非面前要站穩立場，在所謂的小事面前也要能夠把握住自己，要像古人說的，“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從一點一滴做起，注意防微杜漸，嚴格要求自己。這就叫“慎微”。據《新唐書·烈女傳》記載：唐代李畲在擔任監察御史期間，一次，小吏給他送來俸米，稱量的結果超過了他應得的分量，他問小吏這是爲什麼，回答說：給御史的俸米是不計較多那麼一點的；又問小吏送米時僱車的費用是多少，回答說：御史是不用付這筆費用的。李畲的母親知道此事後，狠狠地訓斥了兒子一番，並且讓他立即把多餘的俸米退回去，還要按照價錢付給來送俸米時的那筆車費。事後，李畲有了深刻的反省，他認識到，自己身爲監察御史，而人家竟然用小恩小惠來拉攏自己，自己還毫無察覺，這說明自己平時還沒有完全盡職盡責。於是，李畲彈勁了與此事有關的那位管俸米的官員，而且自己也作了檢討。李畲作爲監察御史而成爲百姓心中“公清若水”的廉吏，正是因爲他注意從小事上做起，拘小節，謹小慎微，不讓“千里之堤，漬於蟻穴”，不因小而失大。事實上，一些人蛻化變質，甚至走上與人民爲敵的道路，最初確實就是從一些不以爲然的小事上開始的。從這個角度上說，人生本無小事，而共產黨人就更是要始終繃緊如何做人的這根弦。
共產黨人在缺少監督的情況下，也要能夠自覺地管住管好自己，即使在獨處的時候也不做有悖於黨的宗旨和人民羣衆利益的事，不做不仁之事，不取不義之財，在人前人後都一樣，真正做到兩袖清風、一身正氣。這就叫慎獨。“慎獨”是思想道德修養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衡量一個人道德水準和思想境界的價值標準。儒家經典《大學》裡說：“誠於中，行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據史書上記載：東漢年間，荊州刺史楊震調任東萊太守，在上任的途中路經昌邑縣，此縣縣令正是他以前曾經舉薦爲官的王密。王密爲報當年的知遇之恩，很想趁此機會去酬謝一下楊震，但又礙於眼目太多，於是就在夜裡提了十斤銅幣去送給楊震，楊震堅決不收，王密以爲他是不好意思，便說：“這是夜裡，沒人知道。”可是楊震卻說：“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麼能說沒人知道呢？”王密非常慚愧，只好帶着錢回去了。後來，楊震任太尉的時候，漢安帝的舅舅大鴻臚耿寶，私下找到楊震，想讓楊震提拔自己的親信當官，但是，楊震堅決不同意。耿寶告訴楊震，他所要安排當官的人是當朝大官李常侍的兄長，而讓他做官是“上面”的意思。楊震卻說：既然如此，就應該有正當的任命。其實，如果楊震私下提拔耿寶的親信當官，是不會有人知道的，而且還會得到一些“好處”，但是，楊震從不違
背自己做人的原則，他絲毫不肯給耿寶面子，爲此事不惜得罪了耿寶。楊震一生公正廉潔，從不受賄，子孫們也是布衣素食，出門步行，他認爲留給子孫們最寶貴的東西就是一個清白公正的名聲。後來，人們都尊稱楊震爲“關西孔子”。像楊震這樣爲人處世，正是真正做到了“慎獨”。
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汲取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向共產黨員提出了“慎獨”的要求。劉少奇說，共產黨員“除開關心黨和革命的利益以外，沒有個人的得失和憂愁。即使在他個人獨立工作、無人監督、有做壞事的可能的時候，他能夠‘慎獨’，不做任何壞事。他的工作經得起檢查，決不害怕別人去檢查”。劉少奇的這段話，說明了慎獨對於一個共產黨人的重要性。一個人如果做不到慎獨，缺乏自我約束能力，那將是很危險的，必然會成爲私心和貪慾的俘虜，甚至不惜以身試法，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這樣的例子是數不勝數的。因此，共產黨人應該先解決好做人的問題，人品好，纔可能官品好，纔可能做一個稱職的領導幹部。
三、共產黨人自身價值的具體體現
每個人在社會中所處的位置不同，從事的職業不同，面對的環境也不同，由於角色的不同，社會對其要求也不盡相同。領導幹部作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領導者、組織者、管理者，擔負的任務更繁重、面對的情況也更復雜，社會和人民對其的要求也就比普通黨員和羣衆要高。領導幹部必須首先解決做好人的問題，決不能把自己混同於普通羣衆，而必須是時時刻刻做羣衆的表率。領導幹部一定要具備與自己身份相符的素質和能力，要把做人與做“官”很好地統一起來，堅持以做好人促進做好“官”。爲此，就要在平時多下苦功，不僅要在工作中對社會對人民作出更大的貢獻，還要在平時努力加強自身修養，在做人的磨鍊上比常人付出更多的辛勞。
領導幹部要注意人格修養，這是做人之本，也是爲“官”之道。領導的權威，從根本上說，來自領導幹部高尚的人格。“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人格的魅力是不可低估的。立大志，修人品，“志當存高遠”。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凡能成大器者都是具有遠大志向的人，都是講求人格修養的人。領導幹部一定要明確，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與崇高的價值目標是統一的；共產黨人的先進模範作用與高尚的理想追求和人格修養也是統一的。領導幹部在地位、權力等方面有別於普通羣衆，這是能夠更好地做好爲人民服務工作的一個重要條件，而不是什麼別的東西。領導幹部如果忽視了做人的問題，僅僅依靠權力和地位去開展工作，那肯定是做不好工作的。還有，領導幹部如果忽視了做人的問題，以爲自己在國家法律和社會道德面前享有特權，並且用於中的權力爲自己謀取私利，那麼就更是不會有任何好下場的。
