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不難看出，在實際生活中“重義輕利”的價值觀是常常被架空的，特別是對於封建社會裡貪圖物慾的剝削階級來說，“重義輕利”僅是一種口頭上的裝飾。在民間素有“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過來”、“有錢能使鬼推磨”等諺語，這非常生動地說明了在封建社會金錢是萬能的。西晉隱士魯褒曾作《錢神論》，諷刺當時社會以金錢爲核心，統治腐敗、社會貪鄙的世風。魯褒一改傳統思想的定調，認爲“生死有命，富貴在錢”，錢財對命運具有極端重要的價值，並以下面的典故當佐證：當年劉邦當小吏時，到威陽服公役，蕭何比別人多送他二錢，後來劉邦當皇帝時，加封蕭何二千戶。在封建社會統治階級中普遍存在着錢權交易的現象，許多人都有重財貪利的心理。因此，魯褒也就自然得出了在貪風盛行之下，不是人控制錢，而是錢這位“親愛如兄，字曰‘孔方’”的神在控制人和支配人的結論。事實上，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儒家提倡的“重義輕利”的道德思想是非常無力的，它根本無法約束一些人對物質利益的貪慾。
中國共產黨是不同於歷代封建統治者，不同於任何剝削階級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沒有任何自己的私利。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代表廣大人民羣衆根本利益的政黨，人民羣衆的利益就是黨的利益，戰爭年代是如此，建設時期依然如此。在革命戰爭年代，共產黨號召全黨同志不怕犧牲、前仆後繼地爲革命的勝利而英勇鬥爭。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告誡全黨同志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永遠保持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和革命精神。在新的歷史時期，黨要求全黨同志必須經得起改革開放和長期執政的考驗，要樹立正確的價值觀，用正確的價值觀處理好權力和利益的關係，要用人民賦予的權力，爲人民謀利益，帶領廣大人民羣衆爲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勤奮工作。
一、立黨爲公是共產黨人的立身之本
立黨爲公，而不是立黨爲私，這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基本原則，也是共產黨人的立身之本。江澤民同志曾經明確提出，要大力宣傳和弘揚包括淡泊名利、無私奉獻精神在內的五種精神，這對於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不管是革命、建設還是改革時期，共產黨員“吃苦在前，享受在後”這個原則不能變。大家一定要正確理解和執行黨的富民政策，千方百計地幫助羣衆特別是貧困地區的羣衆富裕起來。自己則應該帶頭吃苦，甘於奉獻，要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黨員幹部不僅要與人民羣衆一起同甘共苦，而且還強調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共產黨人應當堅決反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提倡對人民多作奉獻。鄧小平曾經指出：“一定要關心羣衆生活。這個問題不是說一句話就可以解決的，要做許多踏踏實實的工作。”做許多踏踏實實的工作，其中就包括對人民的元私奉獻。
共產黨人堅持人生的價值首先在於對社會、對人民的奉獻。人生價值包括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也就是既包括社會對個人的尊重和滿足，也包括個人對社會的奉獻和責任。在共產黨人的眼中，人生的價值不僅是自己的存在和需要得到社會與他人的承認和滿足，而主要在於個人對社會與他人盡了多少責任，作了多少奉獻。人生的價值從根本上說，既不能以金錢的多少來衡量，也不能以官職的大小來衡量。金錢的多少，並不反映人生價值的大小；官職的高低，更與人生價值的大小沒有必然的聯繫。衡量一個共產黨人的價值標準，就是看其對人民是否能夠作出元私奉獻。只有胸懷大志、淡泊名利、爲人民甘於奉獻的人，才能實現人生的最大價值。共產黨人對人民作出的無私奉獻越多，其人生價值就會越大。
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爲了黨和人民的利益，在工作中不講環境優劣，不管報酬高低，不畏艱難困苦，不懼流血犧牲，這就叫任勞；在工作中不論職位高低，不計名利得失，不怕委屈誤解，能夠顧全大局，甘當無名英雄，這就叫任怨。從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出發，纔可能胸懷全局，立足本職，任勞任怨，無私奉獻。羅榮桓在這方面就堪稱楷模。
1933年初，黨的臨時中央進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當時，任紅軍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的羅榮桓，被調到總政治部做民運工作，他毫不計較職位的高低、個人的恩怨，愉快地服從組織的分配，立即投入到了擴大紅軍的工作中。羅榮桓親自帶着由一羣青年組成的工作團，深入興國農村，每天和大家一起到田頭幫助老鄉們幹活，宣傳紅軍三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揭露蔣介石正在發動的第四次“圍剿”，動員蘇區青年參加紅軍，保衛蘇維埃政權，保衛勝利果實。經過艱苦細緻的工作，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動員了三千多名青年參加了紅一軍團。由於羅榮桓做擴大紅軍工作的出色成績，中華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獎給了他一個銀牌，一套灰色軍裝。1934年秋天，紅軍在長征之前，成立了紅八軍團，羅榮桓被調去當政治部主任。這時的軍團長曾經是羅榮桓手下的一個連長，政治委員不久前則是一軍團下屬的一個團的政委，現在卻都成了羅榮桓的上級領導。但是，羅榮桓對此毫不在意，他對兩位領導都很尊重。這時，有的同志覺得不公平，爲羅榮桓打抱不平。知道此事後，羅榮桓專門找這位同志談話，他說：“我們參加革命，爲的是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爲的是實現共產主義理想，不是爲了當官。今天我領導你，明天你也可能成爲我的領導，不要論資排輩，要服從組織的決定，不應該計較地位
高低，更不要隨便散佈不滿情緒，以免影響團結。”這個感人的故事，生動地反映了羅榮桓任勞任怨、無私奉獻的精神。
爲國分憂，爲民解難，任勞任怨，甘於奉獻，是許多優秀共產黨人所具有的高尚品德。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現代著名小說作家趙樹理，他的生命價值也稱得上是在於對人民的無私奉獻。趙樹理曾任中國文聯常委、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主席等職，他還是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代表。趙樹理不僅爲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他還主動爲國分憂，經常慷慨濟貧，具有高尚的人格和無私奉獻的精神。趙樹理曾經說過：“錢，是人民幣，來自人民，再交到人民於裡就行了。”趙樹理的許多著名小說，都被前蘇聯、美國、日本、法國等國家翻譯出版，他經常收到從國內外寄來的稿酬，有些稿酬他根本不取回家，而是直接交了黨費。趙樹理同志曾經向組織提出建議，取消對自己既拿工資又得稿酬的雙重待遇，並且自動放棄了國家發給的薪金。趙樹理同志下鄉體驗生活從來不讓單位報銷差旅費；有病住院，也從來沒有報銷過醫療費，爲國家節省了大量的開支。著名小說《三裡灣》出版後，趙樹理得到了一萬多元的稿費。當時，他花了“陰元買下了東單附近的一套房子。1964年，趙樹理調回山西文聯工作時，他無償地把這座房子交給了作家協會。趙樹理同志的生活一貫儉樸，從不亂花一分錢。當年，晉冀魯豫邊區召開“羣英會”，趙樹理去參加會議的時候，曾因爲穿着不體面引起誤會，被哨兵攔在了會場外面。可是，趙樹理對需要幫助的人卻很慷慨大方，當有人找趙樹理幫助解決生活上的困難時，他總是給予資助，他這樣說過：“人家找我開口不容易，總要替人着想，自己摳緊一些嘛！”在十年動亂中，趙樹理含冤去世了。趙樹理的老伴和孩子們在清理他的遺物時發現，他所留下的，除了一些沒被抄走的殘留的書籍以外，“既沒有金也沒有銀，他沒有收藏一幅名人古畫，沒有買過一件古玩玉器，也沒有存摺，只是留下了滿滿兩大罐菸頭，兩角七分錢和一個用了多少年的術菸斗。”這就是一個著名作家和黨的幹部身上所體現出的崇高境界，這就是趙樹理同志身上所體現出的人生價值。
與羅榮桓和趙樹理的高尚人格相比，在現實生活中，有的黨員幹部的行爲顯得格外渺小。一些人在錯誤的價值觀的驅使下，信奉的是“人不爲己，天誅地滅”，他們或貪圖享受、盲目攀比、揮霍浪費、奢侈無度，把紙醉金迷的生活當成人生的最大樂趣；或以權謀私、憑藉手中的權力，非法謀取個人、家庭或小團體的利益，甚至爲了一己私利，與民爭利，不惜損害人民羣衆的利益；或好大喜功、弄虛作假、欺上瞞下，把個人出名獲利當成辦事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或玩弄權力、拉幫結派、“官本位”意識濃厚，一心只想升官晉級等等，這些表現與黨對黨員幹部的要求相去甚遠，與那些爲人民無私奉獻的人的崇高境界相比有天壤之別。