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牢記黨的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宗旨，堅持立黨爲公、執政爲民，是領導幹部正確處理做“官”與“做人”問題的關鍵所在。劉少奇曾經說過：我們共產黨人，是當今世界上一種特殊的人物”，“特殊”在哪裡？就在於他能夠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爲了共產主義事業，不惜犧牲自己的利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當年，一位剛剛加入工農紅軍的青年問胡耀邦，參加共產黨有什麼好處？胡耀邦鄭重地回答說：小同志，讓我看，參加共產黨有九十九條是“壞處”，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後；要衝鋒在前，退卻在後；可能被殺頭，還會坐牢；危險的工作要搶着去幹；如果軍裝不夠，讓給別人穿；飯少人多，要讓羣衆先吃，自己餓肚子……要說好處，我看只有一條，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人民擁護你！這些話言簡意賤，寓意深遠，說出了共產黨人先進的價值標準——吃苦在前，享受在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就像黨章裡所規定每一個黨員要做到的，“必須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爲實現共產主義奮鬥終生”。這些都是值得每一個共產黨人深思的。
胡錦濤同志在西柏坡學習考察時的講話中指出：“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沒有艱苦奮鬥精神作支撐的民族，是難以自立自強的；一個沒有艱苦奮鬥精神作支撐的國家，是難以發展進步的；一個沒有艱苦奮鬥精神作支撐的政黨，是難以興旺發達的。”艱苦奮鬥是一種革命理想主義和求真務實態度的統一，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勤儉創業、廉潔自律的不懈努力，也是自強不息、吃苦耐勞、勇於犧牲、無私奉獻的崇高境界。共產黨人要自覺發揚艱苦奮鬥的精神，爲了實現遠大的宏偉目標，爲了民族的自立自強，爲了國家的發展進步，爲了黨的興旺發達，爲了人民利益的最終實現，艱苦奮鬥，永不停息。
共產主義戰士雷鋒同志就始終自覺地發揚着艱苦奮鬥的精神，爲了人民的利益甘於吃苦，甘於奉獻。雷鋒說過：“有人說，人生在世，吃好、穿好、玩好是最幸福的。我覺得人生在世，只有勤勞、發奮圖強，用自己的雙手創造財富，爲人類的解放事業——共產主義貢獻自己的一切，這纔是最幸福的。”“我今天聽一位同志對另一位同志說：人活着就是爲了吃飯……我覺得這種說法不對，我們吃飯是爲了活着，可活着不是爲了吃飯。我活着是爲了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是爲了人類的解放事業——共產主義而鬥爭”。雷鋒確實是這樣做的。1959年入伍時，雷鋒已經是－個技術工人。但是，雷鋒自願放棄了每月幾十元工資，他甘願每月6元錢津貼，到部隊去服役。雷鋒走到哪裡，好事就做到哪裡，犧牲了許多自己的時間，放棄了許多個人的利益，直到最後因公殉職。人民讚譽雷鋒“出門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車”。幾十年過去了，人們－直十分懷念雷鋒，懷念雷鋒艱苦奮鬥、艱苦樸素的寶貴精神，懷念雷鋒助人爲樂、甘於奉獻的高尚風格。
“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裡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我們的同志不論到什麼地方，都要把和羣衆的關係搞好，要關心羣衆，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團結廣大人民，團結得越多越好。”這是共產黨人模範帶頭作用的具體體現，也是共產黨人自身價值的具體體現。每個共產黨人都應當深刻認識到，“共產黨員的一切都是屬於黨的，只要黨需要，就毫不遲疑地獻出自己的一切，包括寶貴的生命。”共產黨人特別是領導幹部，更要關心羣衆的疾苦，傾聽羣衆的呼聲，準確把握羣衆的思想脈搏，誠心誠意爲羣衆辦實事辦好事。這就是共產黨人的目標追求，這就是共產黨人的人生所要實現的最大價值。真正把這些當成座右銘，並在人生中努力去實踐，那麼，也就真的做到了奧斯特洛夫斯基關於人生意義的那段精彩的論述中所說的，“人的一生應該這樣度過：當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至於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至於因爲過去的碌碌元爲而羞愧；在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