奉獻既有物質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人們創造的物質財富是有形的，容易被社會認可；優秀人物所創造的精神財富，即在精神方面對於社會，對於人民的奉獻，卻是無形的，但它也同樣具有價值，甚至有些會有更大的價值。雷鋒精神就曾潛移默化地教育了幾代人。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雷鋒的形象依然受到人們的尊重，市場經濟還在呼喚雷鋒精神。因此，對於經濟發展，對於社會進步來說，物質財富的積累和精神財富的創造都是重要的。共產黨人要爲人民作出無私的奉獻，要爲社會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這樣的共產黨人的人生纔有價值。
劉少奇曾經指出：革命就是不怕吃虧的人幹成的，就是“傻子”幹成功的。好事搶着幹，苦事大家不去，建設不能成功。必須有一批不怕艱苦、不怕吃苦、不搶好事、有自我犧牲精神的同志。這些同志淡泊名利，樂於忘我，頭腦清醒，不會爲物慾所惑，不怕吃苦，不搶好事，有自我犧牲精神；這些同志並不是沒有追求，他們追求的是革命事業的成功，是人民羣衆利益的實現，是“大我”，而不是“小我”，不是一己私利，不是自私者的歡樂。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雷鋒就是爲革命甘願吃虧的“傻子”。雷鋒曾經說過：“我決心繼續努力，忘我地工作，好好地學習，時刻準備着爲黨和階級的最高利益獻出自己的一切，直至最寶貴的生命。”雷鋒正確處理奉獻和索取的關係，他把自己的全部都獻給了黨，獻給了人民，用實際行動履行了他的誓言。人們之所以熱愛雷鋒，懷念雷鋒，就在於雷鋒在對待個人的利益、個人的享受、個人的得失、個人的安危問題上，是“忘我”的。“忘我”二字的分量很重，它是衡量一個人精神境界的重要標誌，它能使一個人在人民心中佔有永恆的位置。
人們對於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以及什麼是人生最大的價值，有着不同的認識，由此便產生人生價值追求上的不同。有的人從極端個人主義出發，從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出發，整日追求一己私利，認爲金錢、享樂是人生的最大價值。共產黨人則把人生價值定位在爲社會、爲人民做貢獻上，他們爲祖國的獨立和富強，爲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貢獻畢生精力，以此作爲人生的最高價值”。因此，共產黨人以能夠爲人民服務爲最大的光榮和幸福，以能夠爲社會、爲人民作出最大的貢獻作爲崇高的價值追求。爲此，有的人，把自己當成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在平凡的崗位上任勞任怨，默默奉獻；有的人，爲人民勤勤懇懇當公僕，辛勞一生，鞠躬盡瘁，最後連自己的
骨灰也要撒在祖國的江河土地上；有的人，曾經統帥千軍萬馬，建立不朽功勳，直到垂暮之年，仍然壯心不己，繼續爲人民發揮餘熱……與此相反，那些只會向社會和人民索取，向黨要待遇，與人民羣衆爭利益的人，雖然其中有些是身居高位、享有特權，但是其在人民羣衆的眼中，卻是一文不值的。一個遭人民羣衆鄙視和唾棄的人，人生又有多少價值呢！
二、共產黨人要有崇高的境界
黨員幹部要做一個對社會、對人民有用的人，這是對黨員幹部的基本要求。要做一個對社會、對人民有用的人，就必須同時是一個自尊、自重的人，就必須同時對社會和人民盡心盡責，爲人民作出應有的貢獻，並以此來體現自身的意義和價值。個人離不開社會，自我價值是社會價值的體現。黨員幹部只有把自己同社會和人民聯繫起來，並積極地爲社會和人民作出應有的貢獻，才能實現自己的最大價值。黨的好乾部鄭培民曾有一個形象的比喻，他說，領導幹部就像飛在天上的羣雁中的“頭雁”，“飛得太慢，混在雁陣裡，就失去了頭雁的作用”。鄭培民始終心繫羣衆，把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作爲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標，他真正做到了爲民分憂在前電吃苦在前，奮鬥在前，奉獻在前。
無私奉獻精神的實質，是把國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爲滿足社會需要貢獻自己的力量。“無私”指的是沒有自私自利之心，而不是指從事任何勞動都不要報酬。鄧小平曾經說過：“革命精神是非常寶貴的，沒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動。但是，革命是在物質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共產黨人也是需要物質利益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都要通過從事誠實勞動，獲得滿足自身生存與發展所必需的物質利益，因此，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原則同樣也適用於黨員幹部。但是，必須要注意的是，“現在，在一部分黨員中，好像一講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物質利益原則，就不能再談什麼覺悟、奉獻精神了”，“這說明在我們的一部分黨員中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爲人民的利益着想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規範發生動搖”。江澤民同志指出的問題，確實值得黨員幹部深思。
國內外形勢是複雜多變的，它給人們帶來的影響也是不可低估的。“我們要清醒地看到，在改革開放的條件下，資本主義的腐朽思想文化必然會乘機而人，同我國曆史上遺留下來的剝削階級腐朽思想文化影響相結合，滋長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腐朽生活方式等消極現象，對人們正確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觀產生衝擊，也會腐蝕我們的幹部和黨員隊伍，甚至毀掉一批意志薄弱者。”在現實中，確實有一些黨員幹部經不起考驗，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上出了問題。一些人極端個人主義的傾向非常嚴重，他們把滿足個人利益作爲人生的出發點和目標，強調個人利益至高無上，爲了個人私利可以不擇手段。“個人主義”的說法，是19世紀法國政治評論家托克維爾提出來的，它強調的是以個人爲中心。在反對封建專制和宗教神學的鬥爭中，個人主義確實起到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日益蔓延的個人主義和自私行爲，早已令當今資本主義社會苦不堪言。多年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這本以報道商業情況爲主的雜誌甚至也向人們發出了警告：“一些專家們擔心，這種自私自利的趨向將導致出現一個無政府個人主義的時代，從而對於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我剋制來發揮其有秩序的功能的這個社會產生極大的破壞性衝擊。”
市場經濟的發展，對人的價值取向的影響具有兩重性，既有積極的一面，又有消極的一面。市場經濟的競爭性原則，衝擊了因循守市場經濟的發展，對人的價值取向的影響具有兩重性，既有積極面，又有消極的一面。市場經濟的競爭性原則，衝擊了因循守舊、不求進取的消極觀念，使人們普遍具有了競爭意識，但是，一部分人也會藉口競爭，不顧國家、集體和他人利益，不擇手段謀取個人私利。市場經濟的等價交換原則，強烈地衝擊了等級觀念、特權思想以及不勞而獲和不尊重價值規律的現象，增強了人們的平等意識，在人們心中確立了按勞分配的原則，但是，等價交換的原則也會照抄照搬到社會政治生活中來。市場經濟的利益性原則，使人們的物質利益和個人權利日益受到社會的尊重，但是，也誘發了一些人的極端個人主義、本位主義、拜金主義的思想傾向。一些黨員幹部公僕意識淡化，凡事都講報酬，“大利大幹，小利小幹，無利不幹”，不講奉獻，只講索取，對個人利益斤斤計較。江澤民同志指出，要“堅決反對個人主義、本位主義和‘一切向錢看’的思想和行爲”，“我們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然要講效益、講盈利，重視個人利益，但要防止拜金主義思想的滋長。”“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衆多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生產力水平還那麼低，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就那麼一點，還有八千多萬人的溫飽問題沒有解決，沒有任何條件可以搞高消費、高享受。”“我們的同志絕不可以沉浸到‘酒綠燈紅’的地方去。”共產黨人的“工作出發點不是爲了金錢，而是爲人民服務”。“我們建設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出發點和歸宿是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增強綜合國力，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並且逐步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這個大原則。”
思考題
1．爲什麼說共產黨人必須樹立以“公”字爲核心的價值觀？
2．領導幹部怎樣才能樹立正確的政績觀？
3．如何正確理解“人生的價值在於對人民的奉獻”？
（本章完）